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中日交涉
清初中日之关系〇商约之成立〇副岛种臣之来聘〇日本之出兵台湾〇台案之解决〇日本兼并琉球〇琉案交涉之失败〇朝鲜之概状〇日韩之争〇朝鲜之订约通商〇中国对韩之政策〇朝鲜之政变〇中日天津条约〇二国合作之计划〇修约之失败〇袁世凯之活动〇朝鲜政治之腐败〇中日军备之比较〇二国出兵朝鲜〇改革韩政之争论〇战事之责任〇清兵之败出朝鲜〇海上战争〇朝廷之情况〇奉天境内之战〇北洋舰队之消灭〇最初议和之失败〇李鸿章之渡日议和〇和约之成立〇朝臣之议论〇三国干涉〇换约〇割台之始末〇交涉之总论
日本自败蒙古兵后，其与中国关系，有将军足利义满曾遣使入明，倭寇为害于沿海诸省，丰臣秀吉遣兵侵入朝鲜。神宗诏精兵往援，竭国中之财力，而不能胜。及清兵入关，南方明臣次第奉诸王拒战，兵败地蹙，形势岌岌，有遣使东渡乞兵者，将军托辞不许。清帝于统一中国之后，诏命沿海督抚严防日本。康熙命臣改扮商人，附船渡日访察情形，及返，奏言日人恭顺。其后疆吏有奏日人造船学弓者，闽浙总督奉旨预防商船之水手留日不返，验点人数益严。方清帝之入主中国也，日本值江户幕府极盛时代，德川氏为将军，总揽统治全国之大权，其下数百藩侯皆俯首听命，天皇徒拥至尊之虚名。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战败于英，缔结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国际贸易之情状为之大变，荷兰人报告其事于幕府，说其弛废闭关之禁。初将军严禁造船渡海，西方诸国惟荷兰人得贸易于长崎，日本关于世界之知识，颇赖荷人输入，至是，荷人劝说将军开港通商，将军不许。明知世界大势之识者，知其闭关无以图存，昔日天险之海洋，反利西方海船之行驶，孤立之日本，势极危殆，主张连结中国为唇齿之邦，共同防御欧人。其说代表日本先觉者之思想，事实上固不可能。后中国太平军起，国中大乱；外则英法联军进攻津京，咸丰逃往热河，其事报于日本。藩侯有感慨而言者曰：“中国衰弱，福建关系于日本国防，先取台湾、福州，以去日本之外患。”其时日本业已见逼于美国，迫而订约通商，英法诸国使臣继之而至，日人仇杀外人，反对幕府，议论纷起，举国若狂，幕府变为众矢之的，将军不能维持治安，大藩更相连结，不服命令。一八六七年，将军上奏归政，明治天皇于是亲政，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为之剧变。
中日二国，同在东方，其开港通商，均由于威逼而成，何一跃为强国，而一贫弱如故耶？其主因则一知其贫弱，力不能御外侮，仿行列强制度，考察其试验之结果，以改革本国之弊政，奖励工商；一则依然傲慢，轻视外人，而不知其弱点也。日本自明治亲政以来，内政效法欧美，外交师其故智，而欲居于完全自主之地位，诏命大使往聘于欧美强国，修订丧失权利之条约，对于中国亦欲遣使订约，保护商民。中国时无编著之日本史，其偶尔记载者，多摭传说，毫不知其国内实状；囿于防祸之说，存有轻视之心，受祸乃由于此。日商初附荷兰船载货达于上海，其继之至者，由英领事介绍，照无约国人许其贸易。其先闽船载货东渡，而日商来华者殊少也。一八七〇（同治九）年，明治遣使柳原前光至津，带有国书，欲赴京递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阻之，允许代为传递，书中请订约通商。直督李鸿章函告总署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现以受英法美诸国之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其言颇有见解，初一八六七（同治六）年，恭亲王奕訢以外国新闻纸记载日本将与朝鲜构衅，奏报太后，且曰：“日本于中国既无朝贡，又不通商，与各国在京者情形不同，无从探悉事之虚实。”其建议则由礼部密咨韩王查复，太后许之。而今日使来请订约，正可许之，庶得磋商二国之争执，而总署大臣奏称许其通商，不必立约曰：“准其通商以示怀柔之意，不允立约可无要挟之端。”其言殊不可解，朝臣对于通商立约之意义，尚未明了也。津官通知日使，日使坚请立约，津官报告其语曰：“中国商民在该国贸易者甚多，该国与泰西各国通商，无不立约，中国因未立约，故诸事每形掣肘，常为泰西各国所欺凌。该差等来时，泰西各国复谓西邦各小国向系邀我等大国同往，方得允准，如径行前往，中国必不即允，今果不允，必将为所耻笑。”总署始许明年二国派员议约。
