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册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五十五岁
一月，司法储才馆开学。三月，康南海先生逝世。是春时局变动甚剧，先生与儿辈书中常有论及，谓至不得已而避隐时，将尽力完成《中国通史》之作。是时先生便血病时愈时发，但各种工作仍未稍息。六月，王静安国维投昆明湖死。七月，梁思永返国。八月，先生开始《中国图书大辞典》工作。是时先生因时局及身体关系，决自下半年起摆脱各事，完全从事休养。十月以后病体大愈。十二月，为长子思成定婚；是月范静生卒。
一月二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生活情形并论时局及梁思永等回国各事：
“今天总算我最近两个月来最清闲的日子，正在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拿着一部杜诗来吟哦。思顺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四日，思成十二月一日的信，同时到了，真高兴。
思成信上说徽音二月间回国的事，我一月前已经有信提过这事，想已收到。徽音回家看他娘娘一趟，原是极应该的，我也不忍阻止，但以现在情形而论，福州附近很混乱，交通极不便，有好几位福建朋友们想回去，也回不成。最近三几个月中，总怕恢复原状的希望很少，若回来还是蹲在北京或上海，岂不更伤心吗？况且他的娘，屡次劝他不必回来，我想还是暂不回来的好。至于清华官费若回来考，我想没有考不上的。过两天我也把招考章程叫他们寄去，但若打定主意不回来，则亦用不着了。
思永回国的事，现尚未得李济之回话。济之（三日前）已经由山西回到北京了，但我刚刚进城去，还没有见着他。他这回采掘大有所获，捆载了七十五箱东西回来，不久便在清华考古室（今年新成立）陈列起来了，这也是我们极高兴的一件事。思永的事我本礼拜内准见着他，下次的信便有确答。
忠忠去法国的计画，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却真可忧虑，过几天我试和少川切实谈一回，但恐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使领经费据我看是绝望的，除非是调一个有收入的缺。
司法储才馆下礼拜便开馆，以后我真忙死了，每礼拜大概要有三天住城里。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因为清华寒假后兼行导师制，（这是由各教授自愿的，我完全不理也可以，但我不肯如此。）每教授担任指导学生十人，大学部学生要求受我指导者已十六人，我不好拒绝。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燕京学生比清华多，他们那边师生热诚恳求我，也不好拒绝。）真没有一刻空闲了。但我体子已完全复原，两个月来旧病完全不发，所以很放心工作去。
上月为北京学术讲演会作四次公开的讲演，讲坛在旧众议院，每次都是满座，连讲两三点钟，全场肃静无哗，每次都是距开讲前一两点钟已经人满。在大冷天气，火炉也开不起，而听众如此热诚，不能不令我感动。我常感觉我的工作，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
我游美的意思还没有变更，现在正商量筹款，大约非有万金以上不够（美金五千），若想得出法子，定要来的，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思顺们的留支似已寄到十一月，日内当再汇上七百五十元，由我先垫出两个月，暂救你们之急。
寄上些中国画给思永、忠忠、庄庄三人挂挂书房。思成处来往的人，谅来多是美术家，不好的倒不好挂，只寄些影片，大率皆故宫所藏名迹也。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智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智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刬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他。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智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如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晴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坐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丁卯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六月一日，余樾园致先生一书，商司法储才馆事：
“近日时局变化颇剧，馆中事有亟欲商承办理者。公能早日来城，最所切盼，并盼到后即予电知，以便趋谈。”（民周十六年六月一日余樾园《致任公先生书》）
十五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以王静安之死、自己病状及对时局态度：
“三个多月不得思成来信，正在天天悬念，今日忽然由费城打回头相片一包——系第一次所寄者（阴历新年），合家惊皇失措。当即发电坎京询问，谅一二日即得复电矣。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
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半月以来，京津已入恐慌时代，亲友们颇有劝我避地日本者，但我极不欲往，因国势如此，见外人极难为情也。天津外兵云集，秩序大概无虞。昨遣人往询意领事，据言意界必可与他界同一安全。既如此则所防者不过暴徒对于个人之特别暗算。现已实行闭门二字，镇日将外园铁门关锁，除少数亲友外，不接一杂宾，亦不出门一步，决可无虑也。（以上六月十四写）
十五日傍晚，得坎京复电，大大放心了。早上检查费城打回之包封，乃知寄信时神经病的阿时将住址写错——错了三十多条街，难怪找不着了。但远因总缘久不接思成信。我一个月来常常和王姨谈起，担心思成身子。昨日忽接该件，王姨惊慌失其常度，（王姨急得去扶乩问你妈，谁知请了半点钟，竟请不来，从前不是说过三年后便不来吗？恐怕真的哩！但前三个月老白鼻病时，还请来过一次，请不到的实以此次为始。）只好发电一问以慰其心。你们知道家中系念游子，每月各人总来一信便好了。
我一个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暑期前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大受刺激。到津后刻意养息，一星期来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天渐渐转过来了。好在下半年十有九不再到清华，趁此大大休息年把，亦是佳事。
我本想暑期中作些政论文章，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说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知其不可而言之’。他们的话也甚有理，我决意作纯粹的休息。每天除写写字、读读文学书外，更不作他事。如此数月，包管旧病可全愈。
十五舅现常居天津，（我替他在银行里找得百元的差事，他在储才馆可以不到。）隔天或每天来打几圈牌，倒也快活。
我若到必须避地国外时，与其到日本，宁可到坎拿大。我若来坎时，打算把王姨和老白鼻都带来，或者竟全眷俱往，你们看怎么样？因为若在坎赁屋住多三几人吃饭差不了多少，所差不过来往盘费罢了。麦机利教授我也愿意当，但唯一的条件，须添聘思永当助教（翻译）。希哲不妨斟酌情形，向该校示意。
以现在局势论，若南京派得势，当然无避地之必要；若武汉派得势，不独我要避地，京津间无论何人都不能安居了。以常理论，武汉派似无成功之可能。然中国现情，多不可以常理测度，所以不能不作种种准备。
广东现在倒比较安宁些，（专指广州言，若潮汕则共产党仍极猖獗，民不聊生。）那边当局倒还很买我的面子。两个月前新会各乡受军队骚扰，勒缴乡团枪枝，到处拿人，茶坑亦拿去四十几人，你四叔也在内。（你四叔近来很好，大改变了。）乡人函电求救情词哀切，我无法，只好托人写一封信去，以为断未必发生效力，不过稍尽人事罢了，谁知那信一到，便全体释放（邻乡皆不如是），枪枝也发还，且托人来道歉。我到不知他们对于我何故如此敬重，亦算奇事了。若京津间有大变动时，拟请七叔奉细婆仍回乡居住，到比在京放心些。
