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一百二十
一○一 合肥南下受蒋公礼遇
合肥自九一八事变后，蛰居天津吴自堂宅（光新与合肥是姻亲），杜门谢客，静耽禅悦，与外人绝少往来。有一日，我友钱新之忽从上海来，先访达铨，后来访我，久别相逢，握手道故。惟突然而来，颇以为异，因问他为何事来津。他说，蒋先生想请段先生往南方一游，借此领教老师，不知段先生有此兴趣否？君可否转达此意，一问段先生？我亦要谒见段先生，请为先容。我说他住处离此不远，我们即可同去见段先生。遂到吴宅，先晤自堂，说明来意，吴颇赞成，遂同见合肥。新之将蒋先生希望合肥南下之意，说得轻描淡写，不着痕迹。正在徐听下文，岂知合肥即说，我久没有南方去，好极了。你们给我预备飞机票，我没有什么行李，明天即可同行。新之说，哪不必如此匆忙，我还要趁此看看朋友。合肥说，那么改为后天吧，要走即快走。新之稍谈即辞出。新之出来告我，段先生真爽快，有果断，使我又佩服又惊异。我说，段先生在此，心境可知。君说话真得体，要言不烦，这所谓心心相印，尽在不言中了，佩服之至。那知那天晚上，即有多人劝阻合肥南下，骏良亦不赞成。合肥对他们说，我已答应钱新之，且飞机票已为我预备了，约定后天即动身，哪可失信！他们知道合肥的脾气，主意定了即难更改，只好听之，大家爽然若失。过了一日，合肥即同新之启行。听说合肥飞到南京，蒋先生已在机场候接，口称老师（蒋曾入保定军校，段任校长，故有此称呼，闻蒋先生初次与合肥通信，自称志清，是他的学名），亲扶他上车，同至行馆，只有恭敬诚恳之表示，没有官场迎接之排场，合肥极为满意。蒋先生本在南京预备行馆，合肥说明天上中山陵，向老友奉花圈后，愿住上海，遂以上海陈雪暄（调元）别宅，借作行馆。此宅房屋不多，全是西式，在西摩路，颇为幽静。院中草茵花木，与北方相比，另是一种气象。供应之外，月致用费两万元，合肥辞以过丰。蒋先生说，老师若不需此数，可分赠旧日袍泽，闻他们生活亦很艰难。合肥遂留下，自己只留数千元，余均批送旧部，每人千元，余亦叨受一份。后来抗战时，余因津渝汇兑不通，又恐日人知而生疑，故托重庆交通银行代收代存。及至胜利，法币贬值，几等于零，遂没交汇，只心领其盛意而已。
一○二 侍母到杭建水陆道场
在七七事变前二年的春天，我母要到杭州灵隐寺建水陆道场，以完心愿。全家随行，乘津浦铁路南下，一过江北，见桃红柳绿，金色菜花，一望无边。一江之隔，风景悬殊，始觉春在江南，非北方可比也。到沪后，住三妹王家，我妇则住乃兄培孙家。后到杭州，静真因流产与庆稀都未同去。三妹要留沪照料静真，亦未同行。
翌晨，到观前面馆用早膳，即导游旧家名园，大概仿佛像颐和园内谐趣园，却更宽大，开放游览，其中以狮子林为最胜。狮子林中有石叠假山，占地不大，闻系倪云林设计者。入其中，有层峦叠嶂，邱壑俱全，曲径通幽，亦有树木竹篁，一处一境，各尽其妙。山中有一亭，面对小瀑布，平时亦有水沿岩石而下，若遇雨后，必有可观，真是巧夺天工。园中另有亭榭回廊，现已易主。中间盖有一祠堂，金碧辉煌，惜与全园布景不能调和。雅俗共处，益见俗气。其他各园，虽已荒圯，亦各有佳处，以留园为最大，是盛杏老家园，亦开放任人游览。可见中国庭园之艺，不逊于日本，中国尚幽大，日本尚纤巧。又有一古寺，中有大池，池中蓄一大鼋，背盖长五六尺，横约三四尺，游人饲以馒头，一啖可吃八个，据云此鼋已有百年以上。晚饭宴于××酒楼，菜肴精美，不让西湖楼外楼。苏州饮食，久已脍炙人口。
隔日游虎邱，坐藤山舆，舆伕尽是女人，男子却在家中做绣货，这是奇闻。女轿伕身强脚健，不让壮夫。人说苏州妇女娇弱，不尽然也。沿途多莳花出卖，长达数里，如白兰、珠兰、茉莉等，都莳于盆。此花来自闽广，以花朶市于茶叶及糖果店者，北京又以为馈赠之品。风送幽香，心旷神怡。及至虎邱，茶棚游人坐满。虎邱恍若平地，不过稍高。古迹有试剑石，中裂若劈。又有一大平石，名千人石。北有剑池，据云是吴王留传之迹。池之东，石刻虎邱剑池，颜鲁公书也。此外尚有虎跑泉、望海楼等，因天晚不及观，归家已上灯矣。有旧友某君（忘其名）在任家坐候，闻我至苏来访，且送洞庭山白沙枇杷两篓。此物不尝久矣，遂大啖之，味虽隽美，个儿比前小多了，恐因培植不良之故耳。
后又同筱珊夫妇，乘船游灵岩，旧友适至，与筱珊相谈，遂约同游。灵岩寺在灵岩山上，故以为名。中途在石家饭店进膳。石家饭店，遐迩驰名，游苏者莫不一快朵颐，菜肴烹调，特别精美，点心种类尤多，余虽嘉赏，微嫌味甜，然名不虚传也。灵岩山者为吴王别宫以居西施者，尚有浣花溪、洗脂池、琴台等遗址。吴宫花草，徒供凭吊而已。寺为善男信女募建，以供奉印光法师者，尚未完全竣工，已有僧人数十，住寺修行。中有一僧，闻系云南军人，亦放下屠刀之流欤。落成后，印光大师驻锡于斯，后即圆寂于斯。当年馆娃宫，千百年后变为净土道场，亦胜事也。
回城后，闻印光法师在兴隆寺坐关不见客。老母以因缘难得，侍母至兴隆寺求见。法师以母远道而来，且系皈依弟子，特开窗口接见。余亦得瞻仰法颜，色相慈悲，声音宏亮。闻为建水陆道场南来，特别欢喜，仍劝我母多念佛，福寿绵长，后福不浅云。语已，即关窗入内。余因侍母得瞻法颜，亦因缘也。
一○三 庐山应召蒋先生邀请
时逢盛暑，上海酷热。达铨在庐山别墅避暑，揖唐亦到庐山。达铨来信，略云蒋先生在庐山开会，闻君在沪，拟约一晤。君如有意，可嘱新之陪同，挈眷来此避暑，借图良晤。遂挈眷偕新之趁江轮到九江，同游者有梁众异、段运凯、陈蔗青（介）三君。九江暑热更甚，夜不成眠。时庆稀才五岁，不能入睡。旅馆且多臭虫，静真置庆稀于红木桌上，拂扇至天明。我等亦不能睡，坐了人力车，沿江兜风。直到晨曦初上，即到莲花洞雇藤轿上山。刚到山半，即觉得凉风习习，暑气全消。上山后，住在招待所。
翌日，达铨来，即同他到别墅，与他夫人同进午膳。达铨善饮，其夫人亦能饮，且能烹调。饭后随便散步，同游近处。
庐山称为云海，气候温度，总在八十度上下，甚为舒适。在楼上时有云雾飞进，薄云轻雾，恍惚人在云上，云在人下，别有幽境。
谈话后即入席，各人面前只有清水一杯，没有酒，菜肴清洁亦不多。听说蒋先生不嗜烟酒，生活简朴，故请客亦不备酒。席散蒋先生先走，我到达铨处。他问我说了些什么，我略告之。他说，听说这次会议，要决定和战方针。
后众异问我，君向主亲日，何以对蒋先生说抗战到底的话，莫非违心之论？我曰不，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我想日本陆军主北进，这次由北而南，故料如果他们到了广东，一定乘势侵入东南亚各地，掠取军需物资，故对蒋先生这样说的。后来果然日军不自量力，掀起太平洋之战，闯了弥天大祸，这是自食其果，我初料所不及也。其时日军已占领东三省，攻占热河，骎骎有南下之势。闻蒋先生在会议时说：“和平不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真是至理明言，可见蒋先生亦极力求和平，无如日军相逼太甚，不得已而出于抗战。既决意抗战，即义无反顾矣。
后由达铨导游庐山两天。游踪所至，不能尽记，记有五龙潭瀑布。庐山瀑布很多，都是一泻直下，独五龙潭瀑布，恍若一幅珠帘，徐徐飘荡，乘风微晃，最有意思。又有舍身崖，一岩突出，往下一望，已觉心惊。若一失足，真可碎骨粉身，此是古时跳楼寻死之法也。有一古庙，出云雾茶。云雾茶本为庐山名茗，该庙所产，味特清隽，惜所产不多。招待所后面有松林道，直达牯岭。牯岭已有市街，西人避暑别墅都在牯岭。至香炉峰，为庐山最高峰，云雾笼罩，忽隐忽现，所以称为不见庐山真面目也。留游九日，仍与同游者趁江轮回沪。经过南京，春孙弟服务外交部，来轮叙晤，匆匆而别。