朕钦奉皇太后懿旨，张荫桓、邵友濂现已派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事件，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各节，均着随时电奏，候旨遵行。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许，懔之慎之！
兵败之后，屈而议和，尚有若此之限制，和议何能有成？光绪盖迫于太后之命，盖无议和之诚意。张氏出京往申，未奉即日东渡之命，与邵友濂滞留于沪上，其主张则和战并行，统兵大员不可意存观望。据其奏疏，行抵通州，接翰林学士准良书，谓其以一身任天下之怨，到沪奏陈一战，请旨回京，及抵上海，则“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讥，互相传播”。其人或劝其自为身谋，或倡高调诋毁，战事究作若何结束？国内之损失，将若何减低？并无明言，而徒意气用事，识见毫无，身居租界，依托外人保护，既不应召杀敌，又不毁家纾难，而犹扬眉吐气，以博高名，尚知人间羞耻事耶！而在当时则为清议，清议之误国殃民，由来久矣！其在京中，御史安维峻请杀李鸿章，并言太后干涉朝政，将无以对祖宗天下，和议实由李莲英左右之等语，其放言高论，毫无忌惮，无怪光绪欲重惩之也！太后亦欲战后，整顿言官，言官不善利用言责，固害多利少也。日本政府先由田贝传达总署，会议于广岛，明年一月，日军进攻威海卫港。十九日，总署电转谕旨饬二使东渡，二十六日，渡日。日本政府得报，陆奥拟定交涉之方针，协商于伊藤，最后决定议和条件，严守秘密。其原则由陆奥拟定，中国承认朝鲜自主，日本以战事胜利，要求割让土地，赔偿兵费，二国议定商约，交还俘虏。御前会议决定采行，其时日本海陆军作战，无不胜利，日人之希望甚奢，文武官之意见不协，而又顾虑列强之干涉，颇难于决定也。明治诏授伊藤、陆奥为全权大臣，三十日，张、邵抵于广岛，二月一日，与日代表相见，互勘全权证书，而清使所交者则为国书，日方不收，乃以敕书示之，中有“电达总理衙门请旨遵行”之句，陆奥问其有无专对议决之权。明日，张、邵复称其权一如日使，伊藤仍谓全权不足，不能开议，指摘中国外交多无诚意，和使之来专为试探消息。张、邵请换证书，日使亦不之理，会议绝裂。伊藤独与参赞伍廷芳语，明日再谈，建议恭亲王或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又谓广岛为军事重地，命船送使归于长崎。盖日方怀疑清廷尚无诚意议和，会议之先已有考虑，且其要求之条件关系重大，非中国大员磋商，殆无结果。张、邵二使均非其人，故其来至广岛，日方不肯予以发电之便利，先已不愿与之协商条件矣！
和议失败，朝廷欲加二使全权大臣，改换诏书，而日本拒绝。其外务省由美使转电中国，谓和议无论何时可以再开，总须中国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素著之员，给与十足责任”。其时东北援军败溃，威海卫失守，光绪无法，始肯遣派李鸿章东渡，迫于太后之命，二月十三日，召之入京。总署商请美使传达日本，十七日，外务省电称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而外，若无商让土地及办理条约之全权，即无庸前往，后二日，再以为言。