前月汇去美金五千元，想早收到。现在将中国银行股票五折出卖，（买时本用四折，中交票领了七、八年利息，并不吃亏。）卖去二百股得一万元，日内更由你二叔处再凑足美金五千元汇去，想与这信前后收到。有一万美金，托希哲代为经营，以后思庄学费或者可以不消我再管了。
天津租界地价渐渐恢复转来，新房子有人要买。我索价四万五千，若还到四万，打算也出脱了，便一并汇给你们代理。
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我的病本来是‘无理由’，而且无妨碍的，因为我大大小小事，都不瞒你们，所以随时将情形告诉你们一声，你们若常常噜■我，我便不说实话，免得你们担心了。”（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给孩子们书》）
二十三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生活情形及秋后打算：
你们在坎虽清苦，但为桂儿姊弟计，比在斐律宾强多了。第一是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第二是大陆的教育，到底比殖民地好得多。至于所做帮助我们家里的种种工作，其利益更是计算不出来了。据此说来，很该感谢王正廷的玉成，你们同意吗？
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只好和你闲谈开开心，便去睡觉。这些零零碎碎写了好多天了，若不寄出又不知要耽搁几时，许多许多要说的话下次再谈吧！十二月廿一日〔十三日〕。
前三个礼拜内，兴业汇去二千美元想已收，昨日又汇去一千，大概以后半年未必有力再汇了。
中原公司你们认股四百元已交去。廿一日〔十三日〕。”（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与思顺书》）
十八日，先生给梁思成等一书，计画思成结婚归国各事甚详：
“思成：这几天为你们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百难的），一个孩子盘到成人，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顽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小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起些伤感，但他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思永在京跟着二叔招呼一切），今晨已命达达等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
我主张你们在坎京行礼，你们意思如何？我想没有比这样再好的了。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实张罗不来，且总觉太草率，有姊姊代你们请些客，还在中国官署内行谒祖礼（婚礼还是在教堂内好），才庄严像个体统。
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手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从节省点钱作旅行费。
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路回来，因为野蛮残破的俄国，没有什么可看，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种种意外危险（到满洲里车站总有无数麻烦），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太不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替我）〔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
思永明年回美，我已决定叫他从欧洲走，（但是许走西伯利亚路，因为去比来的危难较少。）最好你们哥儿俩约定一个碰头地方，大约以使馆为通信处最便。你们只要大概预定某月到某国，届时思永到那边使馆找你们便是。
从印度洋回来，当然以先到福州为顺路，但我要求你们先回京津，后去福州。假使徽音在闽预定仅住一月半月，那自然无妨。但我忖度情理，除非她的母亲已回北京，否则徽一定愿意多住些日子，而且极应该多住，那么必须先回津，将应有典礼都行过之后，你才送去。你在那边住个把月便回来，留徽在娘家一年半载，则双方仁至义尽。关于这一点，谅来你们也都同意。”（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给孩子们书》）
又二十四日与梁令娴一书，论时局及自己打算并及范静生逝世事：
“得前次书，已猜着几分你有喜信，这回连接两书知道的确了，我和王姨都极欢喜。王外长对我十二分恭敬，我倒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直接写信给他。他和吴柳隅极熟，今日已写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柳隅，看有办法没有，能有最好。万一不能，就在营业款项上挪用些，万不可惜费，致令体子吃亏。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著哩。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
北方局面看着快要完了。希哲倒没有十分难处，外面使领馆很多，随众人的态度为态度便是。你一时既不能上路，便安心暂住那边，最多是到时把总领事头衔摔下，用私人资格住到能行时为止。这都是等临时定局。目下中国事情谁也不能有半年以上的计画，有也是白饶。
营利方针，本来是托希哲全权办理，我绝不过问的，既是对于分裂之股，你们俩人意见不同，那么就折衷办理，留一半，售去一半，何如？
“昨日得电，问清华教什么，清华事有变动，前信已详，计日内当到，所以不复电，再用信补述一下。
前在清华提议请你，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我劝校长增设建筑图案讲座，叫你担任，他很赞成，已经提出评议会。闻会中此类提案甚多，正付审查未表决，而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因此我便告校长，请将原案撤回，他曾否照办，未可知，但现在已不成问题了。清华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旧教习契约满期者亦尚未续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全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你安能插足其间？前议作罢，倒反干净哩。
现在剩下的是东北问题。那方面本来是略已定局的，但自沈阳炸弹案发生后，奉天情形全在浑沌中，此间也不能得确实消息，恐怕奉天不能安然无事的。下学期东北能否开学，谁也不敢说，现在只得听之。大约一个月内外，形势也可判明了。当此乱世，无论何种计画都受政治波动，不由自主，你回来后职业问题有无着落，现在也不敢说了。这些情形，我前信早已计及，想你也已有觉悟和准备。
东北大学情形如何虽未定局，但你仍以八月前赶回最好。那时京、奉交通能否恢复，未可知（现在不通），你若由铁路来，届时绕大连返津，亦无不可。
在国境上若无人往接，你到哈尔滨时，可往浙江兴业银行或中国银行接洽。
北京图书馆寄去买书费，闻只五十镑，甚为失望。该款寄伦敦使馆交你，收到后即复馆中一信（北海公园内北京图书馆，非松馆也），为要。”（民国十七年六月十日《与思成书》）
十八日，先生致袁守和一书，报告一年来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成绩情形：
“守和足下：图书辞典报告书前星期寄上，想已达，今由舍侄廷灿亲带去成绩若干册，乞察收。（内书画录一册，赶钞不及，或开会稍迟则补寄。）此书编纂颇费苦心，其义例及方法皆迥然不袭前人，意欲为簿录界开一新纪元，衍刘略阮录之正绪而适应于现代图书之用，公试一视其略定之稿（所须改者尚极多），谓可达此目的否耶。致叔永、适之两书，阅后请交去。希望原约不至中止，若不能，则亦付之一叹而已。手此即请大安，不一一。”（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守和足下书》）
六月十八日，先生致胡适之一书，商请赞助通过续编《中国图书大辞典》事：
