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他古建研究
明代社稷坛
社稷之礼，肇自殷周，社以祭五土，稷以祭五谷，有国者皆设坛定规，列为郊祀之一，修史者将其规制载于礼志。但其祀典虽属于礼，其坛制则关系营造，因是本文乃舍礼文，而专论坛制。现本社对于《明宫殿考》之作，草创已备，补订阙漏，正在进行，关于社稷坛之史料，搜集略备，兹区为三节。
（一）首建时期及其规制。
（二）改建时期。
（三）建享殿拜殿。
附 帝社帝稷、王国社稷、郡县社稷。
一 首建时期及其规制
明代社稷坛首建时期，各书所载详略不同，所获史料，汇录于下：
《明史礼志》：社稷之祀，自京师以及王国皆有之，其坛在宫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
《明会典》：国初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异坛同，太社以后土句龙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
《明会要》：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于宫城西南，北向，异坛同。
《续通志》：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
《续通典》：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坛高五尺，阔五丈，四出陛，五级，二坛同一。
《续通考》：明太祖吴元年八月，社稷坛成，坛在宫城西南，社东稷西，皆北向，广五丈高五尺，四出陛，陛五级，二坛同一。
《明集礼》：……国朝二坛，坐南向北，社坛在东，稷坛在西，各阔五丈，高五尺，四出陛，五级，坛用五色土筑，各依方位，上以黄土覆之，二坛同一，方广三十丈，高五尺，用砖砌四方开门，各阔一丈，东门饰以青，西门饰以白，南门饰以红，北门饰以黑，周围筑以墙，仍开四门，南为灵星门，北为戟门五间，东西戟门各三间，皆列戟二十四。
《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八月癸丑，圜丘、方丘及社稷坛成……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南，皆北向，社东稷西，各广五丈，高五尺，四出陛，每陛五级，坛用五色土，色各随其方，上以黄土覆之，坛相去五丈，坛南各栽松树，二坛同一，方广三十丈，高五尺，甃以砖，四方有门，各广一丈，东饰以青，西饰以白，南饰以赤，北饰以黑，瘗坎在稷坛西南，用砖砌之，广深各四尺，周围筑墙，开四门，南为灵星门三，北戟门五，东西戟门各三，东西戟门皆列二十四戟，神厨三间，在墙外西北方，宰牲池在神厨西，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锐，立于坛上，半在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
合上辑各史料观之，则明代首建社稷坛时期，明史书，明初《实录》，《会要》，《通考》皆书吴元年；《通志》、《通典》皆书洪武元年。吾人依历史之判断，则以吴元年为是，何则？盖太祖自建都南京称吴元年，以后一切帝制，灿然大备；制礼乐，营宫室，同时并进。社稷既视为国祭，则吴元年太祖定各制时，社稷之礼自不致阙而不备，矧《实录》中所记，极为详尽乎，《明史》之所以书明初而不书吴元年者，乃中国修史者之史法，原明太祖于洪武元年八月始破元都，旧史家于八月以后，始承认明代国家，宜乎于洪武纪元前史实，约略言之矣，但吾人所研究者，乃当日之史实，非修史者之史法也，因从实录之说。
二 改建时期
明初社稷异坛，已见上录各史料；洪武十年，太祖以国初所建，未尽合礼，因命礼部详议改建之制，其事见《明史》，《明会典》，《通典》，《通考》，《通志》诸书，《太祖实录》记载尤详，兹分别择录于后。
《明会典》：洪武十年，改建社稷坛于午门之右，先是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尖，立于社坛，半埋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于社稷之正中，微露其尖，仍用木为神牌，而丹漆之，祭则设于坛上，祭毕贮奉，坛设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向，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而罢句龙、后稷配，自奠帛至终献，皆同时行礼。
《续通典》：……十年，上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为一代之典，遂下礼部议，尚书张筹历引礼经及汉唐以来之制，请改建于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合祭，设木主而丹漆之，祭则设于坛上，祭毕收藏，仍用石主埋社中罢句龙与弃配位，奉仁祖配，以成一代之典，以明社尊而亲之义，上善其奏，遂定合祭之礼，十月，新建社稷坛成，升为大祀。
《续通考》：十年八月改建社稷坛。帝既改建太庙，以社稷国初所建，因前代之制分祭配祀皆未当，下礼官议，尚书张筹言：请社稷同坛，罢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帝善之，遂命改建于午门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坛，坛二成，上广五丈，下广五丈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筑以五色土，覆以黄土如旧制，四面甃以瓦，石主崇五尺，埋坛中，微露其末，外崇五尺，四面各十九丈二尺五寸，为四门，门各饰以方色，外垣东西广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广八十六丈六尺五寸，皆饰以红，覆黄琉璃瓦，垣北三门，门外为殿，凡六楹，深五丈九尺五寸，连延十九丈九尺五寸，外复为三门，垣东西南门各一，西门内近南神厨六楹，神库六楹，门外宰牲房四楹，中涤牲池一，井一。
