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义和团之扰乱（续前）
五大臣之遇害〇朝旨之中变〇护送公使出京之平议〇刘坤一之保境安民〇天津之陷失〇联军入京之经过〇车驾出京之情状〇北京之纷扰〇京外人民所受痛苦之一斑〇天津都统衙门之威权〇德俄之野心〇下诏罪己〇李鸿章之失策〇惩办祸首之交涉〇和议进行之困难〇条约中之要款〇结论〇中国之屈服
于此残忍仇杀暴民专制之中，其勇敢直言置生死于度外者，尚有人焉。荣禄于军机大臣之中，反对拳民，称其无用；载漪等请攻使馆，荣禄独言不可，建议护送公使出京。迨后太后下诏宣战，荣禄无力挽回，迫于时势，函复董福祥竟言善抚义民建立不世之功。然此非其本心，遇有事机，莫不图谋补救，仍请停止攻击使馆，使馆之不得陷者，颇赖其力。董福祥之围攻使馆也，荣禄曾出令禁之，董氏不听，杀其差官二员。据景善日记，董氏久攻不下，请于荣禄借用武卫中军大炮，荣禄拒之，时人斥为汉奸；其所处之地位，善如刘坤一等之电曰：“上有擅权之王公，下有跋扈之将领，同侪排挤，几蹈危机。荣相孤掌难鸣，苦心调护，始终以保使为要。”说者犹可言其地位高尊，立有功绩，久为太后所信，尚不致于危险也。其官位较低而言事激昂切实者，当推袁昶、许景澄。袁昶于御前会议，请剿拳民。据后传说，六月十八日，二人密奏局势阽危，拳民为白莲教之余孽，裕禄养痈贻患，以致杀人放火于京师，请求责成荣禄剿抚，予以便宜行事之权，收效必速。二十日德使被杀，载漪、徐桐拟斩其首，袁昶命人棺之，其自辩护曰：“余于总署识之，不忍其尸之暴露于外也。”刚毅等恨之切齿。七月初，二人再奏祸乱日亟，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恳请严旨责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并令荣禄克期驱逐拳民出城。二十二日，二人上书密陈徐桐等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先治以重典； [17] 景善称太后读其奏文，虽不能从，而亦赞称其勇敢。景善又称六月二十四日，上谕各省督抚尽杀外人，二人擅改“尽杀”为“保护”，山西、陕西、河南巡抚所收之电，则其所改者也。七月二十八日，刚毅知之，以之上奏，太后大怒，即命斩之，于其擅改上谕，则深讳之。景善所记不无可疑之点，朱谕称其罪状曰：“屡次被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均敢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后和议时，公使为之要求昭雪，上谕仍以其为祸首诸臣所陷。二人反对拳民，王公大臣自深嫉之，其称屡被参劾者，殆非虚语。聂士成先剿拳民，大臣恶而劾之，后诏称其有负委任，将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及其战死，上谕且曰：“各国开衅，京津各军尚皆可用，惟聂土成一军……未战先溃。”三人之受诬陷如出一辙，其重视国事，不顾生死也久矣。其他受祸之朝臣，尚有立山、徐用仪、联元。立山为太后亲臣，时任户部尚书，旧与载漪有隙，而又反对拳民，为其所恨；其家近于西什库教堂，拳民称其家有地道接济教士，以致教堂久攻不下，往搜其家，未得证据，捕送神坛，谓其恐惧战栗，送往狱中。徐用仪办理洋务颇久，不直载漪之所为。联元为袁昶之友，初于御前会议，反对对外宣战，亦为载漪等所恨。八月十日，三人被斩于市，说者言载漪矫诏杀之。 [18]
大臣之下，亦有平民或苦力之不顾生命而维持友谊者，方使馆之受围攻也，信息隔阻，公使数遣人往天津报告实状，催促援军早日来京，其为之传递信息者，往返京津，途中备受困难，万一发觉，人即正法，其无勇敢冒险之精神，必不敢往，其人固有非尽动于金钱之酬劳者，例如中有拒绝不受报酬者。其言略曰：“余之出此，全为信义，证明中国人非皆如拳民之行动，而所以维持友谊也。”其激昂慷慨足以愧风时人，使馆自围攻以来，奥兵先逃，大为人所批评。其时各国之卫兵保护本国之使馆，及此败后，英使窦纳乐虽曾被推为防守司令，但仍无节制所有卫兵之实权。其避难于使馆之外人而加入战争者，亦有数十人，教民或助防守，或强迫掘壕筑垒，外兵颇虐待之，有抵死不肯应募，或受重罚者，防守使馆亦赖其力焉。