李鸿章应召入京，与枢臣会商，或言非割地则和议无成，或言地不可割多给兵费，李鸿章请翁同龢同往，而翁氏不可，往谒公使，亦无法补救，终迫于势，二十六日，总署由美使转电日本，略称和使有讨论各问题之全权，割地之议遂定，全权证书底稿，亦先寄往日本。日本政府未有异议，决定于马关会议。三月五日，李鸿章出京，有参议李经方，参赞伍廷芳、马建忠等自津乘德船东渡；十九日，抵于马关。明日，与日使伊藤、陆奥相见于春帆楼，互勘敕书，光绪颁发之诏，未曾签名，日方未事苛求。李鸿章要求休战，伊藤约以明日答复，请其就馆，李氏亦答以明日，乃泛论中国之改革，会散李氏电报总署，并言日舰往攻澎湖、台湾。及期，伊藤提出休战条件，中国交出山海关、大沽、天津城塞，守兵军需铁路，担负休战期内之日本军费，约以三日答复。李鸿章称其严酷，碍难允行，将其电报总署，光绪令奕劻等商于驻京公使，均以先索和议条款为宜，谕旨则称“停战期内，许给军费，如彼不允，则置不论，索其和议条件”。二十四日会议，李鸿章撤回停战之议，请其提出议和条件，伊藤允于明日提出，日兵时自澎湖西岸上陆。会散，李鸿章归馆，途中狂徒出手枪击之，中颊，流血不止，立时晕绝。日使前往慰问，日皇遣医诊视，下诏惋惜。其事发生，各国舆论皆不直日，将有干涉之意，日人亦颇惊惶，其代表乃欲缓和国际间之形势，主张休战，而阁员多不满意，伊藤亲往广岛协商，面奏日皇，日皇许之。二十八日，陆奥通知李鸿章，伊藤俄至广岛，三十日，议订休战条约，其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期为二十一日。
李鸿章伤后，仍不忘国，其照会日使，仍请提出议和条件，朝廷闻其受伤，诏授李经方全权大臣。四月一日，日方提出和约底稿，共十一条，其主要者凡九。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立，废绝朝贡典礼。二、割让盛京省南部、台湾、澎湖。三、两国派员勘定地界。四、中国赔偿库平银三万万两，分五次交清。五、二年内华人尚未迁出割让地者，视为日本臣民。六、二国议订商约，和约画押六月后，中国照办下列之条件：（一）开放顺天府、荆州、沙市、长沙、湘潭、重庆、苏州、杭州；（二）开放内河，日船得自宜昌驶往重庆，自洞庭湖驶入湘江，直达湘潭；西江达于梧州；自上海驶进吴淞江（苏州河）达于苏杭；（三）日商贩运入口之货，纳值百抽二代税后，豁免一切杂税。日商贩运土货出口，及货物于各通商口岸者，亦得免除杂税；（四）日商将运出之货，或运往内地之货，暂行存栈者，毋庸纳税；（五）税银用库平银核算外，亦得照价输纳日币；（六）日商所设丁厂，其运入之机器，只纳进口税，其制造之货物，得照日商运人之货物一体办理；（七）中国修溶黄浦江口吴淞沙滩。七、条约批准交后后三月内，日本撤兵。八、日本为保障和约之实行，得驻军队于奉天府、威海卫。九、交还俘虏，中国宽免关系日本军队之华民。伊藤交与中国代表，限其四日答复。
条件之苛酷无以复加。李鸿章电报总署，请其将割地索费密告英、俄、法公使。关于通商利益，则严守秘密，患其有利可图，协而谋我也。总署大臣商于三使，未有结果，枢臣之意见不一，未有训令。李鸿章先已饬其属员草成说帖，说帖以二国永久大局为立场，承认朝鲜自主，而于割地、赔款、通商三端，反复哀辩，五日，交送日使。日本先时迭以亲善为言，李鸿章亦欲以永久和睦减少条款，伊藤不为之动，六日，照会李鸿章，请其说明全案能否应允，或某款不能应允。李氏电报总署，称日注重割地赔款，且曰：“若欲和议速成，赔款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枢臣时方龃龉，对于割地，大起争论，奏报太后，懿旨则谓两地均不可弃，盖太后自去岁主张和议，与光绪不协，转欲主战以窘也。朝旨则令李鸿章反复辩驳，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八日，李鸿章电称澎湖已失，敌已攻陷之地，争回一分是一分，断不放松其未占据之处；关于赔款，则请减少，商业权利则照最惠国待遇；一面应日方要求，草成节略，除割地赔款面议而外，均有切实之答复，伊藤邀李经方密谈，经方携节略前往，伊藤多方恫吓，以为提案一部分答复，一部分面议，不肯接收，李经方回馆。