《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改建社稷坛，先是上既改建太庙于雉阙之左，而以社稷国初所建，未尽合礼，又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遂命中书省下礼部详议，至是礼部尚书张筹奏曰：……上览奏称善，遂命改作社稷坛于午门之右，其制社稷共为一坛，坛二城，上广五尺，下如上之数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筑以五色土，色各如其方而覆以黄土，坛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坛之中微露其末，外墙崇五尺，东西十九丈二尺五寸，南北如之，设灵星门于四面，墙各饰以方色，东青西白南赤北黑，外为周垣，东西广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八十六丈六尺五寸，垣皆饰以红，覆以黄琉璃瓦，垣之北向设灵星门三，门之外为祭殿以虞风雨，凡六楹，深五丈九尺五寸，连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为拜殿六楹，深三丈九尺五寸，连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复设灵星门三，垣之东西南三面，设灵星门各一，西灵星门之内近南，为神厨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连延七丈五尺九寸，又其南为神库六楹，深广如神厨，西灵星门之外为宰牲房四楹，中为涤牲池一，井一，十月新建社稷坛成。
《国朝典汇》：洪武十年八月，上既更建太庙于雉阙之左，以社稷国初所建，未尽合礼，又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核之为一代之典，遂命中书下礼部详议，尚书张筹奏，拟社稷合祭，共为一坛……上览奏称善，遂命改建社稷坛于午门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坛，坛二成，上广五丈，下如上加三尺，崇五尺，陛四出，筑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黄土，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坛中微露其末，外墙崇五尺，设灵星门于四面，墙各饰以色如其方，外为周垣饰以丹，覆以黄瓦，初社稷列中祀，临祭或具通天冠绛纱袍，或以皮弁行礼，制未有定，今仿唐制，升为上祀，具冕服以祭，按五方土，命应天、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两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郡县计三百余处，每土百斤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十月新建社稷成，上行奉安礼，冕服乘辂，百官具祭服诣旧坛，以迁主告。
先烈王所遗箭一，镞与苛皆以木为之。镞长今尺六寸，径三寸，围九寸，周围有觚梭者六，窅处穿孔，数亦如之。苛长三尺六寸，括之受弦处，宽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发。按《唐六典》：“鸣箭曰骹”；《汉书》亦云：“鸣镝，箭也。”字书或作。吴莱诗“远矣鸣箭”，皆此物也。世代敬藏于庙。余命王处士嘉喜绘为图，延诸名士题之，以其中吴舍人嵩梁、孙太守尔准诗为最，因录之。吴兰雪诗云：“烈王腰间大羽箭，射马射人经百战。耳后劲风啼饿鸱，箭力所到无重围。皂雕翻云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阵前奋胄摧贼锋，雪夜斫垒收奇功。边墙踏破中原定，帝铭彤弓拜家庆。箭传三尺六寸长，百石能开猿臂强。白翎金干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泽。王有名马能报恩（事见《汪尧峰文集》），作歌我昔贻王孙。千金骏骨市谁买，三脊狼牙犹幸存；愿王宝此功载旌，楛矢贡已来周延。”孙平叔诗云：“白羽森森开素练，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画犹胆寒，何况战场亲眼见。沙场饿鸱叫鸣镝，箭锋所向无坚敌。敌人未识六钧弓，魂陊晴霄飞霹雳。我朝弧矢威八荒，贤王赤手扶天阊。萨尔浒战如昆阳，二十万众走且僵。电闪横驰克勒马，蹴踏明骑如排墙。入关三发歌壮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间兔与獐。勋成麟阁铭殊绩，垂竹东房存手泽。狼牙鸭嘴不可得，独此流传有深识。我闻唐代传榆，主皮礼射尊周胶。即今金革永不试，楛矢枉自随包茅。文孙七叶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弨。”
代善为清代开国健者，佚闻遗物甚多，若纛旗骹箭皆属后世子孙保藏之物，闻之故都耆老及礼府旧监，多有见之者。民国以来，其邸第子孙已不能保，将礼府鬻诸他人，其祖先遗物当亦不复存矣。
礼王承袭次序
初次袭代善和硕礼亲王爵者，为代善第七子满达海。清人入侵明地时，满达海无役不从，初封公爵，后晋升固山贝子。顺治元年随多尔衮进关，奠定了清帝业。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袭封和硕亲王爵，八年加封号曰巽，[2]九年满达海卒，年三十一岁，谥曰简。顺治十六年乃有追罪之争，其罪为：满达海与多尔衮素无嫌，多尔衮获罪而分取其财；又掌吏部时，尚书谭泰骄纵，不能纠举，以及其他各事，因削爵、谥。满达海父子在清代立国之初实为最有功之人，有佐命之勋，封爵为世袭罔替，此种待遇在清初有八家，号称八家铁帽子王，礼王居其首[3]。满达海卒后降为贝勒，其子孙则依宗室降袭之制，不复有亲王之号。
