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记 二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1)
幽 谷 (2)
余作是篇，因限于篇幅，不能详尽；惟举其荦荦大端，以存中国民族近代史迹一页耳。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谅吾友不以余之执中从略而相责也。读者欲知其详，将来自可求之于双方之专书。今得之于本篇者，仅其概要而已。
民国廿六年五月十七日幽谷序于上海
蒋委员长在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新的战略，以坚壁清野、逐步为营为原则，以集团军和方面军为正面推进的重力，并且力戒轻进深入的危险，计策万全，所以过去红军所用“诱敌深入”和“击破一方”的策略，当时已失去效力。加以政府军应用一切最新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飞机的轰炸和重炮的密击，又因中央苏区在四面包围之中，逐渐缩小，到民国廿三年的夏季，仅剩宁都、兴国、广昌、瑞金、上杭、长汀等县，粮食、盐，一切军事需用品，亦逐渐短少，不敷供给。政府军方面，后方有碉堡的巩固，侦探的密布和公路交通的便利。故红军方面，虽在民国廿二年十二月闽变的前后曾得不少局部的胜利，但终冲不破政府军北路的阵线。及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之后，东路的形势亦忽然吃紧。那时瑞金当局明知若不变更策略，难期最后的胜利。王明于民国廿三年十一月著了一本《新条件与新策略》的小册子，说明了红军方面已采取了不再死守江西的办法 (3) ，和实行游击战争的策略，以适应新局势和条件。
他们既已决定变更策略，红军遂于民国廿三年的夏季自动地退出了广昌、建宁、泰宁等县，缩短了北路的战线，采取了暂时的防守战事。对于东路他们于七月底派方志敏率第七军东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又于八月初续派第九军为后援，就迅速地冲破了政府军东路的封锁线，福州城曾有一度失陷的危险。第七军又很快地折向东北，与福宁、福鼎一带的地方游击队联系起来，占领了浙江的开化、庆元、常山、玉山等县，震动了浙江与全国。又与闽赣皖边的红十军联系起来，威胁到江西的政府军后方。那时政府军正忙于调兵遣将去包剿北上抗日先遣队，故对于江西正面的进攻，不得不暂时放松一步。这是红军声东击西的办法，也是扰乱后方政府军的计策。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之后，他们派萧克率领第六军团，向西而走。在八月中冲破了政府军湘东的包围线，顺利地通过了湖南的东南部，沿途占领过汝城、桂东、桂阳、新田、道县等城市。然后分二路，左路由道县折入广西，占领全州，冲进贵州，至于乌江而旋回湘贵川边区，右路由道县西北行至湘贵边境，与当地一带行动的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根据十月八日苏联《真理报》登载的消息，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汇合之后，以一部军力直向四川边境进发。现在与胜利的红四方面军隔江呼应，共同威胁重庆。红六军这样底军事行动的结果，把四川、贵州、湖南、江西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桥梁和孔道，即是造成了中央红军西窜的机会。九月二十六日起，政府军一变从前缓进的计划，以东北两路重兵猛攻赣南苏区。
在这局势中，他们认为死守江西牺牲太大，故当时就决定了突围西窜的计划和步骤。（一）他们派定了留守江西的部队，又以江西军区独立一、二游击队据险扼守。（二）将制造厂机器、大炮、剩余的粮食子弹，以及不便带走的利器，不是销毁，就是埋藏于深山僻壤之间。（三）以游击队为南北两翼，以第一军团为先锋，以三九军团走中路，以最精最勇的第十三师为后卫，以中央要人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林伯渠、王稼祥、罗迈、潘汉年、邓发等，女子宣传队和一切党政人员夹于主力军之间。（四）电令贺龙萧克所率二六军团牵制湖南、四川的政府军，又令徐向前所率的第四方面军向川西遥应，并开辟川陕甘的交通路线。这样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于十月十六日由赣南铜锣湾先后西引。出发时号称十万红军，确是有多无少，决不是虚张声势。当时除中枢少数人之外，预先都不知开往何处，有的猜度入湘，有的猜度入桂，有的猜度入川，也有的猜度入黔入滇，但终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他们于十月二十一日冲破了粤军所扼守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安远信丰间的封锁线。当时他们由赣南崇义出南康大庾，似乎有入粤之势，致南雄韶关相继告急。十一月三日他们占领了湘南汝城和桂东，冲破了粤军汝城和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
他们复分两路沿湘粤边境，经过城口、文明司，沿着骑田岭，进至九峰宜峰之线。那时他们爬山越岭，感觉到携带呆重物件，有碍行军，故将印刷机铅字等物尽行抛弃。他们曾在宜章郴州之间与湘军激战多次，那时人都料他们要沿宜郴之线北上，威胁衡阳长沙。但他们迅速地占领了临武、嘉禾、宁远三县。何键立即派刘建绪率三师与薛岳所部急趋零陵东安一带堵截；周浑元和李云杰等三师在后蹑追，拟将红军包围于潇水流域而歼灭之。但红军知道湘中有备，故乘他们布置未定之际，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他们分两路而进，北路占领道县，南路经过永明，这两路均入广西，集中于全州，当时人都料他们要占领兴安、桂林，不料他们又以一部兵力折回湖南之永明、道县、宁远、蓝山等处，牵制在后方追剿的诸军，大部则移向湘西南的西延 (4) 、城步、绥宁、通道等县。十二月十四日，他们就分股进抵贵州的黎平、永县 (5) 、锦屏等县。一部约三千余人又迂回至湘黔边境之藕团潭溪，由此进抵南嘉堡和瑶光。十五日五九军团之一部分约二千余人又回绕湖南通道西南之播阳。这五千余人都是掩护前方的主力军和牵制后面的追剿军的。大部红军于十七、八两日抢渡清水江。十九日已进抵大小广并经过剑河、岑松。二十五、六日连陷施洞口 (6) 、镇远、黄平、施秉、青溪、玉屏等处。一股向北推进占领旧州 (7) 、余庆、石阡、印江等县，似欲与川湘边区的二六军团取得联络。一股即是主力，于一月四日分向新渡、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梁家渡、老渡口、岩门老渡口、回龙司各渡口 (8) 猛力推进。乌江南岸的王家烈犹国材两部，被他们打败。他们（王犹两部）就退守重安贵定之线，显然要屏障贵阳。
占领各渡口之后，就将竹木造成渡江之筏。那时人皆称为蜈蚣筏，因形似蜈蚣，故有是称。乌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深不可测。那时水流速率每秒一米八，寒度在十度以下。江之两岸都是悬崖绝壁，南岸要下十里的极陡石山，才到江边，北岸又要上十里的陡山，方可走到通遵桐的大道。登高一望，但见一条碧绿的急流，夹在两岸焦黑的高山之间，乌江天险，真是名不虚传。二日三日已有小部冲至江边，但无筏无舟，故无法渡江。当时有十八个善于游泳的勇士，在机关枪掩护之下，跃入江中，顺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奋勇前进，十余分钟之后，他们已泅过了天险的乌江，沿着石壁鱼贯而进。二日的晚间继续有一连人用造成的竹筏偷渡过江，随着那十八位勇士，爬上石壁，占领了优势的阵地，向守江的黔军袭击，使他们招架不开。
三日晨，侯之担的健将林秀生旅长带三团援军，由陡壁小路出来反攻和包抄，也被南岸的重机关枪扫射，黔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坠入江中。黔军屡遭惨败之后，阵线动摇，就直退猪场 (9) 。猪场是林秀生的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时红军已用苗民的皮船与竹筏相继渡江，顺势追击，故黔军残部也无暇在猪场停留与整理。自此步步进展，在乌江北面如入无人之地。七日他们占领了湄潭，十三日进遵义城，十四日攻下了遵桐间的重要关口娄山关，并占领桐梓县城，凤泉绥阳亦相继失守。
该时红军主力已集中于遵义、湄潭、绥阳之间，赶筑工事，以备抵御追军。王家烈犹国材两部向北推进，刘建绪薛岳两部亦渡江追剿，川军由綦江正定分途进取思南、凤泉、桐梓，桂军已进抵贵定，准备进攻。故那时已成黔湘川桂诸军合围之势。但西路的川军一部脆弱无能，一闻红军将至，即自动退却，故使在诸军包围中的红军坦然西移。一月十六日夜间，赤水枪厂的工人，闻红军离城不远，也忽然暴动起来，高呼口号，与城中附和的贫民，联合进攻守城的部队。黔军闻城中起事，连夜出城。及红军一部由松坎、温水、习水 (10) ，绕至赤水，但见城外有工人和群众摇旗呐喊的欢迎，真是给了他们无限的兴奋。同时仁怀茅台亦相继陷落，川西南的古蔺永宁县境，亦为红军所占领。
他们在茅台时，有一件趣事可以顺笔写出，就是找到了一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这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每口可装二十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事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李德素嗜酒）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名闻寰球的茅台美酒。他们择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于醉，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是类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坊痛饮一杯，及最后一部经过时，数缸脚汤也涓滴不留了。
那时，四川的刘湘除派章安平、范士杰两旅赶赴赤水永宁外，又派刘兆藜增防合江，以备万一。綦江方面，川军廖部已退守观音桥，以固后方。綦江城内的富户，已逃走一空，重庆已禁止人民搭轮逃走。一月十八、九两日，川南形势非常紧张，人心的不定，于此可见。一月二十六日，红军放弃娄山关，西渡赤水河。那时川军已集中兵力于河西，故红军于二月十九日又东渡赤水河，重占娄山关。
那时犹王两部又损失不少。三月十七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但十九日复东渡，他们在乌江北面休息了一月余。三月卅一日他们又南渡乌江，长驱而进，将贵阳包围。当他们向南挺进时，适有一辆汽车过境，被他们掠去，据说那是一车很为重要的军事地图云。他们就从贵阳南面包抄过去，向西猛进。于四月十七日占领了北盘江的渡口，架桥而过。他们就侵入云南，以一师之众，进抵金沙江，控制了渡口（龙街）。五月八日他们就在那里渡过了金沙江，重入四川境界。
