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译注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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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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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

小说集，一九七五年出版，收短篇小说十三篇，博尔赫斯写作后期的顶尖之作。面对一本页码无穷尽的“沙之书”，先开始是据为己有的幸福感，最终领悟是可怕的怪物，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这本书，是博尔赫斯书籍崇拜情结的体现，象征具有无限性的宇宙、世界。人竭力突破未知，最终却体验到无限而确证自我的渺小无力。“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无限性、可能性、死亡、记忆与时间等概念哲学、玄学层面的思考蕴含在各篇当中。

绘事备考

八卷。清王毓贤撰。王毓贤生卒年不详,字星聚,镶红旗汉军三韩 (今内蒙古喀喇沁旗)人。官湖广按察使,一说贵州布政使。陈鼎《留溪外传》记狱吏汪金章事,曾提及王毓贤,称其勤于吏治,案无留牍。可见其颇有吏才。但王毓贤公余之暇,亦作书画,留心赏鉴,此书即是康熙三十年(1691)官按察史时所作。此书内容是论画及记画人。卷一总论,有画法、笔意、赏识、优劣、楷模、服饰、藏弃、道释、人物、蕃族、龙鱼、兽畜、草虫、花鸟、疏果、墨竹、宫室、山水、制作装潢、格式等二十一目。大都撮录以往诸家。卷二至卷八则取古来画家姓名、事迹,按时代排列,从轩辕至隋为一卷,唐为一卷,北宋为一卷,因其家数繁多,所以卷中又分上、中、下三子卷。南宋一卷。辽、金、元为一卷。明一卷。总为八卷,合子卷之数,实为十卷。所记体例是:每人各立小传,以诸书所载传世名迹附于其人之后。基本是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夏文彦《图绘宝鉴》为蓝本,增广其所未备,搜辑颇详。此书虽仿张、夏二家之旧例,但书中因时类叙,一览可知,又削除繁冗,易于寻讨,所以虽多取于旧文,仍不可视为递相重复之作。较之前代李嗣真、释彦宗、刘道淳之流的时代混淆、难于核查者,实胜一筹。当然,此书亦有数处失误,如辽代常思言,画品人品并高,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以往诸书皆无其名,此书亦缺载,是其不该之漏。还有,明代画家仅据韩昂《图绘宝鉴续编》至正德年间而止,嘉靖以后王毓贤本可续添而不续添,是为不该缺而缺。此书主要版本有:康熙年间刊本、康熙金阊大雅堂刊本。

甘泉赋

汉赋。西汉扬雄作。是汉代宫殿赋的代表作之一。《汉书·扬雄传》说:“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畴、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又说:“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明代张溥曾评此赋说:“自比讽谏,相如不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此赋是扬雄随汉成帝郊祀甘泉宫归还后所作。赋中把天子郊祀的盛况铺张得恍若遨游仙境,并颂扬刘氏王朝地久天长。同时,赋中又贯串着讽谏之意。作者以天帝居住的“紫宫”比拟甘泉宫的规模气概,意在讽示帝王的过分奢丽;又从现实中的甘泉宫追溯到历史上夏桀的“琁室”和商纣的“倾宫”,讽示成帝当以亡国之君为戒,讽谕之意更为明显。在艺术上,此赋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但属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缺乏自己的特色。

居竹轩诗集

四卷。元成廷珪撰。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礼执。生卒年不详。杨州(今属江苏)人。好学不求仕进,唯以吟咏自娱。植竹庭院间,颇有山林意趣。因名其所为居竹轩。此集为其友人刘钦搜辑遗稿所刊。刘钦称廷珪五言诗力求自然,不事雕琢。七言律诗合唐人之体。廷珪与河东张翥为忘年交,其诗言律体制,多得法于翥,而声价亦与翥相似。有明初刊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明嘉靖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明万历潘是仁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题名《成柳庄诗集》。

春秋考

十六卷。宋叶梦得撰。叶梦得之治《春秋》，多有攻击三传者，而此书是旨在申明其所以攻击三传，只是根据周代法度典制以为断，并非自己所臆测。所以书中所言皆讨论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辨定考究，无不精详。《四库提要》亦誉此书“其文辨博纵横，而语有本原，率皆典核”。今观此书，其持论较为平和公允，较少凿空之论。如其云：《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则在史”。又云：“《公羊》张三世、藉位以鲁以托王义、黜周为二王后，不足据。”又云“《春秋》虽讳国恶，但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虽不尽正确，但较诸儒之说《春秋》者，则稍胜一筹。叶氏好发新说，如此书《统论》释《春秋》书名云：“春者，阳之中。秋者，阴之中，天道所以生杀万物者；《春秋》赏罚之法，法者天也，岂古之史概以是为名，特鲁能守之不易乎?”此书于宋宁宗开禧年间由其孙叶筠刻于南剑州，元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多引其说，可知其时尚有传本。明代藏书家皆不着录，可知已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其内容占原书十之八九。现存有宋开禧叶筠刻本、闽覆本。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