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

作者:毕沅
续资治通鉴

记述中国宋辽金元史编年体著作。毕沅编著。初刻仅为103卷,后有桐乡冯集梧补刻,始全部刊印行世。同治年间苏州书局出版重刻本。继有世界书局出版缩印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重印。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毕沅在史学家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协助下,积20年之功,著成本书。另著有《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书20余种。本书220卷,其中分宋纪182卷,元纪38卷,共360万字。书中记事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七月止,凡400余年。用编年体例有条理地记述了宋元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主要史实,基本上较全面地描绘出了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轮廓。叙事详而不芜,文字干净利落。采摭史料甚富,除以宋、辽、金、元4史为主要根据外,另参考了各种史籍、文集上百余种,于辽、金及宋末之事增补甚多。在体例上,本书仿照《资治通鉴》之例,正文之下分注考异,以简炼的文字对史事虚实和史料真伪作分析辨正,探明原委,便于检阅。缺点在于对北宋部分编辑较好,元代部分则较简略。叙事又多取旧史原文,缺乏剪裁,考异亦不够精详,因而讹误、遗漏等问题仍较多。但较以前诸家同类著作,实为后来居上之作,是学习宋辽金元史的一部基础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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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简称《通论》,1936年出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代表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使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发展到完备的形式,并震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其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使许多经济学家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不同于以往经济学家,凯恩斯不回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和失业现象,而是力图解释这些现象,并试图加以解决。他抨击了“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抛弃了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传统理论,提出社会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而“有效需求”又由“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的大小所决定。它们的作用引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形成大量失业。因此必须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有效需求,才有可能实行经济计划化,达到充分就业。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总量分析”即“宏观分析”,也称“收入分析”,以及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康熙日照县志

十二卷。清杨士雄修,丁时纂。杨士雄,浙江义乌人,监生出身,康熙三年(1664)任日照县知县。丁时,邑人,进士出身。康熙十一年(1672),杨士雄奉修邑志之檄,开局修志,经多方购求,得明万历年间知县杜一岸旧志二册,聘邑中进士丁时总其事,以旧志为蓝本,更采《水经注》、《山海经》、《通志》和《郡志》,历时两月新志成。《日照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全书十二卷,分为:卷一图考、沿革、分野、祥异、疆域、形胜、山川,卷二风俗、时序、城池、墩台、武备,卷三乡里、户口、地亩、钱粮、盐法、土产,卷四职官、公署,卷五仓廒、坊表、街厢、市集、镇店、铺舍、古迹、邑景、丘墓,卷六学校、典礼、征辟、进士、举人,卷七岁贡、恩选、恩例、太学生、武举、武弁、吏椽,卷八坛祠、寺观、名宦、宦迹、貤封、乡贤,卷九人物、儒林、忠义、孝子,卷十一至卷十二政事、文苑。此志不举纲要,仅列细目,细目繁冗复杂,然而取材谨严不苟,每条之下,多注明所引原书及所取史料,不失为善本。其尚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成永健增刻本。

国语文法概论

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春秋公羊传

儒家经典之一。又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旧题战国公羊高撰。开始只是口耳相传,汉初成书,据称由汉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子都)写成文字。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着重阐释、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大半逞胸臆,不合本旨,史事记载较略,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它作为议论时政的工具,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代徐彦《公羊传疏》、清代陈立《公羊义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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