使馆设有委员会，多赖美教士主持，其人以服务见称于时，担任筑垒之干明威尔（E.D.Gamewell）尤有大功。防守使馆之外人，困于绝地，类多勇敢之士，其尤以能战见称者，则日本将校也。六月二十五日，景善称载漪等擅率拳民入宫，太后恶之，转欲议和，饬令荣禄保护使馆，其言别无证明；所可知者，李鸿章领衔奏言兵衅万不可开，团军急宜剿除之疏到京也。其言与宣战诏书相反，而二十五日上谕，则称事变之起，出于意料之外，衅非我开，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等语。明日，再降旨曰：
……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
和议久不能开，列强之意有不可知者，初联军攻陷北京，其政府得有公使之报告，明了清廷之责任，各以利害关系，一时难得共同之政策，于是不理中国方面之请求。李鸿章立意联俄，由来已久，至是，密电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外财两部大臣会商，力言中俄亲善，中国不信华洋各报所言俄心叵测之说，请俄先行撤兵，以作各国榜样。财相微德许之，面奏俄皇；俄皇允许即日将兵队公使人民一并撤至天津，以示真心见好。双方既有谅解，八月末，俄国致通牒于列强，建议公使退住天津，撤回北京之兵，列强信其另有作用，多置不理。俄使独奉命出京，后见其无影响，始再回京。九月，俄国再致通牒于列强，询问对于和议之意见，亦无效果。其主张严厉者，首推德国，次为英国。先是德皇闻知事变，训令其东方舰队强据烟台，司令以其无隙可乘，倘或无故挑衅，既属破坏宣言，而又引起列强之反感，未肯执行。德皇深以为恨，及瓦德西东渡，谆谆然以此嘱之，且欲多得赔款，以备其扩张海军之助。九月十八日，德国致通牒于各国，申明中国先办祸首，始可言和。其时载漪、载勋、载澜、刚毅等从驾西行，途中由甘肃之兵侍卫，时传太后仍深受其影响。李鸿章乃以惩治祸首为言，二十五日，上谕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并着停俸；载澜、英年交都察院严议，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公使以为大臣革职复用，例不鲜见，而惨杀教士之毓贤，及围攻使馆之董福祥，罪尤重大，竟置不问，表示惩罚太轻。十月，驻外公使奏称各国非开议不停兵，非惩恶不开议，请严惩罪首，且曰：“否则无以明中朝悔祸之心，无以谢数万生灵之命，且无以禁诸强有挟之求，安危存亡，在此一举。祸魁就罪，和议可成，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会李鸿章入京会同奕劻再行电请。十九日，太后诏禁革职之大臣随侍行在，罢免毓贤，外使仍不满意，举行会议，一致议决要求中国将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毓贤、刚毅、赵舒翘、英年正法。李鸿章为之解说，而使团不理，瓦德西派兵赴保定捕杀布政使廷雍等，声称西行。李鸿章与奕劻切实电奏祸首难减，西行难阻。十一月，上谕革去载漪爵职，与载勋、溥静、载滢同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革爵，闭门思过；载澜、英年降级调用；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革职，发往极边充当苦差；董福祥独未提及。其时董福祥统率回兵尚在西安，朝廷以其为陕甘汉回所信服，将其严办，恐致事变，后始命其回籍。刚毅时已病死。使团仍不满意，说者谓其困难之症结，由于朝廷远在西安，回兵保护，而势不能有为。初联军逼近北京，李鸿章等会衔电奏车驾不可出京，张之洞不肯列名；电至，而北京已陷。及车驾抵于太原，列强欲其返京，而太后闻知外兵西行，反往西安。奕劻、刘坤一等先后奏请回銮，皆不之许；外使迭以为言，太后保护祸首，可谓无微不至。今自吾人观之，拳乱之祸，造成于载漪等之保护与奖励，其惨杀外人、攻击使馆，违背国际公法，固无论矣。其影响之所及，而使无辜之人民，或丧生命，或失财产，或受污辱，祸及数省，其罪状之重大，一死不足以蔽其辜。及外使迭次要求，始乃从轻发落，朝廷不先将其惩办，必待屈服，方肯办理，一方面表示其无正确之见解，一方面徒失政府之尊严，思之未尝不为之痛恨也！
