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国学季刊》发行宗旨
在前章里我曾说过，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
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切迫的问题；
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
三、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的整理］；
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今天我想把有系统的“整理国故”这一条来说一说。
远在1923年，北京大学曾出版一种《国学季刊》。这“季刊”［原来应该是一年分四期出版的］可是后来时常脱期，就变成一种不定期的刊物了。但是当其全盛时期，它对中国的知识界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这本刊物是研究国学的，但是它却以新姿态出现。编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横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就凭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是个小小的革命了。这座［中国首屈一指的］国立大学出版的讨论国学的刊物，竟然用“蛮夷的”形式出现，当时真是使许多人震惊。
我是该刊的编辑之一，并被指定在［第一期里］写第一篇文章——《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篇《宣言》是把我们研究汉学或国故的原则和方法做一番简要的和广泛的说明。下面便是这篇《宣言》的要点：
须知“礼”这个东西，中国并没有专利权。试问哪一个初民没有ritual呢？而这个ritual则因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而各有不同的阶段性的变易。用西方的传统的说法，则石器时代有石器时代的rituals；铜器时代有铜器时代的rituals。用马克思学派的说法，则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的rituals；奴隶时代与封建时代，亦各有其rituals。如果我们也承认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那么把我们的rites（礼），也放到世界历史的橱窗里，和人家“联合展览”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又是什么样的货色呢？
所以搞“整理国故”的人，多少要有一点现代社会科学、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iosophy）等方面的训练，各搞一专科。否则只是抱着部十三经和诸子百家“互校”，那你就一辈子跳不出“乾嘉学派”的老框框。跳不出而偏要跳，把一部倒霉的老杜威的《思维术》也拖下水，那就变成贝聿铭所说的“穿西服戴瓜皮帽”一类不伦不类的“过渡时代的学术”了。老实说，胡老师的中西合璧，倒穿得挺合身的。吴世昌把什么“形象思维”也拉去和“秦女休行”派对，就有点过分了。
在胡先生著作里，比较接近“科学”（社会科学）的，要算是他“井田辩”里那几篇文章。其实吾人如把那几篇文章认真读一下，便会发现他们辩者双方，连“井”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搞清楚，遑论“井田”。
胡适之先生——乃至三千年来我国掉书袋的士大夫——都以为“井”只有一种，那就是我们今日所常见的井。其实拿石块做工具的尧舜禹汤，哪里会“凿”我们现代人用的井呢？他们所谓“凿井而饮”的“井”，可能只是个小水塘，或因地形构筑的小蓄水池而已。
