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氏家传
作者：荀伯子
十卷，《隋志》失载，两《唐志》史部传记类著录，后佚。前人尚无辑本。今从《三国志》袭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辑得36条，勒为一卷。荀伯子，颍川颍阴人，事迹具《宋书》、《南史》本传。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及《宋书·荀伯子传》，知伯子乃荀彧之七世孙。荀彧，祖父荀淑，《后汉书》本传称淑乃荀子十一世孙，然则荀伯子乃荀子第十二世孙。《荀氏家传》所记，最早者为荀淑，最晚者为荀伯子。荀淑至荀伯子，凡十世。原书次序不可知，今依家传之体，将作者荀伯子直系父祖排列于前，伯子旁系父祖排列于后，概以昭穆先后为序。荀氏为颖川大族，在历史上曾经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当时的社会。《史通·採撰》云“至如江东五隽，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錄。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从这段话里可以得到两点认识。第一，伯子对其父祖多有一溢美（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修《后汉书》、《晋书》者，曾经取材于《荀氏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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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
英国通史专著。乔·麦·特里维廉著。1926年出版。后多次再版。中译本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端升译。乔·麦·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英国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英国史》、《安娜女皇治下的英国》、《英国社会史》、《十九世纪英国史》、《加里波第和意大利的形成》以及布赖特、格雷等人的传记。本书分为6卷,前有著者序,后附1770年以来的内阁和参考书目。中译本约60万字。第1卷:种族的混合,自最古迄诺曼征服;第2卷:民族的造成,自诺曼征服迄宗教改革;第3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及海权,推铎尔时期;第4卷: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斯图亚特时期;第5卷:海权华族政治及工业革命的初期、自乌得勒支迄滑铁卢;第6卷:机器时代的海权及民主政治的趋近,汉诺威王朝的后期。本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并广泛采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可以收集到的各种史料,行文流畅生动,但作者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历史学家,也有很大局限性。书中赞美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颂扬自由党及其活动家,为英国的殖民政策作辩护,完全不谈英国的阶级斗争和人民运动,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本书作为英国通史专著曾颇受推崇,广泛为欧美选为英国史大学教材,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风雅生活论
巴尔扎克在前言中证明，他在一个永不发生变化的社会里，自命为风雅教授是有道理的。伟大的文明产生的不朽、宏伟的艺术让位于风雅——这一全新的概念表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仪表和个人的虚荣。论文从原因谈到结果，从风雅生活的基础知识谈到服装款式，不要认为这样就丧失了力度和深度。因为一提起巴尔扎克，任何时尚爱好者都会想到他是哲学家、美学家。在简单一整洁一和谐三件套之上，论文的作者发现了作为风雅构成要素的必不可少的统一性。这个统一原则对巴尔扎克的作品体系影响深远。《风雅生活论》把转瞬即逝的时尚提升为有自己原则和规律的生活方式，创建了社交人的唯物主义——其理念等同于智者的唯物主义，初步推动一种风流雅士的时尚文学。这篇论文之后，诗人和小说家得以大谈服饰和饰物盒而不用担心有失身份。
盛京疆域考
历史地理著作。清杨同桂、孙宗翰辑。1902年成书。六卷。同桂有《沈故》已著录。宗翰字筱藩,山东黄县人。是书为杨、孙二人在海龙厅(今吉林海龙)为官时,参考史书记载,对历代东北建置析疑订误辑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印成书。约五万字。以正史地理志为纲,参考了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海今释》、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顾祝禹《读书方舆纪要》编辑而成,详考盛京之地理,考证中涉及满族兴起时之史事尤多。有《辽海丛书》本传世。
指归集
指归集，南宋道士吴悮撰。一卷，收人《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本书引用《金碧经》、《参同契》、《阴符经》及青霞子、葛仙翁、彭晓、张伯端等前人之说，论述炼丹修仙原理。其书分五篇：第一〈还丹不用药〉、第二〈还丹只铅汞〉、第三〈铅汞须得真〉、第四〈五行相生克〉、第五〈火候在精详〉。作者认为世人学仙炼丹，遍寻灵草，锻炼金石，皆不通理。「唯丹砂一味能存神与形」。古仙修大丹唯用铅汞，而不云四黄八石等杂药。铅汞即坎离、龙虎，皆出自丹砂，「一物分二体，半象铅半象汞」。此一物即是丹砂，此铅汞即真铅汞。炼丹者须按五行生克之理，火候卦象之机，炼养砂中铅汞成为金液还丹，则可服之长生。书中又主张内外丹兼修，反对先内后外之论。谓「修内丹未有不炼外丹而飞升者也」。内丹之说，不过心肾交会，精气搬运，存神闭息，吐故纳新，「皆所以求安乐也」。若不炼外丹则不能升仙。此说与南宋盛行之内丹派有所不同。
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
一卷。分四十九章,每章短者只二十余字,最长者百七十余字。其中言学道者分为上、中、下三乘。修炼之法由斋戒、洗心、清净、断秽入手,以布施、积善、造福田、立功德为务。各章多佛教用语,显然受佛教影响,然以清静为道之本,其主旨仍归本于道教。收入《道藏》第25册。
春秋左氏传说
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