惩办罪魁交涉之际，列强之意见纷杂，尚无具体之条件。十月四日，法国致通牒于各国，提出六点，作为和议之根据。一、中国惩办北京使团提出之罪魁；二、禁止军火运华；三、赔偿国家团体个人之损失；四、驻兵保卫北京使馆；五、毁大沽口炮台；六、占据北京至大沽间之要区二三，以便使馆人员或军队之往来。列强对于通牒中之建议，虽未一一同意，而大体上则无争执。十五日，中国全权大臣提出和议之条件凡五：一、中国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联公法，深以为歉，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二、赔偿损失；三、列强可得修正商约，或另订新约；四、联军交还总理衙门及其档案于中国；五、休战。使团认其擅自草定条件，避重就轻，其中且有未得本国政府训令，而无权磋商者，将其驳回。其时中国代表急望早订条约，虽以法国建议为磋商之基，亦愿接受。公使迭次讨论法国之建议，对于罪魁，主张斩杀董福祥、毓贤等，并请上谕宣布凡仇教之府县官立即革职。当其会商之时，对于罪魁争论颇烈，一派陈说载漪、载澜为皇族近支，董福祥统有军队，朝廷势难处以死罪，一派仍请处以死刑。其余五条亦稍修正。会议中另有建议凡三：一、上谕颁贴各地，严禁仇外之会社，其入会者处以死刑；二、中国取消总理衙门，另设外务部，委任总理一人；三、使团与朝廷之关系，须以明达妥善待遇为基础。其讨论之结果，通过第一建议，第二、三于原则上同意，其采行待后决定。十一月，德国、日本被杀人员之案解决。十二月二十四日，使团始以和议总纲交于中国全权大臣，内称不容改修一字，奕劻、李鸿章即以原文电告西安，二十六日，上谕允许。和议开始进行，公使谓中国全权大臣证书，未用国宝，改用始已。
和议进行极为迟缓，先以惩办祸首之争执，毫无进步，明年二月，太后许办赵舒翘罪，方始解决，中俄交涉更增加其困难。初俄军占据满洲，有兼并之心，李鸿章反欲联俄，其在津也，出入有哥萨克兵护卫。盛京将军增祺擅派委员周冕订成丧失主权之章程，一九〇一（光绪二十七）年一月，朝廷将其交部议处，诏其回京，而俄反对，乃得暂行留任。公使杨儒与微德密谈，微德拟订之条款十二：（一）军费在京核定，另算铁路赔款；（二）东省简放将军及常设兵警，须先与俄商明；（三）每将军处，俄派文武二员，一稽兵数，一办铁路；（四）满蒙及北省各项利益，不得让与他国；（五）中国不得造铁路于满蒙等处；（六）金州归入租借地；（七）俄国代办满洲税关；（八）陆路进口货纳税后，不再收税；（九）中俄借款应改每年付息；（十）军费未清，中国无权赎回东省铁路；（十一）俄国收购山海关至营口铁路，其价在军费赔款内扣算，下欠之款，即在满洲税关进款内扣算；（十二）俄国保路之兵分期撤退。其条款严酷过于周冕所订之章程，诚出世人意料之外，而杨儒、李鸿章见事不明，竟视俄国为友。刘坤一闻知增祺所订章程，称其关系中国安危大计，电奏朝廷曰：“各国眈眈虎视，此次允和而不占疆土，彼此猜忌，互相牵制。若允俄独得东三省政权兵权，无异地为彼有，各国必将效尤，分裂之祸立见……与其允而失中国，何如坚持勿允？虽弱犹可图存！”刘氏之言可谓扼要，其建议之办法，奏请将其作废，更密商于各国公使以为钳制。二月，朝廷寄国书于杨儒，派为全权大臣。列强颇以中俄交涉为虑，尤以日英为甚。日本外务省迭劝中国议款，万不可割地，如允一国，他国必群起效尤。俄国竟强杨儒承认草约十二条，其内容与微德前言稍有出入，而满蒙划为俄国特殊势力范围，迄未稍改。中国不能自由派官遣兵及行使主权于满洲，其不同于前者，中国反而承认新疆为俄势力范围，许其向北京筑一铁路，先达长城。损失视前尤甚矣。
