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阳谋”亲历记
前几年，我曾拜读一本伟大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谈到“阳谋”，涉及我和当时的《文汇报》，当然，由此开始，还使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陷于罗网，成为“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的前奏。
事隔三十年，现在，早已雨过天晴，风和日丽，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我应该把三十年前亲历的过程，不加修饰地加以叙述，希望能引出教训，让后人评议。
为了使读者了解“阳谋”的前因后果，我想从1956年讲起，按时间的顺序，根据记忆，尽可能详细而扼要地将我亲身所受一一记录于下。
1956年5月，《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
《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
一、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于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刚调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二、教育部正拟模仿苏联，创刊《教师报》，乃派人和我们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
《教师报》创刊后，我的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从个人的前途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湜（后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好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长审阅，立即被批驳回来：“《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应由部长审阅的稿件，并经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巧遇《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他热情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
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当晚，我回家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点，值得邓拓同志怀念呢？
人代会后不久，我被邀去中南海听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对他粗暴的批评，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
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硬照搬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还建议，新华社不妨自己办一张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
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果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载不少以前从未有的新题材，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邀请萧乾同志为副刊顾问，帮助充实文艺作品，并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朝阳胡同三号，那时已改名《教师报》城内记者站（《教师报》报馆在北太平庄建有办公大楼、职工宿舍），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
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她参加《文汇报》，原由钦向我推荐）一起来交谈对《人民日报》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之新面貌，甚为鼓舞。但那时我心如止水，安心于《教师报》工作，绝没想到《文汇报》有朝一日会复刊的事。《教师报》每周出两期，发行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多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周主持两次编前会议外，公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报外，可以在城内及四郊名胜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6、7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那时北太平庄尚属远郊区，《教师报》四周，还有大片大片的田畴或矮屋）。寒暄后，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说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性报里泡着，能安得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的‘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单把我一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想大概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了，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参加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那时他已调至《大公报》任党委书记）站在一起，我拿了一只冷盘，并随手接过了一杯酒，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大概以为我已知道了）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
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和浦熙修同志约了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最熟，立即掏出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的人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晚，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当时《教师报》管理部主任的严宝礼进城来看我，得知这一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立即同车到办事处，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在灯市口的萃华楼饭庄便餐，夏衍同志很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
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确讯，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候着吧。”
第二天浦熙修忽然想起，说她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她和陆定一同志在重庆时期即有工作联系）。
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时机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
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
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二人翌晨9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
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副部长立即出来会见，在座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局长王同志（这位同志以前曾屡次在新闻界聚谈中见过多次，曾在解放之初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可惜，一时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没有别人。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的通知。希望你们尽快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职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资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具体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干部，现分散在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争取一部分人回来；因为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的。第二，《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钦本立同志是和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请《人民日报》支持，让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须《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我们决定告诉他，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和邓拓同志商量。”接着，他拿出一封信，对我说：“你说要过去班子的人归队，我想起前几天有人投书给中宣部，说他原在《文汇报》，现在进出口公司工作，用非所学，要求归队。我们正想办法安排，你们就把他带回去吧。”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事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
编辑方针怎么写，我很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钦、浦两位也提不出具体意见，所以陆续谈了两天，我还难以落笔。
正在我为难之际，钦本立来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非常关心，如果你愿意，是否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自从1949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感到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同志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
第二天，本立就来说：“邓拓同志很高兴跟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天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王府井金鱼胡同《人民日报》他的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
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家中，邓拓同志满面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前落座后，我简单地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条条写出来，我思想上还不成熟。
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老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他的看法：
我们《人民日报》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
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闭多年，你们应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
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鸟等等，你们也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一些知识，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知识分子。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在广大农村会出现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部分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说；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的，不谈问题。你们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
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历史的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
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即基本按邓拓同志的意见，写好了《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计划。下午，分头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表示同意。
正好，翌日中宣部新闻局长那位王同志来电催询，我说一切已准备就绪，只等张部长接见。
张际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予延见。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编辑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给他。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编辑方针，看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后来，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下来了，除了“照准”二字外，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谢党对我的信任。
关于钦本立同志的调回问题，我们曾一再要求，邓拓同志答复“先由你们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
中宣部将《文汇报》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同志，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有刘火子、唐海两同志，柯灵同志在1938年即参加《文汇报》。郭根同志原在1946—1947年间任《文汇报》总编辑，那时他在山西任教，特函熙修同志表示希望“归队”，因此我上报的副总编辑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副刊）、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
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确定后，地点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仍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文汇报》的读者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以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已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也免于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指柯庆施）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十分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
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做了一次安排，由他约西民同志、浦熙修同志及我四人，在浦的办事处客厅里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决定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立即知道了。石西民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也可和分工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们当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级报纸具有同等待遇，今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菜，我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国四方会谈”上，基本上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打算，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也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商请夏衍、姚溱、罗列（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
另外，还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分别请各方权威人士及《文汇报》老同事，那时在京任相当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张锡昌、秦柳方等）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奚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
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的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8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准备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馆址及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
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应该有一定水平的质量，必须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见识有限，应广泛要求各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恳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虞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人，《体育报》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协助审定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
到8月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职工也已回到上海，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共先后四次），我认为“操练”已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是年（1956年）10月1日（国庆节）开始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还连载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系长江同志介绍，经本报翻译）。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同志及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为落实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绪，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编者黄嘉音同志，编辑《西风》月刊，富有经验且有丰富学识，经柯灵同志介绍，特请他兼任主编。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览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的工作，并全局掌握二、三版学术性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组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和浦熙修同志通话，有时还与《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同志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
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派宦邦显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写出了极有内容、富有文采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作家撰写作品，深受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被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先后写给我三封长信表示赞扬（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砸开我的抽屉，全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全力支持《文汇报》及俄文《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地感激外，也体会到邓拓同志如此支持我们，是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于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为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文汇报》当时取得的一点成就，都与他的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自己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三十余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段就是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起为止。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
第二天我去参加，见到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吴永刚、石挥等，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由杨永直继任，这次会议，杨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做简短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匆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订好车票，今晚7时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回去料理公私事务，整理好行装，以便准时登车。
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打了个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谈文名了），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他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天上午到了北京，上海的代表全部安排在阜成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这一带，当时还很空旷，周围房子疏落，空气也很清新，严冬已过，春寒仍有余威。
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
我只记下身历“阳谋”的经过，未加分析、评议，一切留待历史来做结论吧。
有一点想法值得提一下，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