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
善后问题〇首都之争执〇临时约法〇政党之纷扰〇责任内阁之失败〇政治实状〇国会之召集〇地方政府之情状〇武人之跋扈〇第二次革命〇革命后之政治问题〇官制之迭更〇帝制运动之始末〇割据之形势〇政治失败之主因〇外交问题〇外蒙西藏之交涉〇中日交涉〇府院之争〇复辟之失败
清季外交失败，改革稽延，朝廷不能应付环境，酿成革命；而革命进行之速，响应区域之广，历时百有余日，清帝迫而逊位；其成功之速，实破中国有史以来之先例。其主要之原因，一则久受外国之政治学说影响，青年之希望甚奢，活动甚力；革命起后，国内工商停顿，税收减少，海关独立，双方财政均极困难，南方借款支付政费，清廷则以外国停付借款，无法筹饷。就战斗力而言，北军强于民军，袁世凯利用时机，别有所图，南方领袖多欲避免战争，让步解决。一则列强以为战事延长，妨碍其国人商业，南北和议之际，上海领事奉命提出劝告，意存干涉。于此情状之下，南北和议成立，孙文辞职，让推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军权归于其党；南方谋用政治方法，削减其权。名称上中国统一，实际上困难繁多，其症结则清廷政治腐败，地方长官权重，交通不便，财政困难等之根本问题，依然存在，甚者且或过于往日，如独立各省都督，募兵扩张实力，用人行政，往往自主，蒙古、西藏各得外援，脱离中国。北方诸将既无为国思想，又无确定政见，而唯拥护袁世凯个人，初则电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必誓死反对”，及和议将成，忽而发电恫吓亲贵大臣，强逼清帝逊位。南方临时政府内部意见亦不一致，同盟会员增达三十万人，杂有跨党投机分子，组织不严，意见不一。参议院原非民选机关，不能辨别轻重利弊，本于一时防弊之思想，从未根据事实环境，决定大计。采用之制度，先未行于中国；人民初无运用之机会与经验，乃为土豪劣绅政客所利用，成一“游民政治”，平民反为“奴隶”，“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引号内皆黄远庸语）。凡此问题，非各派各党之领袖觉悟，本于为国服务之思想与精神，开诚布公，妥商善后办法，议定根本大计，则祸患将即复起，不幸各不相容，游民趋附势利，入主出奴，丧绝廉耻，卑劣放纵，置民生国计于不顾，而中国纷扰至今，未始不由于官迷不知实际，或无耻钻营之士大夫也。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清帝逊位；明日，袁世凯电达南京，称其赞成共和，一方则以清帝诏旨，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孙文咨达参议院，称其当践誓言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末附条件凡三：（一）政府设于南京；（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临时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及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就三条款而言，多为严防袁世凯之活动，北京为势力所在之地，难于革新。一月和议进行之际，南京政府即谓清帝退位，北方政权消灭，不得改设临时政府。而袁置之不理，竟认受命于清，组织政府，孙文去电陈说不可，此固足以削减袁氏势力。关于政府组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美国制度，一面授总统以大权，一面参议院事事均得干涉，实际上颇难运用，后虽略有修改，而根本弱点依然存在。《大纲》由议会通过，不肯削减自身权力，非常期内，对于总统提出之国务员，尚有加以否决者。总统为行政长官，新为参议院所选举，而竟干涉其用人，一则证明其对行政长官太无信心，一则见其前后矛盾，思想幼稚，总统实难应付非常事变。