闻黄山亦已修复，可供游览。中国名山胜地，各省皆有，惜交通不便，设备不周，只有寺观可供住宿，故不能引致外人观光。上海银行陈光甫君，近来兼办旅行社，虽只能限于交通方便之处，对游人已便利良多。倘使改善交通，旅行社更扩而充之，则外国观光客，必将源源而来，不但可得外汇，地方人民，获利亦多。期以他日，观光之盛，可与日本欧洲各国媲美无疑也。
余在上海，有一小插曲，几乎闹成笑话。我寓三妹王稚虹家，有一日，陈任先（箓）请我吃晚饭。是晚还有一局，先到陈家，座有顾巨六（鳌），为洪宪元勋。我想问洪宪内幕，因有他客，不便启齿，遂约先去他局，回来再谈。遂匆匆赴第二局，再回陈宅，与巨六畅谈。渠告我许多秘闻，均闻所未闻。巨六健谈，余亦喜听，不觉长谈过了两时，尚未回寓。时上海常有绑票，王宅以我深夜未归，恐出意外，向第二饭局家电询，云早已走了。又向我常往来各家电询，均云没有来。稚虹急得没法，约了梁众异同去见杜月笙，请他侦查，并报捕房。月笙说，报了捕房事即闹大了，明早即登出报来，万一曹先生在他处流连，岂不尴尬？我看先由我派人侦查一下，等明日再看吧。我在陈家与巨六越讲越起劲，竟忘了时候，已过了三小时。我说太晚了，改天再谈吧，遂坐车回寓。一到门口，见里面电炬通明，家人正在议论，我倒吃了一惊，以为家中出了什么事。他们见我回来，各道经过，大家一笑而罢。这是我的疏忽，没有电话通知，难怪他们着急。幸月笙老练，没有闹出笑话。照巨六所说，那时从龙诸君，都与芸台商谈的多。项城不消极，也不积极，听他们摆布，这无异踞项城于炉火之上，宜其践祚第一天即有跳火坑之言也。至各人所说的话，我亦不能全记，不但为他们保密，我亦无从详记矣。
余将北返，到合肥处辞行，见老人精神虽佳，却有点颓唐之意。那日星期，他独坐书斋，留我吃饭，他自己吃素，只一汤一菜。听说有时吃饭，只有一碟咸菜，为我添了两肴。饭后，我告辞。他说，没事多坐一回，我这里来客很少，又坐下闲谈。他问北方情形如何？我告以我来时日军止于通州。他说，我看二十九军未必挡得住日军，倘日军南下，战事即将扩大，局面即难说了。又项城帝制，是芸台惑于术者之言。袁氏三代，没有过五十七岁，项城是年正五十七岁。芸台信术士说，除非黄袍加身，才可免祸延年。以项城身体强壮，若无帝制运动，何至忧愤而殂。又说到冯华甫若不作梗，决不是今日的局面。又说冯玉祥心怀叵测，以为人家总不如他。又说蒋介石却是好领袖，将来事业，只有寄望于他了。听他语意，都有往事不堪回首，后事只能期之后人，且有依依不舍之意。我以为老人独居无聊，故留杂谈，哪知这次竟是末次对谈，从此即成永诀矣。
余正束装作归计，忽见沪报登有汪衮父因心脏病逝世之消息，阅之不禁凄然下泪，痛失了一良友矣。回津后，适逢领帖开吊之期，即撰祭文，往北京汪宅吊奠，抚棺大哭。问汪夫人以衮父之病状，她边哭边说，衮父向有歇止脉，医生说是心脏病的根源，因没有异状，不甚注意，本人亦不觉有异。有一日忽然心痛不止，即送协和医院，经过爱克司光检查，说心脏边有一小块，须经手术，方能明白，遂用了麻剂动手术后，发见心旁有一小块，像一个小型的心，医生说没有见过，不敢动手术，即照旧缝上。岂知尚没有缝好，即已气绝了。我说恐怕是癌吧，亦不敢断定。衮父下世年尚不到六旬。及临祭，余亲读祭文，一字一泪，读到后来，竟呜咽不成声。友情之感动有如此者。
衮父长于文学，又擅诗词，写日记积存数十册。余曾见其中有偶及时事者，亦甚中肯，诗词稿均未整理，已梓者仅杨子法言注释一种而已。九一八事起，与王儒堂部长争论，忿而辞职，前已提及。日本朝野闻其丧，特在东京开追悼会，则为历任使节所未有者也。余南行时，与他辞行，谈及此事，犹余怒未息。余劝道，当局既抱“天塌自有长人顶”的观念，我劝你不必抱无谓之杞忧。“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我们只好静观。忧能伤生，忿易伤神，请你自己保重为要。他听了气也平些，遂道珍重而别。哪知相别仅半年，竟天人永隔，能无伤感。
一○四 合肥留遗嘱逝世沪滨
越一年有半，合肥噩耗，忽来自上海。相别仅年余，竟天人永隔，闻之不胜痛感。时蒋先生为合肥置一别墅于黄山，以为颐养，孰料别墅方落成，而合肥已作古人矣。芝老为安徽合肥人，故人称合肥而不名。素性刚毅，果断廉洁，不威而严。闻在小站练兵时，不离营舍，与士卒同甘共苦。每逢发饷，总由陆军部军需处员，点名发放，从未经手，更见其公而无私。余追随二十余年，见其治事之勤，待人之诚，自奉之俭，而遇事负责，令出必行，皆足为后人法。项城对段寄之以股肱，重之以姻娅，而段对项城亦忠心耿耿，惟命是听。及帝制发生，合肥即毅然隐退，屡召不至，其公私分明若此。迨项城取消帝制，应征组阁，含泪受命，其爱护项城始终不渝又若此。参战之役，力排众议，虽被黎罢免亦不顾。卒以宣布虽近欧战尾声，然仍为国增光。合肥统一愿望，惜吴佩孚违命撤兵，破坏他的志愿，最为遗憾。后军人跋扈，利用东海，时时倾轧，合肥欲整饬纲纪，遂至同室操戈，反而失败。知北洋团体已近解散，不能有补于国家，遂毅然南下，将自己抱负，寄厚望于蒋先生。当讨伐复辟之役，兵饷两缺，然果断决行，义无反顾，马厂誓师，卒告厥成。其见义勇为，不折不挠之精神，有与蒋先生相同处，宜其意气相投，寄以厚望也。
国难方殷，有赖老成，胡天不幸，不愁遗一老，真有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之感。闻病笃自知不起，犹倚枕草遗嘱，寄望于蒋先生，拳拳为国，语不及私。尤于希望和平，培养国力，力图团结，以防共祸，更三致意焉。临终神明不衰，足征平时修养之功。政府饰终之典，备极隆重。蒋先生拟国葬于黄山，且示归葬故乡之意。骏良以乃父一生事业在北方，力主移灵北返。闻出殡之日，仪从特盛。余以津浦铁路破坏，不能南下祭奠，深以为憾。后灵輀北旋，临时装备津浦路，并由专车直达北平。灵师抵达北平，前来执绋者不下千余人，仪仗简单，只有一容车，一魂轿，柩罩全绣圆佛字，有僧人百人，随柩沿路念佛号，肃静庄严，别开生面。以白布系杠之两端，长达十余丈，执绋者均曳白布而行，实行执绋之意。灵榇暂厝于北京西郊卧佛寺，与孙中山先生碧云寺之衣冠冢，遥遥相对。骏良坚持胜利后才安葬，想至今仍厝寺中。世变沧桑，骏良亦已下世，风雨凄其，魂归何处？言念及此，能不凄然！
一○五 老母八旬我又得一女
我母以时局紊乱，不欲有所举动。惟以八秩寿辰，总须稍尽祝意，况我两妹又远道特来庆祝，遂借天津大饭店为寿堂，由富连成小戏班演剧，聊以娱亲。上海亲族亦有来祝贺，我母亦亲临寿堂与百龄之戴老夫人及吴颂平太夫人并坐观剧。三老夫人，精神均健，宾客咸为称羡，同祝必臻期颐上寿。到了将近完场之时，忽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侍役报金司令到，一看却是川岛芳子。她一身戎装，穿了长靴，俨然是美男子。她还对家母行军礼，祝寿而去。
一○六 七七事变平津遂易手
庆稀因患骨节炎，缠绵床褥，不能动弹。后住吴颂平在白河边之别庄疗养，我母亦愿同去。庆颐仅数月，忽出痧疹。后值年终，我母因有祀祖等事，要回家过年，庆颐不能出门，留在别庄，由保姆看护。除夕之夜，我与静真去看视，见庆颐安睡，保姆相陪，桌上点了守岁烛，还有一盘福橘，颇觉孤独，而小孩则安睡如故，始觉安心。过了元宵，仍回别庄。该处荒野无邻，君实派了两名矿警来护卫。直到春融，庆稀能起床行动，惟走路不平衡，即搬回家。
日军在北平设立维持会，以前步军统领（即前清九门提督）江朝宗为会长，并兼北平市长。天津亦设维持会，以高凌霨为会长。高曾任农商总长，在曹锟时代曾任总理。日本人物色到这两大人物为会长，真属不易。而江高两人，以前任高官，不惜降格供人利用，抑何若是之无耻也。江之子某，为市政府财政处处长，大发其财。父子同恶相济，总算名利双收。
