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试考
作者：王世贞
猜你喜欢的书
好古堂书目
无卷数。清姚际恒编。此为家藏书目,依四部编排,不附解题,前冠康熙五十四年(1715) 姚之骃(1696—1766,姚际恒侄) 序,后附《好古堂收藏宋元版本书目》。经部十二类:经总、易、书、诗、春秋、三礼、乐、四书、孝经、尔雅、小学、汇集;史部二十类:正史、编年、霸史、杂史、集古、时政、礼仪、传记、典故、职官、法令、食货、器用、虫鱼、地理、方物、名胜、川渎、谱系、簿录;子部十五类: 儒、道、墨、法、名、纵横、汇集、杂、小说、兵、天文、医、艺术、类、释;集部十类:志奏、策论、骚赋、四六、尺牍、别集、总集、诗文格评词曲、经史子集总、附缺书目。在类目设置上十分详备,并以集古、时政、方物、名胜等类目为前所未见的独创。有民国十八年 (1929) 南京中社影印国学图书馆所藏旧钞本。
本堂集
南宋学者陈著著。凡九十四卷。其中诗三十四卷，词五卷，杂文五十五卷。据其原目，尚有讲义三卷，但有目无书，盖传写时遗佚。其诗多沿《击壤集》派，文亦颇杂，其语录之体不及周必大、楼錀、陆游、杨万里之“淹雅”，又勉推佛老二氏往往过当，不及朱熹之“纯粹”。然宋自元祐以后，讲学家已以说理之文自辟门径。至南宋辗转相沿，遂别为一格不能竟废。该集既有真德秀的“甄别”之风，又有胡寅的“攻驳”之风，可谓“披沙简金，时有可采”，《四库全书·提要》称收此集之目的在于“存备一家”(《提要》)。该集集中表达了作者的理学思想。认为“人之所学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笃敬为本”(《与俞察院浙》)。又认为性出于天，道出于性，教出于道，三者一贯，“人受血气而生，心统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静不能不动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当欲，则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则血气之私也。欲，其善恶之机乎!”(《剡学讲义》)司马迁“以欲为善”，陈祥道“认欲为恶”。张载的“气之性”，张栻的“性之欲”，朱熹的“欲即情”，说明了“欲”本身并不就是“善”或“恶”，而是“善恶之机”。“欲”只可“寡”，不可“无”、不可“纵”、不可“贪”、不可“绝”。这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一大纠正。有路有钞本、天津图书馆藏本。
中国小说史略
文学史著作。鲁迅撰。1924年6日北京新潮社初版，见《鲁迅全集》。其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专论《金瓶梅》，肯定它在明代“神魔小说盛行时”，“不甚言灵怪”而专“描摹世态”的“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故在诸“世情书”中，“最有名”。并初步探讨其作者、版本、创作倾向、艺术成就、续书等问题。尤以对艺木成就的评价为人所称道：“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论《金瓶梅》的创作倾向，该文采取谨慎态度。认为它非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而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虽“时涉隐曲，狎黩者多”，但在当时，“实亦时尚”，有力地回击了封建卫道者对《金瓶梅》的扼杀。因受到历史条件限制，在有关《金瓶梅》的作者及版本问题上的个别观点，亦不无可商之处。
铁道游击队
长篇小说。刘知侠著。写于1952年至1953年，1954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电视连续剧等，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作品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枣庄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不堪忍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政委李正、队长刘洪、王强为首，组织了一支铁道游击队，同敌人进行勇敢斗争的故事，展示了游击队的产生、成长和壮大的过程。游击队员在枣庄、临城、津浦线上，捣洋行，打票车，扒铁路，拆炮楼，采取灵活多变、神速机密的行动，分化、瓦解、打击日军和伪军。同时，与当地农民武装相配合，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建立了微山湖游击队根据地。他们活跃在山东、华中地区的交通线上，英勇顽强地多次粉碎日军汉奸的疯狂”“扫荡”和“围剿”，从战略上配合了正规军的战斗，坚持到最后胜利，迫使日军铁甲列车部队投降。日军投降后，铁道游击队又投入到与蒋伪军斗争的行列中去。作品忠于生活，没有回避游击队内部两种思想的激烈冲突，而是从他们在与错误思想、与动摇叛变的斗争中，从历史的发展出发，歌颂了他们英勇机智、坚毅顽强的革命精神。小说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将党的领导和工人的自发斗争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工人阶级战斗集体，谱写了一曲抗战的凯歌。作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说书手法，写得质朴自然，线索分明，故事有头有尾，许多章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故事与情节高潮，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
一卷。不著撰人。《金刚经》全称是《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以后出现多种译本,主要有唐玄奘、义净译本等。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即对现实世界不执着或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繁多,也不过于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视。本记对持诵金刚经所见闻的灵验功德予以记述,旨在增信,扩大弘法。本书中所载持诵金刚经灵验事,始自梁代招提寺僧琰法师至宝氏法师,共有十八事。主要有:僧琰师事、赵文昌事、遂州人事、畦彦通事、宝至寺僧法藏事、苟居士事、王陁事、崔善冲事、唐晏事、宝氏事、魏旬事等。据所载灵验之事写作文笔,与初唐撰述相同。据卷末所附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文考察,很可能此书作于唐开元年间,或当时好事之人因唐玄宗作有金刚经赞,而辑此灵验功德记。考其灵验功德之事,多有与道教灵验之事相通之处。如书中有载周武死入地狱等野史杂言。该书对研究佛道教在灵验方面的相互影响与借鉴问题可供参考。现有版本是敦煌卷子本。
注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
佛典注疏。宋本嵩述,琮湛注。二卷。宋元祜三年(1088),本嵩应张商英之请至京城讲杜顺的《华严法界观门》,撰《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以禅宗颂古的形式,诠释《大方广佛华严经》七字经题及《华严法界观门》。后琮湛又采用禅宗评唱体解释颂文,形成此书。本嵩颂文指出:“深明杜顺旨,何必赵州荣。”琮湛评之日:“通明妙观玄纲,何必参禅问道。”此书从形式和理论两个方面沟通了禅思想与华严思想。见载于日本《大正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