在这地方他们就爬上一座山，名叫“火焰山”。山上的羊肠小道，千转万曲，已属难行。加以整个山上没有一点水，没有一株树，也没有一点风，在五月热烈的阳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难远甚于经过北方的沙漠。那时幸有数十个“老百姓”将一桶桶水顶在头上，送上山坡，他们靠卖水发了一笔千载难逢的小财。这批爬荒山的行旅，确喝了一杯续命的凉水。过了这四十余里的山路，已经入夜。下山的时候就与刘元璋的部队作战，占领了通安的街道。他们在通安休息了一天，就于十日进攻刘元璋 (11) 部所扼守的会理城。但刘部预将会理城外的房屋尽行焚毁。因估计攻克该城牺牲太大，不如将以逸待劳的刘部包围在会理城中，他们就安然过境。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在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故虽分股向西昌、冕宁、越嶲进发，只求安然通过，并无攻城的计划。
红军全部这次经过大渡河的天险，更非容易。由会理出发，有一条路，经过西昌，翻过小相岭，从越嶲到大树堡渡河。但对岸是富林，这是一条通成都的大路，有川军重兵扼守，不易通过。第二条路，经过西昌泸沽到冕宁，必须经过蛮子的山头，然后直下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这是不容易去的小路。对于第一条路，他们采取佯动的策略，由五军团占领了越嶲，似欲强渡到富林的模样。但是大部直趋冕宁。五月二十三日，他们将到该城之前，守城的川军，已闻风远遁，故将县城唾手而得。
冕宁的蛮子，本地人称为猓猓 (12) 。他们对于猓猓，无不言之色变，因为这些蛮子，常从山中出来掠杀汉人，故汉人待遇猓猓，只要捉住，也尽他们残酷的能事。冕宁城中有专为拘禁猓猓的监狱，无论男女老幼，都上了很重的镣铐。红军为着实行他们的民族政策，要解放狱中的猓猓。但冕宁的群众竭力反对。后经一番的解释和宣传，始得全部释放。冕宁失守后，城内的县长、科长、绅士等随着军队，避入山中，到了猓猓的势力范围之内。县长被杀，其他的人们都被抢劫一光，甚至有一位科长太太，也被剥得一丝不挂而回到冕宁。红军就在是晚从猓猓的手中夺到了大桥、北岩堡等要口，然后爬上小相岭，进入猓猓国的境内。猓猓有自己的武装和坚固的碉堡，扼守山口，阻止红军入境。经过一场血战的见面礼之后，他们就退入深山，但沿途仍有突然抢劫的情形。后来红军派了一位代表刘某，用三跪九叩的礼节，朝见了猓猓国女皇帝，送了猓猓国二百支步枪，一千元银币，与他们订定了过境的协定。他们就准许了红军过境，惟沿途向夷民买货，须以现银交易，不得参用纸币，也不准红军占据夷民的房屋。自此以后，沿途猓猓除伸手要钱外，不发生任何争执。这是猓猓国外交的胜利，亦是红军政治工作的成功。后来有三个猓猓加入红军当兵。
据身与此役而后来投诚的友人说，这猓猓国自南至北有一百十里长，东西距离，因未通过，故不得而知。他们在山上，自能耕种，但每岁所产的粮食，不够供给全年的需要，故有下山向汉人抢掠以补其不足的必要。猓猓所有的武器，除刀枪矛斧外，有毛瑟枪和七九步枪不少，并且会使用，瞄准极正确。红军前进时，猓猓成群结队，站在两边参观，大部分是赤脚，小部分穿麻鞋，身上穿的是各式各样不伦不类的布褂，大概都是从汉人身上剥下来的。外面罩着一件羊毛手织的披衫，那倒是真正的土产。女人也是这样，但是下身围着一条百折裙。据说裙内不穿裤子的。猓猓可分为两种，一为黑骨头，一为白骨头。白骨头是黑骨头的奴隶，黑骨头倒是猓猓国的贵族。他们俘虏过去的异族，都当白骨头，故白骨头中，亦有汉人的子孙。白骨头可以作商品买卖，而且永远是奴隶，也不许与黑骨头通婚姻。倘查出有通奸的情形，白骨头就要遭着残杀，黑骨头利用白骨头出去运货，回来替他们耕种，并且用种种方式抢劫他们的劳动力。猓猓虽是一种野蛮民族，他们剥削异族，倒是“内行”。他们跑山若猴，行动敏捷，并且一呼百应，作战奋勇。他们的团结力颇强，所以他们在历代汉族的侵略底下生存到今日。这确是他们的民族精神，亦是他们的光荣的历史。
五月廿五日，红军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守军已预先退走。当时得到谍报云：河北仍有川军一营扼守，才掘好数道战壕，同时正在破坏渡船。于是他们即至河边，一方面赶造竹筏，又以木索架桥，准备大军渡河；一方面征集自告奋勇的战士十七人，先行渡河。相传诸葛亮南征时“五月渡泸”的泸水，即是这条河；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率三万人到此，粮绝军溃，也在这安顺场的渡口。这条大渡河真是难渡。河中水流奔腾湍急，速度在每秒四十米左右。对岸均是石壁，靠岸偶一不慎，舟触石角，即有粉碎的危险。幸当时获得渡船一只，与富有经验的船夫十二人。在宣传与重赏之下，在南岸密集射击掩护之下，他们载着十七位勇士，冒险前进。因伏在战壕内的守兵不敢抬头，故十七人渡达彼岸，没有被他们瞧见。他们登岸之后，就冲破了川军的几条战壕，除缴枪数十支，俘虏数十人外，余均被他们追击到望风披靡。但继续渡河人数不多，因舟渡甚慢，又因索桥木桥都架不起来，虽有竹筏数只，因缺乏长篙转舵，亦无济于事，故放弃了在安顺场渡河的计划，夹河而上，直趋泸定桥。廿七日七时，由安顺场出发，走过一条铁索桥，超过一个卅余里的小山，至海尔瓦，那里街道整洁，卖食物者甚多，居民亦甚亲爱。出街行数十里，因对岸川军射击，改行山路。这条山路甚狭，且有荆棘苔藓，故极难行走。行约廿里下山，抵田湾宿营，二十八日他们离田湾上猛虎岗高山。山上有守兵一连，均被击退。沿途伏尸数十具，都是双方的牺牲者。是日天雨，山路泥泞，极难行走，及行至山脊，已冥冥入夜。下山时幸雨停止，大家跑步前进，至摩西面 (13) 宿行。是日军行百廿里，至宿营地点，已疲惫不堪。廿九日晨由摩西面出发，经楚尼坝至上田坝 (14) 宿营。卅日由上田坝，经下田坝赶到泸定桥。该桥横跨大渡河上，较德昌桥略短，惟两旁各有铁索两条作扶手，行于其上，摆动较小。桥西有一条长街，均是饭铺与零卖小商，县署及主要市场，均在桥东。红军先头队抵此时，（二十九日晚）守泸定的一旅川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去，并架机关枪于桥东，故夺取该桥，极不容易。后以一排人从索上爬行前进，续进部队即携板铺桥。刚冲至桥头，川军急将桥头纵火，阻彼前进。爬在索上的一排人，从火堆中冲出去，将桥东占领。后续部队一方面过桥救火，一方面与川军巷战，终将川军击退。川军在此匆忙中退走，遗弃辎重甚多，同时有大批奸细地痞，到处放枪纵火。红军过桥部队不多，忙于追击搜索，又要东奔西走地救火，颇有各面应付不暇之势，以致最繁盛的街市中烧毁了十余家商店。该处为川康惟一的交通要道，四围均是大山，林菁深密，悬崖绝壁，四时多积雪。当地农民少，只生产少许玉蜀黍，粮食供给极感困难，一切主要食用品，均仰给于汉源雅安。由四川输入西康的食粮及工业品，及西康输出的藏货，均须经过此地，故不仅为川康军事要地，也是商业中枢。
他们占领了泸定桥之后，一方面派一支军沿大金川北上至丹巴、道孚、甘孜，最西曾跑到德格，又沿金沙河南下至巴塘、里塘。这支红军仍回丹巴，向懋功集中；一方面大军过泸定桥折向北行。当时分为二路，一路趋芦山县，向懋功 (15) 集中，二路经天全县宝兴县亦向懋功集中。各路所过之地，都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加以时多暴雨，山路泥泞，行动极感困难。好在全军都热烈地期望与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故人人都鼓着不屈不挠的勇气，兼程而进。六月十六日，正大雨倾盆之际，第一军就到了懋功境内，四方面军已派人在路上迎接。两大部红军会合之时，爆竹声、军乐声、呼号声、歌唱声，震动天地。鼓掌时，无异大战场上放机关枪，握手时，成为千万个铁锤。他们就在一个山坡上开了一次两军大会合的欢迎大会，各首领都登台演讲，满山满谷的赤色群众，都热烈地鼓掌着。凛冽的雨点，似不能减低他们的热度，咕咕的饥肠，也不能委靡他们的精神。这欢迎大会开毕之后，各部队就走到预先所指定的宿营地，是晚的大欢宴，已由伙食委员会筹备好了，麦粥、羊肉和野菠菜，已成为山中无上的好菜。大家都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这是他们在西窜中最快乐的一天。
十七日他们就出发到八角，在懋功县城北六十里，在八角休息了一星期，廿三日进至抚边，廿四日到西河口。廿六日到黄草坪。廿七日经过梦笔山，到了理番县境内卓克基 (16) 。
卓克基是前清乾隆帝劳师伤财所克服的小金川七大土司之一。土司宫建筑在两河的汇流点上，前临急流，后倚峻岭，在一块石砌的八丈高、十丈阔的方台上，建筑着四座俨然西式的高楼。前幢两层，左右后三幢均是四层，屹立于万山环绕中，成为理番境内的一幅风景画。该宫的一、二两层，都是土司的厨房、贮藏室，及下人的卧室。第三、四层楼，才装饰得非常华丽，四面皆有玻璃窗，一切的房门与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石幛数室，陈设最为精致，沿壁都有古董架子，架内都是磁铜玉石的古玩。室内的床、书桌、椅凳，都是精致的上等木器。这大概是土司的卧室，左幢两巨室内有木坑，一切的桌凳装饰都是雅致的，这大概是土司属员的卧室。后幢楼上为大佛堂，内有佛像、佛幛、铜鼓和很多的藏经，都有条有理地放在经架上。两壁的壁画，因为年代久远，故已薰黑，也不能辨识为谁朝的古画。左右两幢各有一个小佛堂，堂的两旁，有新鲜美丽的壁画，虽属是近代所绘的，但画中的马象狮虎英雄甲胄等，都有生动的姿势和活泼的精神。在夷民区域内有这样的高等艺术，实足令人奇怪。土司的会客室内题有“蜀锦楼”三字，他的书桌上置有一部《三国演义》及其他汉文书籍，足见他已有几分汉化。据说这位土司索观瀛，曾在成都大学读过书，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交情颇深。他所有的机关枪和步枪，是刘文辉送给他的。红军的先头部队至此处前，曾派人去向他假道，他非但不肯，并将派去的人杀了。因此红军就派一营人去，打得他落花流水，他就率领了残余的番兵，窜入深山，据险扼守。红军占据了他的宫室和碉堡之后，把他的财产没收。但宫中的古董古玩，仍替他保存在原处，丝毫没有带走。宫前的一方平台，可容一连人操练，故作了一小队红军的临时操场。他的碉堡是很坚固的很高的，但是在建筑上缺点甚多。（一）碉堡的枪眼太大。（二）目标太显。（三）碉堡造在宫室的近处，宫室的高楼，成为他们的障碍物。防御盗匪已不甚适用，抵抗大军更少作用，因高台一经围困，上台的阶级一经把守或一架机关枪的远远监视，守碉的及守宫的一切番兵，尽成瓮中之鳖。若土司不是及早下台，逃窜山中，亦为俘虏无疑。
番民所耕种的地都是土司的，要向土司纳租，此外甚么都要派差，土司所烧的柴，所吃的肉，甚至守卫的一切给养，都是居民公派出来维持的。造顶桥，开条路，都是居民捐助的。居民见了土司，就跪下，等他过去，才敢起来。这个土司，就是番民的土皇帝。
六月廿九日，红军就离开卓克基，向毛儿盖进发。经过梭磨、马塘到康庙寺 (17) （俗称康猫寺），分为两路，主力走右路，第六团走左路，都须爬过一座大雪山，先到黑水河，然后到毛儿盖。不料走左路的第六团，在前进的路上，遇着极骠悍的蛮民骑兵，横加拦阻。因战事失利，损失甚大，故不得不折回右路，及行至离芦花八十里，距马河坝廿里的村庄上，因粮糈断绝了四天，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的已占三分之一的人数。他们就在该村停留，并且发报呼援，倘接济不能及时到达，该部队将尽成雪山上的一堆白骨。主力部队接到六团急电之后，立刻筹集大批粮食、猪肉牛羊等，派输送队兼程赴援。该队即由芦花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泥泞崎岖的山路，搜索前进，才找到了待援的孤军。这些僵卧在冰天雪地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欢迎他们的救星，述说他们的经过情形。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劲了。这班输送队就做了他们的向导，领他们与主力会合，好像领一群迷失的羊归到羊圈。