李鸿章得报，立电总署，内称时事迫急，允让盛京边境四城、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又令属员草成和约修正案共十二条，其要款则二国承认朝鲜自主，中国割让盛京四城、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关于日人商业，则照最惠国待遇，末附仲裁条款。修正案送交伊藤，十日，会议于春帆楼，陆奥适病，伊藤独与李鸿章相见，提出修正案，减少盛京割让土地，改赔款为二万万两，减少商埠，删去值百抽二代税，取消疏浚吴淞江，放弃奉天府驻兵。李鸿章力请再减赔款，割地则辽东限在营口以北，台湾不必提出。伊藤不稍让步，限三日答复，且出恫吓之言；明日，函称其修正案为最后条款，望其四日答复。盖时日方闻知列强将欲干涉，乃先强迫李氏承认也。十二日，李鸿章再请会商一次，而伊藤复称无可再议，李氏迭将困难情形，电告总署，并以和议决裂为忧。朝旨先曾饬其商减军费，允许割让澎湖，许日于金州、台湾开矿；十三日，再行让步，主张收回营口、牛庄，割让台南，如无可再商，一面电闻，一面即与订约。李鸿章得旨、电称难于商办，和议倘或决裂，让步之商业权利，将再提出，运兵船预备西渡，迭以事机紧迫为言。十四日，旨称“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明日，二国全权大臣再会于春帆楼，作最后讨论，其结果则辽地划界，赔款利息，及占地军费，稍有改变；关于通商事宜，日方放弃内地租栈，日币纳税，日商开设工厂限于口岸。十七日，签字，是为马关条约，另成议订专条，另约停战展期专条各一。马关条约凡十一条，兹言其要款于下。一、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自主国。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三、赔偿军费二万万两。四、二国另订商约，未成之前，许日享受最惠国待遇。五、中国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商埠，日船得自宜昌驶往重庆，自上海驶进苏州、杭州。日商贩运货物得暂存栈，免除税捐，又得于商埠开设工厂，制造货物。六、威海卫许日驻军，于赔款付清商约成立，始行撤退。七、交还俘虏，中国宽待关涉日本军队之臣民。专条则言条约以英文本为凭，另约规定威海卫驻兵及中国给费事宜，停战则延长二十一日。
十八日，李鸿章率其属员自日回津，遣员送约入京，朝野之非议蜂起。初战争期内，陆海军莫不失败，士大夫不能了解其原因，徒言将士不肯力战，朝臣竟以牵强附会之传说，不足凭信之谣言，上奏皇帝，如御史奏劾李经方于日开设银行，与日主结为婚姻，甚者称为日本驸马。光绪择其奏疏，谕李鸿章查办。兹举二事为证，一称倭军半系叶志超、卫汝贵等溃散之卒，由龙稚梅统率，铁路总办吴懋鼎以米八千包接济倭军，举铁路以畀倭，亦在意计之内。一称天津船户奉命运米两船，将赴海口，悄将米包拆开，俱是火药，惟面上是米，船户赴关道首告，查验果然，并有督署图记，即赴督署禀陈，至今尚无发落。二事均为无中生有，而竟言之凿凿，其诋毁李鸿章无所不用其极，而识见愚陋何至于此！士大夫之无评判能力，由来已久。及张、邵议和不成，御史联衔请战，中云：“诣倭乞和，举朝震惊，同声悲愤，不知何人敢为皇上主此议者！恐大事从此去矣！……堂堂中国偶因兵事小挫，遂屈体于蕞尔之邦，至于我之遣使由彼为政，彼气愈骄，我颜愈赧，彼方偃蹇而不顾，我更匍匐而乞怜，伊古以来，有此国体，有此人情乎！”其言多本于情感，究于时势何补！国中无可战之兵，缺乏枪械，财政紊乱，出重代价，向外借款，其将何以持久！凡此事实，朝臣疆吏固不之间，对于割地赔款之马关条约之反对，原在意料之中。其人对于条约内容，或不尽知。