和议将成之际，参议院另议约法，改采法国责任内阁制，其所持之理由，颇为幼稚，实则对人立法，以为议会通过之法，即有无上之权力，实则不宜于国情环境之法律，不唯不能实行，反而早日破坏政治制度耳。十四日，参议院开会，出席者凡十七省代表，事实上独立者共十四省，每省得投一票，袁世凯共得十七票，当选。黎元洪辞职，仍被选为副总统。关于政府地点，议员不理临时总统之建议，议决改设北京，总统再咨参议院复议。十五日，议决政府仍设南京。其改变意见之迅速，言者议论不一，议员草草议成，先后反复，近于儿戏，授人口实，固有相当责任。袁氏于表示政见之通电，以北方形势为言，不能南下，及参议院决定都城，通电陈说南下之窒碍，而以退居为要挟。报纸议论多受党派之支配，互相辩论，而中国政治问题，非决于舆论，或多数人民之意见，乃尝定于长官之诡计阴谋。孙文不为所慑，派蔡元培、汪兆铭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就职。专使先后入京，袁氏初无拒绝之表示，待之优渥，各团体虽向专使表示反对，而专使不为所动。二十九日夜，北京驻兵第三镇变乱，纵火劫掠，商民受祸者数千家，专使几及于难，天津、保定驻兵相继叛乱，人心大惊，外人议论激昂，公使调兵入京保护，将或造成严重局势。三月二日，专使电请南京政府迁就，以定大局。临时政府电请黎元洪入京，谋移政府于武昌，不得。六日，参议院通过议案，允许袁世凯于北京就职，都城问题，始以兵变作一结束。说者谓袁授意造成。
西藏于清初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设官驻兵，顾其政治组织，宗教风俗，迥与中国内部不同，驻藏大臣向不问其内政外交。英人经营印度，与藏属国接壤，近而谋与藏人通商，喇嘛百方反对，又以边境争执，不服中国指导，造成衅端，兵败之后，仍不觉悟，拒绝遵守条约，反与俄国往来，大启英人之疑。印度总督借端出兵，进逼拉萨；达赖出逃，藏人迫为城下之盟。中国始知失策，一面向英交涉收回权利，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缔结条约，英俄旋亦成立谅解，一面用兵剿平西康拒命之土司，改设县邑，遣兵入藏。达赖惧而逃印，向英求援，清廷将其名号革去。康藏经营，规模粗具，而革命军起。驻藏新军闻报，起而劫掠，藏人恨之，阻塞归川之路，断其接济，以兵围之，终乃缴械自印归国；其由西康归者，为数无几。藏兵东下，攻取巴塘、里塘，四川都督尹昌衡奉命率兵进剿，云南出兵助之，藏兵始退。英使朱尔典忽而干涉进兵，政府迫而让步，恢复达赖封号。达赖于二年（一九一三）宣布自主，遣员赴蒙，缔结条约，总统乃应英请，委派陈贻范为代表入印，英藏各有代表，会议于西摩拉（Simla），十月开会。西藏要求自主，陈贻范将其驳斥，力言维持一九〇六年中英藏约，双方意见相去太远。英使调停，建议划分内藏、外藏区域，盖仿自内外蒙古也。外藏自治，承认中国宗主权之虚名，内藏归中国管治，达赖仍为藏民宗教领袖。中国接受原则，划界遂为争论之焦点，历久交涉，陈贻范迫而让步，三年（一九一四）四月，签订草约。政府得报，视划界让步太甚，不肯承认，并向英使声称草约虽可同意，而界线万难承认，遂无结果。七月，英藏缔结商约，英国承认西藏自治，中国向英建议解决方法，未有所成。
日俄战前，中日邦交颇称亲善，战后，日本经营南满，浪人活动，引起华官之恶感，其时风气已开，青年视留学为进身捷径，东渡留学者日多，倡言革命，清廷要求日本取缔，而日本民党往往助之，二国之困难益多。中日地理相近，经济文化之关系密切，实有树立大计，促进邦交，维持东亚和平之需要，不幸日本政客眼孔如豆，一面利用中国之弱点，步趋欧洲强国之后尘，争夺权利之专横，压迫威胁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于败辱之后，大臣疆吏图谋有所补救，收回主权，固爱国心之表现也。而日本竟视仇为友，与俄妥协，一九〇七（光绪三十三）年，二国缔结条约凡二，一为公布之条约维持现状，一为密约，划分满洲势力范围。美国提出国际共管铁路之建议，反而促进日俄之邦交，缔结新约密约，维持其所得之利益，并商防卫利益之办法；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国缔结密约，划分蒙古势力范围；五年（一九一六）又订密约，各不相害，共同阻止第三国于中国占有优势，并力助其同盟国。