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薛汕：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洪都邂逅
“蒋经国同志！”
我以前曾经这样当面称呼过，期待以后仍有一天作这样的称呼。但这毕竟已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我们党的领导人称他为“蒋经国先生”了。这就有条件，也有基础，更有可能让我称他为“蒋经国同志”。这话怎么说明？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曾经这样相处过；仍然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处。在这里，让我回到曾经这么称呼他的岁月。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脑海里回响着。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是那么震撼着人心，把千万人引上街头，游行呼喊，也卷人部队，奔向前方，可以说让热情熔化在抗战的大霞下。我自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点当时也很流行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想探古访胜，看一看滕王阁故址。这就经百花洲，到了赣江，走上“中正桥”，放眼东望，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鸦点点……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有幸”，竟能于1937年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在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人物项英同志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风卷云涌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
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象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象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怎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侧。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象，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技，长靴橐橐响，那就另一番样子，总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土。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省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忱心，作为这个团的总于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当时，夏征农就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作。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个献身之处。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土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的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这来。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吧！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不炎热，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的。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子”的，就是贬意了。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我想：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我的。可心里不免想着：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土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我抬头一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老表！”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着：“呀呀！找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走进到第一大队来了。蒋经国看看床辅，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眼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土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话说着：“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贬低？也就很不好说了。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他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
以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这使得何土德不能不高声地喊着：“阿雷，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前了。这会儿，我把他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
何土德把我介绍给他：
“就是他，是个广东人。”我有点怪何土德，你不也是广东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何土德的话还没有完，补充上来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这些话，何士德除没有到北平以外，其余等于他的自我介绍。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他说：“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我的话里，意思多着呢！远的说是“如雷贯耳”，到现在才得见；近的说是从他到南昌来；很多人跟他往来，也很熟悉，我却迟迟才见到，绝没有“相见恨晚”之意，倒有点意外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原来，他是有目前的，下面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是生活的记录，并不涉及当前的政治，若以过去政治态度所写的日记来发表了，无异这么说：“我没有变啊？”这是一个以表心迹的办法。我马上表示：“这个方法很好，先在《新赣南》上登，然后在别的地方也转发。”
“你挑吧！“
“我没有全看，怎么挑？我看你先挑，然后再定哪一篇。”
“你说我怎么挑？”
“政治色彩、生活气息都得有，使人能看到你要与共产党继续合作，不搞倒退。”
这么一说，他大约问意了，就挑了二三篇，因为都很短，我很快读完就说：“就用《石可夫农村》这一篇吧！”
