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
在前数次录音里，我曾略微叙述我怎样替那些一向为文人学士所轻视的白话小说的新版书写序言和导论。我也曾提到我对我自己所说的“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执行。那也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正统地位，使传统学术方法和考据原则等也可用之于对小说的研究。
［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 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再独崇儒术。任何一项有价值的学问，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把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本来也是我个人野心的主要目标。
在这些年里，我个人所从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的工作，至少也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后来，我总欢喜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
这两方面也是我留学归国以后，整个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现在我想就把这两方面，来把我个人的些微成绩，做个概括的总结 [1] 。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在思想方面，我曾提过，我几乎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
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佛教”一直是被国人认为是三教之一（另外两教是“儒教”与“道教”） 。可是无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学术界贬低为一团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七辅”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三洞”］的“经”——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我们的“现代中国”又处于一个什么“时代”之中呢？
我国自“同治中兴”以后，以迄今日，便一直在“发展中”这个阶段里打滚。在这个绵延一百多年的发展中阶段里，我们几起几伏，但是却始终未能冲出这个阶段。因而我们近百年来的“学术”（scholarship），也和印度一样，始终是停滞在“发展中学术”（developing scholarship）这个阶段之内。整个国家的学术形势既然如此，则“形势比人强”，胡适之先生也就不能摆脱这个形势，所以终胡氏之生，他始终便是个“发展中”的学者。
什么是“发展中学术”呢？
请以机械技术（technology）为例：
在美国这个“超发展”的国家里，机器帆船、机器脚踏车，乃至无轨电车、内燃机火车头，以及一大部分的铁轨，都早已不是交通工具了。其他初级机械如小型水力发电机、沼气灯等也都废弃不用了，而这些东西，却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至宝。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舍此器械不用而好高骛远，至超发展的国家里胡乱采购些“精密机器”；这些东西搬回去，不但不适用，而且会造成浪费和混乱。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其固定程序的，停滞固然不好，大跃进仍然是错。所以现代西方搞经济发展的学者们，乃把这种程序概念化。他们认为引进科技，要恰如其分，因而把这种科技名之曰“恰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
在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的程序中，亦复如是。在“发展中学术”这个阶段里，他们所能搞的也就是一种“恰当学术”（appropriate scholarship）。换言之，也就是一种不新不旧、不中不西、土洋并举、风力电力两用的“机帆学术”。在这个阶段里如舍“机帆”不用，而去搞“原子轮船”，便反而“不恰当”了。老实说，胡适之先生搞了一辈子所谓“科学方法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便是他那个时代的“恰当学术”，他老人家本身也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恰当学人”（appropriate scholar）。既然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学术界还停滞在“发展中”阶段，胡公受了时代的限制，他也不能单枪匹马，闯入“已发展”阶段了。用一句胡适自己的话，就叫作“矮子限制了长人的发展”。