日本外交家之心理，至不可解，一则不顾国际信义，违反英日同盟条约，门户开放之精神；一则无故鱼肉邻国，岂将树立中日不并存之势耶？革命军起，南京政府颇得日人经济之援助，同盟会员较于日本接近也。第二次革命军起，日人有助之者，张勋率兵攻陷南京，兵士大掠，杀害日商三人。日本闻报，要求道歉，赔偿损失、恤金，外交部许之。日方谓其迁延不办，遣舰队驶入长江示威，张勋亲往领事馆道歉，外交部并许其建筑满蒙五铁路权，其事始已。中国又应日本要求，许其依照陆路通商之例，朝鲜、南满运货减税三分之一，以鸭绿江铁桥工竣也。明年八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告中立，日以英日同盟，致哀的美敦书于德，要求其舰队退出中国海面，否则解除武装，交给胶州湾于日，由其归还中国，德国不复，对之宣战，出兵二万余人，来攻胶州湾，英军助之。日兵自龙口登岸，中国划定交战区域，声明区域以外严守中立，日军借口军事需要及德人财产，占据胶济铁路。中国患日肆其野心，袁世凯请美总统商于英国专攻青岛，勿使日本牵及其他问题，顾未有效，中国迭次向日抗议，亦无结果。英日联军进攻，守军屈服，中国以为战事结束，英兵撤退，请日撤退青岛以外之军队，日本弗应。四年（一九一五）一月七日，外交部照会英日公使，声明取消战区，请其撤兵。日报认为侮辱，十日，日使日置益复称先未征得同意，日本军队之行动施设，不受通告何等影响，亦不受此拘束，外交部将其驳斥，日军固不撤退。其政府反而提出严酷要求矣。
当斯时也，欧战正烈，列强以其全力应付战事，无暇顾及远东；美国虽守中立，而陆军海军未必胜日，日本得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政客军阀原欲鱼肉邻国，固不愿将其失去也。中国自革命后，内争未息，贫弱如故，总统袁世凯初在朝鲜，后在清廷，主持外交大计，均不利于日本，久为日人所忌。斯年一月十八日午后，日置益以回任觐见为由，不顾外交常例，径向总统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说者言其隐寓挟制袁氏个人之意，实则以其关系重大，非其决定，无所成功，而并恫吓总统严守秘密也；日方以为总统反日，亲善远国，许其要求，则将视之为友，而愿予以援助也。原文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全为山东权利。第二号七条，要求南满及东蒙古之优越地位。第三号二条，要求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一条，中国承认不让与或租借沿海港湾岛屿于他国。第五号七条，关于聘用日人为顾问，病院等购置土地权，合办警察军械厂，建筑华南铁路，福建借用日款，及传教权。中国许其要求，将为朝鲜之续，可谓严酷之至。袁氏接阅条文，答称容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晚间召集会议，并将条款逐条批注，预定交涉策略；专员顾问亦上说帖。二十日，日置益向外交部询问，次长曹汝霖诿为不知，始送条文于外交部，总长孙宝琦率尔发言，总统将其免职，任命陆征祥为总长。政府方面故将信息泄漏于外，引起国际上之注意，遣员赴日，并派顾问有贺长雄东渡，游说元老；交涉方针，初则多方辩论，不轻让步，第五号条款拒绝议商。日方则欲早日解决，不惜压迫恫吓。美使芮恩思以得阁员之密告，一月二十二日，已知内容，英美记者访知条件，电报报馆，而编辑部认为谣言，不肯发表，日本驻美大使，且力否认。二月二日，中日会议于外交部，中国代表为陆征祥、曹汝霖，日本则为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等。于是言者益多，无可讳饰，日本答复英美诸国之询问，未曾列入第五号之条款，美国务卿以为日本将其放弃，其外相加藤高明亦与公使陆宗舆密谈，言下有不坚持第五号之意，乃后日置益恫吓承认，固所谓得寸进尺也。会议先商第一、二号，外交部对于条款，提出修正案，日方不肯接受，乃许酌议第三号。双方以山东权利及满蒙优越地位之争论，未有明显之进步。三月初，日使出言恫吓；日舰奉命来华，南满、山东以换防为名，添派军队，中国以力不敌，颇有让步，然于东蒙则不肯与南满并论，二地杂居问题，尤难于解决，四月中，会议停顿。其时有贺长雄在日活动，较有利于中国，陆宗舆亦有赞助。