日、英、德、美、意、奥闻之，先后抗议。李鸿章说其径与俄国商办，俄使见之，谓为二国之事，可置不理。杨儒来电竟以危辞要挟，其心殆不可知，关系若此重大之条款，何不早先请训也。李鸿章为之多方解说，引用俄使恫吓之言，谓中国听信谗言，不愿立约，东三省必永为俄有。朝廷则患不许俄请，俄将阻挠和议。日本多方说明非俄所能阻挠，准许俄约，他国将有同样之要求，造成瓜分之祸；俄不过虚声恫吓，并不敢于启衅。英美诸国亦劝拒俄，以保大局。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迭向刘坤一劝说，刘氏先后电告西安、北京。张之洞则以英领之陈说，亦以为言，且请外国援助。驻日公使李盛铎、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均言俄约不可允准，朝廷遂诏奕劻、李鸿章妥议，更命杨儒向俄商减条款，期保自主之权。驻京俄使负气向李鸿章恫吓，杨儒向俄外部磋商，外部反催定议，最后复称不能再易一字，限期画押，危辞威逼，退回公文，拒之不见，但于驻俄英国大使之询问，则称新约无碍中外条款，仍可商改等语。李鸿章不信俄有此言，三月十六日，电复杨儒竟说其电催画押，以破刘坤一等之迷惑。日本外部再进强有力之忠告并向俄国询问，俄称新约无碍中外条约。李鸿章仍称俄必决裂，祸即在目前，电请画押，朝廷又以英国严重警告，主张缓议，且以各国驻使向我声明，公约未定以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及期，条约未曾签字，杨儒适得重病，俄国亦无异举。四月三日，俄向各国说明满洲仍照旧例。其堪称异者，李鸿章以法为俄同盟国，四日，电告驻法公使裕庚嘱其向法外部，声称公约成后，再行画押俄约，请其转告俄国。李氏时以中俄交涉与刘坤一等不协，又先以会衔奏请与张之洞不和，张氏谋固禄位，对于重大事件，拒绝列名，关于电请回銮，竟谓如列其名，将即电奏声明，其卑劣至是，古人所谓鄙夫也；又好发言，不为李鸿章所喜，亦力反对中俄交涉。综之，关于中俄交涉，刘张二氏之主张，固胜于李鸿章也。
和议前后，其亲善中国者，首为日本。初当使馆围攻之际，其外务省多所忠告，及后出兵，称其专为救使。李鸿章谋阻外兵入京，日本亦愿讨论。及联军逼近北京，日本通知东南督抚，申言日兵将力保护太后、皇帝。及北京失守，禁门由日兵保护，其外务省对和会建议曰：“宁偿费，勿割地。”并派兵士保护庆亲王奕劻入京。瓦德西遣兵往攻保定，日本先期通知，并述应付之策。德兵进至沧州，亦先电告清廷。会闻中俄新约将成，百方劝阻，其政策则以中日地理相近，种族文化相同，日本工商业益形发达，中国土地保安，日商可得经济上平等之待遇，万一俄得满洲之主权，列强效尤，则将妨碍日本经济上之发达。尤有进者，俄国干涉还辽，经营朝鲜、满洲，与日立于冲突之地位。其政治家故力反对中俄条约，其助中国，而实自谋也。朝臣疆吏多以日本“真心助我”，二国邦交颇为亲善。
列强之目的不同，是以和议进行颇形迟缓，瓦德西笔记，称英俄利害冲突，而德与英缔订协约，英使故意拖延，而欲德军久住中国，于其对俄较为有利。其言虽不尽确，而英实有相当之责任。一九〇一年八月，李鸿章电报和议情状，称英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曰：“坚执外省获咎人员及停止考试二事，未经办完，断难有全数撤兵之望，而获咎人员，散在各省，查复需时，军机处及各督抚来电常有应商减免之员。各使甚为厌烦，又不肯以时答复，遂至旷延时日。”其他争执之焦点，则为赔款，其数颇难决定，担保品限于关税、盐课，乃议办进口货收足值百抽五，及前免税货征税，迟之又久而后定。瓦德西反欲遣兵报复，屈服中国，屡次扬言将攻山东，并遣法军往攻山西，下令联军预备作战。美使抗议其破坏和议，他国亦有力持不可者。瓦德西进攻陕西之计划，不能实现。八月，和约议成，公使必欲朝廷明降谕旨，停止仇教各地之考试，严办仇外之附从官吏，及禁军火入境，方可签字。李鸿章等迭电催办。九月七日，双方签字，是为辛丑公约。中国代表为奕劻、李鸿章，外国方面有英、美、日、德、奥、比、西、俄、法、意、荷十一国公使，其中比、西、荷三国，未有军队加入作战，余如丹麦等国未与和议，条约共十二款。兹分言其要者于下。
一、道歉。 中国政府对于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之被害，特命醇亲王载澧赴德表示惋惜，于其遇害之处，竖立铭碑，列叙皇帝惋惜之意，并建牌坊一座。其于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之被害，朝旨简派侍郎那桐为专使，赴日表示惋惜，凡拳民污掘之外国坟茔，中国允许出款建立涤垢雪侮之碑。载澧、那桐均于条约议定之先出国。