其时谣言四起，有谓廿九军即将反攻者；有谓中央即将派飞机来轰炸日军者；于是天津人民切盼王师北上。又恐国军飞机误投炸弹，用油漆在旷地到处画成极大的国旗形式，以为标记。人民盼望国军，真若大旱之望云霓。等了好久，毫无消息，“只听楼阁响，不见有人来”，于是人民大为失望，才知满城风雨，尽是宣传。当日军占领平津不久，当时为宋哲元办交涉的陈觉生，忽于一日腹中剧痛，到晚即死。日军要求剖验，为陈氏家属所阻。陈柩停于别院，距正房较远，日本军医于夜深人静之时，潜入别院，见棺盖而未封（谅待亲属来），遂启棺盖，割尸检验后，仍旧盖好，家人没有闻知。等封棺时，始知曾被开盖剖验，日医检验后，没有发表，亦是一个谜。其时中央地下人员在平津者甚多，这谜是可想而知。
一○七 十九军抗日战争开始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政府以攘外先须安内，故一面剿共，一面谈判，以争取时间为准备。但人民那会知道政府的用意，误为政府不抗日，对政府更加愤懑，抗日心理，愈加激昂，以上海人民为尤甚。时蔡廷锴等所领之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驻防，有一日，有日僧数人经过虹口三友公司，适值散工之时，不知怎的，日僧与工人发生口角，因言语不通，彼此冲突。工人多恨日本人，遂将日僧殴打受伤。日本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惩凶赔偿道歉三项抗议，市长本息事宁人之意，均已照允，且到领事馆道歉，案已了结。讵日本海军陆战队更要求十九路军撤出闸北，政府亦勉为照允，代以宪兵驻闸北，可谓委曲求全之至。岂知又要求即日撤出闸北，于是激怒了十九路军全体军人，以为换防接防，哪有一日可了，当即拒绝，且声明不撤出闸北防地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竟派兵来驱逐，就此冲突。彼此开火，一时即停。日本又派步兵逼令撤退，十九路军被逼气忿，遂与日本步兵交战，彼此均有伤亡。
虹口为日人居住营业之地，人数在十万以上。日本以护侨为名，又调步兵与十九路军作战，十九路军即出应战。日步兵屡次进攻，十九路军阵地屹然不动，终不得逞。日本又出动炮兵助战，以虹口为根据地，向北站、江湾、吴淞、大场一带进攻，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即下令迎击，扼守阵地，奋勇作战。结果日兵被击退，十九路军阵地依然守住，惟损失相当严重。于是中央派两师增援；日本亦添调两师，由白川大将率领到沪，战局遂至扩大。
嗣以日军迂回作战，又抄我后路，国军战线遂向西撤。日军更出动飞机助战，我军力不能支，伤亡又重，遂随战随退。日军乘胜追击，直到南京。其时国军飞机尚少，军器又不及日军，处此逆境，只仗士气之旺，终不敌飞机大炮。日军飞机，扫射及于京沪火车，伤亡无辜难民，真是惨无人道，而南京即于此时失守矣。
一○八 南京失守德使出调停
日军攻占上海后，即沿京沪线直下南京。国军士气昂扬，尚沿路抵抗袭击，日军伤亡亦重。迨攻进了南京，即大肆淫威，奸淫屠杀，发泄兽性，无所不为。又纵火焚烧官署，延及民房，成为火海，三昼夜不熄。被杀戮的兵民达数十万，真是战争以来未有之浩劫。而松井司令官不加阻止，且对京沪车逃难的百姓，仍以机关枪扫射为乐。号称文明国军队，出此野蛮行为，不但增加中国人民仇恨之心，更在国际上留此污点。身为司令，使日军行野蛮举动，不加阻止，真可为日本之国耻。
日军进了南京以后，以为中国无再战之力，必将求和，故屯兵不进至半年之久。岂知中国因失了首都，人民遭此屠杀，反更坚定了抗日决心。趁日军不进之时，积极布置防御工作，政府暂迁武昌，指挥作战，遂有武汉大会战之役。其时国军士气，达于高潮，人人都有敌忾同仇，灭此朝食之慨。武汉之战，国军以少数飞机，竟使日军退却，不敢前进，都是靠士气之旺。而日本占了点与线之地，反形防守为难。德国大使陶德曼，奉了政府密令，向日本政府称，愿为两国出任调停，请日本提出条件交我政府考虑。条件如下（据金雄白所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一、内蒙自治（包括独立）。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扩大，行政权全部属于中国，惟希望勿派仇日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去。将来华北如有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日本在华北尚无设立新政权之意。至目前正在谈判之矿产，应继续办理。
三、上海不驻兵区域须扩大，至如何扩大再议。上海行政权仍归中国。
四、对于排日问题，应照去年张群部长川越大使所表示之意思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人在中国的权利。
一○九 天津日宪兵横行无忌
其时天津日租界，顿时入了紧张状态。尤其是宪兵，在天津各口检查行人，认为可疑者即行拘押。一个小小的宪兵军曹，可以随意骂人、打人、拘人。人民遭其蹂躏，莫敢与抗，恨之入骨。满街贴满墙膺惩支那的标语，认为有反日嫌疑之人，随意拘捕。于是激动学生青年，将墙壁贴有标语之处，乘夜撕去，随贴随撕，反在原地方贴反日的标语，日本宪兵到处拘人。我睹此情形，以为学生本于爱国心，反横遭拘捕，捕去后不免要受苦刑。这种事亦有出于我朋友家者，只好劝他们父兄，叫子弟离津他去。后来日宪兵侦知为首的学生系某银行经理之子，即欲探取行动，被我知道，急以电话通知其家，宪兵去时，其子从后门逃去，扑了一个空。他们疑心是我放走的，但没有凭据，遂对我疑忌，暗中侦查。
又有英租界妇婴医院丁懋英女医生，忽被捕去。我不认识丁大夫，经我友沈少兰恳托。那时我相识的驻屯军司令已调回日本，宪兵司令又不相识，因受沈君之重托，遂去投刺见宪兵司令。寒暄后，我说听说贵部捕了丁懋英女医生，这人我本不熟，但经我知友的恳托，说丁医士向来热心办医院，从没有问过外事。她是基督教徒，病院亦是为社会服务，故看病接生，由她一人经理，穷人免费。她若被捕，病院即没有主持的人。我为病人及产妇的关系，丁医士若没有大嫌疑，可否由我保出，随传随到。他说，这医生写英文信给朋友，说太阳总要向西落下去的，这不是骂日本吗？我说，她是基督教徒，这句话恍惚是西洋的成语。他们写洋文信，往往喜用成语，不一定是骂日本。他带讥讽的口气说，我们初次见面，我倒佩服你老先生对不相识的人也不怕找麻烦。我答，我虽不认识丁大夫，但来托我的朋友是个诚实人，他的话我可相信。且我因为丁大夫的医院，只有她一人照顾，她若不在医院，这些妇婴即没人照顾了。他说好吧，等查明再说吧。遂辞出。有一日，记得是我的生日，正在吃面时候，宪兵司令部忽来电话，请我即去。我即匆匆到司令部，勤务兵不请我到应接室，即请我到司令的办公室。坐了一回，司令亦不出来，我正在疑虑，丁大夫出面了。随后宪兵司令亦出来了，但不跟我招呼，即在公事桌座上对丁大夫说了一套训话式的话，然后与我握手道歉，并进茶点，请丁大夫亦同入座，说你现在亦是客人了，请坐用茶。又说曹先生本与你不相识，竟肯热心保你，以后要常常请教曹先生，今天即交曹先生带你出去，没有事了。我遂告辞，先送丁大夫回医院，后回家，真像戏剧化。这司令做事真是滑稽，我倒借此认识了他。
一一○ 抱不平遭日宪兵疑忌