其后，代善第八子祜塞之子杰书始又袭亲王爵；祜塞原封康郡王，其子杰书袭其祖王爵，改称康，不称礼。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反清，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南讨耿精忠，出师数载，卒降耿藩。以上满达海、杰书事具见《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又《清史稿·列传》亦载杰书善用兵善知人事。《啸亭杂录》卷九记良王（杰书谥号）大溪滩之捷甚详，其文曰：
良王进师衢州时，贼相马九玉据大溪滩（又名太极滩）以遏我师。王率诸将身先用命，贼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转战竟日。王坐古庙侧，指挥三军，纛旗为火枪击穿者数十，二护卫负寺双扉以庇之。王饥进食，典膳者方割肉，为枪所毙，而王谈笑宴如也。我兵踊跃击贼，贼大败去。九玉自是敛兵不复出战，偃旗鼓，一日夜行数百里，抵江山县。王曰：“若不乘锐攻之，使贼有备，旷日持久，非计也。”乃乘月下攻之，其县立下。常山闻警降，直抵仙霞岭。岭下有湲溪，贼目金应虎拢其船于对岸，我兵不能渡。王踌躇假寐，梦先烈王抚王背曰：“此岂宴安时耶？绕滩西上数里，其浅处可涉也。”如是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将至上流，果觅浅处，遂断流而渡。贼人以为兵从天下，故不战而溃。
所记或有溢美之词，不尽可信，然杰书用兵成功而返，则事实也。又同卷记杰书善知人之事，文曰：
先良王率师讨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无不为王所识，有拔自行伍间者，姚制府启圣、吴留村兴祚，皆以县令起家，王优待之，不数年荐至封疆大吏，赖征南塔。黄总兵大赖、蓝将军理、杨昭武提督皆由王所赏识，卒至专阃。黄有黑甲，重三百余斤。王凯旋时，黄持以为馈。余少时犹见之。铁光照耀，虽勇趫之夫，着之不行数武，亦可想见将军之勇力矣。
又同卷《戴学士》一则，记杰书南征时获有利之武器，文曰：
戴学士梓，字文开，浙江仁和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时，公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炮法。下江山县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员，扎付，仁皇帝召见，喜其能文，命直南书房，赏学士衔。公善天文算法，与南怀仁诘论，怀仁为之屈……
杰书在三藩时期著功极大，故康熙帝对之优礼至渥。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杰书病，康熙亲书“为善最乐”匾额赐之。此匾仍悬原华北文法学院礼堂。礼堂为礼王府前大殿，俗称银安殿。闰三月杰书卒，年五十三，谥曰良，子椿泰袭。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椿泰卒，谥曰悼。《啸亭杂录》卷八记椿泰故事曰：
先悼王讳椿泰，先良亲王嫡子，幼袭王爵。阔怀大度，抚僚属以宽恕，喜人读书应试，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枪，手法奇捷，十数人挥刃敌之，莫之能御。又善画朱砂判，尝于端午日刺指血点睛，故每多灵异。余少时尚见一轴，其判俯首视旁侧，如有所睹，每使人惊畏云。
第五次袭爵者为椿泰第一子崇安，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卒，谥曰修。《啸亭杂录》卷八记崇安故事，卷八有《赵护卫》一条；卷九有《先修王善书》一条。其记曰：
先祖修亲王，自幼秉母妃教习二王书法，临池精妙。薨时，先恭王尚幼，多至遗佚。余尝睹王所书《多心经》用圣教笔法，体势遒劲。又其所书《友竹说》、《会心斋言志记》。皆用率更体制，盖效王若霖笔意，遵时尚也。又善绘事，洪大令庆祥家藏王所绘白衣观音像，趺坐正襟，庄严淡素，即王当时赠其祖农部公德元者，惜所传无多焉。
崇安卒后，未传其子，王爵改由杰书第四子巴尔图袭，与崇安为叔父行，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卒，年八十，谥曰简。复以崇安之子永恩袭，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又恢复代善始封之号，曰礼亲王（从第七次直至第十一次袭爵俱号礼亲王旧封），嘉庆十年（一八〇五年）卒，谥曰恭。《啸亭杂录》卷二记其故事曰：
先恭王袭爵垂五十年，其勤俭如一日，不好侈华，所食淡泊……时和相当朝，每苛责诸士子，先王每不以为然，尝诫梿曰：“朝廷减一官职，则里巷多一苦人，汝等应志之。”
先恭王性刚直，某相国当权时，与余邸为姻戚，先王恶其人，与之绝交……素喜刘文正、裘文达、曹文恪诸公。每训梿必以诸城为式。又善料事。甲午秋王伦叛于寿张，率党北上，围临清，势甚凶恶。王笑曰：“贼不西走大名，南下淮阳，而屯兵于坚城之下，此自败之道也。”逾旬果为舒文公所灭。又石峰堡回民叛时，王曰：“西北用兵，当决水道使其涸守自毙。”后阿文成公果用其计破贼。
第八次袭爵者为昭梿。第九次袭爵者为麟祉。第十次为全龄。第十一次为世铎。世铎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死。
府第规制
乾隆年间吴长元著《宸垣识略》卷七记曰：“礼亲王府在西安门外东斜街酱房胡同口。”《啸亭杂录》卷二载：“礼亲王府在普恩寺东。”今礼王府地址与吴氏所记坊巷合，普恩寺在酱坊胡同西北，礼王府在其东，亦合。知原华北文法学院校址即乾隆以前旧礼王府无误。
北平故老相传，清代王府之大者为礼王府与豫王府，有“礼王府房，豫王府墙”之谚。房喻其多，墙喻其高也。礼王府现为某中央机关占用。豫王府已全部改为西式建筑，今协和医院即豫王府，尚称完整。按王公府第建置规模皆有定制。据乾隆会典载府第规制曰：“凡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缭以崇垣，基高三尺；正殿七间，基高四尺五寸，翼楼各九间，前墀环护石阑。”礼亲王府为使用明外戚府重建者，多依规定使用；旧者则与规制不合，如规制载：门楣只许用彩绘云龙，现存大殿门下部则为雕刻云龙，其工艺显然为明代手法。
