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扩情大而化之 处事也粗中有细
在黄埔毕业的同学中，一提起扩（读况）大哥，没有人不认识他。这一方面是他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为年龄较大的一个，又名列“蓝衣社”十三太保之首；另一方面是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且乐于助人，只是有点马马虎虎。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大而化之”。
提起他来，真是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因为他一生曲曲折折，奇奇怪怪，加上有时竟荒唐到可笑的程度，所以他的趣闻就特别多。
我和他在抗战前就见过面，那是他任西北“剿总”的政训处长时。“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希望马上有军队把西安包围，救他出去。曾扩情由于一向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张请他向南京广播，不要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他就照办了。曾当时还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来，蒋的安全便成问题，据他说，那完全出于爱护校长去广播的。这次广播话虽不多，却使他从此失去校长宠爱，再也抬不起头来，引为终生憾事。
“西安事变”一解决，蒋即下令将他扣押，交与戴笠囚禁于南京“军统”的监狱中。因为当时蒋认为他投靠张、杨，不想让中央军去救援，除当面骂他是寡廉鲜耻外，还撤职查办。
戴笠对这位老大哥一向尊敬，所以他被囚禁在“军统”监狱时，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在家里一样；我们去南京也可以去看望他。
抗战期间，他是戴笠的座上常客，我更有机会接近他。新中国成立后，我和他先同在重庆坐牢，后又同在北京战犯改造所学习，对他的事知道较多，但限于篇幅，只能简单谈些。
许多人说曾扩情“大而化之”，是说他遇事不肯动脑筋；还有人说他幼稚可笑，我却认为他有点天真可爱。不信的话，就请看看这些天真可爱的事吧！
由于他是黄埔一期老大哥，只在北伐前攻打惠州时当过连长，一上火线就“带花”。伤好之后，他对冲锋陷阵没有勇气，而改任政治工作。“复兴社”成立时，他是创始人之一。后来别人称他和酆悌、邓文仪、贺衷寒等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他不承认，说自己还不够当太保资格，因为别人排挤他。他常常咬牙切齿地说：贺衷寒等人对他下的评语是“学问平常，略有经验”。不管怎样，一般人总认为他是当然的太保。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四川闹过这样的笑话，他不想去台湾而在四川搞什么“中央军校毕业同学非常委员会”，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坚决反共组织；可是到快解放时，他虽无一兵一将，还大叫要和共产党拼到底，绝不去台湾！其实他是怕到台湾见校长，因为校长见他一回骂一回，使他感到实在忍受不了。许多关心他的人都劝他早点走，因为他名声太大，又长期搞反共工作，一旦被俘，绝无生路。他却胸有成竹地表示：“到时一定有办法。”
1949年秋天，我去陕西准备接胡宗南的妻子、“军统”同事叶霞娣去昆明，因胡不想送家眷去台湾，毛人凤便要我把她安置在昆明。胡也打算分出一部分兵力把云南控制下来。我经过成都时，四川军统的负责人告诉我，曾扩情既不去台，又没有作打游击的准备，可能是打算投降共产党，现正在请示要不要逮捕他。我认为他不会投降，但却猜不出他有什么高招。直到解放军进入成都后派人去逮捕他时，他还满不在乎地对去的人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抓我作甚？这几句话引得去的人都大笑，并且很坦白地告诉他，不用说像他这样反共反了二三十年的十三太保皈依佛门后也要抓，就是削发多年、正在庙里闭关面壁的“军统”分子宋灰鹤（即在“军统局”任过行动科长和特训班任过教官的宋良，又名周大烈，抗战胜利后，便拜广东南华寺虚云大和尚为师，是真心诚意去出家为僧的）一样要清查出来。这时，他才傻了眼，悔恨没有早点逃走。这件事，当时人们便引为笑谈。许多人都说，这么重大的与生命攸关的事情，他用这种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简单办法“遁入空门”来对付共产党，以为就可平安无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昆明监狱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监狱的第二天，在楼上与王陵基、徐远举凭栏聊天，忽然发现扩大哥在楼下和一些“军统”小特务在下棋。我便问徐远举，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和我们一样的待遇？徐笑着说：扩大哥太天真了，因为楼上住的都是高级犯人，待遇很好，下面那些犯人就发牢骚，说过去这些人高官厚禄，过着舒适的生活，今天当了犯人，还比他们待遇好得多，很不服气。后来经管理人员说明：这些人年龄都较大，而且囚禁的时间肯定比下面一般犯人要长，用不着和他们去比。他一听囚在下面的时间比上面的短，便坚决不肯搬上来过较好的生活。后来，西南公安部撤销，一般犯人去农场劳改，他才被并到我们一起。我们都笑他，早点来不是可以早点得到享受。以他的地位和过去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和我们一道就能把他当一般人先行处理吗？他又一次傻眼了。