我友田蕴山将军（中玉），身后遗有纺织厂基地一所，厂已停办。厂基有四十余亩，在英租界内。日军要使用该地，由中国翻译告田夫人道，你的丈夫闹了临城劫车大案，你们产业应该没收。皇军为了好意，不追究前案，今要使用该厂基地，给你地价五万元，你得快快的答应交出。田夫人不愿，又没法诉苦。翻译屡来催逼，久持不决。有人告田夫人，何勿请求曹先生向日本上级军官商量。曹先生亦是田将军故交，必肯出力。于是田夫人经友介绍，来告我始末经过。我想蕴山已故，他为临城案已受政府处分，与日军何干，必是翻译从中作祟。遂去见北京日本喜多机关长，寒暄后，即问前田蕴山将军的夫人告我日军要没收他天津纱厂的基地，是否有此事？他说，日军确是要用该地，但是价买，并非没收。我听了知是翻译的把戏，遂说，日军既需用该地，田家亦愿意出售，可由军方直接与田夫人商量，不必由翻译传达。喜多亦已明白我意，即说请告田夫人，日军决无没收之意。我告田夫人，田夫人感激涕零，要我帮忙到底。我说，我与蕴山的友谊，自应帮忙。如与日军商量不能满意时，我再来帮忙。后日本派军官与田家直接商量，给价五十万元，田夫人亦满意，此事圆满解决。这班翻译，都是日宪兵部雇用，为虎作伥，鱼肉人民，天良丧尽，真是汉奸。正是俗话所说，“阎王易见，小鬼难当”。
有一次，日本宪兵竟找到我头上来，借口我家不守防空令，漏光出外，日宪兵五六人，大声叫开门，揿门铃甚急。仆人知有异，故意不开门，且将门铃电线剪断。他们即破门而入，其势汹汹。进了屋，即问哪一个是掌柜（家主）？我即答道，我即是掌柜。他说，你知道防空令不许向外漏光吗？我答，自然知道。他说，既然知道，怎么你家向外漏光？我说，没有的事。我家楼上楼下，所有窗户电灯，都用黑布罩上，怎能漏光？他们说，明明是你家漏的光，我们都看见的。我说，你若不信，我领你到各屋去看。看了都有黑布窗帘，电灯都罩黑布，他们无话可说。即说，为甚么不开门？我说，半夜三更，你们人声嘈杂，防有盗贼。他说，我们已说明是宪兵，仍不开门。我说，仆役怕你们打人。他说，我们宪兵不乱打人的。正在说话时，二个宪兵往地窨子去，见门铃电线剪断，争论起来，即动手打人。有一仆门牙被打掉了，大喊救命。我即说，你听！下面即在打人了，还说宪兵不打人！他即下去，我亦跟同下去，见一仆面嘴流血。我厉声斥道，人都打伤了，还说宪兵不打人。你们到我家来胡闹伤人，明天非告你们的司令不可。他们见我是主张我们两国亲善的，大家称你是亲日家，即伸了大拇指头说，好的！好的！余已厌其狂妄之态，即答，岂敢！岂敢！他又说，你们孙中山先生过日本时演说，主张大东亚主义。这主义应由我们两国领导，才可安定东亚。遂即大谈其大东亚主义。余嫌其烦，听而不答。他又说，我们这次极愿与贵国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人合作，实行孙中山大东亚主义。我听了不耐烦，即说，我没有见过孙中山，但听说他的大东亚主义，先要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像你们现在之行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怎能平等自由？怎能说是孙中山的主义？我那时亦自知神气露出不自然的样子，他见我语不投机，即告辞而去。看上去像一军人，但没穿军服。
过了一时，土肥原贤二忽来见我。如所周知，他是有名的谋略家，我与他亦曾见过几次面。他说，京津维持会，仅属一时性质，不能有所作为。现在我们决定要设立华北临时政府，拟请您出来担任主席。日本军不日南下，若得了南京，即成为正式政府，主席即是大总统了。我们都知道您是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现在两国亲善的日子到了。您多少年来，受了多少的鸟气，现在正是您吐气扬眉的时候了。我答道，不错，我是向来主张中日亲善的。但你们这样搞法，怎能讲亲善？他说，因为南京政府反日，所以不能讲亲善，以后北京立了临时政府即不同了。我说，彼此要讲亲善，只要彼此有诚意，不论哪个政府都可以做到，不必要另立政权。但你们要如何主张，是你们的事，我不便多说。至于我呢，自从先父去世以来，现在只有八旬老母，她因为我搞政治关系，把老父的命送掉，她恐怕我再搞政治，时时对我垂涕而道。我已对老母言，誓不再入政界。我与段祺瑞先生的关系，你应知道的。他当执政时，我也没有出来，这是明证。且我有肾脏病，时发时愈，像这样多病之身，更何能当此重任？多谢你的好意，我是不能干的，请你们另请贤能吧。他说，看您精神很好，不像有病的人，且正当盛年，是为国服务之时，不能以家事而不管国事。我说，您在北方有年，您总见过人家在新年陈设的唐花吧。像牡丹、海棠之类，都是颜色鲜明，但一出屋外，受了寒冷，即枯萎了。我的身体亦是这样，若无事休养，还可过去。倘若出来担任重任，不久即将倒下。这只有我自己明白，他人何能知道？还请原谅。反复讲来讲去，讲了三十分钟，他看我没有活动的意思，始告辞而去。
后北京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又来劝我说，您跟土肥原君谈话，我都知道。我想您恐怕与军方磨擦，不好办事，故不肯出来。这层可不必顾虑，不久我将转任为联络官，若军方与临时政府有磨擦，我可在中间调和，请您放心。这人虽属军人，然尚文雅，我见过几次，觉得尚诚实，没有嚣张之气。因答道，我不是顾虑这些，您若愿听，我可以心中之言相告。他说，极愿领教。我即说，中日两国，从地理上历史上关系的密切，自应互相亲善提携，我向抱此愿望，惜才力不足应付，终至失败，反被人骂我亲日卖国，但我于心无愧，并不因此灰心。今两国不幸兵戎相见，到此地步，我实在痛心。您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决不能以武力屈服，以我的观察，日本决不能以强力并吞中国，中国亦决不能以武力抵抗日本。日本若想武力征服，中国恐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于日本有何益处，徒得了侵略之名，为各国齿冷。我想彼此迟早终有悔悟之日，言归于好。我以为临时政府之设立，似无必要。但这是你们的事，我不能置喙。若论主席，应以没有色彩超然之人为宜。万一局面有变，尚可发生作用，不必以亲日之人为限。这是我中心之言，不是徒托空言，亦不是含有恶意，希望您谅解。他听了我言，频频点头，似有会意，只说领教了，可惜已晚了。遂辞出。后闻王叔鲁在大连已与日本关东军接洽妥了，这问题就告一段落。
中江丑吉闻此消息，特由北京来津见我说，听说日本军部方面已定设立华北临时政府，要请君为主席，君意怎样？我答，土肥原及喜多都已来劝过，我已决绝坚辞。他即起立，对我一鞠躬，说道，我来即是问君主意。君决意不就，好极了，我也放心了。他又说，君若出来，自信能为百姓谋福祉，为两国谋和平，即拼此老命，也还值得。不然的话，还是保全晚节吧。说罢，即告辞，留他吃午饭，亦不允。日本人劝我不当伪主席者，惟中江一人而已。
一一二 与王叔鲁病床一席话
