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
今天我想谈谈我对语言和文学里的各种问题所逐渐发生的兴趣，以及我个人怎样主张以活的通俗语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为教育工具和文学媒介的经过。在我的《四十自述》里，我曾写有专章讨论此事；此处我想再用英文留点记录，也该是很有趣的罢 [1] 。
首先我想指出的便是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举个例子来说罢。前些年［美国的］《展望杂志》（Look） 选出我为全世界一百名闻人之一。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件荣誉。可是当我一看到我照片的下那一段颂辞，我不禁失笑。他们选我的原因，是我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这一项荣誉，世界不论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当。我没有替中国发明一种语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 [2] 。
我并且必须先说明，由于我个人的历史观念很重，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我是反对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由于历史观念很重，我总是告诉我的朋友们，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这句话已经就说得够重了。
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正如宗教之所以为重要的宗教，它们都必须深入到百万千万的广大群众中去。当一种社会上的事物，深入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之时，它就变成非常保守的东西了。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语言文字之所以变成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就是它普及于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的缘故。就中国的语文来说罢。汉语已成为亿万群众所接受，因此对汉语要有任何兴革的倡导，难免都是要为听者所误解的。因此其结果便是要从事一个［易为亿万群众所误解的］语文改革，谈何容易？！在英语里面从事拼音改革而受到阻力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在我当学生时代，一些有影响力的要人如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等人所策动的英语拼音改革运动，毫无成绩之可言 [3] ［也是这个道理］。
上面已经说过，由于我的思想深深地受了历史的训练而使我变成个保守的人，所以我对语文改革运动并不十分乐观。纵使我才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对语言问题已是相当保守的了。我反对那些轻言中文字母化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四十自述》里曾经有过交代［见该书附录《逼上梁山》第一节］。我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这句中国成语是说一个人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他本意的非常行为［我原来是个保守分子，被众人所迫而走上了对中国语文作激进改革的道路］。
时隔四十年了，河东转河西。当年胡适做新诗是以寡敌众，而这时的白马社已是新诗人的天下。有谁敢对“新诗”说半个不字，包管吃不了，兜着走。就在这时该社曾在新散文作家鹿桥和新诗主将艾山的主持之下，举行了一个有关“传统与创造”的讨论。笔者何敢反革命招众怒，只是历史是我的职业，我只是从我的职业观点，说了几句有助新诗发展史的话，却被艾山派的“黑线专政”，大大地“镇压”了一番。
我认为“四十年来”（现在应该是六十年了），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白话文”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但是“白话诗”则未必——至少是还未脱离“尝试”阶段。它失败的道理，便是它不只是单纯的“工具”问题，它还有诗人出身的“社会成分”问题。
“诗”这个东西，基本上（强调“基本上”三字）是个小资阶级个人主义的产品，它是“通俗”不了的。不是你用几个“俗语俗字”它就可以“通俗”一下的。冯玉祥的《丘八诗》，真是最通俗的了，但是没有哪个诗人承认冯玉祥的诗是“诗”。艾山的《山居小草》把four-letter words都用到诗里去，可说是真的“不避俗字俗语”了，但是艾山的诗就是较不通俗的诗。如果新诗愈做愈不通俗，愈做离群众愈远，则新诗人就得闭起鸟嘴，不要动不动就骂做旧诗的人“腐”、“象牙之塔”、“脱离群众”……“新诗人”的坏习气，渐渐地弄得比“旧诗人”还要令人“受不了”……
笔者二十年前和艾山所抬的杠，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是如此。今日台湾歌星如凤飞飞等所唱的歌，真是风靡一时，听起来十分过瘾。可是今日港台和海外闻名的诸大诗翁，一定不承认凤飞飞所唱的是“诗”。然这些诗人们自己的诗，却离群众愈来愈远。离开他们自己的“沙龙”，“小百姓”们也就不读了。
所以我国古代士大夫做旧诗，和当代士大夫做新诗，其基本的社会意义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胡适之的“文学工具论”不是全无道理的，但是他所能解释的范围，实在太狭隘了。
就当我和艾山抬杠的同时，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忽然包了一艘大游艇，来个旅美同侨的“夜游赫贞河大会”。参加这个游河大会的中国士女真是人山人海。游艇之中热狗、冷饮、舞池、酒吧……一应俱全。其场面与四十年前的莎菲游湖遇雨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侨居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几乎全部动员。夕阳初下，明月方升，也真是言棹洋艘，以涤烦疴……歌声起处，择美而舞之……我向艾山说，遥想叔永当年，只莎菲一人，已诗兴大发。任公渡海惊艳，也来个“临别犹悭一握缘”，自作多情一番。今日粉白黛绿，佳丽如云，“尔我如今更少年”，学学老辈风流，不管我是“传统”，你是“创造”，俱不可无诗！三千年来，我国臭男人为歌颂美女而做诗，亦何止千千万万，也多不了你我二人。
艾山后来“创造”了些什么，我已经找不到记录了。最近因重查胡适之先生《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讲辞，竟然在同一期的杂志里（纽约《生活杂志》1956年7月16日出版第一一九期），无意间却把我自己的“传统”找出来了。属笔至此，我忽然也发现了纽约华埠出售的1979年“红楼月历”上，那些激进派文人如姚雪垠等人，现在居然也开倒车做起什么“隔窗忽惹芳心碎，可是鸳鸯半绣成？”一类的艳体诗来。所以笔者不避酸腐，也把二十多年前、为和艾山抬杠而写的“传统”歪诗，抄博读者一笑。这也是我们在海外，造胡适之先生的反的一点小插曲罢。
夜游赫贞河
又逐群贤上画船，笙歌声里掩烽烟，
中流最怕凭栏望，家在斜阳那一边。
莫向故人话故园，神州事已不堪论，
十年书剑皆抛却，慢惹扁舟楚客魂。
一寸丹心半似灰，错随仙子到蓬莱，
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
秀出上林第几丛，卷帘初识莫愁容，
曾无脂粉污颜色，一笑岂因酒后红？
笑拥瑶台第一仙，碧罗裙子曳珠璇，
蓬瀛若许游人住，应伴刘郎五百年。
“探戈”声里舞迟迟，醉后贪欢醒却疑，
互问家山无限恨，最难相许是归期！
舞罢红裳映晚霞，柳阴深处忆儿家，
揽舷初识愁滋味，一任风飘两须斜。
凭栏软语淡如云，茉莉香飘袖底闻，
妒彼海风更轻薄，撩人乱拂绿罗裙。
欲别翻留意转浓，问君何计访萍踪，
相随“南渡”三更月，来听“河边”夜半钟。
指点“摩天”识下城，楼头电炬报三更，
任他纽约灯如昼，怎比西湖月色明？
初涨江潮添夜寒，海风欺我客衣单，
为他吹去愁千缕，影散人离漏已残。
已负胸中百万军，忍将肝脑染红裙，
杭州莫羡东风暖，击楫中流待使君。
（“南渡”为south Ferry；“河边”Riverside Church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