又据故老传言，光绪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礼府为法军占领；法军以殿名“银安”，遂掘殿基，果得银窖。此事礼府太监言之凿凿。按王府正殿俗称银安殿，与皇宫正殿称金銮殿意义相合，金殿既不藏金，银殿岂能藏银？果如太监所言之确，则“银安”可谓名副其实矣。姑志之以资谈助。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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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代善传》载：“顺治元年命上殿勿拜，二年召来京师，五年十月卒，故周奎府以赐代善，应在顺治二年。”
[2]清代世袭者不都从始封之号。盖在开国时皆著大功，与后来仰承祖荫或近支王公以恩承者有别。故满达海袭其父王爵改号巽。又如郑亲王济尔哈朗长子袭爵，不号郑而号简。
[3]清宗室有殊勋拜王者皆世袭罔替。八家为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睿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俗呼为八家铁帽子王。
清恭王府
清代之封恭王者，首为顺治第五子常宁，再则为道光第六子奕。常宁亲王之封，及身而止，故其子孙不复有恭王之号。今之恭王府，则为奕之府，而由其孙溥伟继承之者也。府之最初历史，有谓为康熙间大学士明珠旧第，遂以说部《红楼梦》之大观园附会之。关于此点，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闾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据《啸亭杂录》所载，则成亲王永瑆府实为明珠旧宅，[1]前所传者，或成亲王府之讹也。
恭王府初为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第。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珅获罪，第宅入官，嘉庆遂以赐其弟永璘，是为庆王府。咸丰间，又以赐其弟奕，是为恭王府。自乾隆以迄清末百余年中，此府主人，为和珅、永璘、奕三系，简册可稽，缕述于下。
和珅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初以生员授侍卫，不数年，擢至军机大臣，总理枢政，为乾隆所信任。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卒，御史广兴、王念孙等疏勒和珅不法，即传旨逮捕，命王大臣会鞫，得实，宣布罪状，凡二十款，其始末具见《嘉庆实录》，其罪状第十三款有曰：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移逾制，隔段式样，皆仿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观此，和珅第宅，为罪状中之一款，其富丽可知，宜乎世人对之多所传说也。
和珅案定后，其第即以赐永璘。嘉庆四年四月上谕内阁有曰：
前据萨彬图奏，和珅财产甚多，断不止查出之数……又据萨彬图具奏，向伊戚问出和珅窖埋金银，大概不离住宅之语。和珅之宅，已赏给庆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园，已赏给成亲王永瑆居住。若将所指管账使女，严切刑求，必致畏刑妄供某物埋藏某处，以庆郡王府第，成亲王寓园，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视，断无此事。
读此，知和珅败后，府第即赐与庆王永璘，至谕中所谓赐与成亲王永璘之园，当为西郊之别墅，[2]不属于宅第之中。至于第宅地点，《宸垣识略》卷八云：“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第，在三座桥西北。”《宸垣识略》撰于乾隆五十三年，其所载王侯甲第，皆得之亲见，为前人所未载。其曰大学士和者，正和珅当用时也。又《啸亭续录》卷二云：“庆王府在三座桥北，系和珅宅。”
《啸亭杂录》撰者，系嘉庆间礼亲王昭梿，其言当可信据。据其所记地点，足证其地实即今之恭王府也。顾何时由庆王府转为恭王府，则须先明庆王、恭王之谱系。按庆王名永璘，乾隆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贝勒（第三等爵），嘉庆四年封郡王（第二等爵），二十五年晋封亲王（第一等爵）卒，子绵慜降袭郡王。道光十六年慜卒，继子奕彩袭。二十二年奕彩缘事革爵，以永璘第五子绵悌奉永璘祀。二十九年绵悌卒，又以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奕劻为后，承袭辅国将军（第十等爵）。光绪十年封庆郡王，二十年晋封庆亲王，是为清代庆王谱系。[3]今辅仁大学西，另有庆王府，则奕劻封庆郡王后，就道光间大学士琦善故宅所改建者也（见《京师坊巷志稿》卷上）。[4]恭王名奕，道光第六子，咸丰即位封王，事在道光三十年，则其有府亦当在此期间。检宗人府玉牒，奕名下书：“咸丰二年分府……”《清史稿·奕传》亦称：“文宗即位封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清故事：皇子例居宫内三所等处。[5]移居宫外时，赐第宅，谓之分府。奕分府既在咸丰二年，则庆王府旧第，当于此时属诸奕。根据此点，翻阅清内务府档，获得此项史料一通。其文曰：
总管内务府为请旨事，前经臣衙门具奏，将辅国将军奕劻府第，官为经营，赏给恭亲王居住。仰蒙恩准，并将道光间惇亲王绵□瑞亲王绵□，分府赏赉什物等项，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各在案。咸丰元年三月十八日。