回到芦花，主力红军已向前移动，他们就随着主力，由苍德越打鼓岭到打鼓。七月七日，由打鼓出发，又走了四天的路程，经过拖罗岗、大杵林、黑马寺，到了毛儿盖。红军主力自七月十日至七月卅日，就在该处休息了二十天。自八月一日至八月廿三日，又行动于毛儿盖和波罗子之间，但是这个行动，不出黑水河的流域，故仍然是一种休息状态中的练习，也是为着入陕甘的准备。波罗子一带的地方，比较是富庶的区域。那里的番民，都以石块造成三四层楼的洋式房屋。红军的粮食，要在那里筹足六十万斤麦子，和几百只牛羊。在这个时期内，他们除练习打仗外，又要学习看羊、牧牛、割麦、煮盐等工作。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就于八月廿三日由毛儿盖出发，经过分水岭南面和西面的草地。廿八日到班佑和巴西。他们在草地中行了五天十分艰难的路程，远看草地是一片绿色的平原，行过高山低谷的人们，正渴望着这样的平地，不料行于其间，与爬山同样的费力，因双足陷入泥中，举步总是拖泥带水，讨厌非常。加以常常下雨，他们每人虽带着木棍和油布，晚上宿营的时候，上面尚可撑起棚来挡雨，但下面无法阻止源源而来的冷水，故往往人身浸在水中。草间飞来的蚊虫又向过路人为难。因此得病的人实不在少数，当时所得的病叫黑疟疾（Black Malaria），大概草地的蚊虫，比较别处的还要厉害，故所得的病也较为严重，用金鸡纳霜治之亦无效，故军医也束手无策，得病而死者多至五百余人。
廿九日他们由巴西进至阿西，在那里休息了三天；由阿西到毛龙，停留了二天；由毛龙到俄界，又休息了七天。此后逐日奔驰，由岷江北源，转到白龙江的上游，附近腊子口的山中，他们遇着鲁大昌的一营兵，就击败了他们，又俘虏了数十名兵士。从俘虏的口中，得到了鲁大昌有一旅兵力在腊子口扼守的情形。腊子口是一个险要的地方，路经两边的石壁，兵在壁上壁下，以逸待劳，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他们早知腊子口是红军必经之地，故碉堡与战壕等工事早已布置得非常巩固。红军的领袖在黑拉地方决定了进攻的策略，先派一连人带着手榴弹和轻机关枪爬上石壁，先将壁上的守兵尽行袭灭，然后一方面以高临下，一方面冲进大路，短兵相接，不到五个钟点的战事，他们已占领了腊子口。这是九月十七日的事。
十八日他们窜至悬窝，十九日窜至鹿元里，二十日窜至哈达铺，二十三日窜至闾井，二十四日窜至新寺，二十五日窜至鸳鸯咀，二十六日窜至榜罗镇，二十九日窜至通滑。沿途的回民到处欢迎，送水送饭的不绝于道。红军过境，不占据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真寺，也不侵犯他们的信仰自由，故在这长行中，要算与回民的关系最好。这莫非是先从政治工作入手所获得的效果。他们于十月二日离了通渭，通过固原的时候，与一个骑兵师打了一仗，又冲过了政府军的封锁线。随后又被他们占领了环县附近的何连湾。他们就在十月二十二日进了陕北苏区，到达了洛河上游的吴起镇，虽有三四个骑兵团在后追击，也无法阻止他们在陕北的大会合。红军由江西西行时号称十万，及至陕北只剩得五万。可见沿途打死的，打伤的，落伍的，病死的占其半数，真是绝大的损失和牺牲了。
* * *
(1) 本文发表在1937年3月5日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作者幽谷即董健吾（1891—1970），上海青浦人，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曾以牧师身份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上海地下党情况。随后安排斯诺到陕北采访。1937年初，潘汉年将《长征记》资料交给他，他在此基础上写作本文，交《逸经》杂志社社长简又文发表。本文是国统区最早介绍长征的文献，当时影响很大。为了方便传播，文章中用第三人称口气，使用了一些当时国民党污蔑红军的词汇。如“西窜”等等。《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重新整理发表了这篇文章。
(2) 董健吾（幽谷）（1891—1970），上海青浦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营救被捕同志。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杨开慧牺牲后，他收养照顾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1936年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抗战时期与组织失去联系。1955年受“潘杨事件”牵连被逮捕，出狱后生活贫困。1961年陈赓会见董健吾，并把董的情况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介绍，董的境况才有所改善。1962年被安排为参事室参事。“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病逝，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骨灰安葬于龙华烈士公墓。
(3) 王明在苏联发表此文时，红军已经开始长征。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局势不利的情况下，执掌中央权力的“三人团”便准备进行战略转移。6月25日，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当时大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事先都不知道此事。
(4) 西延镇，今广西资源县治。
(5) 永从县，今贵州黎平永从镇。
(6) 今贵州台江县施洞镇。
(7) 今贵州黄平县旧州镇。
(8) 在今贵州瓮安县境内。
(9) 今瓮安县珠藏镇。
(10) 今贵州习水县。
(11) 应为刘元瑭。
(12) 封建社会与国民党政权对凉山彝族的蔑称。红军因对彝族状况不了解，沿用了当时的称呼。
(13) 今四川泸定县磨西古镇。
(14) 今泸定县杵坭、田坝乡。
(15) 今小金县。
(16) 在今马尔康县境内。
(17) 今红原县刷经寺镇。
雪山草地行军记 (1)
杨定华 (2)
前言
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不用说都是共产党员，甚至在红军中下级干部中，在一般战士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亦占着很大数量。当然，红军中的兵士和中下级官佐、职员等，亦有不是共产党员者；有许多是贫苦的工人、农民、学生等自动的投入红军者，甚至有许多是原在南京军中当兵任职而被俘虏者。这些被俘虏的人，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因红军中的待遇很公平，既使人觉到精神上的愉快，又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正确，复使人感到政治上的兴奋，所以很愿留在红军中安心任职。
我就是被红军俘虏去的一人。我原在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下任无线电台机务员，一九三〇年龙冈战役中被俘。因当时红军中缺少无线电专门人材，对于具有专门技术人员极为优待，开始留我在红军第三军军部任机务员，当时军长为黄公略。一九三二年调瑞金无线电学校任教员。到一九三五年红军西征时又调至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第六分队任机务主任。
当红军出发长征前一天晚上，我就被召至总司令部，周副主席（恩来）同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随红军工作，并谈到红军准备不久的将来要同日本直接作战，大概因为军事的秘密吧，他的话虽未谈下去，但我当时想：既然准备不久将来就同日本直接作战，我便一口答应愿意到队伍上任职随军行动。周副主席即令管理科发了我两套新军衣，并要我立即从无线电学校搬到总司令部来住，次日晚上就随总司令部出发。我随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生活从此开端。
从江西出发时起，我一直跟到了远征告一段落的陕西。休息数月，再从红军东征抗日，而至山西。红军中的长官和同事因为我很坦白诚恳，对我都很好，而我对于红军的一切，尤其是对于这一次二万五千里北上抗日的远征的精神和魄力，也非常感觉悦服。可不幸到一九三六年春天，红军出师抗日到达山西以后，因为沿途辛苦和南北水土不服，我的胃病大发特发起来，卫生处同事束手无法。感谢红军当局的好意，特别许我请假回上海来养病。现在我身体业已平复，回想在苏区经过的一切，尤其在远征中经过的一切，这一个偶然得到的稀罕的经验，备觉难忘。因此好久就想写一点笔记之类，不过恐怕没有发表的可能，所以还未着笔。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忽然想起海外言禁或不如国内之严，因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
作者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写
雪山行军
本文所讲的雪山草地是指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带地方是红军在远征途中所经过的特殊地方。据说红军自诞生以来，从未遭遇到在经过雪山草地时所遭遇的那样的困难。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恐怕没有这样“怪”的地方吧！
整个雪山草地的区域广大非常。雪山地区的行程约三十一天，以里程计算有二千七百里左右，草地行程七天，约六百里。有许多雪山草地，不仅是人迹罕至，而且有时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且在下面来详细说明这些雪山草地的情形吧。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初由四川宝兴县之大硗碛起即过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懋功之南，茂州、理县之西南，高耸入云，经常不见山峰。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区域，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红军当局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载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人民总数不到百家，那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不能达到，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夹金山确是怪得很，与峨眉山的雪山比拟，有天壤之别。峨眉山的雪，是可以供有钱的绅士阶级，不远千里而来“赏”的，然而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冷死人的。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常的形容词。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拍拍地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黝的颜色。然而他们的革命热情的火焰，烧毁夹金山的奇冷；并且红军间的革命友爱，经百战锻炼而来，在过山时，大家互相照料帮助，更是不遗余力，所以情形虽然这样困难，然而除个别同志牺牲之外，竟都平安地渡过了夹金山。有青年将军之名的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 (3) 因身体衰弱，山上气压太低，几次晕倒，以后是在同志们的极力协助之下，才渡过了夹金山的难关。