四月二十六日，日使再请会议，提出条款，谓为最后修正案，凡二十四款；内容视前稍为让步，而实质并无变更，第五号各款仍多列入。袁世凯再用朱笔批注意见，令外交部遵办，凡属第五号者，令其毋庸议商。五月一日，中国代表提出修正案，文分三号：第一号为山东问题，大体上承认日本要求，但请将来参加日德会议，无条件交还胶州湾，赔偿战事损失。第二号关于南满、东蒙利益，二地虽未并论，然已多许日本要求。第三号则为换文，一许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一声明在福建沿海地方，中国不许外国或借外资，建造船厂及其他一切军务施设。会议之时，中国代表面述理由，并谓此为最后修正案。日本外务省接收报告，决定根据四月修正案，提出最后通牒，内阁会议采取其建议，乃以英使之劝告，及元老之意见，将第五号中之条款再行让步，六日，御前会议，决定最后通牒。中国政府迭接陆宗舆之报告，知其危险。据美使记载，总统府迭开会议，言者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袁世凯拟请美国联合英法出而干涉，而欧战方殷，其何可能？六日，决定让步。曹汝霖往谒日使，对于第五号亦有让步之意，会得日本撤回第五号之报告，诿为个人私见。七日下午三点钟，日置益面送最后通牒及解释七条于外交部，其要求则第五条除福建业经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日使先曾撤回合办警察条款，故余五项），可日后协商。第一、二、三、四号各条及关于福建之换文，则照四月二十六日之修正案，不得更改，劝告应诺，以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为满足答复之期，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其时日本驻有重军于南满、山东，军舰泊于要港，中国兵力固非其敌，又无列强之援助，万一战祸启后，前途不堪设想；唯有忍辱承认，徐图补救而已。中国之大患，在其不能振作有为，发愤自强耳！八日，总统召集会议，英使朱尔典谒见陆征祥，劝说承认日本要求，阐论利害，声泪俱下。陆氏为其所动，出席报告会晤情形，讨论应付方略，最后总统致辞，承认哀的美敦书中之条款，并言自强雪耻。外交部初拟长文答复，会得日方劝告，改易简单之辞。日员请观稿文，必欲将第五号日后协商添入，不得已而从之，复文送致日使，已十一时矣。会议再开，二十五日，缔结条约。
关于山东，中国承认日后德国让与日本山东权利利益，自行建筑自烟台或龙口直达胶济路线之铁路，向日商借款，开放山东合宜地方为商埠。换文承认不租让山东省内或沿海一带岛屿于他国。关于南满、东蒙权利，其主要条约凡四：（一）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铁路期限展至九十九年；（二）日本臣民得于南满商租需用地亩，自由居住往来，并得经营工商业等，华人日人得于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工业，但向地方官注册，服从中国法令；（三）中国开放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四）中国允许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余则尽为换文，其较重要者：（一）中国允许日人于南满、本溪等地开采矿产；（二）中国自行筹款，建筑满蒙铁路，如需外资，先向日商商借，嗣后以地方税作抵向外借款，日商亦有优先权；（三）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顾问教官，优先聘用日人；（四）日本交还胶州湾；（五）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允许不将公司收为国有，不使公司借用日本国外之外资。