笔者近年来论胡之作累积至数十万言，在拙作中我就一再提到胡先生治学是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笔者这种评论，并非讥评胡先生不懂社会科学，要他再去读个社会科学博士。胡先生治学自有其成就，亦如乾嘉学派自有乾嘉学派的贡献一样。我只是就学问本身而言。胡先生那一套，再向前走一步，就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了。海外历史学界如何炳棣先生所搞的，就可说是“超胡适时代”（The post-Hu Shih era）的史学了。我们祖国的学术界如不长期停滞在“发展中”阶段，而早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科学的时代，以适之先生的聪明才智，他是一定会跟进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条文化船始终开不出去，却要这位老乘客或老舵手胡适去跳海前进，是有欠公正的。
最近笔者拜读汪荣祖教授所编的《五四研究论文集》中，吴森博士评胡的著作，我便觉得有欠公平。吴先生显然是年纪太轻，他就很难体会“胡适时代”的学术环境。
胡适之在他那个时代向中国介绍“实验主义”——就和当时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一样——只能介绍些口号。口号以外的东西要深入浅出地写出来是不容易的，甚或是不可能的。不深入浅出地写出来，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在显然还是如此），是没有人看的，也没有人印的。
有一次，老朋友研究画史的专家王方宇教授请教胡先生有关“讲演”和“教书”的诀窍。胡先生说：“讲演要深入浅出；教书要卑之无甚高论。”这句中国实验主义的名言，不但在当时的中国是“实用”的，我们今日在美国误洋人子弟还是如此。例如我们向美国同事和学生们讲《红楼梦》，在讨论班（seminar）上来他个“一从二令三人木”，这不是对牛弹琴吗？胡适之先生当年不能在中国搞“实验主义”里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也是同样的道理。
老实说，搞繁琐实验主义——甚至如胡秋原先生一再批判的繁琐行为科学——纵在今日美国也是个“文化污染”。搬回中国，尤其是六十年前的中国，去吓唬老几呢？！
但是就实验主义口号性的基本涵义来说，我倒并不觉得胡适之所搞的，与我一住二十五年的哥大校园内所搞的，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稍微有点区别的，则是“七十子亡而大义乖”以后三家八派——尤其是杜威死前数年，走向行为科学一条新路上，一些小枝节罢了。质之吴博士，不知以为然否？
适之先生在二度访台之后，回纽约时告我说：“现在台湾青年写信给我，都称我‘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很好，也很好！”他的意思显然是，以前大陆时代的青年，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称呼他作“胡适之先生”或“适之先生”。现在“台湾青年”不谙古礼，所以称他“胡适先生”，但是“也很好！也很好！”。
这虽是件有趣的小事，但是这也标志出胡公一生的两个阶段：“适之先生”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先生”则只是一个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偶像。
笔者襄赞胡先生所记录的这本小书，所讨论的多半都是属于“适之先生”的那一半。至于“胡适先生”那一半，还希望后来居上的“台湾青年”们，来加以校正补充罢！
[2] 夏威夷大学的哲学教授老朋友张钟元先生有一次告诉笔者，他在纽约华埠某次宗教集会内，遇见了一位自台湾来的相当有名望的佛教法师。他二人盘道之余，这位法师竟然不知道《景德传灯录》是个什么东西。这把张教授可吓得面色发青。其实这位法师修行起来可能就比那些熟读《传灯录》的所谓“学问僧”，要早成正果！笔者在前文就曾提过，宗教与学术原是两回事。做和尚就做和尚（尤其是禅宗里的和尚）；进涅槃就进涅槃。做和尚、进涅槃又不是读博士、考科举，要参加“口试”，对付“岁考”，管它什么“传灯录”、“点灯录”呢？胡适博士要明乎此，他在这篇回忆录里，就不会对我们的大和尚、老法师们，那样恶言恶语的了。
[3] 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犹太教里的祭师（Rabbi）和伊斯兰教——尤其是今日伊朗的Shiite支派的教士（Ayatullah）；这一看法是独具只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师们是不可能有此想象，后来老辈的国粹派，也见不及此。
余英时先生说得好，历史无成法，但是历史有成例。因为人总是人，正如狗总是狗、猫总是猫一般。猫种虽有不同，但是所有的猫都捉老鼠；狗种虽有不同，所有的狗都会摇尾巴。人种虽有不同，人类的行为却也有其相通之处；其社会组织，因而亦有其类似之处。吾人如把其类似之处绝对化来“以论带史”，变成了教条史家固然不对；把不同的文明看成绝对不同的东西，也同样是错。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不朽，便是他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
再者，胡氏此篇不特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30年代”的巅峰之作。我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斯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也。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便再也没有第二个“30年代”了。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