按：惇亲王名绵恺，嘉庆第三子；瑞亲王名绵忻，嘉庆第四子。此折虽为分府赏赉物品事宜而作，然折首述及奕劻府第赏给恭亲王之语，可知庆王府之改为恭王府，应在咸丰元年，惜内务府初次奏折，遍寻未获，其月日未能确指耳。至奕之迁居此府，则在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亦见奏销档中。其文如下：
总管内务府为请旨事，前经臣衙门具奏，恭亲王府第工程，将次修竣，请于何月选择移居吉期一折。二月初四日，奉朱批依议，著行知钦天监，于本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择吉，或五月十一日以后亦可。钦此。遵即行知钦天监选择。兹据该监择得吉期二日，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奉朱批圈出四月二十二日分府吉，钦此。
按：奕四子，长载澂，次载滢。载滢曾出继钟郡王奕詥为嗣。光绪二十四年奕卒，其子皆先逝，乃以载滢子溥伟为载澂嗣，袭爵恭亲王（参阅世系表）。民国肇造，溥伟居大连，府则由其本支兄弟居住。
据前所述，恭王府第之沿革，已极明了，惟对于府第建筑物之状况，记载缺乏。据内务府奏报奕分府日期折所述，其外尚应有奏报修理工程折，亦不获见，斯为憾耳。惟和珅第宅之钜丽，已见前引之罪状第十三款中，有楠木殿宇，又隔段样式皆仿大内宁寿宫之制等语。前随陈援庵、沈兼士先生往观现状，其楠木檀柱，尚可窥见一二，至中路正殿之隔段暗楼等，与故宫宁寿宫乐寿堂之款式，实可称具体而微，[6]嘉庆罪和珅之言及今证之，不误也。又据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其花园及正殿房间数目，总数达三千间，其统计亦足惊人。[7]至和珅第宅之富，在其未获罪前，已著闻于世，《啸亭续录》卷二记云：
庆僖亲王，讳永璘，纯庙第十七子。乾隆末年，或有私议储位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觊，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故睿庙籍没和相，即将其宅赐之，以酬昔言。
《啸亭续录》所记，可见和珅第宅之富，更知永璘得府之因，诚一有趣之掌故。迨嘉庆二十五年，永璘卒，其子绵慜始奏报府中有逾制建置多种，载于实录。今录如下：
嘉庆二十五年五月谕，据阿克当阿代庆郡王绵慜转奏，伊府中有毗庐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灯三十六对，皆非臣下应用之物，现在分别改造呈缴。国家设立制度，辨别等威，一名一器，不容稍有僭越。庆亲王永璘府，本为和珅旧宅，此等违制之物，皆系当日和珅私置，及永璘接住后，不知奏明更改，相沿至二十年。设当永璘在日查出，亦有应得之咎。今伊子绵慜，甫经袭爵，即知据实呈报，所办甚是。所有毗庐帽门口，该府已自行拆改。其交出之太平缸、铜路灯，着内务府大臣另行择地安设，并通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各大臣等，《会典》内王公百官一应府第器具，俱有限制，如和珅骄盈僭妄，必至身罹重罚，后嗣陵夷，各王公大臣等，均当引以为戒。凡邸第服物，恪遵定宪，宁失之不及，不可稍有僭逾，庶几爵禄永保也。
据此，知和珅第在绵慜时，曾稍加拆改，赐恭王时则官为经营，然亦不过略加修饰而已，其较大之增置，则属恭王奕后曾别筑鉴园。《天咫偶闻》卷四云：
恭忠亲王邸在银锭桥，旧为和珅第从李公桥引水环之，故其邸西墙外，小溪清驶，水声霅然。其邸中小池，亦引溪水，都城诸邸，惟此独矣。珅败后，以赐庆亲王。恭邸分府时，乃复得之。邸北有鐾园，则恭邸自筑，宋牧仲有《过银锭桥旧居》诗，或即此第。
其他改建，史料未见，至绵慜缴进之太平缸、路灯等，嘉庆谕旨中有令内务府择地安置等语，当指宫内而言。《竹叶亭杂记》卷二云：
和珅查抄议罪后，分其府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半为庆亲王府。嘉庆二十五年，庆亲王薨。五月十五日，阿克当阿代郡王绵慜呈出毗庐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灯三十六对，皆和珅家故物，此项亲王尚不应有，而和珅乃有之，庆亲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较大内稍小，灯则较大内为精致，因分设于紫禁。今景运、隆宗两门外，凡所陈铁缸及白石座细铜丝罩之路灯，皆其物也（梁章钜《归田琐记》所载略同）。
毗庐帽门口，系一种特别建筑物，只可言改造，不可言呈出。所呈出者，太平缸及路灯耳。今故宫景运、隆宗门二处，确有铁缸及铜丝罩灯等物，其内东路内西路之长街，亦有设置，其为和珅之物，似属可信。且故宫正殿及寝宫，皆有太平缸，其质属青铜，式样典雅，光可鉴人，并镌制造年代，更有包赤金叶者，尤方堂皇富丽。缘此类铜缸为宫内造办处所造，[8]匠作之巧，铜质之精，皆非外间所易有。若景运门等处所置之铁缸，则为生铁铸成，质地粗糙，出诸市场工人之手，可以断言，《竹叶亭杂记》所记殆不误也。
当嘉庆四年和珅第宅赐与永璘后，同年十月，嘉庆曾亲临其府，《实录杂记》云：“嘉庆四年冬十月壬寅（十七日），上幸庆郡王永璘第。”
嘉庆二十五年，永璘卒，嘉庆又曾亲往赐奠，亦见《实录》，府第归恭王奕后，咸丰曾奉皇太妃庄侍膳，在清制尤为异数。《咸丰实录》云：“咸丰二年八月戊戌（二十一），上奉皇贵太妃幸恭亲王奕第侍膳。”
上为关于恭府掌故，因并书之。考奕为道光静贵妃所生，咸丰则为孝全皇后所生，但后早卒，咸丰幼时，受妃抚育，故即位后，尊曰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咸丰五年，尊为康慈皇太后，《实录》虽未叙明所奉太妃往恭府侍膳者为谁氏，以意揣之，当为奕生母静妃也。