（六）中国声明福建沿海地方，不许外国设造船所，军用贮煤所，海军根据地，并无借外资实现前项计划之意。综观主要条款，日本提出之一、二、三、四号原文，多已承认，其未列入约中者。尚有二端。一、总统下令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让于他国；二、会议记录保留第五号条件日后协商。损失之重大，无以复加，中国民智已开，风气大变，对于若此丧权辱国之条款，莫不愤慨，组织团体，劝用国货。外交部公布交涉始末，说明迫于武力，接受最后通牒之经过。总统密谕官员忍辱负重，发愤图强，后更下令全国，宣布不得已之情状曰：
……中国自甲午（一八九四年）庚子（一九〇〇年）两启兵端，皆因不量己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卒至赔偿巨款，各数万万，丧失国权，尤难枚举……欧战发生，波及东亚，而中日交涉随之以起。外交部与日本驻京公使磋商累月，昨经签约，和平解决，所有经过困难情形，已由外交部详细宣布。双方和好，东亚之福，两祸取轻，当能共喻。虽胶州湾可望规复，主权亦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病深，引为惭憾，已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鹜虚声……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群策群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我国民务扩新知，各尽义务，对于内则父诏兄勉，对于外则讲信修睦。但能惩前毖后，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转弱为强，权利日臻巩固，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
今观交涉之始末，主持外交人员之活动，会商之步骤，无可非议。信如王芸生言，“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斡、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盖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于中国，衡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说者谓袁世凯让步，谋求日本赞助帝制，据吾人所知，证以美使所言，盖无根据。事后，政府召集会议，筹谋补救方案，日本对袁仍不满意，固为事实。自日方而言，中国为日重要市场之一，供给其一部分需用之原料，固所谓共存共荣之邻国也。邦交之促进，合作之精神，全赖信义亲善，及民间之友谊谅解耳！日本政客军阀将其摧残净尽，一时虽谓成功，而华人恨恶之心理日深，将来之危险堪虞。政友会总理原敬于国会反对，曾得议员一百三十余人之赞助，其扼要之语曰：“现内阁之对华交涉，始终认为不合机宜，既伤两国亲善，复招各国疑虑，有失帝国威信，不但不能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且反贻祸于将来。”其言警切之至。就国际关系而言，美国已先声明中日条约，如危害美国在华条约上之权利，中国政治领土之保全，及门户开放等，概不承认。英法诸国亦深疑虑。日本于欧战后，立于孤立地位，亦多造成于此。华盛顿会议，日代表币原声明三事：（一）南满东蒙铁路借款，以及该地方税款之担保借款，可为国际财团之共同事业；（二）中国聘用南满洲之顾问教官，日本并无主张日人有优先权之意；（三）日本撤回第五号保留再议之之条件。关于山东，其条款以问题解决作废。一九二三年，政府根据国会议决案，照会日本废止该约换文，日本复称不可。自实际状况而言，日本除租借地铁路展期及开采矿产而外，余无所得，徒伤二国人士之情感，为邦交亲善之碍力，固不如妥商善后办法，根本取消也。
