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建立孔教议
作者：章太炎
近代章炳麟撰。发表于1913年12月《雅言》第1卷第1期。该文针对袁世凯的“尊孔祀孔”和康有为等建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等复古逆流，指出“近世有倡孔教者，余窃訾其怪妄”，表示了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鲜明态度。客观评价了孔子，给予其历史应有的地位。作者指出：“中土素无国教”，“盖自伏羲炎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提出孔子原本应是学校诸生尊崇的对象，“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吏之奉萧何”。他是学子所尊崇的老师，但不是供于清庙、圜丘的神灵，故不应以神祇灵鬼事之。中国素无宗教，“禘之说孔子不知”。“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认为孔子对于中国历史的功绩主要在于：“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因此，“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陷卑贱而不升。”针对康有为等人建立孔教是对西方宗教的抗衡的说法，指出：“欲立孔教者，是忘孔子所以当尊，而以不当尊者坫之。”而欲建树孔教，以抗衡耶稣路德之法，更是“犹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进而指出：“愚以为学校瞻礼，事在当行。树为宗教，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其事不便”。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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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著。萧涤非著。初稿完成于1933年，系作者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时的论文。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修订本。全书共分6编，第一编为《绪论》，依次探讨了乐的起源与先秦乐教、乐府的产生及其沿革、乐府的界说与分类、五言诗出于西汉民间而不始于班固、乐府变迁的大势等问题。作者认为，汉魏以后，民间乐府与贵族乐府实行分化，由此导致乐府的变迁；乐府并非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从乐府而出，先有五言乐府而后有五言诗，而非先有五言诗而后产生了五言乐府；曹操诸人“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变两汉质朴之风，开私家模拟之渐。其余5编依次阐述两汉、魏(附吴)、晋、南朝、北朝(附隋)乐府。作者认为，汉代民间乐府如《君子行》、《长歌行》、《猛虎行》等显然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由于汉代儒学定于一尊，男女间多能以礼义节制情感，因此《公无渡河》、《东门行》、《艳歌行》等抒情类乐府多重在描写夫妇之情爱，而不像南朝乐府多写男女相思及刻画女性。由此并证明《孔雀东南飞》必产生于儒家思想独尊的时代，决不能作于六朝。在《魏乐府》一编中，著者着重探讨了曹氏父子在乐府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对于晋乐府，作者从历史风俗中留心探讨，力求以乐府补史传之所阙，言之有据，富有启发意义。在《南朝乐府》一编中，作者从史事上证出诗歌，从诗歌证出地理，从地理上考见政治，从政治上窥及制度与当时人民的风尚及其思想，材料丰富，论证详明，尤其是论吴声歌中的双关语最为独到。至于北朝民间乐府，著者主要从地理风俗、民族性格等方面论述了乐府产生的环境及其特点，并就南北朝乐府的异同作了比较。作者当年的论文导师黄节在对该论文所作的审查报告中指出，“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可以看作是对本书较为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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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罗惇曧撰。叙光绪四年(1878)至七年间,中国为索还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浩罕头目阿古柏侵占天山南路之机强占中国领土伊犁的交涉过程。所记崇厚因沙俄胁迫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以及曾纪泽为修订崇约衔命赴俄谈判等事,可供研究近代中俄关系史参考。
鹖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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