当时，我认为这篇东西是很感人的，也表现了蒋经国纯真敬老的本性。难得的地方就在于，对给予他帮助的老农妇念念不忘！内容是这样：他下乡到农场，起初遭到冷漠，常被。
讽刺，后来共同劳动了，晚上让他睡在车房，浑身酸痛。他写着：“睡到半夜，一个68岁的老妇人，起了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
“‘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疲倦了，明天我来！’”
“‘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草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同去吧！’”
最后：
“草房门外面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
“斯客络平宣布开会致欢送词。”
满怀对慈妇人感激的心情，据说第二年蒋经国曾去看她，可惜她已经死了，怅怅无已！
我也很欣赏这一篇，就找人去抄了出来，在《新赣南》月刊上发表。为了使这一篇东西能在别的地方发表，我把它转给在桂林的《救亡日报》。过了不久，终于登出来了，或许能让有些人知道：蒋经国自己虽不否认他是一个青年，但也确有青年经受考验的一股锐气。
这般建议
根据蒋经国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头、墙头上都刷写了标语，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标出要做到“五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动人得多。这就是让人们知道的“三年建设计划”的内容。至于怎样达到呢？只是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呀！什么“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甚至几百几百万人来工作呀！”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什么指标，更是无从淡起了。
不过，这个口号，总算很动人，与别处相比，有一新耳目的感觉。这个口号，自然是蒋经国的四大秘书的产物。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共产党员与一般公务人员，都毫无所知，没法参与。蒋经国不会找共产党商量，也不知哪里有共产党，也不想借助共产党员的力量。于是，我这个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无从插手，就变成在看他演戏了。那心情、那滋味，确实不一样。谈吧，他早就什么都决定了，没有筹划周章的余地。不谈吧，这么在大一件大事，几乎是孙中山提出的远大理想，早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作为“建国方略”搁在案头。而赣南却要一下子实现，没有政治局势作保障，没有充分的财力和人力的组织工作的保障，谈何容易！事实上面临许多挑战，搞不好，前功尽弃。虽然喇叭可以吹得很动听，却无补于实际，无助于赣南的“建设”丝毫！
这是明摆着的事，涉及中国的前途。如果没有共产党参加，那将什么也作不成。只因有国共合作，抗战才像个样。在赣南，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多，如果不是国共合作，就什么也办不好。现在，他满以为以他一己之力，最多加上一批年轻人，就能大功告成口还没有开始，便可预见前景了。
我清楚地知道：党的政策，是帮助他，一要做到国共合作，不在名义，而在实际；二在确实做些有利抗日救国的工作，最低不能让他开倒车，能有一点进步就算一点，坚决支持。
我们说的三民主义，与他们说的三民主义，在具体工作上还有先后之别，先解决“东南防卫”，然后，方谈到所谓“建设”。实际上无非安定人民生活，使之能服从抗战的需要。
在战争时期，没法单纯地搞“建设”。
这一认识，与江西省委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急了组织部长唐敬斋，几次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就是一个客卿的地位。”唐敬斋觉得也很好笑，说着：“我去看蒋经国。”“以什么身份？”“先以个人的名义，他对我这个暨南大学学生还有感情。”“那我就给你吹吹风，择日去登门。”
我没有专门去找蒋经国，还是顺乎自然的好。有一天早晨，他经过动委会的门口，停了一下，把头探了进来，两只眼睛晶晶发亮，落在章亚若身上。她刚上班，坐在门边的办公桌边。他一改爱说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这么早！”章亚若是个女的，听到一句“我的……”显得十分腼腆，把一个少女弄得涨红着脸，轻声地说：“你把我吓一跳，蒋专员，有事吗？”她不在三青团而在专署里，只好随其他的署中人这么叫了。蒋经国毫不在乎，也不觉得歉仄，说完便罢；也不置答，转过脸就说着：“没有事，你们好！”他还没有走，我在办公桌旁站了出来，忙向他大声地说着：“蒋经国同志，你记得唐敬斋吗？”
他愣了，思索了一下，然后方从脑海捞起来似的回答：“当然，记得！这个猛汉，他怎么啦？”
“他经过赣州，要来看你，”
“来就来嘛，还要先通知？”
这意思是多此一举，以表明他不是什么官僚。我就只好解释一下：“不是，我在街上遇见，他对我这么说，又不知哪天来。”
“要来就来吧！”
蒋经国用人谈话，都是很利索的，绝不含糊两可。他表示态度，是或不是，都很清婪。
这是他的特点，和他商量什么比较好办。我转告了唐敬斋，请他来。
过了几天，唐敬斋登门来了，他直接到蒋经国的住所，从午后二时谈至五时左右，日影已经斜照，才告一段落。当唐敬斋出来的时候，听见蒋经国说：“你要时常来，有什么不好谈的！”然后就分手了。他们谈些什么呢？我没有去打探。后来我碰到唐敬斋才问：“跟蒋经国谈得怎样？还是个人身份？”“不！个人就没有那么多话好扯！我就给他亮明党的态度，好让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啊！原来如此，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党跟他作的一次正式接触。可后来我见到蒋经国，他却不讲正题，用别的乱问一气：“你们是同学？”我笑了起来：“南辕北辙，我是广东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他仍然把我与唐敬斋不分开他说着：“你们都是年轻的，难得都在江西，难得干同样的工作。”这个话里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没有问过唐敬斋给他交了我的底没有。总之，蒋经国从此以后，不再像以前那么随便、随和了；一跟他谈工作，总好像有一条线牵扯着，难免正经八百地，当然我也没有去介意这些。
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
事出有因，蒋经国的计划遭到挑战了。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赌禁娼，抓走私、捕好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而这些之中，按他的说法，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许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下令抓了几个好商，关在牢里去了。煞煞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
在一个星期天，很多人打球儿去了，我没有外出，蒋经国不休息，到署遇见我了，心中的事儿难免外露出来：
“你们广东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后面，却把老表推了出来。现在抓来的，好多人来求情。放吧，物价还要波动；不放吧，关人真不是办法。”
又是广东人，作为喜笑怒骂中纵情之词，容或有之；但作为人好歹的标准，有点只知其表，不知其底，就不免成为笑柄。于是我就说：“我这个广东人就不狡猾！哪个不想捞钱啊？反正你治标不治本，尽演《捉放曹》。”
