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续前）
武昌革命之经过〇清廷应付之策略〇各地之响应〇革命之势力〇建设之精神〇清廷惊惶失措之窘状〇鄂宁两军之战〇临时政府成立之经过〇和议之进行〇袁世凯之阴谋〇清帝之逊位〇国内之政治问题〇清季外交之趋势〇乱后之善后问题〇三国商约〇英日同盟〇满洲问题之严重〇日俄战争〇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〇中日交涉之困难〇悬案之解决〇中美德同盟之议〇国际铁路计划之失败〇中俄交涉〇领荒移民之开始〇借款筑路〇列强对于革命之态度〇外蒙独立〇英谋西藏〇经营西藏之失败〇外交损失之总论
方川变之起也，人心惶恐，疆吏感觉党人之活动，互相警戒。先是，同盟会员屡次起兵失败，转向新军运动，新军之在长江流域者，将校兵士多曾受过教育，其一部分受其运动，加入会党。端方之率兵入川也，说者谓湖广总督瑞澂以倾向革命之兵一协归其调遣，冀得无事。信如其言，军队不稳，先竟无所处置，可见清官之因循昏庸。据尚秉和之《辛壬春秋》，九月二十二日，武昌炮兵有退伍者，营兵饯之，排长不许，众怒驱之，起而开枪，遂逃出营。及捕获变兵六人，协统黎元洪恐其激成事变，请轻罚之，并黜排长。军律之废弛，外人亦以为言。至是瑞澂得有密报，谓党人于中秋节日举兵，下令戒严。 [19] 十月九日，俄国租界内党人所设之机关，炸弹爆发，俄捕往搜，获得炸弹手枪等物。及夜，统制张彪根据密报，围捕三十一人，并得军械及党人名册，明日，狱定，先斩首要三人，余均囚于狱中，供辞连及军人甚多。瑞澂责令张彪按供一一逮捕，新军闻之，惴惴然不安，乃为自卫之计，附和革命之炮兵及工程队于夜间开枪发难，戕杀营官，掠取子弹。瑞澂先已自惊自扰，闻知兵变，惊惶无策，首先逃出武昌。张彪亦遁，军队遂无主帅，先后加入，天尚未明，即行占据武昌。孙文言其经过曰：“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黄兴）等乃到……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黎元洪于迫就都督之后，书招其师萨镇冰降，中言其出就都督曰：“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总之，武昌成功之易，要由于瑞澂、张彪之无能。瑞澂以旗员擢至总督，空有能名，实无经验，胆小如鼠。张彪初为张之洞之弁员，而以善于逢迎，擢居要职。二人皆不胜任，临事慌张，要亦由于革命党之先声夺人也。
十一日，革命军渡江，未遇拒抗，占据汉阳兵工厂，其地官吏先逃一空，汉口清官亦然，陷于无政府之情状；十二日晚，土匪抢劫纵火，黎元洪始派兵士前往弹压，民军遂有三镇。顾其力兵犹弱，范围尚小，信如孙文后论武汉危急曰：“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著，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各省响应，乃清廷之所以覆亡也。朝廷闻报，十二日，诏命陆军大臣昌率陆军两镇援鄂，并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统率舰队助战。昌所部时有铁路运输，而迟迟不来，民军从容布置，扼据要害，分派信使四出活动。十六日，民军攻击少数北军于汉口附近，北军以大军未至，兵力不敌，败而退守滠口，是为南北二军第一次战争，距起义多日矣。民军进攻，亦不能胜。摄政王既命昌援鄂，十三日，诏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二人立有功绩，负有能名，均以事故落职，深在失望之中。