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案
《大公报》决定于1936年春天出上海版，胡政之先生早日就写信给我：“望及早将武汉公私事项清了，拟借重新工作，盼于年底前到沪。沪上房子紧张，尊眷是否先送保定安置。”
我尽快做好如期报到的准备工作，一切硬行李都准备不带，留下交给接替我工作的汪松年兄；有一架刚时兴的收音机，是菲力浦牌的（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刚流行），我很心爱，也狠心留下了，以便轻装简从，早日能到达上海。
这在《大公报》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关系到张、胡两位之间曾经展开的难以调和的“结”。远在长城战役以后，日寇势力着着紧逼。真如学生们说的：“华北虽大，已不容安放一张书桌了！”季鸾先生即提出《大公报》应早日搬迁南下，否则，事事紧逼，虽有说话的余地，“悔之晚矣！”政之先生则从营业观点出发，认为离津迁沪，无异另起炉灶，谈何容易。且十里洋场一向是《申报》《新闻报》等老报的基地，要在它们的势力区内觅一席之地，谈何容易。过去如于右任的“竖三民”，近之如张自己的《中华新报》和陈布雷的《商报》，言论不谓不精辟，读者也多叫座，卒以营业不振而先后停歇。胡先生的顾虑，不能说全无理由。记得1934年初夏，张先生曾过汉赴川，在汉停留十余天，住在当时武汉最大的中式饭店——太平洋旅社里，还要我事先打听、约好几家他在鄂的亲戚及侄孙辈。他对我绝口不谈与胡先生有什么矛盾——这是他毕生的美德，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以自炫其正确。张与胡发生矛盾，愤而入川的经过，已详记于前。
他那次过汉，不会见任何方面人士，戒我勿轻于告人。他每天找几个亲侄孙和表亲——大概是他亡妹留下的一些遗孤，欢然畅谈。杨永泰、张群等所谓新政学系人士那时都在武汉，熊式辉、黄郛等人也都是他的老朋友，他都不让通知，有电话来问也说不知道。只有一次，他问到韩达哉（向辰）先生的近况如何？我说，他乡居学佛很认真，要不要通知他？他说：“不必了，以后见到代为问候。”
于此可见，他那时态度的消沉和爱国之心的炽烈。
他那次遍游重庆、成都，并遍访成都五老，暇时即与康心之先生谈到办新报事。康先生是张的通家挚友，那时已成为川帮银行家。他听了张的建议，立即拨出专款，觅定地址，请张先生创办新报。
前节说过，由于时局急转直下，如《何梅协定》签订，冀察政委会的筹组等外来因素的促成，吴鼎昌念三人过去创业的团结气氛，因而同意将津报暂维现状，另在上海创刊新版，希望张、胡全力以赴。
这样，从釜底抽薪，张、胡两先生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张闻讯即赶回天津筹备。四川的报怎么办呢？他荐编辑部一位老同事权为顶替。所以到了抗战时期，重庆变了陪都，《国民公报》也居于九大报之一，销数似乎比《时事新闻》等还略胜一筹啦！
我把家眷搬到保定，安顿好后，即别父母、离妻子，只身到了五方杂处的上海。时正隆冬，已租好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一幢两开间房子作为我们的公寓。所谓我们，包括张、胡两先生，他们那时的确背城一战，全力以赴；还有张琴南、许君远兄和我。
那时，才有编辑主任的名义，任王芸生兄为津馆编辑主任，张琴南为沪馆编辑主任；张和许君远兄都是北京《晨报》出身（均北大毕业），后转至天津《庸报》。天津《庸报》易主，张、胡两先生才加以聘请入沪报，像戏院的重金礼聘一样。胡、张两先生家眷都留津，以示报办不成决不搬来。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因为失去“监督”，加上张先生正当“更风流”之年（于右任那年寿张先生诗，有“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经小人的牵引，一年以内连续娶了两位夫人，分立三座公馆。
报纸于1936年4月1日出版，张、胡两先生在前几天几乎整天在报馆忙碌。我和君远主编三、四版要闻版，先是采轮流制，一人主编三版，另一人即主编四版。张琴南兄工作极卖力，稿子每经其手，必仔细审阅，并在题目上加以“花哨”，使读者看了，有不像《大公报》之感。约两个月后，津沪编辑主任互易，我和君远初仍轮编三、四版。
记得沈衡山先生1946年曾和我谈起这段往事（那时季鸾已逝世五年了）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记得我们出狱以后，即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谈，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我们，还关心我们和蒋谈话的结果。”
于此可见，在“七君子”事件中，季鸾先生不仅自始关心好友沈钧儒先生的安全，还伺机关心因爱国行动而被系的其他斗士和学生。他不仅爱惜这些“士类”（中国历史上这类英勇战斗的读书人代不绝书），而且要尽力维护这些人的尊严，他和陈布雷、叶楚伧辈之区别，大概就在这些地方。至于杜月笙、钱新之等一时风云人物，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