这种事我从不理闻，也就随便这么一说，他一听了好像击中要害，抓住不放了：“有什么治本？”我说：“许秘书就是专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很懂很熟，为什么不试一试？”
他说：“那是苏联！”我又说：“也不是以前有现成的经验。在这以前，都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会暴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闹得最热烈，偏偏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来个一国首先胜利。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听听，沉默一下，也就进去了。经济上的事，我也外行，说说便罢，并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发生实效。
过了几无，见所有的人，都被调动去发赣州城里的“镇民购买证”。按报户口的给，没有户口的不给。有了这个证，可以到粮食公店去买公价的粮、酒、盐、油……等用品。至于不愿来买的，请便。这下子物价就平复下来，群众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纵，也不起作用了。
这在今天，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不过，在那时可是新鲜的事儿。蒋经国接受了挑战，知道许季元想出来的，犹豫不决，直听到我的所言，才办了起来，一举得胜了。这件事，确实可嘉。我为此写了篇《赣州的交易公店》，表彰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桂林《国民公论》上发表了，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蒋经国的政绩。
又一个挑战是变救济为动力，犯人坐吃山空，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厂，让犯人都劳动。
又一个挑战，不是要人人有饭吃嘛？确实好多穷人没有饭吃，于是鳏寡孤独残的，每天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对付这些挑战，都需要钱。钱从何而来呢？靠盐、烟、酒的专卖，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济款，包括华侨的，以及重庆的儿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还抓奸商，要罚款、要捐款……因为在赣州，是东南联接西南的一个腰站，商贾云集，确实可以得到钱。金钱万能，解决了问题。
蒋经国还笑着对我说：“还是商人有钱。”
这钱，看怎么用！在赣州，又掀起一个高潮，叫祝寿献机活动，就是捐钱为他父亲庆祝寿诞。说得好听，所得的钱是拿去购买飞机，加强军事力量。于是，蒋经国全家出动都为这个工作努力。
就在专员公署、动委会和保安司令部的范围内，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走向群众，拿着捐款的红簿子出现了。她说着普通话，遇着公务人员，一个也不放过地说着：“爱国抗日，祝贺领袖，捐款为乐，无上光荣。”
这样，效力显著，每个人在她的热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没有少写，已捐到的数目很可观。蒋方良对我说：
“要到陶陶招待所、广东酒家去！那里摆了酒席，蒋专员在等着哪！”
第二天，蒋方良又上出动了，一手拿捐款的红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写捐款，这下数字猛增。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时候，见一个不同肤色的人前来劝募，确实想也没有想到，写点，或者多捐点，总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强得多了。正因为这样，购一架“赣南号“的飞机，已经没大问题了。
这件事，蒋经国一回来，兴奋地向我说：“三民主义新赣南的民众力量显示出来了，蒋总裁一定高兴，中国有这样一个领袖，国民之福。”他已学得一些新的语言了。我谛听着。接着，他又高兴他说下去：“三青团宣布献机祝寿，已准备了戏，学会了歌，不会错的。”
蒋经国多么欣赏这件事啊！我就必须看看听听了。一上大街，看到不论是陆象山路、还是王阳明路，几条大街上都有宣传队在活动。
到了诞辰的那一天，先在赣州公园举行庆祝会，然后列队在大街上游行。高举着“赣州各界庆祝总裁诞辰献机运动”的横标前导，这也是国民党的其他要人所没有的和看不到的。
蒋经国蒋方良两人在横标下面，带头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放着鞭炮，在口号声中游行开来。在这个队伍里，有高呼祝寿的口号，也有与祝寿毫无关系的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两旁的观众，那就更热闹了，互相争看蒋经国夫妇。
这似乎带有出奇的号召力，要不，就不至于出现万人空巷的局面。我们都是队伍中的，就让蒋经国带领着行进吧！这将是一个什么反应啊？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么做是成功呢，还是失败？真有必要摸一下新的情况了。
蒋经国的头脑是很热的，真的认为这是得意之作。据说受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夸奖，说是把赣南的建设搞得好，纳入正轨了。他似乎也有点忘乎所以了，溢于言表，乐融融地自陶，竟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快乐得边走边唱起歌来。
我一直到他比较冷静以后才到他的住处，不等我提出，他就向我滔滔不绝他说道：“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第一个成功，就是祝了寿，又献了机。民众同心一气，领袖领导有方，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有了把握。”
我顺水推舟地问：
“这么做，赣南三年计划，可以实现吗？”
“能，能，能！”
铿锵的声音，像钟连打三下。
这就可以看到，他说着说着，陶醉在美好的幻想之中。
风云突变
过了些时候，三青团从重庆来了一批人，大肆活动。他们集会，他们唱歌，最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却举行火炬游行，每个人穿着整齐的蓝色衣服，一律佩“三青团”的臂章，非常划一，高呼的口号，也很别致。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党。”另一边答呼：“中国国民党。”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主义。”另一边答呼：“三民主义。”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另一边答呼：“蒋委员长。”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捧喝团。中国不是有“蓝衣社”的说法吗？看来就是这么样来亮亮相的！
这么个另外的一套，席卷来了。我住在动委会里，不免看到专员公署的门上，又多了这些人的足印。这时的蒋主任欣赏不欣赏这批人马呢？这个问题，用不着去亲自问他的，观其言，察其行即可。不意竟遇见蒋经国来了，看到他的兴趣大大提高，并很有把握地说：“这番人多了，好办事！”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赣县也和其它后方地区一样，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募捐等工作，支援前线。蒋经国还亲自带领一个慰问团到大庾岭去慰问。
1939年下半年，这时赣县的三青团几乎已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蒋经国去重庆之际，他们采取了“行动”，先是扣留了在团内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实，接着由一个叫江海东的带头，手提木棒，气势汹汹地砸了“青年文化服务社”，绑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他们像法西斯匪徒一样的行为，使赣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赣州。