〔附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京城全图》有二：一为五十一册，坊巷宫殿备列无遗，一为三十七卷，阙宫殿之部。册为正本，卷为副本。正本为清乾隆十四五年间所绘制（见《文献特刊·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年代考》），故图中无恭王府之名。副本则为同光间所重摹，于衙署府第之损益，概依当日现状改绘。前文撰竟，获见此图，图中已注有“和硕恭亲王府”字样矣。又检正本图册中，今恭王府一带，所绘院宇，皆卑陋狭小，不类达官府第，是和珅于乾隆十四五年间，似尚未居此。惟据恭王府现尚悬有慎郡王书“天香庭院”匾一方。慎郡王名允禧，康熙第二十一子，雍正朝封贝勒，乾隆即位晋王爵，二十三年卒。以时代考之，此匾非庆王、恭王所有，当系书与和珅者，据此知和珅建邸时期，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也。此点为文中所未及，兹补述于此。
（选自《故宫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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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啸亭续录》卷二《诸王府第》条。
[2]据《养吉斋丛录》载，成亲王永瑆赐园，初在绮春园东，西爽村联晖楼处。嘉庆间别赐园宅，西爽联晖皆并入绮春云。所云嘉庆间别赐园宅，当系嘉庆四年将和珅园寓赐与事，珅园虽不详所在，疑亦在圆明园附近。按清代各帝皆常住圆明园，大臣承值者，咸有赐园。如绮春园即傅恒之赐园，殁后始缴进者。和珅任枢臣久，当亦应尔也。
[3]见宗人府玉牒及《清史稿·皇子世表》。
[4]《京师坊巷志》（卷六引采访册：“庆郡王府在定府大街”。按语云：“庆亲王，讳永璘，高宗十七子，谥曰僖。今王奕劻，初袭贝勒，光绪十年晋郡王，府为道光时大学士琦善故宅。”
[5]宫中有殿宇一处，名三所，亦名阿哥所。阿哥满语，盖皇子也。故此处殿宇，专为皇子所居。
[6]乐寿堂为乾隆禅位后颐养之地，《清宫史续编·宫殿》九，载有高宗《咏乐寿堂》诗。清季慈禧后亦居于此。
[7]见《史料旬刊》及清朝史料。
[8]造办处为清代内务府所属机关之一，掌造内廷交办物件。制造铜质物品之处，有铸炉处、铜钣作等，见《内务府现行则例》。又《史料旬刊》第二十五期载内务府奏销制造铜缸折。见《清史稿·静妃传》。
东交民巷使馆界和清代堂子重建
一九〇〇年，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被清王朝和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下去。从此，清王朝就肆无忌惮地投身到帝国主义怀抱里去了。一九〇一年，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英、德、俄、美、日、法、意、奥等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变本加厉地把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这个条约的第七款规定：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馆馆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京城内允许外国人划地自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的由来，也是中国殖民地化加剧的表现。
从条约附件十四所画使馆界四周的图样来看，实际上，正阳门棋盘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前门至崇文门城墙以北的地区都割让给帝国主义了。那一块地方连城墙都包括在内。所以从那时起正阳门至崇文门一段城墙，中国无权管辖，也归帝国主义统治了。
当时的使馆界原是清王朝政府东部的衙署机构，现在拱手让给洋人。
使馆分布的情况大致是：法国使馆原为太仆寺和纯公府；日本使馆原为清堂子和肃王府；俄国使馆原为兵部、工部的一部分以及太医院、钦天监等地；英国使馆原为翰林院、鸿胪寺、达子馆等地；葡萄牙使馆原为经版库等地；比利时使馆原为大学士徐桐等住宅；美国使馆原为会同馆、庶常馆等地；奥国使馆原为镇国公府等地；荷兰使馆原为清怡亲王祠等地；德国使馆为头、二条等地。使馆界南面城墙上使馆派兵把守，使馆界北面在现在东单公园地方则修建兵营，还砌砖墙，留出枪眼炮眼，专门保卫使馆。
帝国主义既然在东交民巷建立了使馆界，这样就把清代既神秘而又严肃的堂子占领了。
堂子是清朝宗教性、礼制性的建筑，是个神秘的地方。里边供奉些什么？谁也没有见过。有人说供奉祖先，有人说供奉神像。如果是神像，又是些什么神像？虽有种种传说，但都未能确指。只知道它必须建立在东南方向，每年祭祀。乾隆时的《满洲祭天祭神典礼》一书中，就已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和堂子一样神秘的东西还有个神杆，每个王府和贵族住宅的东南角都矗立着神杆，它的来历也同样说不清楚。只是传说满族有一祖先名叫樊察，在一次战争中打了败仗，敌人追近，忽然来了个喜鹊盘桓在祖先的头上，敌人幻觉前面是个枯树枝，上面停着个喜鹊，于是就停止追赶。《满洲实录》里神鹊救樊察的图画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为感恩起见，满族的王爷府都在东南角树立神杆，以示纪念。
堂子被占，这比政府机构被占领还要重要，因而在划定使馆界后，清政府就马上积极筹建新的堂子，从下面一件史料就可以说明。
奕劻等奏，恭照堂子建于长安左门外北向，内门西向。祭神殿三楹，拜天圜殿一座，东南隅尚锡神亭一座，均黄色琉璃瓦米色油饰。此外，库房守卫官、看守人房随建。每届祭祀照例由礼部内务府敬谨将事。现在地基划入各国使馆界内，而祀典攸关，自应照式勘丈绘图，以便另建。当即饬礼部祠祭司、内务府掌仪司各员等，合同前往详细勘丈，将规制绘图帖说呈，由臣等详考无异。伏思回銮在迩，堂子礼节届时举行，必须赶即择地兴建，方始妥慎相应，请简派大员专案承修，以期迅速……奕劻、徐郙……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奉
朱批：著照所请，即着张百熙等敬谨改建。