不久，王叔鲁（克敏）到了北京，即来见我。我适卧病，门者告以主人病不能见客。他说不妨，我与你主人是老朋友，即在床前亦可谈话。遂引入卧室，我仍躺着。他坐在床边，问我何病？我说，肾脏病患了多年，时愈时发，发时即不能起床。他说，日本方面很盼望您担任临时政府主席，您该知道，我是为您来铺路的。我说，您看我这样的病夫能当主席吗？土肥原和喜多都来过了，我已坚决表示不干，我想他们应该明白了解了。我们不必再谈这些，言归正传，请您把在大连的经过告诉我听听。他说，他们对您未必就此死了心，我们先谈我的经过。我住在大连，关东军中坚分子要跟我谈谈，由满铁理事介绍，和关东军××少将（忘其名）交换几次意见。那还在七七事变以前，宋哲元在北京。他们说，宋哲元一味避不见面，即见面也谈不出所以然。后来宋竟避到家乡，一去不来，他们不能忍受，因此想另立政权，单管华北的事。那时要我出来任事，我说，到那时再说，目前情形，还谈不到。及卢沟桥事变发动以后，他们又来说现在情形变了，不但华北一方面，连南京政府也是没有诚意。他们先在华北另立一政权，要我出来担任主席，一切到福冈再说。即预备飞机，接我到福冈去，与东京军部的人见面商量。到了福冈，东京军部方面的人已先到等我了，即说，华北设立临时政府，我们既已定议，我们希望君或曹君出来担任主席。曹君已由北京方面接洽过，因身体不好，不肯担任。请君到了北京，再与曹君接洽，最好能不好，但吃瓦片（北京人称卖房过活）还可过一时，我是决不干的，岂有对你说假话？他又说，我的脾气，您亦知道的，我王某亦不是肯听日人指挥的人。这局戏不知如何唱法，过一天，算一天，不久拆班亦未可知。但由日本军人胡天胡地的搅下去，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有一个政府在旁看着，总比他们胡搅好一点。我哪敢说为百姓解除痛苦，我亦像您说的尽一分力罢，只好做到哪是哪里。我说对了，这个临时政府只要能为人民尽一分力，即算已有交代，不必说有什么主张。为人民尽一分责任，即是为国家保存一分元气，这是为自己的良心，不是为日本人服务，更不是为图富贵。我们到底是好朋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盼望你这样干，亦可对得住良心，对得住国家。他说，今天说得很痛快，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您在养病，不应过分兴奋，我先告辞，过日再谈。遂告别而去。
我与叔鲁自从清末他任直隶交涉使时始相识。那时我是外务部侍郎，交涉使由外部奏派，尚有堂属之分，故很少往来。后他当中国银行总理，我是交通银行总理，往来渐稔，从此常常聚会，交谊遂深。他本出身富家，乃翁子展先生，曾任广东某道，故他能讲粤语。他曾任黄膺白政整会总务厅长，记性特强，能背记簿记数目字，为宋子文激赏。惟喜赌博，好挥霍，致景况日窘。此次出来，亦为贫而仕，未必为附日。可见安贫守己，亦不是容易的事。
那时北京城内，风风雨雨，谣言满天飞。有说吴佩孚与土肥原条件讲好，即将出任主席。有说殷汝耕可能升格，当临时政府主席。又有说靳云鹏亦有意出来当此席。等到王叔鲁来后，这些谣言才熄灭。
有一次，张燕卿（文襄之子）忽然光顾。他曾任天津县长，又做过满洲国实业部大臣，彼此闻名，却无往来。他忽问我，华北临时政府即将成立，君愿出任否？我说，若东海出来，我或许可追随。他知我是挡驾之意，即不往下说了。后来过从渐稔，然绝不谈及政治。他名义是新民会会长，后来辞了，由缪斌担任，缪斌我从未见过。闻燕卿在京很活动，我没有问过他，他亦没有告过我。
还有一位不速之客，人称他为宪十九爷，是肃王之第十九子，我本不相识。他说慕名来访，现向日本借三十万元在内蒙肃王府圈地办牧场，时来往于京蒙之间，到京必来看我。他毕业于日本西京大学，日语娴熟，曾服务于满洲国，与日本朝野知友很多，与关东军接触亦多，却是日本通，亦是一个神秘人物。与我从没有谈过过去的事，我亦没有问过他，惟有时借我家宴请日本人而已。他对其妹川岛芳子，却深恶痛绝。
一一三 华北临时伪政府成立
不久日本方面筹备成就了。临时政府成立前一日，喜多骏一特来天津，约请八人在利顺德饭店晚餐，先到八人家里，投刺面约，表示敬意。晚上与会者，记有龚仙舟（心湛）、王揖唐、靳翼卿（云鹏）、齐抚万（燮元）、陆闰生、朱博渊（深）及余，还有一人忘了。席间，喜多简单致词，略谓日军此次行动，出于不得已，以后成立政府，希望速成和平，两国恢复亲善，一致反共。诸君为华北负有重望之人，务请多加指教，共同协力云。当场声明不能到北京去者，为龚仙舟、陆闰生及余三人。靳翼卿则说，你们把我家乡山东搞到如此之糟，叫我有何面目跟你们协力？喜多致歉意，余均无辞而散。翌日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所辖地域，只有京津两市，京兆七县而已。组织分立法、行政、司法三院，称委员长，不设主席。惟行政院委员长称院长，等于主席，由王叔鲁兼。立法院委员长汤尔和兼教育。司法院委员长朱博渊兼总检察总长（或云董康）。下设总署，分实业、司法、财政、教育、治安等总署。实业署长王荫泰，财政署长汪时璟，治安署长齐燮元，另设赈务委员会，会长王揖唐。再有秘书厅，警察他与五四运动亦有关系。
后日本方面要临时政府聘最高顾问两人，一为吴佩孚，一为下走。余想中国顾问，都是有名无实，不若日本最高顾问，真要办事，若再不干，怕要闹僵，遂应允。行政院定给月薪千元。日本方面以最高顾问至少应与院长平等待遇，何能等于署长，叔鲁问我怎样？我说，千元足矣。岂知吴大将军以为不足，后给吴月三千元，我觉得可鄙。我的最高顾问，真是实做了吃粮不管事。
不到一月，保定陷落，日军要趁此耀武扬威，要求学校学生开庆祝提灯会，游行街市，以示庆祝。以本国地方为敌人陷落，还要本国学生庆祝，这成什么话？想临时政府亦站在中国人立场，除非丧心病狂，哪能发这种布告？这次倒是叔鲁与尔和极力反对，以去就争，总算作罢。日军只放气球，挂一条带，写庆祝保定陷落字样，到处在空中飘扬，徒令中国人见了益加气忿，真是无谓。
喜多与叔鲁约定每周会晤一次，商谈公事。叔鲁要在临时政府（即外交大楼），喜多要在他的办公处，彼此争执不定。后定折中办法，彼此到铁路俱乐部商谈才解决。有一次，叔鲁乘汽车往俱乐部，途中遇刺，叔鲁蹲在车底未伤。陪乘的日本人坂本（忘其名）探首出望，适中弹而毙，从此喜多到大楼移樽就教了。每次会商，日本提出者多是窒碍难行；中国提出者，又是碍难照准；因此都没有结果。但日本所提者，即使窒碍难行，不待商妥便自由行动了；而中国的提案，即束之高阁，永无下文者居多；因之时生磨擦。而冀东政权，屡次商议，迄未取消。
一一四 就公司董事长的开始
余到夏季，仍到北戴河休养。有一日，叔鲁派祝砚溪（惺元，日本同学）到北戴河来，要我即回京，云有要事面商，且要砚溪等候同行。余问何事，他也不知，我只得偕砚溪回京。见了叔鲁，他即说，你尚在北戴河享清福，日本方面对你大不满意，对我也提过好几次了。尔我老友，不能不告。他们说你什么事都不肯干，而对反日嫌疑的人，总是出来请托说情，疑心你是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我答谓，这真是笑话。我被国民政府通缉，难道他们不知吗？我还接受临时政府高等顾问，这都是事实。叔鲁说，他们说的亦有事实的。以前在天津时候，学生发传单，撕标语，你总为他们说情。有一次宪兵对一个学生要取行动，被你通知放走。更有周律师丁医生，都是你出来保释。如此下去，我为你耽心。我说我与国民政府，向无往来，以上的事，是我本了良心，亦有为了朋友，毫无作用。我不担任职务，因为体弱关系，你亦看见过的。叔鲁又说，他们说你到庐山，受政府招待，你担任高等顾问，是为了掩护。你是知道日本人行为的，军人更是任意行动。我在此受罪，不能不顾及老友的安全。你既为老亲不能远行，犯不上在此吃眼前亏，我不能不跟你直说，免得你被他们猜疑，我想你在政事外担任一些职务为是。现在他们要办新民印书馆，要我提名董事长，我先跟你接洽，万一我提出来，你又不干，不是更给他们为口实，更给你加麻烦吗？我想了想，叔鲁的话却是关切，不像弄手段，先谢了他的关切，即提出关于书馆一连串问题。我问印书馆是官办还是商办？公司营业如何性质？他说是商办，由日本平凡社与凸版公司出资合办，营业专印刷发行教科书。又问教科书是否也由公司编辑？他答由教育部编辑，公司只管印刷发行。又问公司有没有董事会？如何组织？他答有董事会，由中日两国组成，中国四人，连董事长；日昆明湖原来不大，咸丰年间重修此园，开拓昆明湖，用人工将瓮山填高拓大，上建排云殿，历阶而上，有百余级。殿前广场很大，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即在此殿受贺。