如果以平常人的想法推测，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中一定会有满脸不堪设想的成尤虑，然而他们却不怕上山的疲备和严寒的胁迫，一到下山的时候，“看啊！同志们！战争开始了，上起我们的刺刀，勇敢杀上前”的歌声，又震撼了山岳。每个人都热烈地表现出克服了雪山困难的胜利，喜悦的颜容毕露于每个战士的脸上。在下山的途中，闻得先遣部队的第二师已经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了，大家更勇气百倍，跑步下山。当部队快进入大（达）维时，看见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的音乐队及战斗部队时，大家皆高举着红旗，大有旌旗蔽空之势，爆竹之声放个不绝，更使整个队伍欢欣鼓舞起来！
当天晚上就召集了驻大维的所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部队，开联欢会。红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均出席讲话。当毛泽东、朱德到会场时，“毛主席万岁！”“朱德司令万岁！”之欢呼声和鼓掌声，震动了整个会场。毛泽东、朱德讲话后，即进行各种游艺，一时南腔北调，一齐欢唱，中西音乐，同时合奏。红军中的李伯钊在台上且歌且舞，跳个不休，台下的人不断地叫“再来一个苏联海军舞”，“再来一个”，弄得她简直不能下台。
进入大维以后，真是另外一个世界，与中国内部完全不同。使人最容易感觉到的，是大维的建筑物，有高至十余层之喇嘛庙，一切民房，也都是东土耳其式的平顶的两层楼房。房之四壁均以石筑成，屋顶亦以石板盖之。每所房都有一间经堂，经堂画满了五颜六色的佛像。此地藏民都信佛教。生活方面与中国内地人民又不一样，他们每天只吃青稞面和玉蜀黍（包谷），有时亦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等。声音语言亦不相同，他们讲话我们简直一句不懂。穿的是喇嘛袍子，与中国内地之和尚袍相仿佛。鞋子则有点像京戏中武生登台穿的靴。男人身上都佩上一把长剑或小刀，装束好像中国古代“侠士”的神气。一切一切，都是另一种风味。
距大维四十里有一市镇，店铺与大维差不多，约三、四十家。该市镇距懋功亦四十里。懋功则有三、四百家居民，有店铺五、六十家，有一所大天主堂。以上三个地方都有个别作买卖之汉人，因此藏民中亦有懂得三两句汉语的。
红军在大维休息了一天，即开到懋功。此时在懋功之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一方面军部队全部集中于懋功附近地域。当晚就借那庄皇伟大的天主堂作会场，开一、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之干部联欢会。总政治部大设筵席，请在懋功的四方面军干部会餐，我也随着大嚼一顿。餐后，就开始了游艺节目，红五军团的戏团表演“烂草鞋”一剧：该剧主要是挖苦追“剿”军之无能和表彰红军之英勇，滑稽诙谐，惟妙惟肖，把全场同志肚子笑痛。三军团剧团则跳各种舞蹈，热闹了半个晚上才散会。
此时红军在东方利用了巴郎关（灌县进懋功的要道），在南方利用了夹金山（天全、宝兴至懋功要道）的优越地形，抗击两方面追击之川军。因此红军得在懋功地区集中整顿，进行军事和政治教育，并休息了四天，使部队恢复疲劳。部队的政治情绪和作战精神非常高涨。
但是红军在这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问题，就是因为喝了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和吃了玉蜀黍的结果，许多人都患了泻肚子的病，使卫生部的人员忙个不休。幸而经过短短的几天过程，泻肚子风潮也就平息了，休息了四天之后，即向抚边、两河口移动了。
离开懋功以后，困难更与日俱增了。沿途既无生意买卖，又无一汉人居住其间。藏民因误信当时国民党南京官方的宣传恐吓和受川军及当地反动分子的威胁，大多藏匿或逃走。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稞、玉黍、荞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中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只能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藏民因川军之事先逼迫都逃之夭夭，使红军有钱买不着东西，真苦煞了数万英雄！
从两河口至卓克基一百二十里，居中有一个与夹金山一样高大的雪山 (4) 。这次上雪山自然有经验了。每人除照旧吃辣椒水外，且用盖的毯子将身体包裹起来。就这样越过了雪山。但由两河口更向前进则发生新的困难，沿途处处遇到反动分子胁迫一部藏民出面抗阻红军前进，不断向行进中之红军放冷枪射击。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随后反动分子又胁迫一部分藏民退入一幢七层高大之土司房子，准备负隅抵抗。该房之大能容纳五、六千人。红军施放照明枪数响，才把他们吓退了。在这一次，个别的掉队落伍的红军战士，有被藏民杀害者，因为这里的藏民与汉人本来恶感很深，红军初到，解释无从，故有此等情形。藏民仇视汉人并非无因，因为四川军阀常常抢夺其财富，如：金矿、药山（该地区出麝香、虫草、大黄等名药），藏民稍有反抗，即遭当地驻军武装挞伐，以至大批屠杀，因此造成藏民对汉人的极端仇视心理。
红军在这里虽然遇到困难，但红军是自有其民族政策的。红军认为藏民仇汉，是由汉人军阀激之使然。红军虽然与其他军队截然不同，但对于藏民一下子是不容易讲通的，必须经过相当时候才能使他们了解，才能消灭他们对汉人的仇视。在到达卓克基一星期以后，红军经过通司（即翻译）向藏民说明红军与过去压迫他们之地方军队不同，红军此来只是由此假道经过，绝不需要任何“进贡”，并且说明红军愿意帮助他们反对汉官压迫剥削。藏民看见红军的态度与过去驻军完全不同，红军纪律亦甚严明，所以卓克基之一部分藏民陆续回家，并愿意卖给我们粮食，并且开始组织革命委员会进行工作。
整个藏民区域地形的险恶，是谁也料想不到的。这里的山林，这里的河流，这里的道路，真是千奇百怪。许多山上一年到头都有积雪，厚的盈丈，薄的地方也数尺。古柏苍松，高入云际，森林之密，遮蔽了整个天空；再加上经常不散的云雾，进入山里，简直不能仰见青天。因为终年积雪和雨量很多，所以河流错综复杂。任何人如不由清晨出发，即难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即是清晨出发，先头部队到达宿营地时，亦已下午二时，最后的梯队则到当天夜里十二时尚未到齐。骡马在中途遭遇障碍，大都未能按时通过，以至延误队伍行进。所以从卓克基出发后，红军被迫得在梭磨休息了两天，等待后续队伍的到来，马匹则等到第三天下午河水退了之后才赶来梭磨集中。
梭磨周围村庄虽然不多，但有一座能容数千人之喇嘛庙，比卓克基七层高大之土司房子还要庄皇华丽。总司令部之直属部均驻于此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亦在此庙办公。在梭磨两天之后，再向马塘移动，行程七十里。是日天未下雨，路较易走，所以当天下午即全部抵达马塘。该地是懋功通理县、汶川、茂州之大道，北走可达松潘，地势极为险要。但马塘房屋无多，总共只有几家小商店，平素在此收买藏人药材、羊毛者，其余一所是过去驻军在此设卡抽税的房子。所以红军部队极大部分皆在效外露营，到了晚上天又作怪，雨雪纷飞，弄得大家衣服、被毯全部沾湿，不能睡觉。
红军在马塘休息一天，各人将衣服烤干，次日又上马塘梁子之大山。由山下至山上之行程约五十里，山之顶点每天下午刮大风，风后就是雨雪，甚至下冰雹，地上异常潮湿。空气与夹金山一样稀薄，你想快走，则不能呼吸。慢走吗？又要受风、雨、雪、冰的袭击，真是矛盾之至！虽然我们极力解决这一矛盾，早些出发，各部队拂晓前即起床，拂晓出发，但因部队过大，后梯队仍免不了享受一点风、雨、雪、冰的味儿。有些体弱力少的人直至次日才抵达宿营地。因为不到马河坝是没有房子的，他们又只好露宿，其余部队则抵达了马河坝，在马河坝又休息了两天。沿途未见一藏民，房子也空空如也。幸好这几天还可以吃到一点藏民土司所遗留下来的残余青稞和玉蜀黍。
以后，我们由马河坝移至则格、黑水、芦花等地，那就要沿着河流左右行走。水流之急，有如瀑布，冲击波涛之声，仿佛万马奔腾，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与海洋之波澜相似。因此任何地方之河流均不能徒涉。道路方面，则曲折如羊肠，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路之左右大都是危崖绝壁。人有两手尚可攀登越过，而骡马则跌死甚多，结果只剩下几个老资格的骡子，是从江西出发路上未死之余生者。
先头部队进至距马河坝前四十里之则格，一切后续部队仍集中卓克基，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四天。四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驻卓克基，向藏民宣传解释，作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则格集中。由梭磨前进经过各地，沿途藏民不管当地的反动分子之如何胁迫，已不如前此之积极阻挠红军了。但终因白军方面曾对他们进行了不少恐吓和欺骗，当地的反动分子曾订有一个严惩藏民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藏民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不得不逃避一空。在这四十里行程中，雨雪泥泞，隘路难行，而且又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米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以便给予一定代价。
于是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动员割麦。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一部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之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歌，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歌，有的唱着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叫做痛苦，只有热情的快活。
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除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要指挥部队，没有工夫参与此种劳动之外，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红军中这种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真是值得人们佩服的。这也就难怪大家在饥寒交迫和极困难当中，还能团结一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坚定和战斗情绪。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随军工作的妇女们，如朱德夫人康克清等，不仅随着军队背着枪和行李包袱走路，同时也参加这种割麦劳动。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留学生、大学生、青年男女，到麦地去因无鞋子穿，把脚也刺破了；持棒打麦子，手掌也起了泡。这样的生活，据我看，似乎是他们中间若干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尝试，但从没有人表示过丝毫怨艾。