“适之足下：自公欧游归后，道路间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旧学，相思与日俱积，想复同之耳。仆自去秋受北京图书馆之属托，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一年以来，督率门人数辈，昕夕从事，虽写定之稿未及什之一，然颇感斯业之有益，兴味引而弥长。窃不自揆，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览者，亦如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窥也。此种愿望之成绩，虽未敢期绝对的满意，然黾勉赴之，最少亦可树立规模以俟来者之补正，于愿亦已足矣。今将稿本略审定，可缮写者可提出若干种于图书馆，以转董事会，盼我公在会中审查时，费一、二日之力，细为省览，而有以是正之。其中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一册，史部谱传类年谱之属一册，金石书画部丛帖之属一册，史部杂史类晚明之属一册，比较可算已成之稿（虽应增改者仍甚多）。自谓其组织记述批评，皆新具别裁，与章实斋所谓横通者迥别，将来全书即略用此例。公视似此作法，能达前所期之目的否耶？此等工具之书，编纂备极繁难，非有一人总揽全部组织不可，却绝非一人之精力所能独任。现在同学数辈分功〔工〕合作，写卡片四万余纸，丛稿狼籍盈数箧，幸得董事会之助，使诸人薄得膏火之资，等于工读。现在第一期工作已过，（以经验之结果，知初枉费之工作极多。）下半专从事于整理写定。原定两年成书之计划，虽未必能完全实现，要可得十之七八耳。董事会所赐补助原定两年，今正得半，想董事诸公既提倡于始，则赓续更不成问题，仍盼我公稍注意审查成绩，估其价值，在会中力予主持，俾不致废于半途，幸甚幸甚。溽暑诸维珍卫，不一一。”（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与适之足下书》）
十九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已摆脱清华研究院事及近来生活状况：
“这几天天天盼你的安电，昨天得到一封外国电报以为是了，打开来却是思成的，大概三五天内，你的好消息也该到哩。
天津这几天在极混乱极危急中，但住在租界里安然无事，我天天照常的读书顽耍，却像世外桃园一般。
我的病不知不觉间已去得无影无踪了，并没有吃药及施行何种治疗，不知怎样竟自自己会好了。中间因着凉，右膀发痛（也是多年前旧病），牵动着小便也红了几天，膀子好后，那老病也跟着好了。
近日最痛快的一件事，是清华完全摆脱，我要求那校长在他自己辞职之前先批准我辞职，已经办妥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学生也不再来纠缠，我从此乾乾净净，虽十年不到北京，也不发生什么责任问题，精神上很是愉快。
思成回来的职业，倒是问题，清华已经替他辞掉了，东北大学略已定局，惟现在奉天前途极混沌，学校有无变化，殊不可知，只好随遇而安罢，好在他虽暂时不得职业，也没甚紧要。
你们的问题，早晚也要发生，但半年几个月内，怕还顾不及此，你们只好等他怎么来怎么顺应便是了。
我这几个月来生活很有规则，每天九时至十二时，三时至五时做些轻微而有趣的功课，五时以后照例不挨书桌子，晚上总是十二点以前上床，床上看书不能免，有时亦到两点后乃睡着，但早上仍起得不晚。〔以上两纸几天以前写的，记不得日子了（十九日记）。〕
三天前得着添丁喜安电，阖家高兴之至，你们盼望添个女孩子，却是王姨早猜定是男孩子，他的理由说是你从前脱掉一个牙，便换来一个男孩，这回脱两个牙，越发更是男孩，而且还要加倍有出息，这些话都不管他。这个饱受‘犹太式胎教’的孩子，还是男孩好些，将来一定是个陶朱公。
这回京津意外安谧，总算万幸，天津连日有便衣队滋扰，但闹不出大事来，河北很遭殃（曹武家里也抢得精光），租界太便宜了。
思永关在北京多天，现在火车已通，廷灿、阿时昨今先后入京，思永再过两三天就回来，回来后不再入京，即由津准备行程了。
王姨天天兴高采烈的打扮新房，现在竟将旧房子全部粉饰一新了（全家沾新人的光），这么一来，约也花千元内外。
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每月薪金二百六十五元（系初到校教员中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尚未得他信，他来信总是很少。）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思永准八月十四由哈尔滨动身，九月初四可到波士顿，届时决定抽空来坎一行。
家用现尚能敷衍，不消寄来，但日内或者须意外之费五千元，亦未可知，（因去年在美国赔款额内补助我一件事业，原定今年还继续一年，若党人不愿意，我便连去年的也退还他。）若需用时，电告你们便是。
我的旧病本来已经好清楚了两个多月，这两天内忽然又有点发作（但很轻微），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一连赶了三天，便立刻发生影响，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现在功课完全了结（对本年的清华总算全始全终），再好生将养几天，一定会复元的。”（民国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与思顺书》）
又二十三日一书，告政局改变后北京灾官和家中经济情形：
“三天前有封长信分给你们三人的，想已收。
思永昨天回到天津了（今天过节），今日正发一电，由巴黎使馆转思成，叫他务必尽七月底到家，赶着筹备他的学校新班（东北大学），他若能如期赶到，还可以和思永聚会几天哩。
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别人且不管，你们两位叔叔、两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除七叔外，七叔比较的容易另想办法），个个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全家十几口，嗷嗷待哺，真是焦急煞人。现在只好仍拚着我的老面子去碰碰看，可以保全得三两个不？我本来一万个不愿意和那些时髦新贵说话（说话倒不见得定会碰钉子），但总不能坐视几位至亲就这样饿死，只好尽一尽人事。（廷灿另为一事，他是我身边离不开的人，每月百把几十块钱我总替他设法。）若办不到，只好听天由命，劝他们早回家乡免致全家作他乡馁鬼。
（你二叔大概有些少积蓄，可勉强支持一两年，十四舅大约可坐食一年，七叔倒好，他有打算，他这两年内居然积下一千多，回家去歇年把，没有职业也还可以，十五舅和姑丈最不了，手边一文俱无，孩子却都成打。）
你前几次来信，都说从你那边招呼家用，本来是用不着的，但现在计划下来，很要几项特别支出：其一是思永盘费一千元，本来早在预算内的；其二福鬘在燕京大学还有两年或三年，十四舅是断不能供给了，我只好担起，打算趁思永未放洋以前交他；其三若七叔、姑丈、十五舅他们回家乡连盘费也没有，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借（送）给他们，或许要千金也不定；其四现在修理房子，不知不觉也用去千元，这样东一笔西一笔下来，今年家用怕有点不敷了。希哲能多费点心血找三几千元弥补弥补，便不至受窘了。但现时也用不着，找得后存在你们那里听信便好。
我自己零用呢，很节省，用不着什么，除了有些万不得已的捐助借贷外，就只爱买点书，我很想平均每月有二百元（平常若没有特别支出，每月尚可腾出此数）的买书费，对于我的读书欲也勉强充足了，若实不够用时，此项费暂省也得。
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北京城圈内也有十万兵，这是向来所无的现象。）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间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去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嘴里却个个都说要裁兵）。你想这是何等气象，只怕过八月节时，不全像端节的和平哩。
全家都去看电影，我独自一人和你闲谈这几张纸。”（民国十七年六月廿三日《与思顺书》）
七月七日，梁廷灿致北京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一书，辩该会关于三一八惨案之议决案牵涉先生事：