张之洞首先反对，宋庆、刘坤一等亦以为言，朝廷谕刘坤一、王文韶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而其复奏仍为游移两可之词，会闻德俄法干涉还辽，言者益多，争论悔约再战。张之洞电请朝廷以赔倭者，以赂英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功。急与俄订密约，如俄助我，分新疆与之；如英助我，分西藏予之，并给以商务利益。又电其前属员王之春向法外部商阻割台，其办法可谓奇异之至，世界上聪明外交家，殆无若张氏者！名士康有为应试在京，联合各省举人草成奏疏，请迁都决战。其文虽未上递，然颇称于一时，足以代表牵强附会之文人，本于捕风捉影之惯技，不知国中之情状，纸上谈兵，迂阔不切于事，徒博高名而已！战祸之起，损失之重大，唱高调之士大夫，盖有重大之责任，误国之罪，其何能辞！其人既不毁家纾难，又不亲赴前线，袖手高谈，若处于第三者之地位，大贻祸于国家，岂得再倡高调耶！梁济日记，曾论京官曰：“不知真正情形，妄为测度，竟说出传檄而定，此国必亡，浮浅嚣动，至于此极，温州黄员一代伟人之名，而早令其眷属逃难。顺德李为满朝文人所崇拜，而虑及随扈，又虑及书籍遭楚人之炬。”其文作于日军初入境内之时，朝臣竟惶恐至此，有劝其送老母出京者。清议固不能代表时论。
朝廷受其影响，又以三国将欲干涉，四月二十二日，电饬李鸿章改议赔款，李氏复称不可，且曰：“为今之计，和约既不可悔，应简派重臣赴烟台，候换约时，剀切与商，或稍有济。鸿伤病，莫能兴，断难往烟台，且不可以一口说两样话，徒为外人訾笑。”二十三日，三国驻日公使各致通牒于外务省，要求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初战争将起，英俄曾欲干涉，均以日本应付得法，以及二国不肯对日作战而罢，及华兵退出朝鲜，英国尚欲干涉。迨日本战无不胜，总署迭请列强调停，而英已改政策，转而亲日。俄国则以日本承认维持朝鲜之原状，不肯调停，他国亦不愿干涉也。俄国外相罗拔诺夫（Lobanov）于一八九五（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尚谓无调停之必要。其先李鸿章入京，商请各国援助，未有结果，三月三日，再向德使陈说。德国政府得报，六日，训令公使忠告日本要求大陆土地，恐将引起干涉。八日，德使照会日本外务省，陆奥以为英俄未有干涉之意，不肯让步，其公使青木奉命向德外相疏通，外相仍欲进行，商请英俄合作，德皇威廉第二之意，欲其成功，可向中国索取代价也，然无结果。及李鸿章东渡，日方提出苛酷之休战条款，总署再请列强干涉，俄德许之，会李鸿章被刺，日方另提条款而罢。迨日提出和议条件，总署将其通知驻京公使，求其援助。日本应付之策略，则以中国权利土地，诱说列强，以求其谅解。其驻英公使向英外相声明，日本既不反对俄得满洲一部分土地，建筑铁路，又于英并舟山群岛，德取东南一岛，亦无异议。对于法国，当或另有条件也。德皇初谓和议条件平允，继念黄祸，改变思想，其外相以为日据旅顺，将危险于欧洲之和平，大使奉命活动于英俄。俄国财政大臣微德（Count Witte）以日据旅顺，将妨碍其进行之计划，罗拔诺夫亦言日并辽东半岛，则北京危险，朝鲜之独立徒有其名，四月八日，决定干涉。微德之主张，则谓日本拒绝要求，即令舰队断其海上之交通，而使其在大陆之军队，无所接济。外相商于德、法、英国，德国许之，法国对于还辽，原无利害之关系，其外交政策则连俄国，凡其请求，无不许之。英国则拒绝加入，反以消息报告日本。至是，三国公使提出照会，尤以德国措辞为强硬，日本多方挽救均无成功。五月一日，外务省复称日本除据金州而外，愿还辽东半岛，但为担保条件之实行，得暂驻兵于其地，三国不许；于是中国利用时机，要求修约。
