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年谱
作者：王宗稷
年谱。一卷。宋王宗稷编。宗稷五羊(广州别称)人。年谱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苏轼生于眉山编起，逐年排比，止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六十六岁卒于常州。书写格式基本固定，在编年后先点明是年苏轼岁数，下述苏轼此年重要行事，然后主要以苏轼集中有关资料为依据进行注释。此谱成卷较早，疏漏不少，邵长蘅、查慎行补注苏诗，称其于作诗岁月编次多误，然《四部备要》本《东坡先生年谱》后有刊行者附语说：“《东坡先生年谱》，其援引多以《大全集》为据，虽若未尽善，然稽考先生出处，大略用心亦专矣。”《东坡先生年谱》向附《东坡七集》本、《东坡集》本，东坡集子在北宋末南宋初就有过多种刻本，如“汴本”、“浙本”、“蜀本”等，现存较早的七集本是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安府守程宗重刊宋本，清康熙三十八年(1689)宋荦所刻的邵长蘅删补本，对此年谱进行了订正，《四部备要》本附有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属于成化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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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日抄
南宋哲学家黄震著，又名《东发日抄》。原九十七卷。佚二卷，今存九十五卷。其中，前六十八卷，系黄震阅读经、史、子、集诸书的札记，也有文章摘录。还有作者所读著作的篇目，并“断以己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二)。六十九卷以下，收录作者的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铭等作品。作者崇尚宋学，而不率意苟同。对朱熹对《周礼》和《周易》的某些解说不以为然，对邵雍的“先天之说”驳斥甚多。对其他理学家谢良佐、杨时、陆九渊、张九成、杨简也颇有微辞，认为他们言理而杂禅，“以禅说儒”、“以禅证儒”(卷四十一)，“借儒谈禅”(同上)，实际上是将禅学儒学化，又将儒学禅学化。对王安石则更为不满。极力批判佛、道等“异端”，指出“佛、老之害极矣!”(卷九十)维护自尧舜禹，至孔孟所传的道经。该书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理学思想，把“道”解释为“大路”。认为“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卷九十五)，“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卷八十二)。以孔子的人性说统一各种人性说，认为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此六字“参之圣人，稽之众庶，求之往古，验之当今，无人不然，无往不合，此平实语也”(卷八十五)。强调躬行，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卷八十二)的知行观，要求把义理与践行结合起来，认为“六经之旨”已被宋儒，特别是朱熹所彰明，“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紧事，又暇于文公脚下添注脚乎?”(卷八十四)该书最早有元沈逵本。乾隆中汪佩锷校刊本，附入《古今纪要》十九卷。《四库全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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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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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殷墟十五次发掘以及后续殷墟发掘资料研究的一本总结性著作，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直到商纣王灭亡这一时期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以及各种类型的墓葬、祭祀坑、车马坑以及铸铜、制骨作坊等重要遗迹。殷墟出土了大批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书是作者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其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安阳》一书共分为十五章，本书前半部分主要讲李济先生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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