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吏庸言
作者：刘衡
二卷。清刘衡撰。刘衡,江西南丰县人。嘉庆五年(1800)由副贡生考充官学教习,历任广东新兴及四川垫江、梁山、巴县等县知县。道光十年(1830)官至河南开归陈许道。书前有作者自序和郭尚先、吴寿椿二序。据自序说,刘衡在任地方官吏时,不设门丁,也不要书役插手,亲自理政。这和当时广泛存在的州县舍门丁、书役而无法治理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理政时,写了许多禀、札和批文等,论述兴利除弊、关心闾阎休戚之道。后来,吴寿椿将它们刊为一编,称之为《庸吏庸言》。道光十一年,刘衡因病归里后,又搜检旧箧,将自己平日所写的东西续刻成书,另为一卷,名之为《庸吏余谈》。这对于研究清代中叶的吏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清朝统治之由盛转衰,乃历史之必然。有琉璃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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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透口气
《上来透口气》是乔治·奥威尔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出版于1939年6月。小说围绕着日常与例外、胖子与瘦子、现在与过去、名字与自我这四对关系来组织情节，巧妙展现了个体与公共世界间的冲突，表达了主人公保灵寻找独立的主体性，以及这一追寻破灭的悲怆心情。这部小说既脱离了奥威尔早期创作只注重刻画孤独个体的沉闷，又没有后期作品偏重呈现公共世界的残酷，忽视个体丰富性的政论风格，因而是奥威尔小说艺术的成熟之作。 《上来透口气》上承奥威尔20世纪30年代的贫困小说，下启他在40年代的政治讽刺小说和关于社会、文化的散文作品，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之后英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谴责了现代文明和战争对普通人的心灵戕害。
曾国藩治学方法
胡哲敷著。台北中华书局 1961年出版。4篇、11章。该书从治学的意义与范围、曾 氏的气度与学风、修养的旨趣、精神的修养、治事的精 神、治家、治军、治吏、读书方法等几个方面对曾氏的思 想进行评述，名为治学方法，实则重点论述其治事作用的 要旨所在，学术价值不很突出。这是一部民国人对曾国藩的解读，曾国藩女儿曾纪芬推崇备至，亲自作序推荐。它堪称一部精神的冶炼志，有关人生的各个方面，居官、同僚、子女、养生、读书、观人、器量、骄奢、淡泊、挫辱、坚忍，自省、笃实……在民国史家凝重的笔触下，对一个普通读书人变成巍峨君子的精神冶炼历程，给与了淋漓尽致的、有震撼力的叙述。
简易哲学纲要
简易哲学纲要，是蔡元培编写的“现代师范教科书”，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自序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
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
《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撰人不详。内容文字与《洞玄灵宝道要经》类同，盖系隋唐间道士所造。一卷，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此经乃元始天尊告诫三真孝王（又号至孝真王），以宣扬孝道为宗旨。内称「孝道至大，与元并生，治于三光，照耀幽夜」。修持孝道者，可离生死、暗障、饥寒等怖畏，即身成道，升入无形；而不守孝道，则沦下地狱，轮回不已，永无出期。又称下世明王以孝治天下，可使家国太平，八表归一。乃至于百病不生，众毒不害，草木不枯，风雨以时。田蚕丰收，诸瑞呈祥。
大易缉说
十卷,元王申子著。该书专主数术之学,但其论与先前绝异。大旨以《河图》配先天卦,以《洛书》配后天卦,而对陈抟、邵雍、程颐、朱熹之说——辨其所误。《通志堂经解》本。此书前二卷述河图洛书之义,不取陈抟、邵雍旧说而自创新意;后八卷训解《周易》经传,大致平实,亦颇有发明。《四库全书提要》指出:王氏“说《易》则力主数学,而持论与先儒迥异。大旨以河图配先天卦,以洛书配后天卦,而于陈抟、邵子、程子、朱子之说一概辨其有误。于古来说《易》七百余家中,惟取六家:一、河图洛书,二、伏羲,三、文王,四、周公,五、孔子,六、周子太极图也。
出定后语
富永仲基著,是一部批判佛教经典的著作。写于1744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13章,依次是:教起前后、经说异同、如是我闻、须弥诸天世界、三藏阿毗昙修多罗伽陀、九部十二部方等乘、涅槃华严二喻、神通、地位、七佛三祗、言有三物、八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下卷12章,依次是:戒、室娶、肉食、有宗、空有、南三北七、禅家祖承、曼陀罗氏、外道、佛出朝代、三教、杂。在此书中,富永仲基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加上法则”,即认为一切思想的发展,都是后起的思想排斥了以前的思想,因而便在以前的思想上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创立新思想。如,佛教最初是阿含的小乘教,其后被般若、法华、华严、涅槃、禅、真言依次否定前说,加上一些东西,创立新的宗派。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是:“诸教兴起之分,皆主出于其相加上,不于其相加上,则道法何张,乃古今道法之自然也。”证明了大乘教是很久以后的后代人的做作,是不足凭信的。他还论证了关于佛教的须弥山说和三千大千世界等思想不可信的原因:“世界之说,其实漠然,不过以语心理,亦何知然否。”他又否定了三世因缘之说,排斥阿赖耶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了佛教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仅仅留下了他认为合理的可取部分——道德说,断定佛的真理归根结蒂“只在于树善而已”。他还将这种“加上法则”推广应用于儒学和神道的研究,认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王道之说,乃出自齐桓、晋文的霸道之上。伺在儒教之中,孔子殁后,儒分为八,而皆出于孔子之上。此后也是一一相否加上。不但儒教如此,神道也是这样。一切思想都是跟着时代推移,没有一成不变的。仲基的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观察方法。这种对于佛教经典的考证的、批判的研究,把以往儒者从道学的、经世的和有几分认识论的观点所进行的佛教批判提到更高一级的阶段,成为佛教的历史研究的先驱。对佛教来说,大概是最根本的沉重打击。仲基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后来的服部天游和平田笃胤所继承,同时他的见解也受到了僧侣方面的猛烈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