“鄙人乃梁任公之侄也，顷阅《民国日报》载贵委员会议决案关于三一八惨案有牵涉家叔之语，不胜骇诧。鄙人多年随侍家叔，于其日常起居，皆有详细日记，今因贵会议案所云云，与事实太相违反，不得不举出极简明而极有力之反证，郑重辨明。家叔自民国十五年入春以后，忽罹重病，于二月十五日入德国医院疗治无效，三月二日出德国医院，三月八日入协和医院，住一楼三〇五号病室。九日医生检验一次，十一日检验一次，俱用局部麻药，十六日上午施用烈性药，全部麻醉，行剖割手术。施手术者为该院院长刘君瑞恒。十七、十八两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时间始渐苏醒。十九日下午，有问病者告以惨案状况。家叔奋气填膺，热度渐增，几陷危境。医生查知大怒，因此严禁探问者五日。此等事实协和医院有日记，某日某时某刻某秒病人作何状，一一记载，纤悉无遗。请贵委员会及普天下人凭常识推论，凭天理良心判断，以十六日正受麻药剖腹卧病之人，是否可以参预十八日上午发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辩矣。贵会既以指导民众自命，鄙人殊不愿以不肖之心相忖度，谓其有意挟嫌，故入人罪；但据报纸所言，系一种正式决议。以堂堂一政党之议案，自不应为无责任而违反事实之言，以淆惑视听。为此专函抗辩，务请贵会派人向协和医院调查医案又日历，看鄙人所言有无一字虚伪或差舛。查明后作何处分，一听贵会尊裁。
再者家叔自受手术以后，病体迄未复原，去年秋冬间复发转剧，一年以来，大半送生涯于医院中，至今日常生活犹被医生严重干涉，不许接见宾客，不许作一点钟以上之谈话，非惟政治上不能过问，即讲学著书，亦从辍业，此实凡与家叔相识之人所共闻共见者，贵会谓其作若何若何活动，得毋皆剖腹昏卧时参与惨案之类耶？此种绝对无稽之宣传于本人丝毫无损，但为贵会计，徒令人觉得一虚百虚，伤及信用，窃愿自重也。并此忠告，即颂公绥。”（梁廷灿《致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书》民国十七年七月七日）
八月二十二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梁思成夫妇到家后情形及拟辞去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事：
“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子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所以全家人的高兴，就和庄庄回家来一般，连老白鼻也是一天挨着二嫂不肯离去。
我辞了图书馆长以后，本来还带着一件未了的事业，是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每年受美国庚款项下津贴五千元。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近来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我的病态据这大半年来的经验，养得好便真好，比许多同年辈的人都健康；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我再四思维，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本年分所领津贴已经退还了（七月起），去年用过的五千元（因为已交去相当的成绩），论理原可以不还，但为省却葛藤起见，打算也还却。现在定从下月起，每月还二百元，有余力时便一口气还清。你们那边营业若有余利时，可替我预备这笔款，但不忙在一时，尽年内陆续寄些来便得。”（民国十七年八月廿二日《给孩子们书》）
二十四日，先生致北京图书馆一书，陈请辞却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委托及结束办法：
“敬启者：鄙人自去年受贵馆委托，编纂《图书大辞典》，本拟克期工作，早日完成，奈贱恙屡次复发，渐有不能赓续从事之势。缘本书初时编纂计划，本谓可由同人分担工作十之七八，鄙人仅总其成而止。及进行以后，为力求美备之观念所驱遣，遂至每部门之草稿，皆须一一细勘重改，然后安心。于是鄙人每日直接工作，乃极繁重。加以受公款津贴，约定成书期日，不能不加紧从事。比月以来，日夜汲汲，常忧时日之不足。而残躯自经手术以后，实不堪劳顿，以故旧恙复发频繁。前两月寄梅、叔永两兄见访时，正困顿床蓐，以后发者又两次矣。医生严重干涉，家人苦语劝诫，实有逼令鄙人不能孤行己意，继续成功之势。若将同人成绩不加改订，草草交卷，既非贵馆提倡兹举之本意，而鄙人自顾名誉亦决不愿出此，迫不得已，只得将原定契约暂行中止。除鄙人仍督率少数同志自由工作，假以时日，求此书之成功外，拟请贵馆转陈董事会，将本年津贴即行停给，以前所领当分别缴还。所拟办法如下：
一、本年七、八两月份先后领到一千元，今即行退还。今随信附上贵馆八月份原支票一纸（未曾往收者），计六百元，又另发支票一纸四百元，乞即察收示复。
一、本年九月以后之编纂费，请即停支。
一、去年领出之五千元，鄙人当负责归还，惟原款因支给同人膏火，及其他设备消耗，早已用罄，立刻归还全部，非□力所能任。拟由本年十月起，每月归还二百元，限两年半还清。
一、去年所编成绩，拟全部赠与贵馆，其件数一如六月间报告所列清单。（尚有书画类简目，当时未呈，亦当缴上。）惟此间拟录存一副本，故须俟两个月后始能清出交上。其卡片三万余张，亦一并奉呈。内中有数种略足算定稿者，可由月刊发表，其余庋藏馆内备参考，亦尚有用。（卡片为最粗糙之成绩，虽无甚大用，然《丛书举要》、《汇刻书目》等书所载各书，皆已备写，稍加整顿，在馆内不失为一种工具。）当悉数捐入贵馆，以作纪念。
以上各节，希贵馆俯予允准，俾得解除责任，安心养病。此次中变之原因，全由贱体不堪劳顿，不得已而出于此著，谅贵馆必能曲为鉴原，不深加责备也。专此即请公安。并盼赐复不宣。”（民国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北平图书馆书》）
又同日致袁守和一书，言决意辞却该馆所给《图书大辞典》编纂津贴费事：
“守和兄惠鉴：鼎父来津，知公已返京，并略悉馆事及董事会情形。此种浑沌形势之下，本馆前途如何，尚难预料，颇闷闷也。顷弟决意辞却《图书大辞典》编纂津贴费，其主要原因具如公函中所说，绝非借词推托。其副原因亦缘董事会分子变更已多，恐明年六月交成绩时，或遭挑眼，不如早自洁也。至于编纂工作，则并不停止，因兹事为弟多年志愿，且一年以来，结果良好，兴味正浓，断不肯抛弃也。但编纂员不能不减少，（本来报酬太薄，在学校时如此办理固善，顷诸君多已毕业，各处招罗，薪俸较优，亦宜劝其他就。）工作益迟缓耳。今后计划，不求各部门同时并进，先将甲部门做到满意，泐为定稿，再及乙部门。一年能成三、五部门，陆续在月刊中或用单行本发表，亦于图书馆学有大益也。归还去年五千元津贴事，以弟现在私人经济状况论，颇感困难，但既求自洁，即不得不如此。实则所拟寄赠本馆之成绩稿，大率皆可登月刊，内中有四、五种颇属精心结撰，以入月刊中，不失为本馆一种名誉纪念。即数万之卡片私人藏之，虽同废纸，馆中则并非无用（相对的有用耳）。馆中受此寄赠后，酌给酬报，亦属情理所宜。但弟殊不愿自启齿，请兄斟酌情形，若认为可行，则由馆中提议，豁免归还旧款。弟得减轻负担，实所深感。若观察情形，（最好一与寄梅、叔永两兄商谈。）恐新董事会有违言，则不必提议。弟为爱惜羽毛计，宁可在物质上小忍苦痛而已。如何之处，请裁度见复，至盼。思成已抵家。渠此次欧游时间太忙迫，且最后乃经英国，是以接支票较迟。书已买得，由邮寄馆，想不日亦当到也。手此，即请大安。”（民国十七年八月廿四日《致袁守和兄书》）
九月三日，先生致林宰平、黄晦闻一书，续请援助原籍家族被害事。读此书可见茶坑乡乡情和组织：
“宰平、晦闻两兄足下：前以敝乡冤狱事，奉托营救。顷据乡中父老报告，晦公与漱溟、一湖诸兄已力为援手，陈军长且已致电所部，令审慎办理，感激无量。惟比已逾月，在捕者迄未蒙省释，已有一人瘐死，其余病者继踵，命在旦夕。弟闻信痛迫，屡欲径致书任潮将军，哀求湔拔，终以夙未谋面，不愿冒昧自通。谨述冤状，乞两兄在将军前为进一言。敝乡之有盗匪，与诸乡同，此无庸讳言者。长吏办清乡，锄其虺孽，此乡人所祷祀以求也。乃此次敝乡之事，乡中三数败类一似早有所闻，数月前即已远飏，其被逮之四十余人，经弟向弟侄辈之在京津间者一一指名，审其素行，确皆善类也，且皆殷实之家家长或子弟。盖似有人预先开单，将乡中菁华一网打尽，然后为快者。据乡人来信，谓出于邻乡余、袁两姓挟嫌诬陷，而长官受其矇蔽，事殆可信。至其搆祸之由，虽在远不能深悉，亦有可推测而知者。敝乡之组织，有五姓之族环一岛而居，故亦号五环。五环之族，梁姓最大，余次之，袁又次之，夙有一公社处理诸环事，如联邦政府然。数十年来皆梁姓执其牛耳，其地位恰如普鲁士之在日耳曼。三十年前，先君子主乡政，五环辑睦，盖以善人乡著闻邑中。光绪末叶，先君子为不肖所累，奔亡在外，入民国来以老谢事，旋遂弃养，乡治日弛矣。梁姓恃其族大人众，对诸环每有欺凌，盖所难免。弟既远在北方，不能问乡政，诸父老或懦弱不能戒饬子弟，以致结怨诸邻，此梁姓之过，弟决不敢为之文饰。诸环累年积憾，遇机则思报复，此人情之常，梁姓以骄慢受惩艾，亦理所当然。惟蹊牛于田而夺之牛，此次所受蹂躏，已足偿其夙愆而有余，全族被害者不暇悉数。即以弟切肤之灾论，则先人敝庐熸焉。同怀弟在乡者二人，其一陷缧绁，其一则以废疾之身率诸子侄流离露宿。一家惨状如此，阖族可知矣。祸起已逾两月，迄今未得公平处理。余、袁两族乡愚何知，谓长官袒己而报复宿怨，千载一时之机也，志得意满，横暴无所不至。（据乡人所愬如此，或稍张大亦未可知，要之恐去真相不远。）夺梁姓舟楫，断其交通，刈其已熟之禾，若取携焉。梁姓方在逃难中，当然不敢与较，而冤愤所结，则五月飞霜，殆不足以写其怨也。以弟所知，此案症结如此，凡余、袁两姓所搆怨之辞，根据此点以为判断，则一切可迎刃解也。窃思长吏之平亭民众，宜奖劝其辑和，勿助长其忿争。梁姓纵有罪恶，今次所受惩罚，则已逾其应得之量。今四十余人良善之氓，缧然为重囚，以待瘐毙，而数千妇孺老壮，亦岌岌不能安其居乐其业。倘再迁延，必将逼使铤而走险。梁姓之众，倍于余、袁，行见械斗爆发，举五环悉为灰烬，此事势决无可逃避者。长官责在牧民，何苦轻信一面之词，以酝造滔天之祸？计非任潮将军，慈悲垂意，无足挽此浩劫者。弟以久病之躯，国事且不过问，遑论乡事；特以此狱在目前为四十余良民性命所系，将来为五环诸乡万余人性命所系，诚不忍坐视。扶病作此书，几于沥血。乞两公以情切达任帅，吁祈所以善处之。迫切奉，毋任主臣。”（民国十七年九月三日《与宰平、晦闻两兄书》）