朝廷于三国干涉之后，谕令李鸿章与伊藤通信，为不放弃台湾之地步，李氏仍言难于补救，五月二日，总署电请驻日美使，转商日本延期换约。及夜，伊藤电告李鸿章换约，须于停战期内办理，换后再行商改。李鸿章请其考虑割让台湾。三日，帝派伍廷芳、联芳同往烟台，预备换约，拟给日本使臣照会，申请修约，一则关于三国还辽，一则关于割让台湾。其换约与否，犹待最后训令也。其时枢臣意见不一，太后不愿有所决定。据翁同龢日记，先言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后饬枢臣会商一策以闻。光绪犹豫不决，心至烦恼，会天津忽大风雨，海啸继至，而日本坚持先行换约之说，三国亦无明显之表示，始派使臣往烟。其主张换约者，首推孙毓汶、徐用仪，恭亲王亦倾向之；其力持异议者，则翁同龢也。日本政府鉴于形势之严重，及中国之要求，大为不安，五日，明治诏还辽东、遣使换约。七日，日使船抵烟台，要求明日从速换约，并出恫吓之言。八日十时，李鸿章电告伍廷芳，谓总署来电，三国均嘱暂缓互换，业已再商日本展期，下午四时，总署电告李鸿章，忽称三国不肯援助，着伍廷芳即与日使换约。其改变之原因，据翁同龢日记，翁氏先与孙徐力辩展期换约，光绪从之，其称三国者，盖为饰辞；及至换约之日，德使函称不能援助，驻俄公使许景澄电称俄国亦不过问，朝旨遂定。彷徨不能自主，专陪他人，结果如此，抑何可哀！李鸿章得旨，电告伍氏换约，一面电告伊藤谓前请暂缓换约之议，作为罢论，而伊藤允许延期五日换约之电文适至，无奈三国不肯援助，换约迟早，固无重大之意义。斯日下午十时，二国使臣换约，光绪下降朱谕曰：
近自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出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熟筹审处，万不获己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近日关内外事情更迫，北则近逼辽沈，南则直犯畿疆，皆现前意中之事。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余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惊，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是用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用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求兴革，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宜事事核实，力戒具文，以收自强之效，于内外诸臣，实有厚望焉！
诏文措辞，其何可哀！先无准备，何必败坏国家，贻害人民！光绪俄再降诏申言前意，而朝野上下，仍言李鸿章误国，订成割地赔款之条约；殊不知于战败之后，敌人之气正炽，而我居于屈服之地位，于其要求，势常迫而许之。于此情形之下，和议代表往往难于补救，吾人多为情感所动，对于订约之人，不能谅解其应付之困难。李鸿章受命之时，请派会办，而朝廷不许，一人乃独受谤。其书告新疆巡抚陶模曰：“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縻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其言多非饰辞，吾人今殊谅解其局中之困难。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所索代价，亦由其决定。十一月，二国订成条约，其条件凡二：（一）中国付日库平银三千万两；（二）三月内日兵撤退。李鸿章与日使议商商约，中国请将领事保护华人载入约中，日本则欲载明改造土货不完口岸正税，相持不决。明年李鸿章出国，由总署大臣张荫桓等交涉，订成通商行船章程。其重要条款，多同于列强在华享受之权利，俄再议订专约，在华日厂制造货物之征税，同于华人设立之工厂。
