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嵩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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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
17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的主要著作。伽桑狄在本书中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观点出发,对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逐篇逐节进行批判。他否定所谓非物质性的精神本原的存在,认为灵魂、精神不能脱离肉体而独立自存;反对世界有开端及所谓“第一因”的学说,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反对把错误归结为感觉方面的原因,认为错误在于判断;反对天赋观念论,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反对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论证,认为上帝的观念是出于捏造或讹传。本书后来连同笛卡尔的答辩以及伽桑狄对笛卡尔的反驳于1644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形而上学探讨》,原文是拉丁文。中译本由庞景仁据法文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伽桑狄同笛卡尔的争辩，在哲学史上非常著名,不但引起了当时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的关注，而且也给后世的思潮以重要影响。伽桑狄在本书中所阐发的观点，推动了哲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成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前提。因而，本书是研究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复杂斗争的重要文献之一。
茶疏译注
明代许次纾撰。次纾,钱塘(今杭州)人。全书约4700字。共分36则,即产茶、今古制法、采摘、炒茶、岕中制法、收藏、置顿、取用、包裹、日用置顿、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秤量、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童子、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虎林水、宜节、辨讹、考本。内容主要为评论江南各种名茶,茶叶采制及品饮的历史演变,藏茶、品茶的宜忌及上述具体方法等。其中以介绍炒茶较为详细。姚绍宪为之作序。
损斋备忘录
明梅纯撰。此书分上下二卷，上卷分纪事、纂言、知人、格物四类，下卷分说诗、论文、补缺、拾遗、辨疑、刊误六类。其纪事条颇有参考价值。如详记明初随太祖朱元璋渡江者徐达、冯国用等十人之终始、记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之始末等条，对了解明初封赏功臣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说诗、论文诸条，也颇为中理，但时有迂阔之见。如谓韩退之 《画记》，先儒谓其体似顾命，观之信然。但顾命所言，皆经世远图，其所叙载，亦皆一时声容礼乐之盛。而退之所纪，不过游玩禽荒，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韩之不以其道得之，又玩而弗置，不几于丧志乎?此甚为谬固。顾命不曾有乐，此是作者不核事实所造成的。在纪事类中，述梅殷之归京师，乃以母老之故，其挤死笪桥下，出于赵深谭曦之窃害，非成祖之意……，与史所载迥异不同，为亲者曲笔也。此书有《古今说海》(嘉靖本、道光本、宣统排印本、民国石印本》本、《历代小史》(为节选本)本、《学海类编》本、《今献汇言》(为节选本)本、《丛书集成初编》单行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等。
天元余义
余既作《天元歌》五篇，授山阴吕子门人于鸿猷辈，为之章句，其余山龙、平原阴阳二宅之真义，既已大畅厥旨，无后遗义。然其为文，犹引而不发，世之览者，若已知真诀，则寻文会意，表里洞然；若未知真诀，徒推测于辞句之余，鲜不循涯而浩叹者矣。癸卯，余西渡钱塘，薄游丹阳，访黄堂谌母元君丹井之迹，邂逅群彦，究论天人，抉滞辨疑，遂成篇帙。以其反复虽多，不越五歌之旨。故仍谓之曰：“天元余义”云尔。
黑旋风双献功
元杂剧剧本。一作《黑旋风双献头》;简名《双献功》或《双献头》。高文秀撰。末本。本剧是元代著名的“水浒戏”。情节梗概为：运城孔目孙荣将带妻子郭念儿上东岳烧香还愿，恐遇坏人，特地到梁山请故交宋江派人保护。李逵自告奋勇愿前去护送，并立下军令状，保孙荣夫妇无事，平安而归。宋江嘱李逵诸事忍让，并派戴宗随后打探，以便接应。郭念儿原与权豪白衙内私通，途中趁孙荣、李逵外出离开旅店时，随白衙内私奔。孙荣、李逵回到旅店后，发现郭念儿逃走，并知为白衙内拐去。孙荣去官府告状，谁知坐在堂上的竟是白衙内。原来白衙内恐孙荣告官，便先去借衙门坐3日，结果孙荣反被打入死囚牢内。李逵扮作农民探监，设计用蒙药麻醉了禁卒，救出孙荣。白衙内与郭念儿正饮酒取乐，李逵突然出现，杀死2人，带人头回梁山献功。《双献功》虽主要是写梁山英雄，但剧情不见于今本《水浒传》，可能是作者在元代民间传说基础上的创造。在众多的“水浒戏”中，此剧的成就较为突出，不仅歌颂了梁山英雄见义勇为的精神，而且对白衙内这样的“权豪势要”借官府之势夺人妻子、残害无辜的行为有所揭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剧本在人物描写上也颇具特色，尤其是第三折写李逵探监，以巧妙的喜剧性安排，刻画了李逵外表粗莽，内心精细的性格特点。现存主要版本有：脉望馆抄校本、《元曲选》本。
中国的牛津运动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也许只有辜鸿铭,才会在本世纪初,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团的牛津大学,把清代同光之际的“清流”活动,比作那以前三十年的“牛津运动”,而不顾二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便是这样的一本书。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这本书,按照他的序言所署的日期,初版刊行不不会早于1910年2月。我们仅找到1912年在上海刊行的第二版,封面社明文字依据向德国牧师提供的中文定本,并新增附录两篇。显然,这第二版,是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修改过的所谓定本,其中有些文字是他在民国成立那年添加的,与尉礼贤的德译本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