此案不久即告解决，以后先生曾以书致谢林宰平说：
“宰平我兄足下：前以乡社细故，重烦清虑，致书粤中当局，为之道地，当局亦以我兄一言九鼎，特见湔拔，概释宁家，父老欣欣，感同再造。弟当即致书乡人，郑重申儆，告以后此益当安分守己，无负长吏曲成之德。谨此致谢，并请函便更向当道代述感激之忱。手此，即请大安。不一一。”（民国十七年《与宰平我兄书》）
九月七日，北平图书馆复先生一书，仍请维持续编《图书大辞典》事：
“日前奉八月二十四日手书，并退还七八两月补助费洋一千元整，均经拜悉。编纂图书大辞典事，为中西学人所谒望，年来赖先生之指导，已有特殊之成绩，倘全书能继续进行，固不仅本馆之光也。此事近经委员会之协商，仍盼先生在可能范围内，惠允维持，并委托袁副馆长日内赴津面陈一切。所有七八两月份补助费一千元，仍随信附上，乞即察入为幸。”（民国十七年九月七日北平图书馆《致任公先生书》）
十八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颇殷殷以先生之病为虑，因请先生速作对于国事党事之自述，以为以后同志继续奋斗之标准：
“久不作书询候起居，以前次在君在大连道及尊恙，劝森与先生少作书谭政治也。两年来本守制在家，除办《新路》杂志稍舒不平之气外，闭户译书，今年内可将赖司机《政治典范》译完。上次欧游研究哲学方面较多，亦拟成《现代欧美哲学思潮》一书。近年思想颇向故学方面，拟舍弃外国学问，专读旧书，此点正在酝酿中，或者追随先生后，从事于所谓‘开国规模’（清代学术中语）未可知也。政治方面，曾慕韩前年在申与定章、梁联合之计，一年来曾向此方进行。然近察太炎为人，头脑太旧，交友太滥，此事或归于失败矣。盖今后造新党之机，非深通欧战后严守纪律接近民众之心理不可，而太炎非其选也。先生既病矣，求之旧同志外，太炎则其结果如是！吾人之政治生活，不知何日始能复兴。凡同志过沪，森辄询以先生病状，均谓不轻。森望先生安心静养，勿再以俗事萦心。国事纷如乱丝，听吾侪在万难之中奋斗可也。森常望于先生者，将先生对于世界、对于吾国、对于旧友之希望，以简单之言择要纪录，俾同人有以继续先生之志愿而已。因蔚堂过沪之便，率述所怀，虽欲守在君之戒，而不可得矣。狄楚卿日前在席上一见，言有赴津商先生将富有票事记述成书之意。自戊戌以至洪宪之事，皆在应记之列，此即先生自传之一部，亦即吾所谓对于吾国对于旧友之希望之一部也。”（民国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二十二日，先生致叶揆初、陈叔通、□季荫、徐振飞诸氏一书，报告病体状况，及著《辛稼轩年谱》情形：
“儿曹嘉礼，以至好不敢不告，重承厚贶，愧谢愧谢。思成机会太好，在欧洲已受东北聘书，归来成礼后数日即东行矣。闻彼地建筑事业前途发展之地至多，是又在彼好自为之也。贱体日就康复，对于时事久已如尊谕所云，一切不闻不见，惟籀读著述之病，殊不能减。日来撰成《辛稼轩年谱》，并为稼轩词作编年，竟什得七八，又得一佳钞，用校四印斋重雕之元大德本，是正伪舛，将及百条，深用自喜。一月来光阴全消磨于此中，再阅十日可蒇事矣。知诸公相爱相念，辄以奉闻。”（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致揆初叔通季荫振飞诸公书》）
先生之著《辛稼轩年谱》，以九月十日属稿，至十月十二始因病重搁笔。梁仲策《曼殊室戊辰笔记》记其经过说：
“戊辰阳历三月十四日，丛帖之属脱稿。……《辛稼轩年谱》，九月十日始属稿，二十四日编至稼轩五十二岁，入夜痔大发，竟夕不能睡，二十五日过午始起，侧身坐属稿。二十六日，痔疮痛剧，不能复坐，二十七日，始入京就医，十月五日，始返，仍未能执笔。十月五日，从北京就医归，归途感冒发烧，不自觉，六七两日执笔校改前稿甚多。七日下午，始知有病，遂卧床两日。九日下午，势全退，乃赓续作此。十月十日，昨日午势已全退，今晨复升至三十七二，可厌之至。无聊故，仍执笔，十二日，为最后绝笔。”（见《曼殊室戊辰笔记》）
兹据影印原稿录《辛稼轩年谱》一节于下，作为参考：
“先生姓辛氏讳弃疾，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自号稼轩居士。德祐初，追谥忠敏。始祖维叶，唐大理评事，由狄道迁山东之济南，故世为济南人。先生脱虏南归，二十年迄无定居，淳熙中，始筑室于江西之上饶，庆元中，徙居铅山，遂为铅山人。高祖师古，儒林郎。曾祖寂，宁州司户参军。祖赞，朝散大夫，陇西郡开国男，亳州、谯县令，知开封府，赠朝志大夫。父文郁，赠中散大夫。先生逮事祖父，其南归盖秉祖训。”（《辛稼轩先生年谱稿》原稿注十七年九月十日始属稿）
十月十二日，梁仲策致先生一书，言洗痔方法各事：
“八日书悉。支票得收季常一纸□览。通易票面共若干，寄存之收据请寄来，全部挪往兴业保存，抑提出足押五千之数，亦请示知。感冒已愈否？痔疮既愈，可勿大举往复，如觉渐有发动之意时，可用Lysol以药棉花洗之，每次约用两茶杯温热水倾药水四滴至六滴，此圣药也，（指纯药永未经掺水者而言之，以滴至温热水起淡牛奶色为度。）可保至九十九岁时，不再发。”（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梁仲策《与伯兄书》）
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书中计划其夫妇归国前后各事甚详，兹录如下：
“九月六日、九日书同日到（九日的却早到几点钟）。希哲那位贵长官竟自有这一手，也颇出我意外，再一想他是要替新贵腾星加坡缺，潮尾卷到坎拿大亦毫不足怪，李骏谅未必肯来别派人。若那人耳目稍灵，知是赔钱地方亦当裹足不前，你们还是爱住多少时，便住多少时也。我一星期前正去信劝希哲和贵部长断绝来往，关起大门，料理自己的事。你九日来信所言正不谋而合，只管去一信索盘费，索不着以后可绝对的不理会矣。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那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他现在撵你们走，真是谢天谢地。
写到这里，阿永由坎发来的信也到了，忠忠也有一封信来；（阿永给伦敦信和给八爷的信片也是昨天到。）两天内连接五六封信，真高兴。
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
你们回来，何必急急于在津买房子呢？卖了斐岛房产，当然该用来添做资本去另辟你们的新路，新房子现租给中原公司，几乎连半价的租钱——百二十元——都纳不起（工部局却要照三百六十元收营业税），常常拖欠一两个月，我们早已决意要收回了。催搬不下十数次，王搏沙只是死赖着，交情上只得放松时日。他本来答应年内必搬出，拟和他再切实订明，再不能过明年三月了。收回后却是不能租给别家，因为许多书放在房内，所以横竖总是空着。你们回来在那边住，不是最合式吗？我早打算那新房子，留着给你们姊妹弟兄——已结婚的——回来省亲的，轮流着住，有时两个以上同时回来，也可以够住。将来那边常有人住，不空着，便是我最大的快乐。你当老姊姊的，便做带头马，先住他三两年，岂不好极吗？（思成他们回家自有他们现在收拾得很好那两间房子。）希哲性情是闲不住的，回来不到两三个月，怕就要往外跑——为营业计，也该早去觅机会——跑出去做生意。只怕一年到头在家的时候也不能多，你带着几个孩子，何必另起炉灶，又费钱又费事呢。
回来后生意托给信托公司处分最好，一切由你们全权办理便得。最好是你们动身以前这几个月中，若有机会，把庄庄来年学费和永、庄两人回国川资都弄妥，交给他们。但数目太大，一时怕弄不够，那么交给信托公司办理，亦未尝不可。一切由你们斟酌自定。
今年家用略为差点，能有二三千回来便极好，否则我自有法子对付过去。
