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小史
距今二十年前，在南京北极阁下两江师范学校之旧址，因苏省教育界诸先生之建议，创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后蜕化演进，实为今日国立中央大学所肇始。夫当前之盛事，今人所习见；往事之沿变，世俗所易忽。今中央大学既有宏大之规模，方亟亟于迁校新建之举；举其千余年之历史上文化地位犹将轻弃之，则此南京高师十年间进行之事实，或更非当局所措意。虽然，南雍弦诵之后事，两江草创之规设，或与学校迥异，或亦作始太简，其与今制之关系犹不甚密，兹可勿论；若南京高师则固确然为今日中央大学始基之所自，不唯其图书设备犹多沿用至今，而其精神的遗产保留于今之中大优良之学风者，尤有非言语所能形、资力所可致者，岂可以前事之渐湮而遂忽之乎？
十二年前，吾人毕业南京高师文科，曾以《校史》之作，为奉贻母校之礼物(此文长一万四千言，登于《南高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当时仅印一百册，今中大图书馆尚保藏一册。十九年间，中大出版组编分册概况，于《校史》一编，于十三年以前之事，犹多据此文云)。凡明季南监与清季两江师范之往事，皆有溯述。而于南高自筹备迄归并于东南大学之经过，尤备详之。此文因同人之殷属，得自师友之咨求，由余任执笔之役。南京校友以际此南高二十周纪念，抵书嘱有所言。余维昔年生活之追忆，足资今日之观感者正多，将欲摭述一二，辄病其琐细无当。无已，即据旧作加以重订删节，以成南京高师之始末。按事纪实，期于无忤。纵使“听者藐藐”，亦窃比于“劳者自歌”之旨耳。
渊源——两江师范说略 南高之直接渊源，厥为清季之两江师范学校，兹虽不及详述，自不能不略及之。初南皮张文襄公之洞在鄂时已奏请变法兴学，既任两江总督，益奖进教育，遂就南京北极阁下明国子监旧址，创设三江师范学校(光绪二十八年即一九〇二年)，其后改名为两江师范(光绪三十一年)。先后主校务者，多为硕学时彦(文襄尝延缪筱珊荃孙、方玉山履中、陈伯严三立诸公先后任总稽查，杨锡侯觐圭为第一任监督，宣统间监督为李梅庵瑞清)；设科有理化、农学、博物、史地、手工等科，后亦附设中小学。今之南高院与教习房，即当时所建之校舍，而今建科学馆原址已毁之口字房，则在宣统初增建者。约当宣统初年，两江师范计有职员二十人，教员三十二人，学生三百七十一人(已毕业者亦三百余人)，常年经费十余万两。是校毕业者多出任中小学教员，传播新学之功实多。至武昌起义，南京振动，经营十年之两江师范，遂以停办闻(参据宣统元年两江同学录，并有问自柳翼谋先生及武霞峰先生者)。
余话——南高之所遗留于吾人者与南高学风之光大 南京高师自民国四年九月成立，迄于十二年一月决定归并于东南大学，前后凡有七年有四月之历史；若推至民国三年之筹备，以迄十五年六月南高学生之最后毕业，为时亦不过十二年有半。然南高之渊源，固上溯于千四百余年前之萧梁五馆，五百余年前之明代南雍；而其直接之前绪，则承沿清季两江师范之旧业，至其流派推衍，则自扩为东南大学以至蜕成今日之中央大学，固亦已有十年之成绩，而其前途且方兴而未有艾。所谓源深者流长，在全国大学中固不易得此丰富光荣之历史也。南高之名称与规制，今虽不复存在，然南高之实质，不惟未尝消失，且更见光大。不惟今之“南高院”(旧称一字房)系后进之追慕，一部分校舍与设备犹为今日所沿用，可谓为物质的遗存。抑其尤可贵者，厥为精神上之遗产，即优良之学风是也。