美洲印第安人的井（well），多半是白人用机器代凿的。哥伦布未来之前，他们的“井”是跟那聪明的小动物水獭（beavers）学的。水獭会利用树干、树根，因地制宜造个蓄水池（beaver pond）。印第安人学会了，也照样地造起他们的井来。
我国近代文字学家叶玉森解释“井”字，说是像“四木交加形，中一小方，乃像井口。”这个“井”如为土井，用“四木交加”做个“井口”，起什么作用呢？如为石井，为什么“井口”又舍石而用木呢？可能的解释，便是我国先民的“井”，和我们后来印第安族的宗兄宗弟的“井”是一个样子。叶君如说“四木交加，乃像井边”，可能就全对了。四木交加的水塘（井），在水枯之时，就只剩下中间一点点的水，它就变成大篆中的“从点”的井（丼）字了。我们的先民如此，许多印第安人到今天还是如此。
由古井的形式，我们也就可了解神农氏教民稼穑是什么回事了。初民本以渔猎为生，但是蓄水池边，不经意地长了些玉米（corn）和芦笋（asparagus）一类的野菜。偶嚼之，觉其甘美，因而乃加意在池（井）边，扩大种植起来，作为副食品。据美洲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说，这可能就是印第安人耕种的起源；我国神农民所搞的可能也是这一套！所以古“耕”字原作“畊”，“田在井旁”。金文里的“耕”则是“井在田上” ，都与蓄水池有关。汉儒许慎说“耕”（畊）字是“古者井田，故从井”，真是百分之百的胡说。
石器时代（甚至铜器时代）的初民——如我国的唐尧、虞舜和现代的印第安人——是不能凿出我们后世的“井”，更不可能大兴“水利”（irrigational system）来“教民稼穑”的，他们所搞的只是在蓄水池（井）边，种点“自留地”（田）罢了。
美洲的印第安人，便一直是“耕于井畔”的，只有墨西哥的孛布罗（Pueblo Indians）族，才有点“水利”的迹象。稼穑的情形在我国殷商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实在很难说，至少在今日我们可以认识的四千多甲骨文里，似乎还未出现过“畊”字。
可是到我国铜器时代的末期——西周时代，农业便十分发达了。有水利有农业，则土地的“边际价值”便增高了，土地的私有观念便发生了。强横的酋长们，霸占土地为私有，一般小民只能搞点“自留地”，这样一批为儒家历来所奖励的顺民，才唱出什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歌来。
今日的荷兰人还在吹牛，说纽约市最繁华的曼哈顿区是他们祖先用二十四块袁大头，向一位印第安酋长买来的。印第安人到现在还不承认这宗买卖，因为那时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土地私有的观念。那位酋长只是收了二十四块钱，搬了一次家而已，他并没有出卖“祖宗遗产”。
所以我国古代的所谓“井田”，可能是那位最会吹牛、最富于原始幻想的孟老夫子，读了公田私田的旧诗，把那古篆“井在田上”的“耕” 字，拆散了，从而望文生义的结果。
胡适之先生在那场有关“井田”的笔战里，可算把古书翻遍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搞出些什么新答案，其关键便是搞“整理国故”，也应有一点social science approach才好。
[5] 胡适之先生谈宗教也有个不可补救的弱点，这弱点正是他“整理国故”弱点的反面。在“整理国故”内，他的“科学”还不太够；在“整理佛教”里，他的“科学”又太多了点。“学问”和“宗教”是两个时时有边界纠纷的大国，但他二位并不是一样东西。搞学问重在“学”，重在“识”；
搞宗教重在“信”，重在“悟”。尤其是佛教，如果一位学者，既不信又不悟而偏要在“思想”上去碰它，那就只能搞点佛教的“史实”（factual history）来消遣消遣了。
鄙意以为要搞“佛学”，先得从“学佛”搞起。佛教是个百分之百的出世的东西，无“出世之心”的人，如何能求“出世之学”呢？适之先生是位什么都能“出”的人，他就是不能“出世”。“入世之笔”，写不出“出世之文”，所以他的“方法”就不灵了。笔者在《忆胡》之文中，本尚拟有“佛学与学佛”一题，想谈谈胡老师的“老胡禅”与“野狐禅”的比较研究，后来写腻了，更怕读者也读腻了，就藏拙了。