前信曾谈及怕生意闪手，现在风浪已过，大放心了，想七八月间，你们很着急罢。
思成说你们吃得太坏，我和全家人都不以为然。宁可别的节省，吃得坏会伤身子，于孩子尤不相宜。虽只有几个月，希望你们还是改良些。
姑丈（全家）已回南了，二叔事情可捱到年底（以后一点办法没有），七叔在南开教书，倒甚好。十四舅还是闲着，常常要我设法子，我实在爱莫能助，奈何。”（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与顺儿书》）
十七日，先生与梁思成一书，告在协和医院治疗情形说：
“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前信言感冒误也）。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现由田邨医治，很小心，不乱下药，只是叫睡着（睡得浑身骨节酸痛），好容易到昨今两天热度才退完，但胃口仍未复原，想还要休息几日。古人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好在还没有牵动旧病。每当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热度稍降，旋即止息，像是勉强抵抗相持的样子。
姊姊和思永、庄庄的信都寄阅。姊姊被撵，早些回来，实是最可喜的事。我在病中想他，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在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
你营业还未有机会，不必着急，安有才到一两月便有机会找上门来呢？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五十七岁
一月十九日，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先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入协和医院诊治后，病势迄未大减，不久且发见新病，加以身体虚弱太甚，遂卒不支，于一月十九日午后二时溘逝。是时女令娴、思庄，子思永、思忠等尚均在美。兹录梁仲策《病床日记》和梁思成等追述先生得病逝世经过一文于下，借见先生几年来得病和这次逝世的经过情形。一月廿一日《大公报》转载梁仲策《病床日记》如下：
“任公于四年前，即患小便出血症，当时因在清华讲学，城内各校时有定期讲演，异常忙碌；加以其夫人病体沉重不可救治，任公以此种种关系，未暇医治。及其夫人病殁之后，任公失偶，情极难堪，仍在清华讲学如常，亦借此寄托，以过其难堪之日月也。其小便出血之症，由此愈剧。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亦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二三年来，精神体力已大不如从前，时到协和打血针，约一个月一次，此法以生人之血补其血分之不足，打针后，元气稍复。而任公因著述方面未完之工作甚多，虽友朋切劝而思潮时起，欲理旧业，仍不能绝对停止。近数月来，专以词曲自遣，拟撰一《辛稼轩年谱》。去年九月中因痔疾复发，未能脱稿，即来平，入协和割治，服泻药二星期之久，稍见轻。在院中仍托人觅关于辛稼轩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拟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热度不稍退，体气渐就衰弱，在津寓约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乃弟仲策启勋到津视疾，遂偕至平入协和医院诊治。经该校教授柏格兰发见痰内有毒菌，在肺部及左肋之间。此病在美国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愈，一人尚医治中。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一月十一日，任公拟预备自祝六十岁寿，请其友人作文百篇，请林宰平作关于任公之佛学研究，罗复庵作任公书法。一月十五日病势垂危，至临终时，无一语遗嘱云云。”（梁仲策《病床日记》民国十八年一月廿一日《大公报》）
又梁思成等追述先生得病逝世的经过说：
“先君子往矣！先君子盛德大业，国人共知，岂不孝等所能以文字显扬。独以诸亲友或有未详先君子致病之繇与易箦之状况，敢略追述一二，上谢慰唁之盛意。
先君子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平日自恃，殚精运思时，于一己体力尤不措意。十二年春，先慈癌病复发，协和医院声言不治，先君子深受刺激，遂得小便带血之症。然以先慈病重，不愿以此增家人累，秘不告人。十五年一月，始入德国医院检查化验尿血后，内中并未含有不良之质，以手术探源，亦不能得究竟，出院以就中医，亦不见效。复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三月十六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协和医师亦只能作消极防御，不能作积极治疗。自是之后，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医者惟嘱静养，每二三月则注血一次，以补所失，舍此而外，医者盖已无能为矣。自出医院之后，又讲学清华学校及燕京大学。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直至十七年四月，始辍讲清华，返天津休养，每身心过劳，或动感情，则病转剧，最近一年中小便堵塞者凡三次。去岁一月一日，范公静生逝世，先君子伤感甚，小便不通者二十九小时。六月二十七日，约五十余小时。八月十三日，不孝思成偕妇徽音自海外归来，先君子以先慈见背后，初次复见不孝等悲喜交集，小便堵塞又二十余小时。九月二十七日，痔疮复发，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医者谓恐流血过多，不宜割治，故每日服泻油者盈旬，痔未愈而食欲全失。先是先君子著《辛稼轩年谱》，未成而痔发，入院数日，无意中搜得稼轩之轶事二种，遂不俟退院之期，力疾返津，痔疮未收，乃执笔侧身而坐，如是者三日，至十月十二日不能支，乃卧床，从此遂不起矣。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先君子病状初若甚微，惟体温不平，食欲不进，他无所苦。始延日医诊治，病势缓和，数日中必一度转剧，以此累进及于绵惙，而日医每日声言愈矣愈矣，直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君子忽自言欲入协和医治，遂于翌日入协和就医。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谓肺部撮影似有肺痨，左胁微肿，取痰化验，则无痨菌，而有一‘末乃厉’菌monelli极多，复由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亦同，以脓血注入小动物体中，亦内部溃烂出血。末乃厉菌者，固人体中所常有，本不足以致病也，杀此菌之药极简单，惟用碘质。然协和医院诸医师未有曾诊此病之经验者，遍考医书，惟一九二五年美国维斯康新省某医学杂志有关于与此病同征之论文一篇，病情治法皆同。惟医者深以先君子体过弱，不便用药为忧，勉试而已。十二月七日，小便忽又堵塞，约三十小时。经此之后，先君子精神健旺，食欲亦稍进，医生亦稍稍表示或有希望可言，不孝等私心稍慰，岂知十七日，病势又转恶，寒热交作，廿四日，注血二百立方生的，反动甚剧，平复后，医谓结果小有进步。不孝思成侍疾在侧，望愈心切，徒见精神健旺，病象见轻，心之所冀，目为之迷。而医以药菌剧斗，太伤元气，竟于此数日间并药而不给，延至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十五分，遂弃不孝等而长逝，呜呼痛哉！酷哉！
先君子于人生观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虽至临终之前数日，犹日夜谋病起之后，所以继续述作之计画。欻忽之顷，赍志九泉，不孝等不肖，其将谁为继者。所遗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则先君子虽往，吾学术界庶几犹沾遗教，亦不孝等所以继先君子讲学之志于万一者也。神志瞀乱，语无伦次，伏唯矜鉴。”（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关于先生在协和医院逝世前后的情形，当日各报纸均有记载，兹不赘述。至于先生的生平事绩，他逝世以后中外人士颇多评论称述之者，亦无待编者赘言。现在只录其自述和他的挚友徐佛苏论述他的两段话在下面，以见一斑。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自述其生平说：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七）