这时地方上，国共合作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蒋经国回来是怎么个态度了。
蒋经国姗姗回来了！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威风凛凛。伴随他同来的，有侍从室一个团的兵力。干什么来呢？为的保卫他而来。于是专员公署门口，再恢复有正式携带新式武器的人站岗了。
蒋经国回来后，我没有见到他，葛洛见到了，但是他的办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为了加强战时警卫，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务室那儿去了。为了加强战时的警卫，“黎民百姓”算不算在内呢？赣州还是后方之地呀！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立即去向江西省委报告，已经面临抉择了。已经到了撤退的时候了。
天气阴霾的一个下午，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我到青年会的茶座，告诉我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到处乱闯，引得商铺做买卖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正不知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又抓共产党了。”这下子传开了。怎么办？要不要撤退？我还有点书生气：“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哪知我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他是常见的熟人）光临了。来人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
“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
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个士兵手握武器，我就完全明白了。
于是，我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我的前后。还一股劲儿说宽慰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简直上下对搭不上词。穿过昏暗的街灯，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甘时鸣已经在里面了，用不着说什么，到此轮到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我值不得回答。
这一夜，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瑢，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
过了两天，我们被转到强民习艺工厂去。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我们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我们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等候变蛹，以后要破茧出来，还要产子，子子孙孙，无穷期也。这也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蒋经国当然知道，让我们“委屈”。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我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托他们带走了我写的报告。我说要撤退，我们要越狱而走。可是江西省委的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还委任我为狱中党小组长，要到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去发挥作用。
我们遵命。
从此，我见不到蒋经国了。可是很快传来他对这件事的关心。据说中统向他开了一个黑名单，有黄中美、许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葛洛、雷宁……一句话，要他逮捕。他不肯，讨价还价，他们的担保从四大秘书截至葛洛止。葛洛是他直接聘请的，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进牢里，所以就从雷宁起。而我呢？自送上门到赣州来。他也许知道共产党员为工作不计较这些，就同意从我逮捕起。因此我被“请”来，却听不到他的“谈话”。参加了这一次演出，算是在革命斗争中不可免的一个过场吧。我说过：这是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奇怪。不仅是蒋经国，换个张经国、李经国，也是同一个样。这里从个人讲，谈不到什么。然而，我要说的，蒋经国还有点儒教精神，还表现了他好的风度。
葛洛是他们聘请的，，却是我领导下的一个党员，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可是，我被逮捕以后，蒋经国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不是自己统治下的自由天地里去了。
还有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的家属找他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不管是敷衍还是真心，也不管是假的还是不得已，总之，他出来与家属见面，安抚从敌占区流亡的父亲一行，毫无顺蔓拉瓜，或斩草除根之心。还算懂得“阶下囚，礼如宾”。
我终于到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做我们地下的党小组长去了。这好比驯虎者敢于把头颅放在老虎嘴里，被咬，不难；不咬，知是驯虎，并无射虎杀虎之心！共产党员就是驯虎者，说不知道死是假的，说敢干不怕死倒是真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岂不可笑？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叫三次反共高潮所出现的事件。
深切期望
时间一晃40多年，我当年20岁挂零，蒋经国比我大得多，现在已经作古。从大陆看台湾，海陕两岸，遥遥相隔，我不觉有时想起过去的一切。对于蒋经国，难忘的友谊，常使我回忆往事，实话实说，不外让后人多知道一点。
当年同在赣南的，已经月明星稀，就在专员公署这个几百平方的地方之内，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有葛洛、魏晋、金重民、喻诚然、伍云华、罗琳……他们知道的不会比我少，可以各说各的吧！有一回，我与葛洛说：“如果小蒋回来当大官了，我们相约再一次在他的手下工作，一同到他的公馆吃一顿，叨叨台湾，那里也是我们该去看看的地方。”这个愿望现在已成为梦幻了！读台港报纸常见：“大陆对台湾是共产党的统战阴谋。”我有时觉得有趣，我在赣南搞统一战线，有什么阴谋啊！我不妨这么说吧：如果从爱国主义的大义出发，台湾也可以这么来做做大陆的统一战线。让我们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同是炎黄子孙，快结束分裂的状态吧！愿我们能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再以同志相称。
（原载《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