二、惩办祸首。 载漪、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由皇上加恩，贷其一死，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勋、英年、赵舒翘皆令自尽。毓贤、启秀、徐承煜均即正法。董福祥革职回籍。载勋等之惩罚，于条约成立之先，业已分别执行。刚毅、徐桐、李秉衡时已身死，追夺原官。毓贤自尽。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奉旨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其杀害外人之城镇，官长革职，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其地共四十五城，山西二十二，直隶十二，满洲六，河南二，湖南、陕西、浙江各一。
三、禁止军火。 中国允许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材料入境，期为二年。自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嗣后诸国仍得续请，得再展期二年，顾以张之洞等之反对，续禁之请，双方谅解不再提出。
四、赔款。 赔款之争执最为激烈，美俄力说北京之形势难得公平之解决，主张交于海牙和平会办理。他国则以驻华公使熟悉中国情形，均言不可。其尤争执不下者，则为额数。英、美、日本皆言赔款不能超过中国财力所能担负，最高之额数须在三万万两以内，而德皇久已决定索取大宗赔款，以为扩张海军之补助，主张额数二十万万马克（约银七万万两），其于瓦德西之东渡，明白告之。其公使于和议席上，坚持不能减少，德皇更派殖民监督司徒来尔（Von Stuebel）赴英磋商，提高中国海关之税率，以供大宗赔款之用。英国以其商业在华最为发达，加税则其本国商人首受影响，拒绝其请。交涉既无进步，一九〇一年三月，列强组织委员会，调查中国财政，以德、法、英、日公使充任，其所得之结果，则为中国全年收入共银一万万两，而支出一万一千万两。委员会召询专家如赫德等之意见，赫德始终坚持中国方面之支付或缴利能力，万不能超过银币三万万两。委员会乃筹增加收入之计划，信其可得四万五千万两。赔款之额数遂定，通知中国代表，奕劻等奏报朝廷，五月二十九日，上谕准可。赔款或主现款，或言借债，多数则主限期还清，年限初为三十年，附加利息，最后定为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赔款虽为银币，以两计算，而于条约上载明分按各国金币之汇兑率付出，自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起息，一九〇二年一月付款，迄于一九四〇年清讫。自一九〇二至一九一〇年，每年所付之款，平均计算，凡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年付一千九百八十九万九千三百两。一九一五年，二千三百三十万三千三百两。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一年，年付二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两。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〇年，年付三千五百三十五万一百五十两，共计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此就银币而言，迨后银价低落，各国以恫吓之辞，要求赔款改作金币计算，中国之损失更巨。其分配也，各国之多寡不同，可于下表见之。
列强提出之赔款，不许考核减少，美国所得之款，只百分之七点三，就德、俄、法三国之比例而言，不能谓大，而上海道所欠常胜军主将华尔之款，乃亦并入计算。俄德之要求，殆难以情理论之，徒增无辜平民之担负而已。呜呼！处于衰弱腐败之国，人民所受之痛苦固多也。赔款之担保，共分三项。一、海关之收入；二、常关之进款，其在通商口岸者，改归海关管理；三、盐税。其后美国对华表示好感，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退还其一部分剩余之款，专作教育之用。欧战之时，中国对德奥宣战，列强允许中国延期付款，战后德、奥、俄款之处置，均有变更。美国退还余款，英日等国亦将其另作他用。
