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通俗演义

《清史演义》共有一百回，起于满清之源起，终于宣统帝逊位，凡294年。满清入关后，成为继蒙古人之后的第二个外来政权，中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近代中国版图大致确定。当西方世界因工业革命下而瞬息万变之时，而处于停滞状态的清帝国终究未能逃避现实。帝国疆域中，百姓们因着种种原因，不断对着帝国挑起战争的开端，而帝国外缘则遭受西方世界不时的觊觎。一场不名誉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史拉到近代史范畴之中。接着的半个世纪，清帝国处于内忧外患而不知所措。由鸦片战争而太平天国，加以捻、回之变乱，元气丧失殆尽，后虽有洋务、维新等变法改革实行，却因守旧派势力的阻挠而告终。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导致八国联军的入侵，庚子赔款后清帝国己无力再振。武昌一役，不仅结束了清帝国的国脉，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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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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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

主要讲的是作为诗人和作家的萨梭默斯与妻子哈里埃特从英国本土来到遥远的澳大利亚所经历的事情。在澳大利亚他们结识了退伍军人俱乐部的袋鼠、杰瑞、杰兹，以及社会主义者斯特劳瑟斯。萨梭默斯的魅力和思想征服了他们，他们都想拉拢他加入他们的团体，与他们一起干一番事业。袋鼠在战争中为军队工作，战后成了一名著名的律师，澳大利亚的现实令他不满，他发誓要改变澳大利亚，企图做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拯救者。袋鼠的名字叫本·库利，由于他的两只小眼睛靠得很近，又长了一个大肚子，所以人们都称他为袋鼠。

伊索寓言

伊索,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寓言家。弗里吉亚人。据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记载,他原是萨摩斯岛雅德蒙的奴隶,善讲寓言故事,讽刺权贵,后被德尔斐人杀害。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是后人根据拜占廷僧侣普拉努得斯搜集的寓言及以后陆续发现的古希腊寓言传抄本编订的。《伊索寓言》有三、四百个小故事,多是动物故事,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当时的社会关系,这主要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作者谴责社会上人压迫人的现象,号召受欺负的人团结起来对恶人进行斗争,如在《狼与小羊》、《狮子与野驴》等故事中,作者用豺狼、狮子这样凶猛的动物比拟人间贪婪残暴的统治者, 抨击他们虐害弱小的寓意不言而喻;《农夫与蛇》这个故事是劝戒人们不要对敌人仁慈;《狗和公鸡与狐狸》不光阐明害人终害己的道理,还告诉人们要善于运用智慧去战胜敌人。《伊索寓言》中有些故事还总结了古代希腊人民的生活经验,如:跟那些遇到危险就把朋友抛弃不顾的人打交道,要多加小心的故事《旅行者和熊》、朋友不和就给敌人可乘之机的故事《狮子和公牛》等等。其中还有不少故事长期以来被后人引用,发人深省,启迪智慧,如《龟兔赛跑》、《狐狸与葡萄》等。当然,《伊索寓言》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如宣传乐天知足的《说马幸福的驴子》、向强者妥协的《芦苇和橄榄树》等故事。这些寓言反映的是奴隶和下层平民中落后的意识,有的则是后人收集时混入的,带有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伊索寓言,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对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俄国的克雷洛夫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耶稣会传教士在明代把伊索寓言传入中国,金尼阁口述的译本《况义》在1625年刊行,收有寓言22则;1840年出版的《意拾蒙引》,收寓言81则;此后又有不同的中译本相继问世。

泰戈尔传

《泰戈尔传》是连士升所著的一部关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传记作品。作者连士升是新加坡著名报人和作家，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在这本书中，他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了泰戈尔的一生，涵盖泰戈尔的求学之路、家庭生活、文学艺术创作历程、对教育发展的见解、社会改革活动以及他在出访交流中的风采等。书中不仅呈现了泰戈尔作为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文学领域的卓越成就，还深入挖掘了他的思想内涵，以及他如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读者可以通过此书，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泰戈尔这位文学泰斗、思想先锋的传奇人生，感受他的智慧与魅力。

周礼疑义举要

七卷。清江永撰。江永字慎修，学者称慎斋先生，安微婺源(今属江西)人，为县诸生三十年，后弃举业，课徒授业，着名学者戴震、金榜皆从其受业。好学深思，长于比勘，被后治汉学者奉为先河。江永博通古今，精于音韵，经学、天文、地理、步算、钟律，尤精《三礼》。潜心经学，着述终志。治学以注疏为主，博采众家，融会贯通，力戒空谈。平生着作颇丰，除着有《周礼疑义举要》外，还有《礼书纲目》、《礼记训义择言》、《仪礼释例》、《群经补义》、《古韵标准》、《律吕阐微》、《春秋地理考实》、《乡党图考》、《音学辩微》、《河洛精蕴》、《推步法解》、《江慎修数学》、《中西合法拟草》、《清亡政衍历辨》、《历学补论》。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融会郑玄《周礼》注，参以新说，于经义多作阐发，对《周礼》所涉名物制度多有发明。如《秋官》解“史”，颇合于史实。对历来争议纷纭的“九赋”、“三农”、“四望”、“九献”等解释确切，其《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核。于车制尤详，以后解说者，多失其意。江永对天文、地理、算术、律吕精研毕生，因此，《周礼疑义举要》考证详实。许作屏在《周礼疑义举要》序中称“郑康成为《周官》功臣，贾公彦为郑康成功臣，而先生为郑贾之功臣也”。版本有：清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敷文阁丛书本；守山阁本；延古楼黄鉴唐刊本；1791年许作屏刊本；《丛书集成》初稿本。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毗尼关要事义

毗尼关要事义，一卷，清德基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