讨袁之役，武人利用事机，造成割据形势。六月六日，袁氏病死；明日，黎元洪就总统之职。南方主张恢复元年约法，召集解散之国会，北方则主维持民三之新约法，互相辩论。二十五日，上海海军宣言加入护国军。明日，美使芮恩思往谒总统，黎氏颇为乐观，声称筹得各方合作之方法，宣布临时约法有效，召集国会，议员减至半数，专议宪法。美使疑其能否实现，而总统则称国会听其指导。就约法而言，其何可能？段祺瑞时任内阁总理，反对国会约法，岂姑为此说而欲妥协各方耶？就南北形势而言，陕西、四川、广东业已取消独立，蔡锷、梁启超与前国民党意见不合，梁氏主张从速撤销军务院，北方武人初亦不能合作，段氏迫而让步。二十九日，总统下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并裁撤参政院、肃政厅等，旋令各省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缉办祸首杨度等八人；军务院于是通电取消，统一之形式完成。八月一日，国会再于北京开会，追认段祺瑞为总理，总长杂有南北新旧人物，原欲调和各方者也，无如意见不一。国会议员自祸变之后，毫无觉悟，就时间而言，议员距其被选之时将约五年，参议院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三年一选，将其召集，谓之代表民意，不亦诬乎？所谓合法非法，多为咬文嚼字之解说，对于国家大计，民生痛苦，固无与焉。凡前党派现皆分化，或改易名称，其组织以人或情感为依据，以争夺权利为目的，无所谓确定之政纲，坚决不挠之志愿，其在各省且无分会接近民众，直可谓为个人活动，其无耻劣迹之多，宜后孙文斥为猪仔议员也。所不可解者，主持大计之达官名人，从不根据事实，讨论利害，为人民幸福之计，而作适当根本之解决；言论思想，尝相矛盾，谋之不臧，贻祸无穷，误国殃民之罪，其何能辞？内阁则两派争权，总统亦与总理不协，终乃酝酿政潮。总统为人庸厚，总理久握兵权，为人安闲，政事交给属下办理。据美使记载，当其弈兴正浓之际，属员询问某事若何决定？段氏嘱其自行办理，迨后发生困难事变，追忆前言，遂自负责，左右亲信往往利用其弱点为非，造贻祸患。黎氏恶其专横。内务总长孙洪伊为国会党魁之一，门庭如市，美使见之，声称国会不能限于制宪，必须监管行政，亦与总理不合，数以事端与徐树铮抵牾，奉命免职。议员大哗，否决政府提出继任人选，且以宪法问题发生斗殴，互相诋毁。西南诸省各自为政。北方督军迭遣代表会议于徐州，长江巡阅使张勋所在地也，谋巩固其地位，警告国会，拥护总理。中央情状恶劣，财政亦不统一，军饷浩繁，财政总长唯以借款为事。
暗潮误会潜伏已久，乃以对德参战，造成严重之事变。六年（一九一七）一月，德国宣布无限制使用潜水艇，二月，美国对德绝交，参加欧战。其驻京公使芮恩思奉命通知中国，往见总统总理，劝说向德抗议，英美人士活动颇力。内阁会议以协约国经济援助中国，而中国仍保自主之权为交换条件，并欲美国担保，外交总长伍廷芳适病，其子朝枢通知美使，美使复文许之，并向要人劝说，政府始倾向于对德抗议。二月九日，中国向德抗议；明日，阁员出席国会秘密会议，会中未有反对之表示。督军则冯国璋初持异议，英美人士前往游说，入京又受美使之影响，亦不反对。其时黎段之意见益深，美使谒见总统，总统不唯赞成对德绝交，且将与段决裂，其言曰：“余不之信，彼谋夺去余权。”三月初，二人冲突，段氏怒而出京，冯国璋出而调停，总统让步始已。十日，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而德仍不取消封锁政策，十三日，中国正式公布断绝中德外交关系，训令公使回国，送德公使出境。方中德绝交进行之际，在野名人孙文、唐绍仪等通电反对，独梁启超赞成参战。自时人议论而言，颇表同情于德国，又以欧战无关于中国，不必冒犯危险卷入漩涡也。国会议员受其影响，态度稍变，督军亦有反对者。总统之意，参战必待国会通过，段氏则向美使声称，国会反对，则将其解散。其坚决若此之原因，殆不可知，而财政之困难，参战后将得协约国经济之援助，固其原因之一。