五、使馆。 中国允许扩展各国使馆，重行划定地界，地基分送各国，民房由中国收买。界内归使团管理，并得自由防守；各国得住兵队保护，华人不准居住界内，使馆区域扩大约达一千二百亩，列强各有所得；留京之兵，各国不同，其最多者数为四百，少者一百。
六、交通。 中国拆毁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口之炮台，并许各国酌定数处留兵，以免交通断绝之虞。其许外国驻守之处，条约上指明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七、禁令。 清廷允许张贴严禁仇外之上谕于各府厅州县，其设立或加入仇外之会党者，即行正法。布告惩办仇外之官吏，停止害虐外人城镇之考试。其发贴各省上谕中之扼要语曰：“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饬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凌虐戕害各国人民，立即驰往弹压，获犯惩办，不得稍涉玩延，如或漫无觉察，甚至有意纵容，酿成巨案，或另有违约之行，不即立时弹压，犯事之人，不立时惩办，各该管督抚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官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亦不得别给奖叙。”
八、订约。 中国允许各国商改通商行船条约，并襄办改良北河、黄浦水道。北河由外人修治者，于天津政权交还之后，由中国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每年出银六万两。黄浦另设专局整理水道，其每年费用，占算四十六万两，期为二十年，中国与列强各出其半。其详细进行之章程，另有附文，刘坤一反对，各国不允考虑。
九、设官待遇。 中国允许各国之要求，废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使团之意欲去旧时习惯，另换外交上之气象也。太后简派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授王文韶、瞿鸿为会办大臣，徐寿朋、联芳为左右侍郎，外使觐见礼节，另有附件。觐见之所，定为大内之乾清宫正殿。
十、撤兵。 条约末后申明字句及往来文牍均以法文为凭。联军之在北京者除防守使馆兵队而外，于本年九月十七日撤退，直隶之外兵亦于二十二日开始回国。赔偿军费则以七月一日为截止之期，各国军队有先撤退一部分回国者。
和约成立，中国对外关系恢复常态，其未完之问题，仍在交涉之中。方议和之际，大臣奏请圣驾回京，太后不许，迨外兵撤退，车驾始自西安出发，东往河南，留于开封多日，始自郑州北上。途中铁路筑成者，即乘坐火车，一九〇二年一月七日，抵于北京。方太后、皇帝之在河南也，上谕称奉懿旨撤去溥儁大阿哥名号，令其出宫，车驾抵京之后，光绪御乾清官接见驻京公使，待遇颇为优渥，太后亦于宫中撤帘与公使言语。顷之，公使夫人入宫觐见，其曾受惊于使馆者，太后慰之，亦颇自悔焉。其时外兵陆续回国，直督袁世凯商请各国统将交还天津政权，统将初持异议，幸赖公使之指导，迫而于四月议定交还章程，关于中国驻兵，尚有限制，八月归还政权，凡其行政税收等，均有详细报告，剩余之款十八万两，交于直督。直隶而外，上海、厦门、高密、满洲尚有外兵。先是，上海印兵先至，法、德、日军继之而至，实则长江下流并无问题，而各国互相监视也。至是，中国请其撤兵，四国提出一国派兵上海，本国仍可驻兵。德法进而要求于扬子江流域，享受机会平等之待遇，始肯撤兵。英国闻而抗议，中国言其并未予以承认。明年，外军始乃撤退。厦门日军亦回本国，其驻山东者则为德军，德国借口护路防御拳民，驻兵胶州、高密，建筑营房。事平，中国迭次请其撤兵，均置不理。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德国始允撤退胶州之兵，高密仍须分期撤退，其营防建筑物售于中国，价银四十万两。满洲俄军始终无撤退之意，造成日俄战争之祸。