袁世凯原为总理大臣奕劻之党，川变之起，说者言奕劻拟起用之，而摄政王载沣不可，改用岑春煊。奕劻以非其党，又因私怨嫉之，遇事留难。岑春煊之入川也，初无名义与实权，滞留武昌，托病不行，及武昌变起，逃往上海。袁氏初练北洋新军六镇，将校多其手拔，办理新政盛称于时，太后招之入京，改授军机大臣，及宣统嗣位，几遭不测之祸，时方家居，朝廷迫于情势，诏起用之。袁氏追念其昔日之待遇，心中自不慊于清廷也，奉命而出，湖北一地，乃有二帅，军权反不专一。朝廷上有二党争权，载沣素不慊于奕劻，偏信载泽，奕劻心不自安，竟于川路争议之际，托疾不肯视事，及时局严重，上奏载泽、盛宣怀乱国，自请辞职。摄政王下诏慰留。二党意见日深，载沣诏革盛宣怀职，以慰人心。顾武昌之举兵，初与川路无关，举兵之后，已由铁路问题，变为政治种族问题。苟无根本适当解决之办法，兵祸终不能止，盛宣怀之去留，固非问题之焦点，徒见朝臣认识时局不清耳。举义后七日始有战事，又值北军败退，革命军之声势张旺，起兵之原动力酝酿已久，直省多闻风响应。其主动者可别为四：曰哥老会，曰同盟会，曰新军，曰清吏。兹分言之于下：
一、哥老会 湖南为哥老会势力发达之区域，党徒先后举兵者，不知凡几，其首领焦达峰自称部下一万余人，曾与同盟会合作，至是联合新军，十月二十二日，闯入长沙，巡抚逃去。焦氏立有大功，以都督为望，及咨议局开会，据尚秉和记载，其徒以红纸大书黏壁曰，“正都督焦达峰”，议员未有异议，焦氏被举就职，时间匆促，尚无印信，而即委任官吏，广招新兵，尚氏言其招兵曰：“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其言不免形容过甚，新兵入伍者，原多平民，非独长沙为然；乃遭新军之忌，又与咨议局不协。三十一日，新军为变，枪杀焦达峰，推前咨议局长谭延闿为都督，长沙始稍安定。贵州亦以哥老会首先举兵，其省秘密会社之势颇盛，尤以光复公会为最大。公会虽与同盟会发生关系，然实哥老会之变名，黄泽霖为其首领，及闻武昌兵起，湖南等省响应，召其党徒，更说新军将校光复，十一月四日，贵州宣布独立。黄泽霖招募其徒，编之为兵，说者称其公然开山堂于省会，自称巡防大总统，其兵不守纪律，动辄拔刃仇杀，人民深受其害。云南都督蔡锷闻之，遣唐继尧率兵援黔，贵州始得粗安。综之，旧有秘密会社之首领，多无建设才力，而又仓猝起兵，为时甚短，嫉之者众，约束党羽，原或不易。其人于失败之后，尝为论者所指摘。方其起兵之初，耸动时人之视听，增加革命之力量，固不可抹杀也。
二、同盟会 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为文人学生，一面从事于宣传，一面联结会党，迭次起兵，或谋暗杀，声振于时，而活动大本营则在外国。及武昌兵起，黄兴等应召赴鄂，陈其美无兵无械，竟能冒险取得上海。初陈其美久居上海，及响应革命者日多，运动巡警商团等独立，独制造局不应；十月二十四日，率兵往攻，不胜，乃往说守兵；伶人王钟声、夏月润与焉，拥入厂内，局员捕之，以绳系其手足，置于马厩。明日，民兵再攻，由匠人导往厂后，逾垣而入，灌油纵火，制造局遂下。陈其美始得放出，沪兵不战而降。绅商开会，议设军政府，陈氏在场，述其被囚情形，王钟声称其功绩，力请举为都督，陈其美乃为都督。上海地居长江下流，为通商要埠，全国金融视为转移，且有制造局供给军火，军政府成立，影响于江苏、浙江者至巨。陈其美于上海招兵筹饷，接济他省军火，说海军反正，同盟会员集于其地，义气激昂之甚，过于各地。其组织者，有光复团、规复团、光复军、国民军、学生军、敢死队、决死队、北伐先锋队、北伐独立队、北伐预备队、北伐女国民军、女子军事团，名号之繁，设立之多，一如风起云涌。其中杂有名实不符，受人指摘者，然其勇敢之气足称，先声且能夺人也。