但是从“学问”上去看，胡先生倒的确把一部“禅宗史”弄到前空古人的程度。可是他就不能谈“禅”，要谈也不深。他欢喜谈《六祖坛经》，但他兜来兜去则是“坛经史”。《坛经》本身是个什么东西，对他倒是次要的。
胡先生的“科学”，常常领着他去骂和尚，说：“个个和尚都说谎！”但是我们熟读《新约》便知道，哪个和尚的“谎”比耶稣撒得更大？！
所以我们如以胡适的“科学方法”来解剖耶稣，则耶稣便是古往今来、世界上第一个“大骗子”。这样，那我们还过什么“圣诞节”呢。
所以一个学者，断不可以处理“学问”的方法，去处理“宗教”。宗教是另有一番境界的。不论有神的耶教、无神的佛教，乃至那些颇带宗教气味的早期道学先生，在这一境界里都是殊途同归的。“真”与“假”，“骗”与“不骗”，俗人的心智而已，实在无关宏旨。
一次，纽约市宣扬佛教最力的大居士、老友沈家桢先生送了我一本易读的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我一夜未眠就把它读完了。后来，沈公打电话来问我“读后感”。我说这位作者，为什么动不动就说“吾辈为生死大事而来”呢？未等我说完，沈君便笑着说：“你比他高明。”
原来这位作者曾在清末遍访名山宝刹，餐风宿露，吃尽人间苦头。但是这番苦行的目的却是要“了”他所不能“了”的“生死大事”！笔者这个未能忘情名利的凡夫俗子，怎敢承担沈居士高明的谬奖？我只是觉得不学佛则罢，要学则境界总得高一点才好。“生死大事”奚足萦怀？
再者，一个人如果为“了生死”而“了生死”则大可不必学佛。上有程朱陆王的“明心见性”，下有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都比佛教高明多了。相形之下，闭关面壁才是糊涂人自作聪明呢。但是人生之不可“了”者正多，“生死”小焉者尔。
前些年纽约市郊有一个叫Wainwright House的业余研究比较宗教的团体，约笔者去讲“禅宗佛学”。我分明知道他们找错了人，但是在主持人坚邀之下，我还是去了。在我向那些虔诚而可敬的宗教（多半是耶教）信徒宣读了一些“胡适”和“铃木大拙”之后，我以“不做和尚也说谎”的自嘲心境，也说了一些“我所知道的禅”，居然也使听者动容。
我的大意是：
佛的最高境界便是“自了”，但是一个自私的“自了汉”绝不能“自了”。可是那些追求“自了”最虔诚而还是“自了不了”的人，却是些最“无私”、最“忘我”、最“慈悲为怀”的忠臣、孝子、革命烈士、抗战英雄、情种、烈妇……也就是有火一般情感和正义感的人。他们有深爱，有大恨。他们所自了不了的，不是“生死”而是“爱恨”。但是“恨”易销，而“爱”难填。
生为“抗战将士”，那时我们对日本侵略者，那样的深仇大恨，你何能追求自了，削发为僧呢？生为一个大政治家，你看见饿殍载道，父母易子而食，嗷嗷待救的百万哀鸿，你怎忍心掉头而去，遁迹空门呢？……小而言之，骨肉之情，男女之爱，对禽兽之怜，这些对一些有人性、有佛性的人，也是难舍难分的。
上有衰亲，下有弱息，你如何“出家”？宝玉对林妹妹说：“你死我做和尚。”但是她偏不死，你和尚也就做不成了。最近在电视里看到加拿大猎户捕杀北极小海豹。他们把可爱的小海豹一棒打死，用铁钩钩住，在冰上拖走，老海豹蹒跚地随后哀鸣不去。看此电视之后，你怎忍心去听法师讲四大皆空，而不去参加反加拿大旅游的示威呢？
这些都是“众生皆具”最起码的“佛性”。一个人若历尽沧桑，生命经验中再有无限风波和“无涯之憾”……如此则其人生旅程中便“禅机四伏”，他要追求的岂是“了”一己而已哉？他能了其“欲”，而不能了其“愿”。地藏菩萨把他对世上悲天悯人的一切之爱，都集中到一个总爱里去，立下个大“愿”，叫作“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也就是誓不自了）。所以他老人家“修”了几百年，到现在还在地狱里赶鬼，进不了“涅槃”，做不了“自了汉”！
所以一个老先生，上了年纪知道此生为日无多，因而临时抱佛脚，遍访名山，去“了”一下“生死”。这种“佛”，还是不学的好。在这方面，我们儒教里的“十三经”，实在比五千卷的《大藏经》高明多了。但是走向另一个境界，“十三经”就只是一种“入世之学”了。
我们的胡老师就是个最高明的“入世的学者”，他老人家哪里能谈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