每晚停止了劳作以后，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开各种会议，如党的支部会、小组会等。红军在则格、黑水、芦花进行十天割麦工作，每人筹储了十天粮食，给了藏民以相当代价，又继续向仓德、打鼓移动。由则格至打鼓行程一百三十里，其中有一大雪山，叫做仓德梁子。该山之大，实难比拟，由山下行至山巅，约六十余里。红军（这连我也在内），虽然都是跑山的“老资格”，但也不得不伸伸舌头！当天只能在上山十五里之仓德宿营，总共走了不到四十里。因为路滑泥泞，许多人都东倒西倒，跌得不亦乐乎，滚得一身泥浆。
次日拂晓即开始上山，下午三时大部都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这一天都侥幸得很，既没有巨风，又未降雨雪，虽然气候还是与夹金山、马塘梁子一样。自然各人都得意扬扬，喜形于色。只是沿途有个别牺牲了的或被野兽噬死了的人，令人非常悼念。下山时路上泥泞而滑，而且峭如倒壁，所以连走带滚的活剧，演个不绝，然而这些战士们仍然快活地哈哈大笑。
下午五时即到达上打鼓，我们就在上、中、下打鼓布置宿营。上、中、下打鼓三个村庄，房子约有百数十家，在藏民地域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村庄了。但藏民仍然由于反动分子的胁迫逃避一空。因情况和道路的障碍，红军在这里又驻了几天。因地势较高，麦子尚未成熟，才开始含蕾，田野间还是一片青绿色。吃野芹菜、野苦麦菜、豌豆叶子，就从此开始了。每人每天只能吃三两整粒的青稞麦子，肚子里饿得确有点难受。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野苗子，以作充饥之资料。生活虽如此艰苦，但战士们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一丝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这个时候的食料，只是无盐无油的野菜，混合一点整个的青稞麦子。虽然如此忍饥受寒，却并不见可以消减红军北上抗日斗争的意志，相反的，据我亲眼所见，只有增加他们速往前线抗日救国的义愤。
大队在打鼓驻了五六天，先头部队早已到达了毛儿盖。原驻该地之胡宗南部一营，因为不肯接纳红军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向红军进攻，以致全部被缴械。大队又继续向沙窝进发，行程一百里，中间又是一个五十里高的雪山，好似雪山同我们结了不解之缘。这个山却别有风味，道路很宽，可成八行纵队行进，空气亦较前此各山好些。于是大家时而唱歌，时而讲故事，时而说笑话，这种热闹空气，克服了一切天然的障碍。但因路程太长，结果当天没有能够全部达到宿营地，尚有数千人在中途露营。
因为没有粮秣，次日仍向毛儿盖移动。毛儿盖是松潘县属地，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三年给养。麦已告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但此地也和黑水、芦花等处一样，居民早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当地反动分子的威吓赶跑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十里之卡英回来了十几个藏民，并有一通司（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他们。在此次割麦后，红军除日给以外，每人补充了十天储粮，以便继续北上。因筹备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驻了二十余天。红军从江西出发休息到这许多时间的，算只有这一回。共产党的中央利用这个时间开了政治局的全体会议，并召集一、四方面军之最高首长参加。会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意义，讨论了整个政治形势，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因此决定一、四两方面军必须迅速全部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以武力保卫中国北方领土之完整。军队则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针，进行政治、军事的动员等等。
这个时候，雪山的行军已告一段落，同时就炒麦子作干粮，收集羊毛及各种兽皮制衣服，准备北上的草地行军。
当时追“剿”红军的各军队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的：胡宗南集结了四师之众，位置于松潘地区之漳腊、龙虎关、包座等地。东面之川军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岷江西岸之则（杂）古脑。追击之敌军刘文辉部已占领懋功，并向抚边前进。白军之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则集结于雅州。胡宗南、刘湘等判断红军不东出四川，即北出甘、陕。但胡宗南、刘湘等没有料到红军走草地北出一着。当时情况也只允许红军冒险过草地才能达到北上目的。
红军怎样呢？整个一、四方面军，仍散驻于各地：从西康之绥靖 (5) 、丹巴直到松潘，纵横约一千五百里。从八月初以后，则指定两个中心区集中：右路军之一军团、三军团、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之一部、红军大学全部，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左路军之五军团、九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卓克基为中心集中。
草地行军
八月，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预定计划：左路军从卓克基经上、下阿坝出草地，再向东到班佑；右路军绕过松潘从草地到班佑会合，突出甘、陕，以便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草地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简单的比拟，同戈壁地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东西。戈壁是没有寸草滴水，渺无边际都是沙石，干涸异常。而草地则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水流则不仅满坑满谷，而且满山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多数地方的水，绝不能作饮料之用，有时口干得要命，但见水不能喝。有些人不能忍耐喉里干涸之苦，不慎喝了含有毒质的水，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至死。
大部分地区之水，内含毒素极多，不仅吃之可以致命，有时脚上被草根刺破了，被毒水一泡，就要红肿起来，被刺之伤口即溃烂。卫生部的人虽尽力设法医治，但医愈者很少，结果有些竟成残废。
地质亦殊异，面硬而下软。因为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络，步行其上，仿佛踏上“浪桥”一般，如果形容起来，则与布包水豆腐相似。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注视着有茸密青草的地方，才敢轻轻地踏步前进。万一不留神，踏破了有草根之地皮，则陷入泥中。地面下之泥浆，其深度很难探得到底，且质甚黏，如胶如漆。骡马陷入其中，若任其自然，则绝对爬不起来；人亦如此，一堕其中，个人亦不易挣扎起来，使你两条大腿此起彼落，结果只好求救于旁的人。我想，所谓“蜀道之难”，恐难比拟其万一。
草地里水份如此充足，实由气候所造成，因为每天一定下雨，一年三百六十日，不管春夏秋冬，都不能变更其成规，雾气笼罩着天空，阴风惨惨，霜雪纷飞，乌烟瘴气，凄凉满目。在草地里见天固不容易，见太阳更难。
我们从毛儿盖出发，就开始下雨。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即草地。是日先头梯队大约走了六十里，后续梯队只走了四十里，就在草地边上停止行进。这天还好，宿营地附近尚有点树木，湿透了的衣服，仍可找着一点木材烤干。从此之后，则极少看见树木。至于房屋人烟，自然更是没有。据我们的“通司”（翻译）谈，此途是简直没有人走的。尚在游牧时代的部落藏民，每年也只能走一次，并骑着特种的马才能走的。所谓特种的马。是草地的特产，蹄子特别大，与平常之马截然不同。
离开毛儿盖的第二天，红军完全深入了草地的领域，一望无际都是草原，战士们全靠仰望着从黑云里露出微弱的阳光，才能辨别东南西北的方向。红军虽然带着几个藏民作向导，但藏民向导仍靠以往藏民走过的马脚痕迹才能走，所以深入草地内部之后，一遇到水多的地方，过去马走过的足迹淹没无踪，或者青草长得叶密的地方轻易找不出来，曾经几次找不出前进道路。往往有些地方可以越过一个小山坡取捷径前进的，但因寻不着路的痕迹，而沿着山坡绕圈子，有时可以不上山的而爬那不必要的山坡。红军在草地走路只是朝着北方走而已，没有什么固定道路，全靠自己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所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也就是草地的开路先锋。
因为迷失方向和道路的关系，这一天的行军，总共才走了七、八十里路，但到停止宿营时已经傍晚了。晩上下大雨，战士们全部未能睡觉，甚至连开水也不能烧来吃。红军遭遇的困难虽然如此之多，但战士们的战斗情绪和勇气仍然是异常高涨的，所以深夜红军修械工厂被当地反动分子率领骑兵来夜袭时，红军本队尚未动手，而修械厂的掩护队就把来袭之骑兵立即击退了。第三天仍继续从驻地向后河方面前进。
在草地里，不仅道路难走，而且衣食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衣服方面：我们由江西出发时发了两套衣服，到贵州遵义补发了一套，到此时已快到十个月了。所以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气候奇寒，有些人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还有些人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缕在身上；还有不少的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让风吹雨打太阳晒，完全成了“秃头军”。以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还要每天备受风雨雪的袭击。日里行军已经冷得口黑脸黑，走了七、八十里，到达宿营地时，各人只能找一点草叶子垫着屁股，坐在湿透了的草地上。因为白天行军的疲劳，自然而然地会打起瞌睡，那只好两人或三人背靠背地睡着，不管谁一动弹就一齐惊醒。有些人由于肉体的疲劳，倒在地上睡着了，衣服全部湿透了，半夜狂风挟着雪花吹来，冷到寒风刺骨惊醒来时，找柴不到，青草亦没有，就算有点柴草也燃烧不着，有什么方法不战栗发抖呢？血脉一停那就一命呜呼！同队的人看见了，虽然非常痛悼，但并不表示悲观失望，反异口同声地说：“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尽了最后一口气。”旁边的人插上一句：“不要紧，你的任务我们来完成！”“我们为中国的独立、解放流最后一滴血！”在这种困难万状的情况下，红色的战士们还依旧有这种不顾死活的斗争气概，确实难能可贵！
