沈阳日记
作者：宣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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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詹事集
南朝齐诗文别集。孔稚圭撰。孔稚圭字德璋,官至太子詹事。《隋书·经籍志》著录《孔稚圭集》10卷,两《唐书》著录并同。北宋《崇文总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仍著录《孔稚圭集》10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作《孔德璋集》10卷。晁公武记载:“集有序云:‘所为文章虽行于世,竟未撰集,今摭其遗逸,分为十卷。’然莫知其为谁序也。”可见宋10卷本犹是隋唐旧帙。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孔德璋集》1卷,似已散佚殆尽。今存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孔詹事集》1卷,凡收录文15篇、诗3题4首。又,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今人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收录孔稚圭诗文较前为备。
汉文学史纲要
古代文学史著。鲁迅著。系作者1926年在福建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生前未正式出版。逝世后被编入《鲁迅全集》。作者在该校任教一学期即离去，故此稿仅成10篇，即《自文字至文章》、《书与诗》、《老庄》、《屈原及宋玉》、《李斯》、《汉宫之楚声》、《贾谊与晁错》、《藩国之文述》、《武帝时文术之盛》、《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书中贯穿着对封建思想的批判精神，对古代作家在历史上的贡献予以高度的评价。如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文，在论及司马迁时，针对班彪所谓“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观点，认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戳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简短几句话，阐述了司马迁的身世、思想与《史记》艺术成就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书中类似的精彩之处颇多，堪称文学史研究著作的典范作品。
荔枝谱
北宋蔡襄著。作者是闽人,又曾任福州、泉州知府,荔枝为当地名产,因而得以写成此谱。成书于嘉祐四年(1059)。七卷。分别记述荔枝品种、历史、产地、运销、食性、栽培技术、果实加工、贮藏等。是编为闽中荔枝而作，其一原本始；其二标尤异；其三志贾鬻；其四明服食；其五慎护养；其六时法制；其七别种类。尝手写刻之，今尚有墨板传于世。亦载所著《端明集》中，末有“嘉佑四年岁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阳葵某述”十九字，而此本无之。按其年月葢自福州移知泉州时也。荔枝之有谱自襄始，其叙述特详洁有笔力，而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殊非笃论。又案，襄诗篇中屡咏及荔枝，多可与谱相参考者。如《四月池上》一首：“荔枝才似小青梅”句，刘克庄谓：“即谱中之火山”。又《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绛衣仙子过中元”句，即谱中之中元红。又《谢宋评事》一首：“兵锋却后知神物”句，即谱中之宋公荔枝。又有《与昭文相公手帖》所谓“陈家紫号第一，辄献左右”者，则集中不载，别见于洪迈《容斋随笔》。亦可以备此谱故实云。
周易义海撮要
十二卷,宋李衡著。宋熙宁间蜀人房审权,病谈《易》之家,有的泥于阴阳,有的拘于象数,乃斥去不采,而专取明于人事的百家之说,上起郑玄、下至王安石,编为一集,而以孔颖达《周易正义》冠首。如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附于篇末,名《周易义海》,共一百卷。李衡因其芜杂重复,乃删掇精要,以成此书,故名《撮要》。《四库全书提要》指出:“其程子、苏轼、朱震三家之说,则原本未收,衡所续入。第十二卷《杂论》,亦衡所补缀,故婺州教授朱汝能楼锷《跋》称‘卷计以百,今十有一’,盖专指所删房本也。《书录解题》作十卷,又传写之误矣。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共200卷。原称《唐书》，为了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所撰的《新唐书》相别，宋时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记载始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共290年唐代的历史。所取史料较为丰富、可靠，宋代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唐纪部分多根据《旧唐书》。它的志，比较详细记载唐代的典章制度。列传中类传的突厥、回纥、吐蕃诸传，较为完整地记述这些少数民族的情况。《文苑传》留下了有关唐代文学发展的许多材料。是研究唐史的重要史籍，可与《新唐书》参照使用。
御定孝经注
福临御定，蒋赫德纂注。1卷。顺治十三年(1653)成书，有《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世祖福临以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帝王全面接受汉文化熏陶，深悉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之重要，决心以孝治天下。该书之出版、颁行，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治国思想。书前《御制孝经序》阐述孝对国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作者说：“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以加矣!”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却与人人息息相通，“其渊源实本于因心，溯厥初生咸知孺恭，虽在颛蒙即备天良”。因此，“位于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与知而与能”。是人生固有的本性。它是在身体力行中实现，“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孝植根于人心，但“觉世之功必赖夫圣人之训”。只有在圣贤启迪之下，孝方能成为自觉之行动。孔子之《孝经》便是因此而作。作者又说，自己在治理国事之余，曾再三研读，认为《孝经》一书，“其言近而旨远，理约而该博”，可为立身行道、移风易俗所遵循，“诚万世不刊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阙者”。但自汉朝以来，为该书诠释作注者日渐增多，却往往不得要领，良莠俱存，于孔子作经之本意，均有未当。有鉴于此，乃纂辑此书，“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订，其得中而窾綮者采辑之，其妄逞而臆说者删除之”。同时于“流览之余，时获一是或足以补未发之蕴者，辄为增入，聊备参观”。以达到“发矇启锢，四方亿兆咸知效法，而允迪共底于大顺之休焉”的目的。通观全书作者之目的达到了。该书共18章，约1万余字，每章之下均以一句话点明主旨。正文则以简洁之词注释析义，清晰明确，甚便阅览。《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这是对该书特点的恰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