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尽瘁
曾在“孤岛”上风行一时，而战斗十分艰巨的《文汇报》，终于在1939年5月被敌伪扼杀了。政之先生立即函电催促，叫我重回《大公报》，任香港版编辑。
我在清理《文汇报》的一些“善后”后，于是年7月即到了香港。
那时，季鸾先生虽负责主持《大公报》重庆版笔政，但隔几个月必来香港住些时候，主要是治疗已到三期的肺病——那时尚无特效药。听说他是受蒋及张群之托，暗中和日方有所联系。
季鸾先生寄寓在香港坚道，“二房东”是曾在上海报界叱咤风云的张竹平先生。他曾任《申报》经理，后为《时事新报》《大陆报》等四报总经理。二楼转租给胡先生，底层租给张先生，竹平自己住一楼；两“大”之间，恰似三明治一样。
有了《文汇报》独当一面的经验，胡先生看到我处理版面、指挥采访及撰写评论，井井有条，不久便把编辑大权全交给了我。他自己退处二线——经理部也交金诚夫兄处理，在家安享“燕尔新婚”之福了——他那时才续弦一年多，新夫人是刚在光华大学毕业的顾女士。
张先生对我尤表欢迎，一有空就找我畅谈，大概觉得我在相隔大约两年的时间中骤然“成熟”了，可以分担这副担子。而且，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来日苦短”，急于培养后来人，这从一些小地方可以反映他这种心情。我每到他的家中谈天，他总劝我多吃葡萄汁，说这对补肺很管用。又常说：“我可惜体力不济，多写字就觉得累，而脑子还很管用。”
第二年——1940年春，他将家眷搬至重庆，其好友康心之特以汪山的别墅供其住宿。那里空气清新，既便于疗养，又可就近躲警报。但从此以后，每隔三四个月必来港住一两个月，延医至旅舍治病打针。先几次是住九龙饭店，最后一次是1940年秋，住的时间特长，住在九龙新设的雅兰亭酒店。记得那时自动电梯初见，该饭店已有此设备，不用专司电梯的人了。那时他几乎天天找我谈话，或吃小馆，或就在该饭店饮食部吃饭。
他是急于想以毕生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我。
有些“秘诀”，我迄今还记得。比如，他说写报纸评论，千万别用冷僻的字或典，太冷僻了，读者面就缩小了。其次，他说：“千万勿写过长的句子，如果一句话讲不完，宁可拆开两句，甚至几句来说明。否则，一句长达几十个字，读者看到后面时，前面已忘记了。文字结构也易西洋化。在遣词造句或用成语的地方，凡别人已用滥了的，千万勿抄袭，应另外找一相同或类似的字或句子。这样写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按常理讲，比如有一个朋友和你谈话，老是那一套老生常谈，即使是至理名言，也易使人多闻而生厌。”
关于思想方法上，他也有一套。他说，对一件新发生的事，自己没有把握，不要轻下断语，说一定如何如何；宁可多说可能，指出在这件事上，哪一种可能性大一些。否则，自以为“十拿九稳”的事，也往往会在事实面前碰壁，使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丧失威信。这一点，我近来体会更深，常常可以找出例证。比如，前年香港报界，曾发生水费会不会涨的争议；右翼的报纸说，中共当局一定乘港币跌落的机会，提高接济港九的水费。有一张左派报纸一再驳斥，说我国政府一向关心香港人民的生活，水费决不会涨。这话按理说不会错。事有凑巧，用电的费用涨了，导致输给香港的水费不得不涨。这样使该报在事实面前失去一次威信，虽再三解释，读者也认为它理亏了。
他还有一个“妙法”，他会形象地譬喻说：“凡根据现状，无论如何看不透的问题，应该学学孙行者，跳到半空中向下鸟瞰，也许会看清楚，弄明白的。”他举一个例子说：“当苏军开入原波兰东半部的时候，消息传来，我一时想不通。至于那些看问题一向绝对化的人，认为苏联是同情弱小民族的，决不会开入波兰。中苏有互不侵犯的关系，更不该加以谴责。我想了半天不通，‘跳’到空中一想，通了。当即打电话叫芸生来，他不知如何下笔。我说：有办法了，从骂毕苏尔斯基（波兰当时的执政者）开始，说他平时压迫群众，对防德一无准备，又不肯动员群众起而抵抗纳粹的侵略；前几个月英、法、苏莫斯科会谈时，就因为波兰当局作梗，如拒不容许苏联援军过境，又不容许当地给援军以给养，致使斯大林无法接受英、法的条件，转而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德军已大规模越境侵入波兰西部，苏军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在波兰的苏联侨民，不能不有此一举，云云。这样说，情理说得通，也可以理直气壮。芸生回去就照此意见写了一篇社评，读者看了也满意；本来对此事想不通的也想通了。听说蒋先生原来对此事也想不通，看了《大公报》此文，恍然大悟，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说：‘照《大公报》的意思，起草宣传大纲。’”
他还几次对我说，应该多看看别家报纸的文章，以做比较；但千万勿抄袭别人的观点，应有自己的主见。应使自己写的文章，能说出读者心里要说的事，要说得合情合理，使读者完全从心底里同情你的看法和主张。像《星岛日报》的社论（指金仲华主持编辑部时），不要小看它，它的文章就很不浅薄。
他自知身体不济（当然没有预想到一年以后就逝世），曾对我说：“我的身体太弱了，而报馆的事，虽不烦我去操劳，却常要操心。我想抗战胜利后，我先彻底摆脱报馆的事，去燕京大学休养一年，那里空气很好。我可以当他们的义务教授，精神好时，可以上一二小时课；平时可以分批约学生来我的住处闲谈，从编辑、采访的经验谈到报界的历史和政界过去的逸闻，这对青年会有好处。”
我说：“这太好了，我想也去该校做一名助教，专门记录你所讲的话。”
他笑笑说：“那时，你肩头的责任就很重了，决不容许你也离职去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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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公报》获密苏里奖章的时间为1941年4月，同年5月15日由中央社驻美办事处主任卢祺新代领。据方汉奇主编《〈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编者注）
(2) 张季鸾逝世后，各界在西安南郊竹林寺举行公葬活动。张季鸾墓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竹园村，坐北向南。原墓碑在“文革”中被捣毁，现存有碑文拓片。现墓碑由张士基等于1999年重立。据《张季鸾年谱》和张季鸾后人提供的情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