威胁着我们的，尚有饥饿的煎迫。每天下午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和干草根，但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那怕你有米，也没有法煮饭。各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青稞粉成了粢团，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被水洇了软纽纽好像橡皮胶一样。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得之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有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夜里又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走七、八十里路。每天拂晓出发前，连开水也喝不成，主要是无柴之故。每人喝一点能喝而不致送命的冰水和随便吃一点青稞麦或青稞粉，还是咬紧牙关，伸开两腿，大踏步地向前走。
有时倒起霉来，路上跌你一交，把背着的青稞粉或青稞麦子掉到有颜色的毒水里，不吃它吗？肚子里又要造反。吃它吗？就不送你的命，肚子里也要发胀发痛，痛得你叫娘叫爹。还有更倒霉的，跌交时被草根将背粮袋子刺破，全部食粮，倒泻于污水或污泥之中，那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如果发生这种“惨剧”，以后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伸出两手，向着旁人叫出：“同志，阶级友爱唷！”因为战士都懂得有苦共吃，有难同当，阶级同情互相友爱的教育，早就深入了他们的脑中。于是大家一齐答应：“好啊！”每人自动地分给他一点，问题又不难解决了。
物质条件虽然是这样困难，但长征的英雄们，包括妇女、老头和文学家在内，精神上都非常愉快。
红军中之妇女确有“巾帼英雄”之气概。我想人们一定会这样想：“当然咧，她们是劳苦惯了的。”但其实不然，虽然她们当中多数是劳作惯了的劳动妇女，可是她们当中，亦有比较富裕家庭出身的享受过小姐姑娘生活的人，亦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到过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并且在十年前就是社会上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家，例如邓颖超就是。在进入草地的第三天过后河的时节，邓颖超正在患病。因河阔约十丈，深达三尺，所以部队都停滞于河边，邓坐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她。她便喘息地向围着她的军官们问：“河水深到什么程度？”于是中下级军官都异口同声地答她：“不要紧，没有关系。”她仍很关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不要沾湿了衣服呀，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她的话莫不动容，而提高渡河的勇气。
其次说到蔡畅，红军中都呼她“大姊”。她曾在广东、两湖等地致力过妇女解放运动，曾留学法国多年。她穿着戎装麻鞋，腰佩着手枪，站立于队伍之中，若不熟悉她的容貌者，当不知其为一女子也。因为她法文很好，又善于歌唱，因此所有队伍都在河岸集结等候着过河之际，战士都一齐叫起来：“欢迎大姊唱法国《马赛曲》！”于是她就笑嘻嘻地站起来对战士们说：“好，不要闹，我唱罢。”此时嘈杂的呼声严静了，她即用法语唱《马赛曲》。虽然我不懂法文，但听她音韵的抑扬，歌声的慷慨，确足以鼓励士气。战士们虽然饥寒交迫和跋涉困难，在寂静中闻歌起舞，不但减少了疲劳和寂寞，而且越发精神抖擞，振作起为国为民的勇气来。
再次说到劳动界出身的妇女，给我以最深刻印象的莫如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据说她是江西泰和的一个农家女子。她与朱德将军结婚已七年了，结婚时她是一字也不认得的。但后来在一九三三年曾毕业于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在江西反对白军一、二、三、四次“围剿”红军时，她差不多无役不与。她现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的政治委员，在各个战线上都出入枪林弹雨之中。长征中她不仅背着手枪、皮包、军用地图、粮食等物，并且还背着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体的雄健，吃苦的精神，堪称军中女杰。在后河岸边我曾亲见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程序的命令。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在几年时间，军事上文化上达到这样的程度，不得不使人们感觉到共产党教育方法的惊人。假如拿一般过奢侈生活的太太们和搽脂涂粉的小姐们，与红军中的女英雄比较起来，那不知相差若干里数！若果中国的女同胞们，都能效法红军中的女英雄，那末在救国战线上，一定会成为不可轻侮的力量。
还有曾任福建长汀县委书记领导一县党、政、群众工作之李坚贞。她是广东东江的一个农妇，参与共产党的工作约有十年之久，在江西扩大红军运动中，曾获得荣誉奖励。她在长征中任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此外尚有许多女医生及无线电的女报务员，都与一般战士共同甘苦，行起军来疾走如飞。他们从来不甘落人后，都随着队伍渡过后河。“巾帼英雄”的气概，真令人钦佩不已。
其次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红军中的几位老人，他们老当益壮的精神真使人感动而起敬。比如像徐特立年近六十，头发斑白，牙齿也脱落了。他是中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他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之下，尚继续讲课。他的生活一如士兵，在长征中很少骑马。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驴子，驴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在后河边上，毛泽东问他：“老同志为什么不骑驴呢？”“我的驴背了三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特立这样答覆毛泽东。因为物质条件的困难，徐特立自己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成裤子穿着，身穿一烂破皮袍，手持一根木杖，肩膀上还有八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没有封锁线吗？”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他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闻得老人家的慈爱声音，都莫不兴奋起来。
又如常常同我一块走路、不断讲故事给我听的林祖涵。他也是须发斑白的年近五十的老人家。他与孙中山先生过从多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即加入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他到苏联留学，一九三二年回国到中国红军中服务。红军在江西时，他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长。长征中他任远征军的供给责任；一切给养、服装均由他策划。在行军途中，他带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在后河岸边，他与我们讲辛亥革命的故事，数千饥寒交迫等待渡河的战士围着这位老人凝神地倾听着，直到渡河为止。
尚有董必武及谢觉哉两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董必武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谢觉哉是湖南教育界的名人。长征中，这两个老人都担任红军政治工作，长途登山越岭，渡涉河流，始终保持他们老当益壮的风度。共产党中男女老幼都有始有终、艰苦彻底来为他们的主义和人民事业而上下一致的奋斗精神，确实是值得人们仿效和钦敬的。这也难怪国内外许多报章杂志等对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表示敬佩。我在陕西北部时曾亲自听过东北军之被俘军官对红军中之妇女、儿童及老人表示惊叹和佩服，并说出如下的话：“你们真是有主义的呀！假如你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儿、小孩子、妇女们跟你们跑两万多里？难道徐特立、林祖涵先生、邓颖超、蔡畅等女士都是为了没有饭吃才来的吗？”这证明共产党倡言的抗日救国主张及艰苦奋斗精神，的确吸引和影响了不少有为青年对它的同情，以至自觉地投入共产党营垒。
再来说一说在草地行军中的文学家。