三、新军 新军将校多曾受过教育，各省响应武汉革命者，往往由其主持，或赖其援助，革命期内，其势最大。十月二十三日，江西九江新军独立，标统马毓宝自为都督，陕西、山西、云南、浙江、福建、四川均于十月末至十一月中先后举兵。南方独立诸省，北军无如之何，陕西、山西之革命军，则受清兵之攻击，颇濒于危。山西都督阎锡山兵败北逃，陕西于独立后，发生纷扰，清将姜桂题奉命援陕，攻破潼关，朝廷更诏陕甘总督出兵援陕，而以前陕西巡抚为帅，进逼西安。其顿兵于直隶而威胁朝廷者，尚有张绍曾、吴禄贞，张绍曾为第二十镇统制，以秋操之故，将兵驻于滦州，至是，联合将校电奏改革政治，朝廷设计罢免其职，部兵为变，不久即平。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及山西兵变，朝廷命之将兵赴援，吴禄贞顿兵于石家庄，单骑入晋，招抚山西都督，扣留运鄂军火，奏劾昌督师无状，并电张绍曾会师北京，不幸被刺而死，直隶始乃转危为安。
四、清吏 自武昌举义以来，各省多起响应，清廷有土崩瓦解之势，疆吏中知其不可挽回颓势有独立以图自保者，成功失败各有其例。广东、广西、安徽、江苏、山东先后宣布独立。初广东绅士，以为革命之势日盛，祸患将至，商请总督张鸣岐独立，张鸣岐无奈，奏称停解京款，宣布自保，撤下署内龙旗，后闻清兵胜于汉口，取消自保，上奏请罪。同盟会员以其久为政敌，尚无独立之诚意；散资召集三合会党徒，戕官据城，张鸣岐见势已成，不可为力，改言服从民意；十一月九日，咨议局宣布独立，举张鸣岐为都督，递进印信，张鸣岐收之，乘间遁去。广西、安徽、江苏巡抚均称都督。苏抚程德全受军民之拥护，独立于苏州，鸡犬不惊，而上海、松江、无锡、常州、扬州、清江浦先后举兵，各有都督，不相统属，其受兵祸最深者，当推江北，南京尚有张勋据守。广西、安徽都督均不能久于其位，安徽巡抚朱家宝初平新军之变，后受咨议局之推举，得为都督，党人王天培副之，王氏不服，索取印急，朱家宝与之，将即去皖，值巡防营鸣枪，商民大恐，求其勿去，拥之复至军政府索取都督印，咨议局长取之以还朱家宝，会九江之兵来皖，朱家宝始行逃去。山东巡抚孙宝琦亦于十一月十三日独立，孙宝琦自为都督，顷之，将士要求取消独立，孙氏迫而去职，党人蓝天蔚占据烟台，然无重大影响。其他诸省，奉天则以张作霖之主持，官绅设会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而仍捕杀境内之活动党人，固变相之独立自保也。甘肃曾有扰乱，新疆则二党相攻，直隶、河南、吉林、黑龙江之疆吏则未独立。至于藩属，则外蒙古、西藏次第独立，其目的则脱离中国也。
各省响应革命，多仓猝而起，不相联络，其中多为爱国志士，深信革命成功之后，人民可得安居乐业，而国势趋于富强。少年勇敢之士，激于时愤，慷慨从军，多置其生死于不顾，更无富贵之思想，其志可嘉，其心可佩，兵起之后，社会上之秩序不免扰乱，而急事好功者，不择手段，不问利害，徒求逞于一时，不惜利用卑劣分子，土匪因而为害，其狡黠者且盗革命之名，实行抢劫滋扰。起兵首领本多武人，其中不免一二杂有囿于传统思想谋欲夺取地盘者，于斯人心不安期内，革命二字，常有不可思议之权力，盖中国深受外国之影响与压迫，知识界人谓非政体上极大之改革，则难图存，国人久闻同盟会员之宣传，官吏怵于手枪炸弹之袭击，恐慌之极，无法应付，唯有屈服服从或逃遁而已。试就上海而论，清吏逃避，革命成功之易，有如反掌，全国城邑类近此者，不知凡几，先声夺人竟有若此之效力，更就扬州、南昌事变而言，尤足以有所证明。初，江苏要城如上海、松江、无锡、镇江次第宣告独立，扬州尚无举动，人心日冀党人来扬，而党人不至。