后导观乐寿堂，即慈禧之寝宫。寝室陈饰，据云仍照原样。见有一铜床，两只沙发，是洋式的。其余妆台桌椅都是红木老式，地毡是红色的藏毡。人说慈禧如何奢侈，亦不过如是而已。园内另有一园，名谐趣园，闻系乾隆南下时，仿扬州某盐商之园而建者，可谓园中之园，一切都照南方民间园庭式样，没有一点帝王家气氛。大约乾隆住腻了宫殿园囿，反觉民间园囿之有意思，故在园中又仿造这园。其时天下承平，物力丰富，故不惜建筑土木，供其游豫，三次南巡。清代之由盛而衰，实始自乾隆也。
当庚申之役，英法联军无故侵华，初只要求订约通商，觐见递国书，清廷顽固不知国际通例，竟拒其请。英法即引兵进京，迫令订约，焚烧圆明园，延及静宜、静明、静漪等园。海淀一带，成了火海，三昼夜未熄，并掠夺园中宝物无数，为中国之耻，为他国效尤。由今思之，清廷之顽固，固属可笑，而当时英法之强暴，比之今日日本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余居颐和园，晨起亦早。每日在园内散步，自长廊至石艇，来回数次。稍累，即在石艇小憩饮茶，精神日佳，自想有生以来，这是最舒适的日子。回想当年日本政府，曾特制一游艇，呈送慈禧太后御用，备极华丽。行下水礼时，日使内田康哉同夫人亲来主持。太后偕后妃等与内田夫妇，乘坐游艇，绕昆明湖前后一周（内田夫人，美而擅交际，闻能入宫单见太后，太后与她亦很相契。公使夫人能入宫单见者，惟她一人而已）。庆邸那相亦同陪坐，余亦恭逢其盛。今此游艇绣阁船坞，已成废物了。
园之殿后，有一元朝名臣耶律楚材之墓，不但没迁移，还在墓上盖了一祠，内供耶律楚材之像，刻有石碑嵌在墙内，略述事迹，足见修园之时，亦尊重前代名臣之旧迹也。园门左侧，有房一排，似为当年军机大臣候旨办事之所，今则为陈列御用车舆仪仗等物，供人阅览。中有一辆前世纪的敞篷汽车，式样古老，闻系袁项城任北洋时，外国刚行汽车不久，特由外洋定制进呈。岂知适有某国公使在京乘坐汽车肇事，特由总理衙门照会停止。因之项城进呈汽车，传旨申饬，可见当时宫廷之顽固。
园中尚住相识者，有袁芸台、溥心畬、傅沅叔（增湘）诸氏，时相过从。且令庆稀从心畬学画。又有立五奶奶，与我比邻而居，为毓朗贝勒之女。姊妹三人，亦常往来。孟小冬女士，即由立五奶奶介识者也。
我与芸台向少往来。他自坠马伤足，行路很不便。住园时，他常枉顾，特别殷我妇即往看视。见宿舍全是砖地，又是土炕，伙食亦粗粝，心生怜悯。俟静真接庆稀回颐和园后，她即到权的家中，对权妇发脾气，说你们房屋这样宽敞，难道不能留住七妹，使她住在不甚卫生的宿舍，自然容易病。媳妇无以答，只说她们没有说要来住。妇即回家，从此与静真更加和好，时来颐和园。后来竟自动要来园同住，静真很高兴，为她收拾布置房间。接她来了，哪知她的小儿子（朴）反对，来园坚要接他母同去唐山，竟对母说，妈也要倒戈吗？其母很生气的说，好吧，跟你到唐山去，你是要我死在你那里才放心！遂悻悻同去。后来糖尿病越重，又加了肾脏炎，没有再到过北京。不久，朴寓搬天津，她即殁于朴寓。临行一句气话，亦竟成了谶语。
我在新民印书馆，事务都委之田中副董事长，相处尚好。我只在开董事会时出席，由兑之建议办一月刊，名为“中和”，不谈时事，只讲中国掌故历史，于文化上亦有贡献。有一次开董事会，提出新印中国地图，为学校教科之用，竟将东三省连一部分内蒙古称为满洲国。余大反对，谓我们商办公司，竟将国土随便变更，岂有此理，此图不能发行。日本董事说，迟早总要这样，我们不过先印，免得将来再印罢了。我说，将来如何，我们管不着，商办公司何能擅改国家领土。试问发交学校，学生如问东三省哪里去了？假使你做教员，如何回答？日本董事亦无话可答，遂决议废弃，这地图不能发行。这件事日本军部大不满意，田中大受申饬。
有一天，见叔鲁。他说日本人真不讲信用，以前说的话，都是骗人，你到底知道他们的脾气，不肯上当。我相信他们的话，弄得焦头烂额，早知如此，当初也决不答应了。目前情形，重庆政府亦没办法。你看华北情形，将来要变到怎样？我说，那何必说，他们设立华北临时政府，即可猜想到将来了，现在正在起头呢。只有拿定主意，做一分是一分，此外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是对你说过的，他们请你上台时，总是说好听的话，上了台即不同了。他们对我，至今还没有断念，但已用恐吓手段，想使我屈服。遂将宪兵借防空与我作对之事，跟他说了，这不是故意与我寻事吗？我是不怕的，我理直气壮，为何要怕他们。他们对我，亦无可奈何。我担心的倒是有人鼓动学生。可怜这班学生，有心爱国，不知道怎样爱法，心灵脆弱，受了人的蛊惑，还不自知被人利用。自认为是爱国，像中了催眠术，不辨是非，跟了即走，即父兄亦没有办法。你看章一山先生的孙子，周叔廉的儿子，不都是这样么？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这亦是青年人不满现实的表现，我真不懂日本名为反共，而做事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我想这样搞下去，总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人家说我亲日，我不否认。但我亲有正义感人情味的日本人，不是亲侵略我国的军阀，故我问心无愧。我想中日战争，总有了结的一天。叔鲁亦以为然，且说，我看日本的办法，只注重反日。以后的事，只能靠天运吧。我看叔鲁，亦是满腹牢骚。我跟他见面，总是闲谈。我从没有问过他政事，他亦没有跟我谈过政事。
一一五 坚辞联准银行董事长
当临时政府成立之前，日本经济顾问阪谷希一（前政府经济顾问阪谷芳郎男爵之子），余本相识，并经长野勋为介，拟向中交两行商借垫款。时中行经理为卞白眉，交行经理为徐柏园，余为介绍，由阪谷直接与商。两行经理允与垫借，惟声明分行钞券，须向总行领用，月有限制，分行没有发行权。经过半月有余，两行均已各垫了五百万元左右。白眉告阪谷，如此办法，两行无力应付，只好停止借垫办法。阪谷亦谅解，遂与两行商设仿照美国联合准备银行办法，另设一银行，由华北六大银行与日本方面合资办理。白眉柏园亦赞成。遂更约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行经理同为发起人，设立委员会，六行同为委员会委员，规定有发行权，钞券与日本金钞平价汇兑。于是开成立会，六行经理均列席，定为委员会制，名为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后又加入河北省银行。讵开行后，日本印成的钞券，即源源而来，毫无限制。白眉来告余曰，日本借美国联合准备银行为名，全不照美国银行的办法，不过借此机构，发行钞券，等于发行军用票，中国六行何能同负此责任。我与阪谷说了几次，看他亦无办法。如此下去，贻害无穷。我不能分担此责任，我要走了。等我动身后，请转告阪谷一声云云而去。自白眉走后，委员会亦取消了，于是改为总裁制，阪谷先使长野勋来探我口气。并谓君为总裁，尚可有些限制。我谓在此情势之下，无论何人，都没有限制办法，请谢谢阪谷君的好意。后阪谷亲来劝驾，谓我们两人合作，总我去看叔鲁，正与叔鲁聊天时，汪翊唐（时璟字）来了，神气很得意，向叔鲁伸了两指说，报告委员长，联银券已发行到两亿了。叔鲁听了，即大声说，你是来表功吗？这种滥纸，少发一张，即为百姓少受一张的痛苦，我正设法筹划增加发行准备，你亦应有点打算，不要一味讨好他们，这是你的责任。翊唐本来表功，想不到反受了一顿埋怨，遂无精打采，连称是是而退。我见叔鲁尚有百姓放在心上。后来阪谷定了以货易货的办法，只有外汇进来，没有联银出去，故华北联银券一直维持水准。这办法是否与叔鲁商定，不得而知。