我们在草地渡了后河之后，走约十里，当天晚上在潮湿的草地上露营。所有队伍都集中在一块儿，怪热闹的。一二十人为一集团，围着一堆半死不活的火。因为烧的都是一些湿草根，实在无法燃烧起来，一时在草野的人丛中冒起了浓浓的黑烟。围着火堆的战士们，都被烟薫得两泪交流，但受寒冷的逼迫，又不得不忍耐着。等待湿草根燃烧完了之后，战士们仍然围着燃烧过了的灰烬，表示依依不舍，此时浓烟自然也消散了。于是各人就取出自己背着的炒麦子，大嚼而特嚼起来，有些不吃麦子的，或者因为嚼到牙齿疲倦而停止了的，就开始娱乐活动。娱乐的方法是：讲笑话、谈故事、唱歌。草原遍野都是人，你来我往，一时提琴、口琴，抑扬的音乐声、歌唱声，哈哈的笑声，的确使战士们一切的疲劳饥饿的感觉都消失了。这一晩上我个人亦是感觉最快乐的一夜了。因为我的同伴拾得了一大捆湿草根，一直烧到天亮，并且用茶盅放在火堆中烧了一盅开水，喝得满舒服。时将夜半，别人的火都熄灭了，战士们为了取暖，都纷纷向我这里集中。于是越聚越众，甚至红军中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彭德怀都来了。他们两人都穿着士兵一样的衣服，将手提着的包袱垫于地上便坐下了。彭德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同志！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大家便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一响，就招致了一位国内闻名的文学家来了。这位文学家是创造社称为三杰之一的成仿吾。这位文学家的著作和翻译的文章，过去虽然看过，但从未会晤过他本人。当我看见他时与我平时所想像的，完全是两样。平常我想这些文学家，定是文质彬彬，潇洒自若的。然而他却穿着一套兵士一样的军衣，束着皮带，背着干粮袋，还持着一只手杖，仿佛一个普通兵士。他在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如没有人说出他的名字，谁也不知道他是个文学家。在火堆周围文武双全，人材济济，大家嘈杂了一回，这位文学家也将他手上带来的一幅油布，垫于地上坐下了。毛泽东即开始讲他几年来红军作战的经验。在他的谈吐之间，没有一点骄傲之气，言语是很通俗的，与普通士兵一样，态度却异常沉毅，完全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毛泽东讲完之后，他继续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罢！”成仿吾也毫不推辞，就讲他留学日本以后又留学德国的经过，怎样学习创作文学、小说、诗歌等。据说他原本是学机械工程的，后以学无所用，而转入文艺，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于是我们都不觉什么疲倦寒冷，很快就渡过了静寂的深宵。我想假若一个人在这渺无旁际、荒郊的草原上，过那静寂的深宵，寒风飒飒，真会使我不寒而栗。虽然物质气候使红军受到肉体上的痛苦，但他们的精神却是愉快的。
在这里使我发生对于红军的人材无限的羡慕和敬仰，同时我感到过去在报上看到的，说：“共产党欺骗无知之众”、“排挤和杀戮知识分子”，与事实显然完全是两样。在红军队伍中不仅有文学家、军事专门家、政治家，同时还有许多留学德、法各国的工程师、化学师。共产党不但没有排挤这些人材，相反的，特别优待他们。试问：若果共产党是靠欺骗的话，怎样能使这些有才有智四海闻名的文学家，随着红军过这样奔波劳碌、艰苦困难的生活？难道成仿吾他们都是盲从的吗？我想绝对不是的。他们的确自动自觉地舍弃了他们富裕的潇洒的生活。他们的革命人生观是确定了的，他们是看清楚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前途的。总之，他们这些人对于人类解放的革命事业，是抱定了宗旨的，有一定主义的。不然他们为什么受尽了这许多风波，仍是百折不回？我想红军在异常困难条件之下，仍然团结一致，并且继续存在和滋长，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草地生活已经三天了，战士们大家想到七天草地生活的征途，已快度过一半了。过了后河之后，战士们知道又是在草原的山坡上露营，他们感觉到在草地行军白天走路都没有什么，最辛苦的却是晚上，既不能安然睡觉，又连寒风冷雨都无处隐避，战士们就不约而同地发明了如何抵御风雨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就是以班为单位，每班挖掘一个土洞，像散兵壕沟一样，把包毯子的油布垫在土洞里地下，用另一油布或被单盖于洞之上面，战士们坐于壕沟里。因壕沟掘了数尺深，地已不如草地面上那样湿，油布或毯子在上面一盖，既可御风又能御雨，人坐其中虽然没有睡到房子那样舒服，但比较坐在草地上让风雨吹洒，真有说不尽的好处。而且发现敌人骑兵来袭击时，避风雪的壕沟就是已成的临时防御工事，可说一举两得。俗话说：“事在人为”，我想一点也不差，红军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战士们却自行解决了。战士们发明了避风御雨方法之后，大概各人都坐着睡了一觉，第二天行军特别有劲。
从毛儿盖出动时，右路军曾派了一个部队作为左侧翼的掩护。该部直接从松潘附近出草地，第四天在色箕坝又与我们会合了。色箕坝是松潘通班佑的大道。大道两旁都有一望数十里平坦的草地。此处有一河流，据说是松潘河的上游，河水不深，可以徒涉。我们侥幸得很，河之两岸还有不少矮短的树木，红军晩上宿营于河滩上，烧茶煮饭的柴火完全解决了，晚上就利用小树枝作帐篷以避风雨。
草地行军，虽然只有七天的时间，但是饥寒交迫，困难万状，饿、冻、病死之人，日有所见。然而战士们精神上仍然是很快活的。由于草地行军队形比较集结，在行军途中一闻得休息号音，各人就地坐下，歌声四起，先头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而闻得先头之连队唱，他们也一二三，唱起来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最使人莫明其妙的，是在路上走着，大家都有气无力了，但还是你唱我和地唱革命歌曲。休息如不唱歌的话，连长就下口令“刷枪”，如果没有布的话，各人用自己的衣服来刷；或者连长下一个口令要战士们学习“瞄准”。他们简直没有烦恼和忧愁。
道上肚子饥饿了大家都用手去抓炒麦子吃，或抓粉吃。有些人吃炒麦子弄得一嘴乌黑，变成黑胡子；吃粉的呢，那就是白胡子，有的用手去弄火烤火，特别是炊事员，涂得一脸黑痕，仿佛像京戏中黑头的面谱。再加上七天七晚没有洗脸，有时遇到有水的地方，但大家都没有洗脸的面巾，那有什么法子不弄成这个样子呢？
足足走了七天才到达班佑。最后这一天天气倒不坏，不但不下雨，反露出一点阳光。倘若以平常人来论，经过整整七天草地行军，六个晚上未曾睡过好觉，受过这番饥寒交迫的磨折，其精神身体都疲意到不能支持了。然而红色的战士们，还是英气勃勃，天真烂漫地、且唱且笑地大踏步前进。他们闻得先遣部队传来了捷报说：在班佑胡宗南派来迎击和堵截之部队已被解决，并通知巴西和阿西有充分的房子给整个部队宿营，同时麦子亦已成熟，可以补充粮食。你想经过七天饥饿和在水草地上露营的战士们，闻得上述的捷报，有什么方法使他们不狂跳起来？胜利捷报轮流向后传递，一时传遍了整个部队，于是由头至尾整个阵容，都起了一种耸动，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的战士们更抖擞起精神来了。行进的速度无疑义的增加，恨不得一刻跑到班佑。结果三十里行程只花了两点半钟就跑到了。快接近班佑的时候，一时部队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同志，快到了，住洋房子啊。”别的人像生气似的说：“他妈的，有麦子吃就好了，什么洋房子？”旁的人又插上一句：“这次未拖死，到北方打败了日本，不怕没有洋房子住。”时而你催我叫，“前面快走呀”“快走”之声叫个不绝。还有些连队唱着：“同志们快快起来拿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挣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要创造民主的共和邦！”战士们看见先头部队在班佑造好的防御骑兵的工事，于是又高声如雷地唱起打骑兵的歌来：“敌人骑兵不要怕，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瞄准他……”到了班佑休息了五分钟，再向右走十里是巴西，向北走是亚巴郎寺，仍是草地。班佑总共有十几个蒙古包式的牛屎房子，藏民均被当地的反动分子胁迫逃跑一空了。房内既无家具，又无床铺，除几堆牛屎之外，一无所有。红军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左侧山上尚看见数百当地反动分子指挥之骑兵运动，但因我方队伍过大，他们既不敢下来扰乱，又不敢开枪射击。巴西进口处，胡宗南部在两旁高山均筑有强固碉堡，但这些碉堡的敌军已被击溃，因此碉堡上的旗帜显然改变了颜色。至傍晚前红军全部安全地进了巴西。
巴西向南走到漳腊、松潘一百二十里，向东走到包座一百二十里。该地房屋全以木料造成，屋顶亦盖以木板，民房约有一百余栋。有一庄皇伟大之喇嘛寺，仿佛像上海跑马厅附近之卡尔登电影院，军委纵队之干部团全部宿营其中而有余。内部粉饰红色漆，雕刻则贴上金箔，中央坐着一个数丈高大之佛像。最引人们注意的，算是大佛像左右两旁，有两个男女裸体站着拥抱性交的佛像，据通司说这是“欢喜佛”。许多人为好奇心的驱使，都去参观过。
该地藏民虽然因为受了欺骗宣传而进行了坚壁清野，逃跑一空，但田野间尚有萝卜、胡豆，麦子亦已告成熟。因此，不管怎样苦，此地已算是我们进入川北、西康藏民地域后的“世外桃源”了。
虽然仍然没有盐和油，可是以萝卜、胡豆与野菜、青草比较起来，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何况还有炒麦子吃呢？
在中国史地学者尚未发现的地方，或者探险家也未到过的草地，严格说来，在中国地图上尚未注明的地方，原始人类部落居住的地方，数万北上抗日的红军，以冒险的决心，作出惊奇的行动，渡过了草地，打破了历史的纪录。这样惊天动地的创举，假如红军没有钢铁一般的政治坚定性，没有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怎样敢进行这种冒险的尝试！
不错，当时的情况也只有两条道路可走，或者被困于雪山草地之藏民部落地区而饿死，或者冒险而过草地力求达到北上目的。前者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后者虽然有死里求生的危险，但冒险过了草地，政治上军事上都可获得出路，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红军主张抗日救国的真诚：自己不顾一切牺牲和困难，历两万五千里之长征而北上抗日。“剿共”多年的胡宗南，待他发觉红军经过草地绕过松潘、漳腊、包座而突破班佑、巴西之碉堡时，也不得不表示束手无策；集中于松潘、漳腊、包座数师之众，以迎击红军之姿势，布置得水泄不通，可惜这些布置都为徒劳而无功，“迎头堵截”，变为“落伍收容”。红军从此获得北出甘肃先机之利，由被动转为主动了。关于今后行动准备放到第三段再来叙述，草地行军就在这里结束罢。
雪山栈道的行军
右路军到达了班佑、巴西、阿西以后，左路军亦到上、中、下阿坝。右路军停于阿西、巴西、潘州城一带补充粮秣，恢复体力，实行北上抗日的政治动员，并准备抵御从松潘、包座、漳腊出击之白军。果不出红军所料，到巴西五天之后，胡宗南即令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包座出来，实行突击。可是在包座河边，即被红军击溃，几至全部消灭，师长伍诚仁，也受重伤。这一捷报飞来，更加使红军战士们，坚持自己是无敌不破、无坚不摧、无所畏惧、神圣不可侵犯的军队。
右路军在巴西、阿西、潘州城一带休息的结果，每天有萝卜、胡豆、炒麦子吃饱，体力自然比吃野菜青草好得多。褴褛肮脏的衣服亦已洗涤干净了，头发也剃光了，像大花面黑头的脸也洗刷干净，而恢复了本来面目。并且每人都炒好了几斤麦子作干粮，用烂布羊毛造好一双草鞋，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只是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会合。
等了快到十天而左路军仍未赶上来，继续等待左路军，又恐失却了北出的时机，乃毅然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由红军最高首领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令左路军继续随先遣队北出甘肃。 (6)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着红军北上先遣司令部直接率领之北上先遣支队，于九月从巴西、阿西开始移动，溯包座河上游向东北方向行进。