有名孙天生者同其党羽数十人入城，膊缠白布，大呼革命军至，好事者从而观之，拥挤塞途，闯入盐运使衙门，运使不知虚实，仓皇遁走，防兵亦多逃去。其党乘机掠取税金，饱而散去，孙天生放出狱中罪犯，城中纷扰，人心不安；防军统领徐宝山于镇江闻变，即回扬州，捕获孙天生于娼家，扬州始安。绅商公举徐宝山为都督。南昌于九江独立后，宣布自主，公举协统吴介璋为都督，相处尚安。一日，南昌军政府忽得飞函，略言孙文、黄兴在海外开会，公举彭程万为都督，遣敢死队百人持炸弹入城。事闻，官员恐惶，警兵逃匿；突有一人自称孙文代表，诣军政府召集会议，宣读彭程万委任状。其时孙文尚未归国，而众相顾愕然，莫敢究诘，吴介璋对众辞职而去，彭程万就职，仿尚书诰体，称予一人。九江都督来电严诘，彭程万惊惶无措，其事原委，皆其造成，直类于儿戏。湖北则鄂人之地方观念极强，后黄兴来鄂，鄂人不附。朱通孺于民军败后来鄂，其《五十日见闻录》，记言武昌政治情状曰：“都督府直隶之政事堂，内分五局：一、财政局；二、交涉局；三、统计局；四、民政局；五、法制局。各员无论大小，皆称大人，人声庞杂，喧腾于耳，虐待差役。”一部分人士，未祛官场之恶习，朱氏言下颇有失望之意，顾此久为习惯，决非一旦所能改革，何能独责鄂人？
吾人对于以上事迹，所当明知者，革命战争期内，情感用事，发噱之事，常不能免，此固不独中国为然，而法国革命中之趣事尤多。其明显之原因，则事起仓猝，参加之分子复杂，人各为谋，不相统属，事多出于个人行动。其代表者非一阶级，于此可见民众之心理，革命之势力，一二事迹对于革命精神毫无妨碍，况一地偶尔之例，不能适用于全国也。其几近于普遍者，则仇杀旗人也。旗人入关之先，历史上之名称，原作东胡，其一部分久与汉人通婚，同为蒙古族。二族之头颅容貌发肤，实无主要不同之点，顾时以政治关系，立于反对之地位，而宣传者利用种族上、政治上之恨恶，刺激时人，旗人又不善于自处，傲然自尊，轻侮汉人，调戏妇女，汉人报复之心日强，革命之际，旗人被杀时有所闻。其最惨者首推陕西，次为南京。初西安新军独立，旗兵据满城力守，新军力攻破之，纵火焚屋，将军及副都统尽室自戕，旗人中妇孺号哭，麇集北门城楼上焚死，新军仍与旗兵巷战一夜，乃尽杀之。南京旗兵于张勋败后，无足轻重，及民军入城，火药库炸毁，其声之大，殆如天崩地裂，声闻百余里。民军指谓旗民反抗，缴其枪械，允许保护其生命财产，将校中有不服从命令者，劫其财物，火其住宅，而杀其人。其堪告慰者，事出之后，主动者得有相当惩罚也。其他各地亦有惨杀旗兵之案，所幸者未致扩大范围耳。独四川保护旗人，未有滥杀，其原因则驻防将军，初力保护绅士，而绅士不肯仇杀也。旗人而外，死于兵者以官吏为多，独立诸省，例不胜举。此殆一时难于避免，无足深论。
商业。 外商在华，条约予以特殊权利，运货人口，纳正税、子口半税，得免厘金。陆路通商或暂免厘，或减税银。中国关税乃以协定税率，最惠国条款待遇，不得自主。外商住于商埠，其性质可分为二，一条约规定开放者，二中国自行开放者。自行开放之商埠，始于中日战后，借以避免列强要求租界创设工部局者也。外商贩运土货出口，亦得免厘，设立工厂，纳税同于华人。各国互订保护商标专利版权之协约，洋行在其本国注册，不理中国法令，不肯缴交税银。教士传教，创设学校医院，赞助华人，盖非损失，故未并入。
综之，中国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实为世界大国之一；屈辱至此，主权损失，无以复加。列强侵略之罪，至为明显。而吾人于列国中深受此祸者，亦由于国内无人，士大夫之主张，多为愚人中之愚人，误国之罪，实不可逭，及后觉悟，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