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国有案

作者:佚名
铁路国有案

《清代野史丛书》·成书于民国年间,辛亥年,新内阁成立后,采纳盛宣怀之策,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取消商办成案,引发全国范围的保路风潮。 该政策由御史石长信发起、盛宣怀主导,实则为落实与英、法、德、美四国的借款筑路协议,后续还应允日本加入债权。此举遭到粤、湘、鄂、川四省绅商士民强烈反对,各省纷纷成立保路组织,通过集会、罢市、停课、抗缴赋税等方式抗争,强调铁路商办是民众血汗所筑,国有政策实则将路权拱手让人。 清政府一味高压压制,下令 “格杀勿论”,派端方督办铁路事宜,赵尔丰出任川督后更是武力镇压,制造血案。期间,各省代表多次赴京请愿,弹劾盛宣怀误国殃民,但清廷袒护纵容。 保路风潮愈演愈烈,四川尤为激烈,最终激成民变。这场运动不仅动摇了清廷统治根基,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为后续武汉光复等反清行动创造了条件,加速了清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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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后属子,其数九,味咸,女虚危三宿三位。
子加日上,乘天后,为小女。子加小吉,加土,为老妇。子乘六合,为匪类。
五子加日辰为公姑。子加酉为孀妇。子加辰作虎为军妇。子加卯作常为娼妓。
亥加子为孩童。子加亥作天空为幼女。加巳日上为嫁妇。子加辰女患,亦为水沉。

礼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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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所用《礼记》为《小戴记》,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谓《小戴记》四十六篇,后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才有四十九篇,前人已辨其为误说。东汉时,郑玄据《小戴记》为之作注,元延祐中科试定《礼记》用郑玄注。郑玄之后,亦有多人注解。唐初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贞观中,孔颖达等奉诏著《五经正义》,作《礼记正义》就以皇侃本为据,以熊安生本补其所未备,但《礼记正义序》谓:“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愈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征稍繁广,又既违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两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疏务申郑玄之注,未免有附会之说。其书本为七十卷,后清钦定为六十三卷本,阮元校刻因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甚高:“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矣,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也。”今存《十三经注疏》。

般若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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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经》为大乘经典,共600卷,含有20万颂。“般若”是印度语,汉译为“智慧”,不同于凡夫的世智辨聪,指的是“无我慧,”即“人无我慧”和“法无我慧”。“人无我”是指对所谓主观上的东西不起执着,“法无我”是指对主观所对待的一切客观现象了了分明,不起执着。般若的精神是淡泊宁静的,般若的精神是安详柔和的,般若的精神是慈悲喜舍的,般若的精神是大智无我的。惟老提倡,进入佛门,走上光辉的道路,应该继承般若精神,发扬般若精神,在发扬中,要与人生实际相结合,与生活相结合,使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般若智慧。 2000年2月22日,成都文殊院文殊阁初步工程完成以后举行“般若法会”,惟老受邀讲《大般若经》,由于时间关系,只是提纲地讲,但已把大般若经之精华讲得明明白白,并讲了应如何把般若精神贯彻落实到现实人生中去。读后直觉深入浅出,“般若”智慧就象一盏指路明灯一样,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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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玄赞义决,一卷,唐 慧沼撰。编号一七二四。

洛叉陀罗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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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卷。宋代法贤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此经说洛叉陀罗尼,并谓若受持此陀罗尼,如同持洛叉(十万)诸佛名,可灭无量重罪,得大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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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卷。略称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圆觉经。唐代佛陀多罗译。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凡十二章,系佛为文殊师利等十二菩萨说大圆觉之妙理。关于本经之翻译,见开元释教录卷九(大五五·五六五上):‘沙门佛陀多罗,唐云觉救,北印度罽宾人也。于东都白马寺译圆觉了义经一部。此经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续古今译经图纪、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等主张雷同。为禅宗常用经典。近代或疑为汉人撰述。盖本经内容所说,多处与首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相同,而首楞严经自古已被疑为伪经,大乘起信论亦被疑为我国撰述者,故本经亦被推断为唐初时之伪撰。本经之注疏极多,较重要者有:宗密之圆觉经大疏三卷、惟悫之圆觉经疏三卷、宋孝宗之御注二卷、行霆之类解八卷、智聪之心镜六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