又说：
“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沈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九）
又徐佛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面，综述先生四十年报国事业的经过和著述情形说：
“窃论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此四十年间之事实，又可分晰为‘四个时期’：（1）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2）为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3）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4）为入校讲学指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时期。又第一个时期亦可称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个时期亦可称为立宪、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个时期亦可称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个时期亦可称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此系梁先生四十年报国历史中之四大纲领也。
先生年甫十六时，即大倡维新（年十六为光绪戊子年，年十七为己丑，是年中举人，其时尚未倡维新论也。光绪丙申七月始办《时务报》，维新论始于是年，先生年二十四。——原初稿批注。）大享文名，而誓欲终身以文字报国，距其戊辰冬间逝世时恰近四十年之报国历史。此历史中之学业，又恰可分为四大时期。此种盖棺论定之笔法，余思为先生撰行状、编年谱之同志，必能研究及之为幸。
又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且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故生平之著述总额人皆谓有‘二千余万字’之多，占古今中外著作家之第一位。余颇觉此言近于臆测。盖一人每年若书至六十万字，而又继续至四十年之久，此为人类之生理及四十年之寿历所不可能者。若以余之理想推之，则先生生平之文字合‘著’与‘述’两项言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盖每月平均以三万字计，每年平均以卅六万字计，而四十年可得‘千四百万字’之和数也。先生之著述，既能有一千数百万字之多，其价值又极重，则确为‘世界第一之博学家’无疑，此‘年谱’中亦当标明之要点者。”（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注》）
先生逝世后，其家族于二月十七日举行开吊。是日，其知友同志及各界，分别在京、沪举行追悼大会。天津《益世报》春季增刊中《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记北平是日追悼先生情形说：
“二月十七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梁任公先生，业志二月十八日本报。兹将当日情状，简括追志如下。
事前由广东旅平同乡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地素牌楼一座，并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等字样。门内为奏哀乐处，高悬阎锡山一联。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缀以‘天丧斯文’四字，悬熊希龄一联如下：
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又有冯玉祥联：‘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何其巩联：‘接清光在四载以前，说法维摩，我闻如是；稽政史溯卅年而上，危言同甫，士论云何。’
孙宝琦挽诗：‘一生悔作文章伯，九死甘为党籍人。绝代芬菲恸兰芷，旧时踪迹盛松筠。饮冰尽足酬朝夕，磨盾常令泣鬼神。密疏表忠吾不用，河山残泪痛金轮。……澥上当年杜寄笺，髩毛何惜见桑田。兼旬枕簟知何疾，一恸高兰苦自煎。感旧倍伤予季逝（注：君与亡弟仲舆交最笃，业先下世八年矣），埋优更为阿师怜。真教戊戌风流尽，老眼苍凉哭逝川。’
又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正干事侯锷哭任公师二首：‘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忧国死未已，新民志可期。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此身终报国，何意计勋名。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约有三千余件。据闻梁氏讣闻，仅择其素昔有关系者而送之。冯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泽谦吉、籍忠寅、曹蘅、刘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全场均为喑呜之声笼罩，咸为所黯然。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天津《益世报》春季增刊之一）
当日挽联除以上者外，阎联则为“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王士珍联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真天下健者。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蒋梦麟联云：“海内遡文豪，又弱一个。岭南论哲学，自有千秋。”钱玄同联云：“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联见天津《益世报》春季增刊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
二月十八日，上海《新闻报》西神撰《静安寺路公祭梁任公先生记》），记是日沪上追悼先生情形说：
“任公之丧，海内同志痛悼。昨日十七日上午，旅沪寓公与任公雅故者，设奠于静安寺，举公祭之典。由陈散原、张菊生二君主祭，陈叔通、李拔可等分任招待。礼堂中悬任公小像，几之前，遍陈鲜花蔬果。名流到者甚众。四壁均悬挽联，白马素车，一时称盛。兹节录联语如下：
张孟劬东荪联云：‘本方寸间不容已愿轮，为先哲后哲续千灯，学通中外古今，言满天下，名满天下，智过于师，万口争传大王路。是历史上有关系人物，更升平津平张三世，身阅坏空成住，知惟春秋，罪惟春秋，泣尽心血，一生肯作宁馨儿。’左右两庑悬沈恂卿及黄任之同年挽诗，沈诗云：‘万方忧患更何之，新国经纶是导师。此后遗书编近史，当年清议证先知。霸才一代文如命，旷世三人病亦奇。不仅太平成幻梦，碧天无语白云痴。’黄诗云：‘丙辰以后千场梦，歌哭为文万象苏。新旧一炉发奇彩，昨今百战见真吾。尽收情感归椽笔，欲问遗编到石渠。东北风云莽无际，惊心海外有焚书。’自注：日本政府禁先生文入朝鲜，昨岁往游见之。上缀跋云：任公先生政业之在民国，自有千秋论定，就文章论，戊戌迄今三十年来，自士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先生为能摄取其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也。晚岁指示人以科学方法治国学之途径，凡所著书俱未告成，图书辞典亦甫着手，遂赍志以殁。要之，近世纪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远，谁则如之？杨杏佛联云：‘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李拔可联云：‘出手施为看介甫。