后张乾若对我说，你不干联银董事长很好。我接重庆来信，他们还以为这银行是你出的主意呢。
一一六 贝岛会社收买正丰矿
日本实业家都来华北谋发展。有贝岛煤矿会社，早已派技术家来华北调查能炼焦的煤矿。以井陉矿区的正丰公司设备完备，煤质亦好，于是由开发公司向临时政府，提议收买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但此矿为段合肥所创，虽为股份公司，段方有关的股份占大多数。其弟子由，一生弃官经营此矿。合肥家本不富裕，身后仅存此矿，但股票已出卖很多。当子由任经理之时，机器购自德国，且用德国技师，惨淡经营，费力不少。现由董事会管理，余亦董事之一，前已提及。叔鲁商之于余，我说，先应探询董事会主事者愿出卖与否？后主办人说，此矿是股份公司，现在段家股份不多，子由故后，无人尽力经营，出售也许可能。但先得经董事会商议同意，若愿意脱手，还要开股东会决定。余遂报告叔鲁，并问贝岛收买，曾否说收买价格。叔鲁说前途愿照额面收买。余说额面收买，恐不能成，且看股东会如何决定。后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但附条件，售价不能在额面一倍以下。余以股东会议决告知叔鲁，叔鲁先说合肥身后萧条，回复他们，价格须照额面二倍如何？我说段家景况不好，这次贝岛开采，不止限于正丰矿区。扩大之区，应由政府与他们交涉。即正丰股票价格要他三倍，亦无不可。叔鲁亦同意。贝岛觊觎此矿已久，恐为他人捷足先得，愿照额面三倍收买。又开股东会，余出席报告经过，照额面三倍出售，决议委托余与实业署长接洽交割手续。此事圆满解决。
新公司名为井陉煤矿公司，推余为董事长。余以已为新民印书馆董事长，当面即辞。他们说，君原为正丰公司董事，若不愿任新公司董事长，是不愿与日本合作了。喜多亦来劝我就任，不得已遂任该公司董事长。其副董事长为草场义夫，是矿业专家。一切由副董事长主持，余惟画诺盖章而已。草场盛称公司前办事人之认真，设备亦好。余告以此矿为前执政段氏所有，及其弟弃官办矿之经过，他们都表示钦佩。
井陉公司董事有白川一雄者，以企业家而兼政治家，在井陉不甚得意，思别有所图，属意于开滦矿务，时与余谈及开滦事。余亦不知其详，时董事长孙章甫为我老友，乃央我介绍与孙君一谈。白川问孙君以开滦中英合办之经过，及目前矿务之情形。孙君一一告之，且谓开滦煤质不甚佳，灰分太多，故须经洗过才能炼焦。原来开平公司之矿，现只有唐山一区，其余均为滦州矿公司之矿产，故居停于笔江别墅时为多。有时以胡颂平、陶祝年为居停。后志忞亦置有别墅，全家尽去，故家母亦常同去。我母喜坐海边，受日光浴，观男女游泳。张汉卿（学良）亦每夏必到，来时与少男少女，骑驴疾驰，所过之处，衣香鬓影，临风飘荡，煞是美观。惟尘沙飞扬，为游人侧目。赵四小姐，即于此时相识者也。桂莘女儿，亦同游嬉，故桂莘别墅，即为他们休憩之所。
志忞于别墅界石刻有心坟字样，其意将志态两字分开。但以坟名其居，总觉不祥。后因酒毒成肝硬症，医嘱戒酒，终不肯戒，性变暴躁，动辄骂打。有一年新年，我们去贺年，见桌上中间摆了一盘血淋淋的猪心肝肠，二妹气得发抖，知又是志态在发脾气，不敢多言而出。翌日二妹来告，志态近来动辄用刀吓人，恐在醉乡万一失手，如何得了。我忍无可忍，只好携子女去上海躲避一时再说，姨娘亦要同去。二妹去后，志态另纳一小星，常住海滨，不知何病，殁于别墅。我即电二妹，先嘱方允常兄赴海滨料理棺殓。二妹来津，知尚欠天主堂巨款，遂划庭院地一部分出售还债，料理后事，遣散新姬，扶柩回沪。志忞志高傲物，所如辄左，怀才不遇，借酒浇愁愁更愁，有愤世绝俗之意，卒以酒病丧生，为之惋惜。
再说我何以住燕孙之别墅。有一年，交通银行不知哪里得来的一笔外快，桂莘董事主张不要分，为我及燕孙振采三人在北戴河各置一别庄，名为同功堂别墅。我以为自己有了别墅，不必叨扰他人。岂知到了一看，燕孙振采的别墅，都是新造落成。分给我的，在山坡上一所洋人本有的小洋房，风景虽佳，惟屋小如舟，仅能独住，不足以容眷属，故改住燕孙别墅。别墅工程草率，为之修理，所费不赀。桂莘对此，亦觉不平，适逢悼亡，商我让给他为茔地。我即同意，并送我地价万元，辞之不获。她夫人即葬于斯，自己亦营生圹，我则仍无别墅了。
一一七 明治矿业开发磁县矿
日本明治矿业会社之专务理事板桥喜介偕宗近鹏介来访。宗近擅中国语，说明来华开发矿业之意。余说你们来得迟了，华北井陉矿已为贝岛会社收买。板桥答称，因为明治矿业为日本矿业协会会长，不愿早来与同业竞争。我们志在帮助贵国开发矿业，不在目前求利，迟早没有关系，磁县矿如何？我听了商人不事竞争，已属难得，且说不求近利，帮中国开发，更觉眼光远大，对他即另眼相看。板桥又诚实和蔼，虽是初见，知其为有修养之人，即说既如此，你们先去察看，这是老矿，面积很广，煤质亦可炼焦，不下于井陉，惟不知埋藏量如何？他们辞谢而去。经测验后，又来见我说，磁矿确是煤质很佳，面积极大，经测量后埋藏量丰富。惟工程浩大，费钱要多。好在我们目的不求近利，已由开发公司呈请临时政府给照开采。其中有名六河沟一部分矿区，业已开采，听说是君的矿产，不知确否？余说，只有投资关系而已。他说，恕我冒昧，直言告君，谅君亦未去看过。该矿所用机器，都是早已用过了年龄陈旧的机器，若在日本，早已作为废铁，何以买这种旧机，我曾参观井陉公司，那公司的机器，确是精良。君委托何人办的？恐君还不知道，受人蒙蔽。他这样的直率相告，我听了却有点难为情。我说，承君直告，感甚。这矿本是比利时国人办的，后来不知怎的售让与甬商某君。我友李君，与该商同乡，想跟他商让，该商索价甚昂。李君劝我投资，我以办矿亦是有利于社会的事，遂允投资。李君即告知甬商，说是此矿是我要办。其时我长两部，中国商人仍有官尊民卑积习，听了我办此矿，就大大的让步，与李君订约，将该矿让与李君。后来李君仍没有照约履行。我本外行，又兼管两部，哪有工夫顾问，遂任李君一手经理。但李君亦是外行。广事交游，本想做实业家，却成了社会闻人。现在事已过去，不必再提。他听了我的话，心里明白，即顾而言他，不再往下说这事了。板桥后办手续，请得采矿执照，预备开办，推我为董事长。我因初见板桥，即有好感，并有六河沟关系，不便推辞，当即允议，即请他为副董事长，并约嵇迪生夏爽甫两君为董事。其他一人，由叔鲁推荐。板桥是矿业专家，办事刻实，平时总在矿上工作，非开董事会不到北京。开会时详细报告工作情形，一面测量开矿，一面修造接连京汉的运输铁路。他说磁矿煤层极厚，甚为高兴。我当时对明治矿业，以板桥诚恳，颇存厚望，拟俟战事终结，商中日合办之法，岂知成了幻想。
宗近在北京办了一个学校，招考幼童数十人，以备将来矿场工作。经过两年以后，铁路告成。开采出煤，日仅出千余吨。开采不满一年，战事即告终结。故明治对于磁矿，投资最多，而没有获利。然板桥并无怨言，可见涵养之深。
一一八 汪组伪政府竟称还都