段氏乃借督军之力，压迫总统国会，召集督军会议；四月末，在京开会，决定参战。五月初，内阁向国会提出，众议院开会，忽有三千余人，自称公民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将其包围，殴辱议员，言者称为陆军部所指使，国务员相继辞职。段氏咨催国会议决宣战，国会复称内阁仅余总理一人，俟改组后再议。督军团则请总统解散国会，时局颇形紧张。美使往见总统，总统表示乐观，其言曰：“危险已过，余将免段祺瑞职，国会决定参战，无须武力强之。”美使进而问其方法，总统则称各事商定，且曰：“张勋助我。”美使面现惊疑之色。黎曰：“君可勿疑，余信任张勋。”张勋握有重兵，时与段氏不协，总统恃之为援，先盖议定办法矣。二十三日，段祺瑞奉命免职，发出通电，谓总统命令，未经总理副署，将来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负责，无异于指使督军反对。皖督倪嗣冲独立，总统遣使持信说之，不听；奉、鲁、闽、豫、浙、陕、直继之，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于天津，遣兵进逼北京，禁阻运输粮食，并得日本援助。总统电召张勋入京调处，美使应伍廷芳之请，提出劝告，日本向美抗议。六月，张勋所部抵京，请黎解散国会，伍廷芳不肯副署命令，总统准其辞职，下令解散国会。国会自再召集以来，争夺权利，徒事党争；开会十月，宪法草案二读尚未完成，久为时论指摘，复遭解散，悲哉！
张勋入京之后，预备复辟，初张勋自兵卒出身，爱惜兵士，得其死力，尚称能战，曾守南京力战民军，南北和成，仍忠于清室；袁世凯死后，迭于徐州召集会议，为北洋军阀盟主。督军先多表示赞同复辟，康有为亦与之合谋。康氏忠于清室始终不变，曾于护国军之役，劝说西南主将拥护清帝，不得；及国会内阁不协，游说冯国璋，至是，秘密北上。六月三十日夜，张勋等入宫，奏请复辟。明晨，清帝谕称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合词奏请复辟，瞿鸿等奏请御极听政，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允如所奏，宣示革新大政九条，任命张勋等七人为内阁议政大臣，徐世昌、王士珍等均授要职，段祺瑞独未授官，恢复各省总督巡抚名称。都人于临朝之后，方始知之，莫不惊奇，商店悬挂龙旗，余亦无异于前。黎元洪逃往日本使馆，通电否认归还政权，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电请冯国璋代理总统。段氏原与张勋不协，对于复辟初无反对之表示。直督曹锟不慊于张勋之专横，夺去直隶总督之职。梁启超与段往来甚密，与师意见不合，据美使记载，称其借得日款一百万元，作为起兵军饷。七月初，段氏亲赴马厂调遣旧部，发电致讨，曹锟等应之，分兵两路进攻。张勋所部，多驻于徐州，兵力有限，毁坏铁路，退守北京。八日，张勋遣员往见法使，建议商请徐世昌入京调停，法使许之，而美使不可，遂无所成，形势危急，康有为避入使馆，载泽谒见美使，筹商善后方法，亦无结果，徐世昌在津，向段协商，电告清臣世续：“幼君安住宫中，则优待一事，必可继续有效。”又电张勋，即将军队交于王士珍解除武装，移驻城外，且曰：“执事既不操兵柄，自可不负责任，至于家室财产，已与段总理商明，亦不为已甚，昌当力为保证。”十日，步军统领江朝宗遣人往见美使，谓将强送张勋避居使馆，使团讨论谓可接待。明日，段氏通告公使，谓将于夜间进兵攻城，十二日黎明战起，以十一时最为激烈，飞机至禁城掷弹，人心惊惶。清帝初欲移居使馆，外人谋入宫中救其出险。会张勋为其部将送往荷兰使馆，尚信调停可得无事，荷使言其不能，乃欲出馆再战，但终为人所阻。下午四时，战事停止。美使外出参观战迹，天坛辫兵尚未缴械，吃饮谈笑如常，声称死者只有五人；据其访查所得，枪炮多向天空施放，死者二十六名，伤者七十六名，大半反为平民。后始议定天坛之兵，每名给洋六十元缴械遣散，十四日，尚有武装辫兵在京；明日，商妥每名八十元，始全缴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