失声人物哭衡州。’陈承修云：‘变政导新机，躬历戊庚启辛丙。诗清矜创获，独言雅颂配风南。’沈商耆云：‘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诸青来云：‘维新始讲学终，毕生诱掖青年，可告无罪。建设难破坏易，晚岁绝缘政治，别有深心。’高梦旦云：‘不朽在立言，独有千秋追介甫。自任以天下，何辞五就比阿衡。’丁传绅傅琳云：‘丙辰义不帝秦，丁巳力主参战，内安外攘，毕竟书生能救国。论著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功成身去，但开风气不为师。’饶孟侃云：‘捣麝成尘香不灭。骑鲸被发世同悲。’梁实秋、潘光旦、张嘉铸、吴景超云：‘承魏牟而教，撷孔穿而辨，断以己意。有江陵之才，得荆公之学，作新斯人。’杨晢子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丁文江之联云：‘思想随时代而变，一瞑更何之，平生自任仔肩，政绩仅追刘正字。文章得风气之先，百身嗟莫赎，少日酬知宣室，声名突过贾长沙。’以时间匆促，未及写送会中也。”（民国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西神《静安寺路公祭梁任公先生记》，上海《新闻报》）
又十九日《申报》记沪上追悼情形说：
“新会梁任公氏逝世后，已于前日（二月十七日）在北平广惠寺开吊，上海方面亦于同日假静安寺设席公祭，由诗人陈散原先生及张菊生先生等主持其事。昨日上午九时后吊客纷临，有孙慕韩、蔡元培、姚子让、唐蟒、叶誉虎、刘文岛、高梦旦等，不下百余人。学生及商界中人来者甚众。南京指导部某君与梁素昧生平，亦专来吊祭，并在礼场上声言：‘论私益则知识及立志悉仰新会之启迪感化，论国事则振发聋瞆为革命造基业，新会之功不亚孙、黄，故虽绝无交谊，特来致敬。’（梁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礼堂虽临时布置，然颇肃穆，上悬梁任公欧洲和会时西装放大照相，座上陈设素祭迎春一大瓶，四壁满悬挽件、挽诗，有孙慕韩、黄任之、沈恂卿，不具录。黄诗中言及在朝鲜时，访知日本政府禁止梁任公书籍入境，虑其文章激起民族烈情于帝国主义有害而无利也。此事少有知，特为表出。挽联之可纪者，有唐蟒之‘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愧藐躬事业未就，门墙忝列，伤世长为屈贾哀。’蔡元培之‘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夏敬观之‘赋命历艰危，才性不为平世士。阖棺论成败，功名惟在旧书堆。’杨度之‘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又叶誉虎带来梁手札真迹二通，一致叶论《图书大辞典》（梁最后未竟稿）事，一致程艳秋，谢其调护罗瘿公身后并刊印《瘿庵诗集》事。梁一生所遗仅藏书及碑帖，皆在天津，今其友人正在设法保存也。”（前日《商学界公祭梁任公》，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九日《申报》）
此外王文濡有挽先生八联，兹录其自序及挽联于下：
“任公逝矣。综论一生，以龙卧虎跳之才，建震天动地之业，不凝滞于己见、物见，而权衡在心，屈信因时，随大势为转移变化焉，发挥焉，以尽其务而底于成。故其始也，变法蒙难，任维新之先觉，其继也，倒袁讨张，成革命之元勋。指挥若定，大功不居，退隐析津，杜门著述，雅怀高致，操、莽之军阀曾不得而污之焉。文学虽其余事，而整理国故，扶大雅之轮，扬抑古人，秉阳秋之笔。《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皆是也。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追悼有会，褒恤无典，其何以慰爱国之英魂，励读书之种子乎。勉凑八联，略尽生平，冀海内人士联袂奋起，而为之吁请焉，则鄙言其嚆矢矣。其一云：‘齐名南海一圣人，反经合权，先生无忝。同志光绪六君子，投艰遗大，后死为难。’其二云：‘滇南冀北，大业奠邦，公望卓然，孔称知仁勇。啮雪饮冰，名言经世，我闻如是，佛演去来今。’其三云：‘大义光史书，讨袁称皇，遏张复辟。宏文开报体，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其四云：‘时势有难言，胜朝王运告终，与南海宗旨保皇，不妨后异。英雄同所见，洪宪盗名声讨，迟中山主张革命，反作前驱。’其五云：‘轶赐超回，数遍康门人才，晚节克全终，草堂中尊此为弟子三千班首。变法蒙难，记否满廷后诏，淫威纵大肆，蓬岛外购不到我公十万生头。’其六云：‘大声疾呼，壮岁文章，盛名满天下。盖棺定论，后来志事，伟业侔中山。’其七云：‘忍背师门，当仁不让。立懂民国，见义能为。’其八云：‘是人降任，孟不云乎，改制须改邦，清议新民，卒瘏予口。大道为公，礼应尔也，保皇终保国，青天白日，应鉴此心。’”（王文濡挽梁任公八联）
又章太炎氏有挽先生一联，并自序一节，兹录如下：
“至客腊闻尊公疾笃，未及竟于报纸得讣。平生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极。所致挽联，虽无奇特，然以为能写尊公心迹，亦即鄙人与尊公相知之素也。
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章太炎《与梁世兄书》）
又国外反映，据美国《史学界消息》（个人简讯）载：
“梁启超于一月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他早年和已故的康有为一起，推行了一些改革，导致满清政权于一九一一年崩溃。一八九八年，当他二十五岁时，曾上书提倡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从而为在一九〇五年彻底废除这一制度铺平道路。在一八九八年的政变中，他险些丧失生命，以后几年，他过着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撰写宣传政治改革的文章，登在他担任编辑的刊物上。民国建立后，他全心致力于历史科学的教学、讲授、写作。他的政治活动仅限于发起组织进步党以及后来的研究系——两个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稳健一些的党派。
梁先生深受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两本进步著作的影响，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种著作被看作是今天整个中国史学评论的推动力。他是‘今文’的坚定维护者。这一派认为不少古代的存疑著作是在公元头十年中，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刘歆所篡改。康、梁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所谓‘汉学派’的史学评论的深刻研究，以及他们学到的西方方法，很自然地使他们成为当今史学研究复兴的奠基者。
梁启超最新的《合集》（《饮冰室文集》）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共八十卷。另外一些学术著作以单行本出版，对其中三种，他很自豪，即：《中国历史研究法》[1]、《清代学术概论》和《先秦政治思想史》[2]，均出版于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间。最后一种已译成法文。他的最新著作之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是当今古籍评论的最好总结。
在他逝世前，他正在编写一部巨著《中国文化史》，只有部份付印。
在一本小自传《三十自述》里，梁先生说：‘我十八岁初到上海，第一次拿到一本地图册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此为梁启超原文，译者。）然而就是这个年轻人，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表现在他的文风和他的思想里的这种能够跟上时代变迁的才华，可以说是由于他严格执行他自己常常对人引用的格言：‘切勿犹疑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思庄译自《美国历史评论》第34卷第670—671页，1929年4月。）
注释：
[1]于1922年出版。
[2]于19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