堂子要重建，就有了选择地点的问题，并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建立的，必须是东南方向。下面的史料就是说明选择新建堂子地点的问题。
奕劻等谨奏，再查堂子改建，自应仍以东南方为宜，当皇城外东南一带，无甚合宜之处。谨勘得东安门内迤南河东岸尽东南隅，地虽稍狭，南北尚属宽展，且与禁门临近，于此地兴建，如遇皇上亲诣行礼，跸路往来，尤为得宜，不过因地制宜稍加变通。
于是堂子的方向定下来了，由皇城外迁到皇城内，方向不变，体制略有变通。所变通的大概是地区稍小了一些，按现在的地点来说，是紧邻旧北京饭店之西，在欧美同学会的对面。八十年代中期拆掉的那一组琉璃瓦的旧建筑群，现为贵宾楼饭店。
当日划归使馆界的区域，除土地外所有一切建筑物都归外国人所有，不能拆迁。清王朝要重建堂子，当时苦于无建筑材料，只得又向外国人商洽，购置原堂子拆下的材料。而当时贪婪的外国侵略者，还高抬价格，几经磋商，才买下来。下面再移录一段史料，这是承办修建堂子的张百熙写给鹿传霖等的一封信。
敬肃者，熙等奉到改建堂子谕旨，当即移会礼部督同司员等敬谨踏勘地址，方虑工程郑重，选料不易，正踌躇间，适闻洋人将拆堂子正殿三楹木料琉璃瓦片等物，估价变卖。深恐其展转别移作他用，有亵二百余年列圣昭事上天之故物……因即随遣工程处司员带同翻译暨木厂商人与该洋人面商，令其让还，以资改建。洋人始以业经别售为词，继则高抬价值，磋磨再四，乃得以京二两平足银七千两售还……督同司员逐加拣择，除糟朽之料不计外，大梁柱托斗料各件，多楠木黄松，为近时所不易得者。铜驼荆棘之日，犹能见业于开国之初，固列圣在天之灵，所默为呵护也。
通过张百熙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使用敲诈勒索的手段是多么狠毒。张百熙的信最后写上感谢清代列圣在天之灵，才能用高价买回一批旧木料，这只不过是聊以解嘲和自我安慰罢了。
附：王钟翰《堂子考释》
堂子，满语tangse，汉文初译“玉皇庙”、“城隍庙”，或单译一“庙”字，后按满语音译为“堂子”。北京的堂子是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建立的，原址在东长安门外、玉河桥东翰林院之东，即今东长安街路南一带。庚子时（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订立《辛丑条约》。堂子原址被划入使馆区。所以，到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又于长安街北、南河沿南口，即今北京饭店附近，重建堂子，一仍旧式。
堂子的主要建筑有三：一是祭神殿，五间，南向；二是圜殿，北向；三是尚神殿，同向。圜殿之南设有皇帝和宗室王公致祭时所立竿子的石座共七十三个，各按行序排列。祭神殿所祭的是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圜殿则为主神：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尚神殿则为尚锡神（即田苗神）。不祭时诸神安奉于坤宁宫，祭日前请入堂子。致祭时由萨满祝祷，弹三弦，拍神板，既歌且舞，举刀指画。祝词初用满语，乾隆时始改为汉语，而满洲神名不改。
满族先世本来信仰萨满教（多神教），堂子就是祭天、祭神、祭佛的公所。最初，室内供祖宗板子，院中则立神杆（又称索罗杆子），可以任何地方举行。入关前，满族贵族凡有重大的政治、军事等活动，均举行祭堂子的仪式；入关以后，北京的祭堂子已没有其原来的意义了，只是作为满族旧俗较多的皇室礼俗而保存下来。而且祭堂子日趋神秘化，因为蒙、汉大臣均不得参加祭堂子，外人便无从闻知了。
（参见《满洲实录》、《清太祖武帝实录》、《钦定祭天祭神典礼》、《圣武记》、《天咫偶闻》等书）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
团城玉佛
〔作者按〕抗战胜利后，与常维钧先生共事一处，日常闲谈北京历史掌故。一日谈及团城玉佛，常先生出示玉佛寺所供奉玉佛照片，照片后印有缅甸仰光图记，遂翻印一张。常先生嘱予写一考证文字，经常先生审定，多年来一直置之书阁中。今偶发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负责同志认为有关北京史迹，遂以复印。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团城在首都是著名的古迹，它有巍峨辉煌的建筑物——承光殿，近千年的参天古松和黑晕白章的古玉瓮。在承光殿里还供奉着一尊通身洁白镶嵌着许多各色宝石的白玉石佛——释迦牟尼坐像。
团城是一座具有雉堞砖城墙的圆形高台。它是辽金元明清所遗留下来的园囿宫殿一部分。承光殿建筑在团城的上面，在元代名仪天殿，明代改为承光殿，俗称之曰圆殿。现在的承光殿则是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所重建的[1]。城上种植了松柏多株，其中有虬干奇伟的，在明朝的记载里就指称为数百年物[2]。古玉瓮是元朝广寒殿中的“渎山大玉海”，后来沦落在道士庙里，用作腌菜缸了[3]。到了清乾隆时才发现它，以千金购回，放置在团城的中央，覆以琉璃亭。乾隆皇帝并咏诗作歌记载这件事。然而在近几十年来这些文物和古迹都不及玉佛那样脍炙人口。提起团城都是同玉佛并称，游览团城的人也是绝大部分专为参拜玉佛而来。因而这座姿态妩媚坐在承光殿正中的白玉石佛，俨然是团城的主人翁了。可是它的来历不明却是一件遗憾的事。有的人说是清乾隆年间的，还有说是更早的，但总是文献无征。
清乾隆皇帝是个兴趣广泛的封建君主，什么诗词、歌赋、绘画、书法、古玩、考证以及游猎各事，无一不好。在他的生活史上留下了许多重要记载。像团城的古松和玉瓮他都有诗有歌，但在所谓《高宗御制诗文集》里却找不到关于玉佛的片纸只字。因此在乾隆朝的团城里是否已有玉佛存在，这在首都名胜古迹中是值得研究的一件小掌故。