辽东半岛，以三国之干涉交还中国，而台湾、澎湖则仍根据马关条约，割让日本。初马关和议，伊藤明言海军往攻澎湖，三月末，占领全岛，于是往来福建、台湾之船只大感困难，台人惊恐，俄闻割台湾为议和条件之一，人心更为不安，暴动时起。朝廷以台湾新设为省，惜之过于辽东，多方避免让与日本。张之洞奉旨接济台官饷械，其巡抚唐景崧商于英国领事，由英保护，其提出之条件，则中国管理土地政令，而以矿产杂税酬英，未有效果。奉命往俄之王之春时在法国，以之商于外部，外部答称电令法舰往台，并约西班牙协助，以德皇反对而罢。台绅谋立共和国，五月，呈请巡抚唐景崧暂统政事，景崧自称总统，宣布台湾为民主之国，召集国会，其议员每日得银五角。总统电告各省大吏曰：“崧……允暂主总统，由民公举，仍奉正朔，遥作屏藩。”朝廷交涉既归失败，乃诏唐景崧回京供职，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以窘辱其父子，李经方托病推诿，奉旨切责，迫而渡台，交让政权。唐景崧时在台北，台南由前黑旗军主将刘永福管理，驻台军队颇众。日久蓄兼并之心，固不肯放弃也。明治已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率舰队陆军前往；五月末，日军自基隆东南海口登岸，台兵力战而败；六月三日，日军攻陷基隆，守军逃溃，沿途抢劫；明日，败报传入台北府，总统府之职员，皆弃职逃。于是土匪蜂起，纷扰不堪。七日，日军始至，乘势进取淡水，台兵或附船内渡，或入台中，或往台南。日军既据台北，其地气候炎热，疾疫流行，交通困难，军队虽无激战，而感受痛苦。刘永福尚在台南驻守，日舰以风不利，迟至十月驶行，十二日抵于要港安平，刘永福知势不敌，俄即逃去；二十一日，台南尽降。日军之征台湾也，死亡一百六十四人，伤五百十五人，病死者四千六百四十二人，先后病者凡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四人，牺牲可谓巨矣。中国方面则军械电线等物均归日本，识者固知战必不胜也，信如李鸿章曰：“果能如约内渡，得以从容料理，则公家饷械，民间财产，保全实多。”
二十四年中之中日交涉，以马关条约作一结束。中国领土之广大，等于欧洲，人口之多，约世界总数四分之一，而反败于蕞尔小国，其老大衰弱，及政治上社会上所有之弱点，暴露于世，列强因而乘机争夺权利，中国几至不国，固订约通商以来，外交上未有之变局也。初鸦片战争，清兵虽败，而南京条约，中国尚未居于屈服地位。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焚，虽曰屈服，然于内乱未平之时，尚得诿称防御叛人，而不能专方对外也。中法安南之役，尚互有胜败，乃于此战，海军则北洋舰队全数消灭，陆军节节败退，天险要城相继失守，二国初以改革朝鲜之内政而战，订约承认朝鲜独立，问题业已解决，而又割让南北土地，赔偿军费，其数非中国财力所能按期交清，迫而大借外债。条约又许日商开设工厂，其先驻京公使，迭次要求，总署迄未让步，至是，外商根据最惠国之待遇，享受同样之权利，本国商人益处于不利之地位。和议之时，中国代表数以二国亲善为言，伊藤则以武员与国会之故，不稍让步，其先日使来华交涉，莫不倡言亲善，何压迫中国至此！李鸿章之失策，则鳃鳃然以和议决裂为虑，不敢坚持力争，日方则患列强干涉，威胁李鸿章承认其要求。条约成立之后，朝臣尚不觉悟，力图振作，其诡谋阴计，徒为将来重大之损失。李鸿章电复驻俄公使许景澄曰：“虽欲变法自强，无人无财，无主持者奈何！”其时愚民排外仇教之行动，变本加厉。识者益信清廷不足有为矣！列强进而争夺权利，近代史中世界上大国无一衰弱屈服若是之例！其造成不良之现状者，虽曰知识陋浅，政治腐败，抑由于社会上环境之恶劣焉！李鸿章等之任用私人，实为家族制度与桑梓思想之结果，凡事之不能认真办理，或切实整顿者，固其原因之一也。战争期内，人民之视政府一如昔日，甚者甘为汉奸，北方败报传达南方，而上海之商人娱乐如常，甘肃之回人蠢蠢然起而作乱。说者曾言中日之战，乃以中国直隶一省而战日本全国，其言虽不尽确，固可略见国内情状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