撤兵为中国之请求，其为外国所注意者，则为实收值百抽五之关税与改订商约也。税率根据于一八九七、八、九，三年之货价而定，一九〇二（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始行告成，十月三十一日实行，期效十年。其先适用之税则，订于一八五八（咸丰八）年，中国虽据条约要求改定切实值百抽五之税，列强竟不之许，四十年后，始得改定税率，未定以前，则自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海关照按估价百分之五征收。列强之先订商约者，则为英国，一九〇二年九月，中英商约成立于上海。明年，中美、中日商约成立，大体上多仿英约而成者也。商约而外，其载明于辛丑公约而后改变性质者，尚有黄浦河道局焉。其经费半出于中国，而大权反归于外人，德国因有扩张势力之计划。两江总督认为有碍主权，不肯派员。会海关建议中国出款自办，一九〇五年，改订章程，后二年，荷兰之工程师承揽濬浦工程，颇著成效。
综观拳乱，始于民众感受荒年衣食之困难，被惑于白莲教之神奇传说，深惧外国势力之侵入，刺激于少数教民之专横，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其人不知国际上之形势，缺少辨别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恶外人，而力无如之何，仇视外人之心理，蕴郁日深，其报复之心愈毒。同时，外国专于中国图谋权利，不顾信义，其所威胁而成之条约，关于中国之利益，且多漠然视之，关税尤其明显之例；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中，倡言瓜分，或租军港，或筑铁路，或划定势力范围，或巩固其地位。中国形势之危险，汲汲然不可以终日，共御外侮，遂成普遍之需要。其所难者，则外国之军火远非中国之所能御，拳民因而利用其不畏枪炮，及扶清灭洋之说，大臣信之，载漪假造照会，竟无一人疑之。其愚陋可想，外兵乘之，攻取炮台，大乱遂起。拳民外兵各以残杀焚抢报复为事，其悲惨之情状，吾人思之，尚为心悸，其身受其影响而入于痛苦之境遇者，更不知若何矣！迨及联军攻陷北京，列强对华之政策不一，尚有主持瓜分之议，幸其利害冲突，互相忌嫉，而无满意解决之办法。更就中国之国际地位而言，其屈服可谓至矣，北洋精军悉数败溃，太后皇帝狼狈出逃，联军统帅住于宫中，条约中之要款，尚有毁炮台，出赔款，外兵驻防使馆等。其堪称异者，中国于兵败屈服之际，而朝廷尚未彻底觉悟，对于天津失守，则信“倭人装扮拳民模样，夜赚城门”所致。关于议和，则不知适当处置之方法，国中所谓清议，亦未能辨别是非也。祸首之惩办，徐用仪等之开复，必待外国之要求，其诏复徐用仪等之原官，则曰“经朕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其后更应英美公使之请求，诏复张荫桓官，张氏于拳乱时被害于新疆故也。上谕之措辞，竟谓由于外使之要求焉。舆论之足称异者，广州报纸于联军攻陷北京，尚捏造其败溃不堪之情状。及车驾在陕，瓦德西遣兵挑衅，朝廷迭以严防应战为言，乃战无不败退，冯子材等亦持力战转弱为强之说，天下之事，固不若此之易！幸赖李鸿章等之力，始免于事。张之洞据人报告，致电刘坤一论随驾人员曰：“其议论皆是一派旧话，于时局一切茫然，忧焦万分。”又曰：“今日见自陕来人言，西安京外官绅士，多言敌不能深入，若添足一百营，必能破敌。京津破败，皆汉奸为之等语。今日又见自湘来人言，湘绅多言必须战胜，方可和。由鄂省昌言保护，两湖平安无战事，以致湘人勇猛无从施展；电报局于洋胜则报，华胜则讳，皆是汉奸等语。”其言不知何所根据，竟出于士大夫之口。陕西人士闻知赵舒翘之斩罪，表示不服，朝廷改而令其自尽。甘肃文人于毓贤之正法，群谋救之，毓贤自知不免，止之，自杀。于此可见自南京条约以来，缔结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公约，其一次损失过于前一次者，未始不由于知识之浅陋，以及执政者无适当之处置也。外人利用时机，更何足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