以为死期将至，裤裆全湿
我和他相处的近十年时间中，发现他不但马虎，而且胆子特别小。1955年，我们几个被移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虽仍保持我们的中灶伙食，但大家心情却特别坏，认为即使不杀，也将是长期坐牢，永无出狱的希望。第二年夏初，我正在强作欢心为他们讲我过去在南岳山打老虎的事，突然一位与我们相处较好的管理员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劲地向我们叫着：“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一听这话，大家刷的一下，脸色都变了。曾扩情更是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不用说，监狱管理员向犯人道喜，谁都知道，这是报道处死的一种变相口吻；何况还加上送我们回去这句话。回什么地方？大家都清楚，是回到阴间去。
我是受到过一次自己知道死期的滋味的。我在昆明监狱，有天叫我出去拍照，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拍好照片，第二天就枪决。我自落入共产党手中，早做好了被杀的思想准备，喊出去一声枪响就结束了生命，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但不是当时处决而是要等到第二天，这一晚就不好受了，真是坐立不安，更不用说睡觉了。过去看电影，一个外国皇帝被处决前的晚上，换了几十张床都不能入睡，才感到“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在极度不安时，我写下了几首绝命诗，有两句是这样：“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我过去搞暗杀、绑票等工作时，常常是九死一生，一点不在乎，而早知道什么时候死，却没有领略过这种滋味。等到第二天知道所有犯人都要拍照片而不是要处死我时，自己也感到好笑！
这次看来不再是误会而是真要去处决了。这个管理员偏偏先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死前还难过一两天，我不禁怒气冲天。正要向他责问时，有一个一直跟随我们在一起的小特务，是我的旧部，他是奉派来照料我们生活的，他比我更急，便抢先问那位管理员：“我的罪比他们小得不知多少，总该没有我吧？”管理员连声说：“没有你！没有你！”这时他便斜着眼看我们，嘴里还得意地吹起口哨。我就冲着那管理员大嚷：“你也太缺德了！你既然知道要明天或后天才处决我们，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好这两天，一定要我们难受你就舒服吗？”
他听了竟仰天大笑道：“谁说要处决你们啦！我向你们道喜是你们马上要大大改变待遇，集中学习。你们原来住过的地方已经粉刷一新，每人有一张小床，还有蚊帐、凉席等，伙食也提高多了，我刚才去看过，才来向你们道喜的。”他的话音刚落，管理所长也笑容满面地走进我们房间，一面向我们打招呼，一面问那位管理员：“你已告诉他们了吗？”“告诉过了！”所长便补充一句：“明天我送各位去，希望各位好好去学习，将来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这时，我那个旧部忙用恳求的口吻说：“请所长也让我一同去吧！”答复是斩钉截铁的：“你差得太远了！这次是集中武官少将以上、文官厅长以上，你不够这个条件。”这时，我们每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只有他一个人把脑袋耷拉了下来。在这一瞬间里，人生的喜怒哀乐都一齐出现了。这种场面，我一生也没见过。
所长走后，曾扩情才慢慢从床铺上坐起来。我一看，他的裤裆全湿了，原来他一下把尿都吓出来了。
粗中有细，带点温情主义
有不少人说曾扩情常常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不，新中国成立前，他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的职工连薪饷都发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钱。王不肯借，说党部开支有党费收入，不能拨行政经费。他再三解释，法币贬值，物价涨了不知多少倍，党费却没有增收，全川党员的党费集中起来，还买不到一石米。王仍不给。他只好把省党部一辆旧汽车卖掉，才维持了一两个月。党部开不出伙食，他就东吃一顿，西就一餐。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成都某照相馆的女老板，她立即答应供给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马上就搬到某照相馆楼上，和她同居起来，他以为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
说起她，也不是无名之辈。抗战前，她凭借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自办电影制片公司，自己编戏，自任主角，并邀了两个同姓不同宗的姑娘，拍了一部电影。在上海金城电影院上演时，三位女主角竟登台先表演一番。这种别开生面的做法，并没有能一举成名，因为上海人对那种“咿呀嗨，呀嗬嗨！”的四川山歌毫无兴趣。所以第二部影片没有拍出来，三姐妹就各奔前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