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诏令
作者：楼昉
宋代林虑、楼昉辑录。二十三卷。书前有林虑序,另有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蒋瑎序及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苏天爵序。元刊本。林虑曾任开封府椽,楼昉曾任宗正寺主簿。林虑辑录的《西汉诏令》十二卷,从班固汉书中辑录汉高祖元年至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5年)历朝皇帝的诏令。其中有高祖疑狱诏,文帝除诽谤法诏、诏议犯法者收坐、除肉刑诏,景帝诏议受所监临令、减笞诏、谳狱诏,武帝诏议不举孝廉者罪、赦天下诏,宣帝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诏,元帝诏毋征召证案不急之事,成帝减死刑诏,哀帝限名田诏等。楼昉辑录的《东汉诏令》从各种史书中蒐集了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5—214)间皇帝的诏令,共十一卷。其中有光武帝省刑罚诏、赦殊死以下、田租三十税一诏、杀奴婢不减罪诏,明帝公卿遵时令平罚诏,章帝纠嫁娶非法者诏、诏纠狱吏胁迫无辜、诏除禁锢、胎养令,和帝察荷吏诏,献帝原轻系狱等。该书对研究汉代法制和汉代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
章节列表
升序↑楼昉其它书籍
猜你喜欢的书
情感教育
作者是[法国] 居斯塔夫·福楼拜，译者是李健吾。长篇小说。以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的巴黎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中等资产阶级青年毛漏的人生经历。他平庸无能，懒于学习，意志薄弱，耽于幻想，却有心追逐女人。他先后在外省和巴黎结交过好几个女友，其中有画商夫人和银行家夫人，借此以跻身上流社会。到第二帝国时期，毛漏将叔父遗产挥霍大半，只好回乡过清寒日子。 《情感教育》公认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七月王朝时期，世风日下，毛漏式的青年一代早被淫糜颓败的空气所腐蚀。毛漏实际胸无大志，满足于卑微的物质和肉欲要求。这些当然都打有时代的烙印。小说歌颂了英勇就义的真正的共和派杜萨笛耶，但对广大群众却流露出蔑视情绪。
太阳与铁
《太阳与铁》是三岛由纪夫晚期写就的长篇散文，也是其创作生涯中少有的自传性作品。在本书中，三岛用充满着象征意味的诗一般的语言，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他将自我的信念凝成太阳，而太阳是肌肉造型的外在荣耀，辉映着肌肉。铁则是肌肉内涵力量的形态。唯有经历过太阳与铁的修炼，肉体才能保持永恒的光辉，承担起所有的价值。《太阳与铁》是三岛由纪夫剖白内心思想与美学观的重要作品，也是解读他死亡之谜的关键文本。本书另外收录三岛的文学回忆录《我青春遍历的时代》。
残碑
沈起予著。长篇小说。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21种。作品反映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沉浮。作品的主人公叫孙丘立,家在四川农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供儿子在县城读书。孙丘立在学校受“五四”余波的影响,奔赴大城市,参加学生运动。在南京他接受了新思想,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担任汉口某保卫队的分队长。奉命带兵镇压纱厂的罢工运动。他与工会负责人以礼相待,和平解决了罢工事件。小说的主人公可算是革命者,但他对革命理解不深,又不够坚定,他不是革命大潮中的弄潮儿,只是其中的一片小浪花,随波逐流,飘摇不定。作者试图从孙丘立身上寻求到当时青年的盲目热情、苦争和沉浮的身影。所以作品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孙丘立漂泊于南京、上海、广州、汉口追求革命,正是当时许多青年的缩影。作品也表达出先进知识分子走出四川投身更广阔的社会,接受急进时代思潮的愿望。作品还用几分眷恋之情,描述巴山蜀水的乡风民俗。孙丘立最后失望回到了家乡的结局,正是作者思想苦闷的投影。作品取材独特,展示社会生活广阔,博取四方风情,使作品独具一格。
两都赋
班固著。见《班兰台集》,收于《文选》。作者在序文中说,长安父老,怨都洛邑,冀复都长安,故作此赋以明都洛邑之宜。赋中假设西都宾在东都主人前夸耀西都长安之形胜,建都后之繁华,四郊之富盛,宫室之壮观,特别夸耀昭阳殿之盛况;接写百寮官署、离宫苑囿之隆,又及武帝之求仙与羽猎、水嬉之愉悦。东都主人则指斥西都宾之惑于事理。他先述西汉建都于长安乃一时之计,后遇王莽作乱,光武帝方承古帝之功业遗制建都于洛邑;及于明帝,俭而不侈,一应礼仪以至田猎皆循制而已,唯重教化,致使德治之盛,无与伦比,四夷宾服,天下洽治。西都宾闻而慑服。最后,东都主人授西都宾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作者认为建都不该着眼于有利于统治者的穷极享乐,而该着眼于德化之行,长治久安,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赋中对光武帝、明帝极力称颂,最终规以节俭,是承西汉大赋之体制。全赋规模宏大,恣意铺陈夸张,是汉赋的代表作之一。
万事只求半称心
朱光潜著,每个人都有一些焦虑、遗憾、不快乐…… 这本书是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给予众人的理想生活指南。 他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于有缺陷，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 他说：“人生快乐倘若想完备，一定要保存一点孩子气。” 先生不仅给人美学熏陶，而且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讲给读者。他将自己的人生美学和智慧化为文字，给经历艰难困苦的人们以心灵慰藉，从修养、学习、职业、情感等方面给读者们以指引。朱光潜先生文字优美，娓娓道来，读来宛如一个家族长者在循循善诱鼓励后辈，耐人寻味的句子比比皆是，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让读者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