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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工作
收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辟了一条新路。
黄氏宝卷
宝卷。又名《黄氏女宝卷》《黄氏女游阴宝卷》，古代民间讲唱文学。佚名氏撰。讲述了曹州府南华县清风乡黄家庄黄员外五女，乳名五姐，年小好善，吃斋念佛，天生聪明，秉性温良，每日烧香念佛，一心学念经文。父母苦劝五姐开斋，嫁个富贵人家，五姐苦苦哀告，至死不从。黄员外夫妇无可奈何，心生怒气，找媒人李氏将五姐嫁与一个杀猪宰羊的恶人赵屠赵令方。黄氏女到了赵家，见赵屠杀生害命，屡劝不听，心中闷闷，却无可奈何，每日念经修行。后观音现身，赵令方改恶从善，夫妻二人一起吃斋念经修善。阴曹地府阎君见黄氏女经念得好，派童子去阴间，带黄氏女来对经文。黄氏女哭别丈夫与儿女，来到阴曹地府，在金桥边有金童玉女，幢幢宝盖来迎接黄氏女。来到阎王殿，十殿阎君以金刚经诸问题一一提问，黄氏女回答非常清楚，没有差错，阎君命童子送黄氏女回阳，享阳寿40年。童子带黄氏女观看十二司诸大地狱。黄氏女观看十二大地狱过程中，其尸身已坏，无法还阳。阎王命送黄氏女转世为男身，投生到善根人家。黄氏女投生到曹州府安乐县张员外家，取名张士亭。张士亭智慧聪明，广读五经，心慈性善，长大后连中三甲进士，即选曹州太守。张士亭派差人去南安县，招来赵令方，叫他带儿女来相认，母子团圆，是以念经行善果报为证。
素娥篇
明万历刊本《素娥篇》序书影明万历刊本《素娥篇》正文书影明代文言短篇艳情小说。一卷不分回。不题撰人。据序知邺华生著,其人无考。约成书于明万历末年。现仅存明万历刊本,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1997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外编”《东方艳情小说珍本》影印明万历刊本。据唐传奇《甘泽谣》之《素娥篇》敷衍而成。叙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与侍女素娥的故事。着重演述房中术所谓四十三式，每式有图有题，文字不多。如“掌上轻盈”、“花开蝶恋”、“野渡横舟”、“驻马扳鞍”等。继而写名臣狄仁杰要会素娥，因狄为人耿直，素娥自称为花月之妖，不敢相见。狄坚持要见，素娥无奈只好与狄相会。事后，辞别武三思，归隐终南山。不久，三思也退隐该山，二人白日飞升。此书故事荒诞，作为小说，堪称特殊。大部分为版画，或半页一图，或整页一图，每图附以诗词。
清代文字狱档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于1931年至1934年分九辑陆续出版。该书用纪事本末体分类编纂，共收录清代前期雍正、乾隆两朝65起文字狱的原始档案材料。其中有： 谢济世著书案、王肇基献诗案、丁文彬逆词案、刘震宇治平新策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塚案、尹嘉铨为父请谥折并祀文庙案、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戴如煌秋鹤近草案等等。这些案件，曾在清代的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甚至全国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是书将每起案件中，承办官员所上的奏折、案犯的口供、雍正和乾隆的谕旨等文件汇辑在一起，不但可使我们清楚了解这些案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能从中看到雍正、乾隆二帝在处理这些文字狱案件中的思想意图和阴谋权术，认清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不择手段，肆意罗织罪名、诬陷滥杀无辜的历史事实。是书所据材料为军机处档案、宫中所存缴回的经皇帝朱批的奏折和记录皇帝起居言行的实录等，因此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政治司法情况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又取材审慎，体例谨严，所引材料均在标题之下一一注明出处，使对是书的征引和参用更觉可靠、方便。是书原由本世纪30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出版，1986年，上海书店据此版重印，分上、下册再版。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了义般若波罗蜜多经
了义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宋 施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