学校改组以还，南京旋复宅建首都，时异势移，论者谓中央大学之学风颇复殊昔。然其间融化旧粹，发扬新猷，亦自有足称，且为国内其他大学所不易觏者。此则积绪深厚，其沾泽殆有不可迹寻，而收莫与比伦之效者矣。作者曩岁学于南高，后复曾忝中大讲席，回首前尘，依恋在抱。辄于缕述往事之余，绸绎吾校当时优美之精神，略陈梗概。大抵南高当日所处之自然与都市环境，朴而不华，实而不浮，以语波澜之壮阔，虽远逊于今日之首都，而衡诸环境之陶冶，容有胜于现时之繁华。肤略以言当时共通之佳风，曰诚、曰爱、曰勤、曰俭，殆皆为今时所不能逮。(一) 以言乎诚，则上下相接，往往出之真诚，虚矫不发诸当局，浮动稀见乎学者。教授于授课之外，颇多“身教”之功；至诚感孚，其效以渐。同学之中，虽少殷勤周洽之作态，常存坦白诚挚之真情。(二) 以言乎爱，则真诚互感，互爱斯生。师生之间，时多课外之联络，或访谒请益，或同乐谈话，相处既迩，相接常频。而同学之间，概以级别(自九年行学分制后虽同异稍多，但分级无改，以至于结束始已)，同级之间，弥见款洽。饮食起居，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即异科各级之间，亦赖自治会与各研究会之媒介，颇多往还互助之乐。(三) 次则为勤，勤于治学，固为当时极普遍之学风。如选课初行，毕业仍循年级；而同学选习，率好增其学分，厌其智欲。星期休沐，什九犹留斋舍，深夜电息，时见烛光继射。推之于公众服务，亦有人勇于负责，不囿小我；而生活上之操作，如洒扫习劳，尤为常见。(四) 次则为俭，尤为大多数生活之共态。今日中大学生虽自营膳宿，然学费非巨；学生岁费，大宗实为其他日用，正与其他大学相同。高师之设，由国家供其食宿，故来学子弟，强半清寒；间有富者，习与俱化，节用惜物，感染成风。故当时求学费用之低，初非全由于免费，而实在于生活之简朴(例如自定日报，甚为罕见，衣履自制服外，多数布衣，此非皆由时代使然，盖当时北方海上之大学，已多浮奢成风也)。及今回忆，膳堂中在“咬断菜根，方知人世至味”大字揭示下之菜食，犹有余味；而宿舍中白毯布被之洁朴，莫非脑际愉快之印象。凡上所云，纵或不无因人而各异其程度，因时而稍变其气质，然自民国四年迄十二三年间之南高同学，一般之风尚如此，多数同学所共忆共信，自非一人凭臆之言。此种遗产，与学校四年师授自学之所得，同时浸渍于吾南高八百余人之生活中，以分布于全国，迄于今个人犹受用不尽，而各地中小学学生之受其感染以益智进德者，殆尤未可言尽。而其更伟大之影响，则此种无形之精神，迄今犹保其若干分于中央大学之学风中。中大之时代与环境既殊，范围又扩，其不能与昔无异，自无足奇。但就余所接所识之中大同学言之，固多忠实勤朴，较之平沪之大学生，显有不同。而出校后服务社会，其负责务实，殆尤有共通之优长，即此前后共通之优点。推原其故，固不能不深切感念此十年树人功成而去之“南高”之陶铸作育，以留贻后人于无疆也。往事如烟，来日大难，泚笔话旧，百感交集。南高之留贻于后人者，自不在有限之校舍与设备，而为朴茂优良之学风。吾人惟祝此南高之精神，既已沾溉深入于其承教之数百人，尤将更发荣滋长于中大无限之将来，以有造于吾国之学风与国运之中兴。昔刘伯明先生主讲南高，辄兢兢以振作学风为言(先生论学风一文见《学衡》十六期，本刊一卷九期转载)。吾人之所以纪念南高者，亦惟自勉于无堕此纯良之风习，益愿与国人共起抉发今日一般学风之缺弊，而致力于转挽颓波，以振导良好之学风于全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