[4] 胡氏把一部中国史按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办法，分为古代、中古和现代。这种分法有好多人不赞成。马克思学派另有其分法，固不必谈了。马派以外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史不应按西方标准来分期，因为史有中西之别。
其实我们人类统治了这个地球到现在为止还不足一万年，比起古恐龙（Dinosaurs）一百五十万年的统治期，真是微不足道。何以在最近的万年之内，黄白红黑的人类文明一时俱起？这只有上帝才能回答。在这种一时并起的各种人类文明里，其过程原是很相似的。古生物学家，今日追研恐龙的生活，恐龙还不是恐龙？一百五十万年以后，如果恐龙再起，回头再来研究人类，则人类还不是人类？所以过分着重民族史，而忘记了它只是人类史的一部分，也是见小失大的。如果一个整体可以分成三期，则其中组成部分随之也分成三期，又有何不可？这也是“夭匿”不能超出“特都”的道理。
据说在台湾时期的沈刚伯先生便劝学生不要学西洋史，因为学西洋史不能成名。这是他老人家为及门弟子的“前途”着想的菩萨心肠。因为在今日中国史学界的名利市场里（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学西洋史都是死路一条。
难道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民族，就不需要学人研究西洋史了吗？非也。这是我们的时间未到。等到我们从“发展中学术”前进到“已发展学术”的时候，西洋史也就要大行其道了。在我国传统的学术里，读一部“三通”，就可做“通人”了。在“已发展”的中国里，“通人”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做了。搞中国历史的，像沈老师那样的西洋史的“底子”，恐怕也是必需的。言念及此，我们也可约略告慰我们了不起的西洋史老师、怀才不遇的沈刚伯先生于九泉之下了。
[5] 在这一段里胡先生对“六朝文”，可谓“诋毁不遗余力”了！笔者那时替他做“功课”，帮他录音时，便颇不以为然。我认为那是他“出者奴之”的成见。我并举出《今古奇观》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一回里，我们中学时代都能背诵的、乔太守“乱点鸳鸯”的判词为例，认为“四六文”与“俗文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冤家。今不妨将这段判词抄出，我想今日的中学生，还有爱好的，亦未可知。原词如下：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斐九之儿，许斐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绝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乔太守这篇掷地有声的“四六文”，真是铿锵之至。中学生琅琅入口，也可知道点我们祖宗的文学遗产中，什么叫作骈俪。太守大人真是功不可没。
本来文学的好坏是决定在一般读者的好恶。文学批评家们，越俎代庖，硬说某种体裁好，某种体裁坏，都是他们自己的私见，而“私见”与“公见”往往也相去甚远。胡先生来个恶言恶语，把“四六文”骂成“杂种”，犯的就是这个毛病。
六朝文原是汉魏以后的文学家，把诗歌、散文杂糅在一起的新发明，是一种极“美”的文体。这种以“诗歌入文”的干法，正如一位画家，沉醉于金石，他也能使“金石入画”。这种“美感”也是柳宗元所说“锦心绣口”，岂是“实验主义者”所可一点一滴地“实验”出来的。对文艺灵感不深的胡老师，还以少说为是！
[6] 胡适之先生一辈子所最佩服的“现代”学者，便是“我们徽州”的朱子了。他认为朱熹是近六百年来，影响我国学术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他老人家就未尝对我说过一句有关朱夫子的坏话。1962年适之先生逝世之后，笔者在纽约中国知识分子所举行的追悼会上，就公开陈说胡先生是朱子以后，对中国学术思想继往开来、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可是在近六十年来的“进步学人”的眼光里，朱熹是万恶之源，他们认为把生气勃勃的中华民族搞成个“东亚病夫”的罪魁祸首就是他。至于胡适之先生，则左右两派学人，今日对他也还是毁多誉少，虽然中间派的少数同文仍然认为他是一位圣者。
笔者不学，无意之中也写了数十万字的《胡适杂忆》与《胡适自传》的注释。毁誉之间，吾何敢置喙？我只想以个人所见使适之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中，能得其应得之位置；能做到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的程度，那真是传记作家们的最高境界了。只是笔者个人学殖甚浅，谬论一代大贤，终嫌未能适得其平。好在适之先生本人的门生故旧，以及对现代中国文化史有深入研究的资深学人，海内外仍多不胜数。傥能因笔者这两本讨论“胡学”的浅陋的“尝试集”，而引起他们更高明的反应，那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引领而望，实不胜馨香祝祷之至。
1979年7月4日下午3时
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