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听到北京老住户说，团城玉佛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时才有的。他们是这样讲的：北京西郊海淀关帝庙僧人明宽精通佛教典故，约在光绪十八、九年间与北游京师的粤僧智然及弥勒院住持惠通结伴旅游安南、缅甸、暹罗各地，寻访佛家事迹。明宽原与西直门内伏魔庵住持灵辉友善，当日清宫太监多为灵辉弟子，于是明宽亦结识太监多人。他去南洋旅游时自己多吹嘘中国慈禧太后嗜佛。他以大清国的僧人身份游历各地，颇受欢迎。在缅甸遂募化得大玉佛、小玉佛各一尊，回国后以大玉佛进呈慈禧太后，小玉佛供奉伏魔庵，并改伏魔庵为玉佛寺。
二十年前我们曾往访过现仍存在的玉佛寺，该庙已改为尼僧庙，而老尼亦能谈玉佛故事。据称大玉佛进呈太后后得赏银五百两。小玉佛在光绪末年被灵辉卖与北京所谓“路三爷”者，讲价白银六百两（实际并未付给）。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灵辉又将玉佛寺出卖，遂改为尼僧庙。该庙虽仍名“玉佛寺”，实际已无玉佛，仅供奉大玉佛照片一张，旁立一僧即明宽和尚，并有题字。一九二九年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里也曾简单介绍玉佛说：
玉佛的来历载籍无征，寻索为难。据北平市故旧传说系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北京西直门内玉佛寺僧人明宽，由缅甸募化得来，转给内务府大臣立山呈进内廷，慈禧太后敕供养于承光殿。
所介绍的资料与我们所听到的相合。另据懂得雕刻的专家意见，从玉佛雕刻艺术上讲，认为它没有石雕佛像的庄严气氛，只有单纯的线和面。由于是刻在光润无比的白玉石上，所表现的仅是美丽清新而已。又指出这种佛像应该是缅甸、暹罗、南洋一带的小乘教佛像，时代还是较近的。这些看法与前面所说的玉佛来自缅甸的话也相吻合。在一九〇三年时（清光绪二十九年）慈禧曾请过一美国女画家卡尔给她画像。卡尔回国后曾写过一本写照记，一九一五年上海中华书局译成中文印行。该书第十章卡尔记游览故宫三海时，有一段说道：
未几至一墙壁下，仰望女墙高耸，千仞壁立，状如欧洲之高寨，形势绝险。予初疑九重之内，何来此小小城堡，询之旁人，始知亦为兰若所在地。予好奇之心遂大动，亦欲一登为快。因即在其桥边登陆，宫监已在此为予辈预备小轿几乘，乘之上寨，盘旋曲折，历尽辛苦，始获竟登其巅。则有壮丽之庙宇一所，掩映于万绿丛中，景色之佳，得未曾有。极目四顾，全宫形胜可一罗之衣袖间。庙之两旁分种松柏之属千章，庙貌益觉尊严无伦。中供大菩萨一尊，全体为白玉所雕，色相如华人，不似一般佛像。神坛前燃大蜡烛二，鼎中香气缕缕上升，虔奉之花果等物，亦极新鲜。而佛头上则披有绣花小巾一方，观此则知两宫已来此为一度之祭祀矣。
这是外国人在一九〇三年所看到的团城玉佛。外国人认为团城是一座“兰若”（庙宇），国内也有许多人一直认为团城在过去就是一庙宇建筑。因此有很多人坚持玉佛是二百多年前乾隆时就有的。但下面事实可以证明团城不是一座庙宇建筑。从清代道光内务府现行则例中，我们可以看见在宫苑里凡是供佛的殿宇都有“钱粮”（经费）的预算，每年使用的香烛灯油等物都有数字。其中并无承光殿供奉玉佛的记载。在清宫史续编中记载乾隆的故事，也仅是在团城里游赏风景或临时办公换衣服各事，也没有供佛的话[4]。
从这里也可以说明玉佛在乾隆时还没有，应当是清朝末年才进入团城的。为了更明确的把这件事弄清楚，我们便从清代官书和历史档案里搜集更可信的史料，因为团城在那时候是皇宫禁苑，玉佛入居承光殿事一定会有记载。使人高兴的是这件史料被我们发见了，玉佛确是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才进入团城的。据清内务府奏销档中有奏折一件，原文是：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奏为据情代奏请旨事，窃据僧人明宽呈称：该僧人籍隶中华，旅游徼外世，沐皇恩未能仰报，谨恭备白玉释迦文佛坐像一尊，高六尺二寸，重二十四百斤，周身袈裟，各色宝石庄严。又卧佛长二尺一寸，并镀金舍利塔一座，高一尺六寸，又贝叶经三部，银供钵一口，于本年三月十六日，由新加坡航海至七月初八日到京。所有贡物现存于马家堡铁路车站，据呈请代奏前来。查该僧人不远数千里呈请进贡，情词肫恳，自系出于至诚……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具奏。
有了这件史料，使我们完全肯定玉佛的来历已有文献可征了。近来又有许多人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除将旧有资料整理出来，又特意跑到西直门内玉佛寺中再度调查，并将所供的明宽和玉佛照片借出，翻印出来公布参考。该照片系在缅甸仰光起运前所照。现在住持老尼僧更娓娓谈述伏魔庵改玉佛寺故事。据文献，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玉佛是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七年间中国僧人明宽在缅甸募化而来；一八九八年明宽回到中国，将玉佛献与晚清慈禧太后而供奉在北海团城承光殿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脱稿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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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清代内阁大库黄册。
[2]《日下旧闻》引明人《莆田集》：“承光殿一名圆殿，中有古栝数百年物也。”又引《燕都游览志》：“殿前古栝传为金时物。”明宫史、清宫史亦均有记载。
[3]藏玉瓮的道士庙，在今南长街。我们曾往调查，庙宇尚存。按今南北长街在元大都宫殿范围内，明代毁元宫殿后，此地已非禁苑。元朝宫殿遗址改为道士庙。重数千斤的玉瓮亦成为道士庙物，庙乃名玉钵庵。不一定如后人所传说系由元广寒殿搬运到道士庙中。
[4]清宫史续编：每年乾隆在南郊雩祭后，顺便到此殿更衣或有时批阅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