汪精卫为国民党元老，七七事变后，日本近卫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曾派高宗武赴日本见近卫，试探有无和平可能。至广田内阁，发表对华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汪以广田既有此声明，认为等于取消近卫声明，已开和谈之门。政府以形禁势格，不便与日本谈和。他对抗战前途认为黯淡，故拟离开重庆，响应三原则，运动和平。其意以为抗战下去，徒伤国家元气，为共产党造机会。遂离重庆飞往河内，同行者只夫人陈璧君与曾仲鸣夫妇。在河内发通电（艳电），响应广田三原则。本拟赴法国以待时机，不料在河内遇刺，误中曾仲鸣身亡，遂一怒而变更原意，由日本影佐少将雇轮护送，由河内至香港，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林柏生等商组政权，与重庆对抗。旋即至沪，另立政府于南京。曾一度往日本，见日本当局对组府事，并不热忱。后与坂垣及与亚院长官晤谈之下，始觉他们想组的政府形同满洲国，遂大失望。然势成骑虎，无法下台，回至上海，与当地日本军事当局会议。日本方面提出的建国基本方案，竟似满洲国蓝图之翻版，更为失望。本拟再与日本方面磋商建法会，以余曾住团城，被邀参加，余亦不时随喜。法会圆满，在家设斋供僧，另一桌供女僧（尼姑）。我见有一尼，似曾相识，然我从没有与尼姑往来，即亦置之。席散，这尼竟前来自我介绍说，曾住在西直门外章氏家庵者。余始恍然，知为故友章宷丞之遗孀（章曾任外部参事）。宷丞久病肺疾，家庵即为他疗养之所，殁于家庵。她说自先夫故世火葬后，即落发出家，现在西直门城根某尼庵当住持。此人当年是上海名花，竟能看破红尘，为夫守节，亦是难得。
当王揖唐未定之前，喜多骏一又来劝驾。说现在国民党政府已在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已回复了战前体制。王委员长不久将要辞职，此时君当可以出任，我特来征求同意。我说我不出任的原因已一再说明，与政权更迭毫无关系。且现已就了三个公司董事长，已尽我力，仍请原谅。他笑道，君亦太固执了。又问君看南京政府将来能否与重庆政府合而为一？我答，我不明白此中情形，你们情报一定比我明白的多。又谈了一回，遂辞去。临行还说，此是显亲扬名的事，我想太夫人也不会反对。我说，此是我自己的事，与家母无关，但家母亦决不愿意。
一一九 游青岛访老友章仲和
青岛为山东问题的症结，久想一游。时仲和、心微均在青岛，遂携庆稀飞往青岛。下机后心微夫妇在机场候接，陪往旅馆。心微留英学造船，现为港务局局长，其夫人即我妇之妹。心微讲卫生，每天浴冷水，冬夏无间，饮食有节，锻炼不辍。因公伤脚，致行路稍跛。青岛本一渔村，自租让德国，仅十余年，堡垒之外，对于市政亦极力修整，道路广宽平坦，树木到处成荫，市廛与住宅分开，成为现代都市，更觉整齐。德国天津租界，亦是定了计划，一气呵成，不是枝枝节节，常须修改。中国人只知托庇外人，坐享其成，连外国租界之市政，亦没有学到，言之可耻。青岛形势更是紧要，假如高徐、济顺两铁路造成，不但为良好的军港，且可为南北物资的吞吐口，控制东南半壁。宜德日之野心家眈眈而视之矣。
仲和家在小山上，拾级而上，有数十级，亦可望海。院植松树，十年之后，松树成林，可大有佳趣。我与仲和自五四以后，尚未见过。久别重逢，更觉愉快，畅谈甚欢，互道别后情形。惜彦安夫人已定船期赴沪，不能在青岛为憾。仲和之兄伯初，留学美国，兄弟生活不同。其兄留美，反喜东方生活。仲和留日，则喜欧化生活，家中纯是西式，生活亦仿欧化。心微本是留英学造船，他在海边自筑一家，恍若轮船。他讲卫生，又善游泳。
时青岛公园樱花盛开，满园灿烂，游人拥挤，一如游于日本的公园。此德人所种，一若为日人预备者，亦是巧合。心微导观德国时代之炮台，虽只剩遗迹，想见当时之坚固，尚陈列一废炮。青岛山明水秀，树木甚多，别有一种幽静之感。本拟游崂山，时为游击队所据，遂不果。居民安堵如常，没有战争气氛，与平津迥异。闻有湛山寺为倓虚法师所创建，惜无人介，未获瞻仰。住了七天遂赋归欤，时庆稀方十三龄，居然能伺候我起居，并极周到，人皆称赞。临行前夕，知友假饭店为饯行。余以叨扰友好，尚未还席，趁此作为答席，预嘱庆稀完账。饭罢主人去完账，柜上说小姐已完过了。余亦不知她在何时完的账，人皆称她聪明，余亦觉得她敏捷。
不久北京又拟设建设委员会，想为我位置。叔鲁代为我辞，谓曹君身体不好，今已担任三处公司董事长，不必再约他，遂改为建设总署。适殷同自青岛来，即推荐殷为署长。日方同意，遂以殷同为建设总署署长。我很感叔鲁能践前约。殷同号桐生，有干才，谙日语，颇得日方信用。在任时，为日本人建设了两件事。一件是日人要在西郊建一新村，那边有官地，也有民地，民房很少，但杂坟很多。桐生对民地民房民坟一律给官价百元，令其迁移，那是太苛刻了，比向来政府收买民地章程，差得太远。由西直门开一马路，直达新村，设电灯电话，划定区域，供日人领用。附近另建一民航机场，免与军用机场混在一起。另修马路，很平坦宽广。还有一件是修南小街马路。南小街通禄米仓，沿朝阳门迤西建有仓房数十间，前路即名南小街，从朝阳门直达海岱门。在清朝末季，以禄米改折银两，仓亦久废，南小街久未修理，贫民占道盖屋，变成贫民窟，街道愈窄。前政府屡拟修马路，以无收买民房之费而中止。日军欲利用禄米仓，不能不修南小街马路，殷桐生只是每户给官价百元，勒令拆屋。贫民此得百元，有的盖草棚而居，有的因此自尽。桐生不顾一切，一意孤行，只将贫民自尽者代埋而已。人皆骂他为刻薄鬼，怨声载道。但此路仅修到禄米仓而止，不及南小街之半，只为日本军谋便利而已。这真是日人理想合作的人，日本方面已预定他为叔鲁继任人，岂知命运不济，不久一病呜呼了。
一二○ 徐东海高龄病逝津门
徐菊人先生名世昌，原籍河南。项城小站练兵，遂入幕。小站位于天津东海之滨，故人称东海而不名，前已提及。出身翰苑，擅书法，又好绘山水。为人和善而有智谋，不威而严。尤讲卫生。前年八十初度，犹精种矍爽，往祝者各赠草书楹联一对，笔姿苍劲，毫无衰象。津寓院中，辟一菜畦，下野后，常自短衣，戴笠执锄，从事种菜，不但可以活动筋骨，自种的菜蔬，味更佳美。又好砚，集砚百余，择其尤者，作铭刊砚背，印成砚谱。尝贻我一砚，并一砚谱。余于此道未尝研究，惟听其讲解，始略窥门径。其弟端甫，受兄之薰陶，蓄砚三百余方，然多而不精矣。东海素讲理学，实行黄老政治，简而不繁，余每请益，辄劝我多看书，即不能记，亦是有益。又教我静坐之法，每日静坐一时，屏除杂念，不但养气，且可延年。余与东海向事以师礼，有清习惯，凡受过保荐者，即视为门生。东海重仪节，每见客，即至稔之人亦整衣冠出见。在病中，余每去视疾，总是起床整襟以见，可见其谨肃不苟。病系摄护腺肿胀，此系老年病，照西医方便治法，稍动手术，亦可治愈，并非致命之病。端甫商之于余，拟肥听信左右之言，横生疑忌，卒以酿成皖直战争，以北洋元老而使北洋团体由他瓦解，不免有盛德之累。东海以文人而能驾驭武人，实仍基于小站练兵，受项城尊敬，有以致之也。从政之暇，延揽学人，编辑清代诗人遗稿，成为晚晴簃诗集，发扬潜德幽光，于文献亦不无裨益。开吊之日，屏除繁文缛节。吊客很多尤以门下士为多。丧仪简单严肃，吊者络绎不绝。门下士十余人，推郭啸麓（则沄）撰祭文公祭。祭文真做得情文并茂，悲痛感人。祭之日，公推啸麓为首。读祭文者，硕大声洪，读到悲痛之句，抑扬凄凉，与祭之人为之落泪。东海无子。于家乡水竹村本营有生圹，夫人已先下葬，因道路不靖，不能归葬。其弟端甫主张暂葬于天津万国公墓。生前自写墓碑，题为水竹村人之墓，亦可见其胸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