现在说明当日行军情形。这日晩上十二时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该晚月既不朗，星亦无光，黑云密布了天空，同时当时情况又不允许我们点火把，在荆棘丛中，水泥潭里，由巴西到阿西二十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钟头，直到次日拂晓才到达阿西。在阿西集合之后，又立刻准备继续行进，目的是要迅速通过卡冈寺之敌军封锁线。当部队接近卡冈寺堡垒线时，白军的飞机又来轰炸，但部队仍不顾一切继续行进。这一天部队完全没有吃到饭，甚至连开水也未喝到一点，肚子里不消说饿得造反，但还要咬紧牙关，上了两个二、三十里高的大山。虽然第一个山上，尚有积雪，但与已往之夹金山和马塘梁子比较起来，则等于丘陵与泰山之别，无法比拟。
由于迅速坚决果敢的结果，红军竟在敌军堡垒火力之下、空军威胁当中通过了封锁线。这天走了大概有八十里，就遇到一个渺无人烟的小村庄，因为我们到来之前，当地的反动分子便胁迫藏民离开了村庄。红军在这个村庄里布置宿营，但进入房子未到十分钟敌人飞机又飞翔于天空作怪，弄得饿了一天、走了八十里路的红军坐卧不安。为避免飞机发现烟火目标，连开水也不敢烧来喝。各人都处在疲惫、饥饿、口渴三面夹攻之中，还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飞机炸弹的光顾。此情此境，确有点使人难堪！傍晚，烧点开水调一点青稞麦粉吃，或泡炒麦子吃了之后，大家都希望好好睡一觉，恢复日间行军的疲劳。然而天不从人愿，一到夜里大雨滂沱，大部分露营的人，不仅睡觉未成，连一套破衣，一床烂被还被雨淋洗，湿个彻底。假如上天是人的话，那末，红色战士们非与之拼命不可。
次晨六时又继续移动，当天宿营目的地是俄界。由驻地到俄界约八十里，离开驻地之小村庄到包座河边约十里，以后则沿着包座河而走。雨后路上异常难行，泥泞而滑。有半数行程是极狭隘的小道，左边是危崖绝壁，右边是湍流甚急之包座河，行进非常迟缓，犹如乌龟的速度。走到半途，包座河里的水，忽然澎涨起来，不仅将路面淹没，而且路面水深数尺，根本不能行走，但时间已经不早而快近傍晚了。不走吗？又不知明天水势如何；假如后有追敌赶上又怎样办？在这极错综的矛盾之下，只好想尽一切方法走！于是能游泳的人沿着河岸路面连走带泳浮过去，有些则在危崖上冒险攀登，在草丛中挣扎，披荆斩棘，除后卫部队之外，绝大部分都过了这一障碍。先头梯队到达俄界时，已经下午六时了，直到晚上十二时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地陆续向俄界集中。幸而俄界之藏民虽然受着反动宣传，坚持清野，消极逃跑，但并未作顽强反抗，否则落伍人员不知要牺牲多少。然而在水上游泳没有气力作最后挣扎而没顶湮毙者有之，在危崖上攀登因失手堕入河流，而随水漂流去见水神者，亦不乏人。侥幸未遭危险者，亦不得不伸长舌头而叹：“险哉斯地！”
倘若相信迷信的话，不是“皇天庇佑”，就是“上帝赐福”。次晨河水不但未高涨而竟降落下去了，让后卫部队安全到达了俄界集中。因为过分疲劳，部队需要休息，沾湿了的衣裳亦非烤干不行，所以决定在俄界休息两天，以便向干部解释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旨，另一方面则改编战斗部署。当时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集了紧急会议，并邀请各军团首长出席参加。该会主要议程是讨论：北上先遣队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在政治上进行百倍的动员，坚固的团结部队，爱惜干部；在战略战术上要加倍小心，行动要迅速敏捷，来迎接左路军继续北上。这一会议获得了绝对的一致。这一决定都向全军人员宣布和解释。 (7)
休息两天之后，沿白龙河向莫牙寺 (8) 前进。俄界到莫牙寺行程约一百二十五里，所谓栈道的庐山真面目，就开始行见面礼了。战士们闻得走栈道，有些莫明其妙，各人充满惊奇的心情。红军中固然有不少的人在书报里杂志上看过栈道的照片，不待说尝过栈道滋味的人尚没有。于是由惊奇变为喜悦，急于看栈道开开眼界为快。
怎知道我们所走的栈道是另有滋味的！原来栈道是在河流面上，危崖的山边，借用崖下之力，以木桩钉于人工打好了的石孔，面上铺以木板，仿佛桥一般，人们即由上面来往。这有什么出奇？所谓另有滋味者，栈道许多地方改变了原形。红军来到之先，反动分子早就欺骗和胁迫少数藏民在中途某些段落，把上面的木板扔下水里，或者把木桩拔掉。你想遭遇着这种情况，除孙悟空之外，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必须修理，但那里来的木材？队伍不得已就地停下，然后将栈道被破坏的情况一个一个向后传达，传到有木料的地方，又要将树木砍下，再一个一个向前将木料传递。但这样庞大的部队，队形行进成一路纵队，结果拖至几十里长，口头命令的传达，有时遇到一个打瞌睡的同志，他信口开河，传个牛头不对马嘴。想派人回转后面找木料吗？害死人的栈道只允许一个人通过。前后一传至少非经过数小时以上不可，何况有时还要传两三遍才有效力呢！不独此也，还有被当地反动分子胁迫之藏民在栈道对面山林里放冷枪，在栈道这边山上滚石头，在转瞬之间，有死神临头的危险。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所过的栈道，与书报上杂志里所看见的，截然是两个东西。
其次说到白龙河的情形：水流湍急有如西康之大小金川；波涛之声，响如雷电；两岸均是悬崖峭壁；河的面积，阔的地方，有数丈以至数十丈，狭的地方不及一丈，不管人马堕于其中均无挽救的可能。栈道往往离开水面一二十丈高，偶一俯视河面，使你毛骨悚然。患神经衰弱症的人，简直不敢左右盼望，就是体质坚强的人，行走其中，亦必提心吊胆，谁也不敢在这里称英雄好汉。至于个别胆小的妇女，一方面咬紧牙关，镇压自己两腿发抖，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求救于男子的扶助。虽然行程如此艰难险恶，但战士们并不忧愁，仍然精神抖擞，意气昂扬。
向莫牙寺进发这一天，大概总共走了不到五十里路。一天到晩不仅没有饭可吃，连茶水也喝不着，口渴时只好喝点冷水，肚饿则吃点炒麦子以充饥。至半途露营一个整夜，次晨再继续向莫牙寺前进。道路的崎岖，栈道的危险，一如上述。不过多了四座横过白龙河的大木桥，桥长约二三丈，假如这四座桥都被破坏，那就有翼也难飞了。
为什么当地的反动分子不将所有桥梁破坏呢？他不破坏桥梁亦有他自己的“战略”眼光。他的目的一方面让红军通过，以免红军长期停留在他的管辖地；另一方面则稍破坏一些栈道，增加红军进行时的困难：使队伍不能连贯地行进，必然时断时继，于是零散掉队落伍者必增。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地的反动分子便于捉杀落伍人员，而且可以收缴一点枪支。
我们快接近莫牙寺的时候，大概距离莫牙寺约十五里的地方，当地的反动分子胁迫藏民在白龙河对岸山上，用排枪侧射在行进中的队伍，虽然火力点不很广阔，但这一天被反动分子射击命中而受伤，或当时被击毙，或掉队落伍而被杀死者，亦不下百数十人。整个队伍从下午四时起，直到当晚十一时止，才陆续到达莫牙寺。
莫牙寺是一所很不错的喇嘛寺，据说有喇嘛四五百，但军队则可以驻六七千人之众。寺内陈设异常雅洁，每间喇嘛宿舍门前都有一个小花园，种植一些红白菊花、向阳、牵牛、葡萄等。我们到时，正当菊花盛开的时节，景色确不坏。厨房、厕所亦非常洁净，比诸普通藏民住的房舍固胜数倍，就比诸中国内地老百姓之房舍，也优胜得多。为了收容落伍人员和恢复疲劳，除先头部队之一军团外，其余均在莫牙寺休息一天。
莫牙寺到瓦藏寺约五十里，仍沿白龙河右岸向东方走。这天天气很佳，有暖和的太阳，温和的秋风。同时栈道部分亦较短，大部靠山崖岸走。埋伏对岸以枪侧射我军的反动分子亦较前两天少，所以死伤就不如昨天。大路上行进亦较快，若以我们平常走路经验说，照理五十里路走五点半钟就可以到达宿营地，但事实和我们的愿望相反。为什么？因为瓦藏寺是在白龙河左岸，右岸往左岸的桥梁大部已烧毁了，只剩下一座残废不堪的桥。该桥长约五丈，桥之两端都是两岸撑出之木头驳上的，并用长木伸到桥之中部以绳索系于桥上吊起来的，桥身好像航行于狂涛中之船一样浮动。人不能鱼贯而过，只许一个一个人通过，部队虽在下午三时到了桥头，看见瓦藏寺仅隔一水，可是桥故意为难，因此队伍一直过到晚上十二时，尚未过完。战士们看见宿营地而不能进去，感觉比走二三十里路还要着急！
瓦藏寺大概是一个新建筑不久的喇嘛寺，寺内陈设远不及莫牙寺美好，喇嘛住的房舍，也没有莫牙寺的优雅精致。不过更深夜静之时，经过整天跋涉的疲劳，大家都急于喝点开水后睡觉了，谁还有余闲的心情去鉴赏景物呢？
次晨六时由瓦藏寺出发，溯白龙河而上约走十里，上一个十里路的小高山，以后即离开了白龙河而向东北走。栈道、白龙河从此告别了，然而山谷深耸，并不减于栈道之难行。我们沿深山幽谷走约三十里，又上一山，高约三十里。山脚至半山都是丛密的林木，快到山顶就是光山，一根树木也没有，大概是因山高气候酷寒的关系。山的背面也是在半山上才有树木。山上野兽很多，我们看见好几个被野兽噬死的尸首，血肉模糊。人们看见此种惨状，稍有力量挣扎的也就拼命赶上，谁也不敢落伍。这天所走的路程约百里，傍晩到达一个小村庄，村名据通司说是“格法”。该村约有民房二十余栋，但在国民党军队及当地反动分子威胁欺骗和坚壁清野的政策之下，居民都离开了村庄，房内一无所有。我们在房子四周拾得一点萝卜的叶子和麦子煮熟吃了就睡觉。因为大家都知道快要离开雪山草地了，并很快能进入北方抗日的新阵地，所以疲劳被兴奋喜悦所克服了。次日拂晓又以腊子口为目标继续向北行进。据说那天晩上离我们两天路程的前哨部队，与腊子口堵截之敌接触了一天一晚，敌军鲁大昌部据险死守，顽强抗拒，我们冲锋数次均未得手。红军中各领袖闻得当时战况大概都有点着急，因为假使腊子口不能打开的话，那末劳师远征北上抗日的志愿不消说不能达到，且有被困于荒山野岭、束手待毙的危险。所以这一天我们后续各部队，都磨拳擦掌拟迅速赶上前哨部队，以便增加兵力而突破最后难关，但天气地形都不让我们这样做。
从格法出发走不到十里，就要上一个二十里高的大山。下山时忽降大雨，路滑泥泞，大家都要连走带爬地走。走不上十里又要上山，该山根本就没有所谓道路，只随着先头部队走过的足迹前进。浓雾和雨又笼罩着全山，山之高大无可测量。进入山林不到十里，天已如漆黑，既无路又无火光，一个跟随一个，像瞎子一样牵着走。扛无线电台及挑伙食担子的同志，跌得一塌糊涂。连队与连队之间常常失却了联络，前面一发生障碍，后面就跟不上。自然一失联络，方向也就迷失，于是乱摸乱找，满山谷都是人。这里叫“司令部在那里？”那里叫“电话队在那里？”“无线电队在那里？”“工兵营在那里？”“炮兵团在那里？”四面号音也吹个不休，你问我答，闹了好久。司令部大概看见这里情形无法行进了，以军号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各部就地停止行进。各人闻得停止行进号音之后，便就地找根树木靠着坐下。坐到天亮，张开眼睛一看，明明同队的人就在自己旁边，相隔不到咫尺，但坐了一晚却不知所在，大家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好笑。
这个晚上真是恐怖的一夜。饥饿寒冷，尝尽辛酸的味道；在森林丛中的大山上，满途荆棘，既怕毒蛇猛兽的来临，又怕当地的反动分子来袭击；更深夜静时，因队上马匹没有拴好，真不识相，他们还要寻求快乐，打起架来，叽叽之声叫得怪难受，而疑为虎狼来吃马了。大家都有点心惊胆跳，真是度夜如年，盼望上天的破晓。
天刚破晓，各人又背起了行装，继续向腊子口前进。大概走了三十里路，就遇着一个将近十家的村庄，这村庄的藏民不消说是早已被当地的反动分子强迫逃匿净尽。司令部命令休息半小时烧开水。正在休息之际，前方传来了捷报，说腊子口已被占领，我军继续追击中，令后方部队迅速跟上。战士们结果连开水也不顾再喝。军号一响，战士们充满了胜利和喜悦的情绪，重整了自己的阵容，按照原来行军序列，连走带跑地继续行进。大概走了五十里的样子，就到了腊子口附近。距腊子口五六里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一些战后的残迹。沿途树木差不多每株都无完肤，不是枪伤，就是被炸弹炸得断枝落叶，青青的绿草全被踏残了。敌我对峙的临时野战工事，在工事周围英勇牺牲的战士，这一切一切，都使人们看出是经过残酷的肉搏战斗的场所。
现在再简单地叙述腊子口的形势。我方向腊子口前进的左翼是倒壁一般的石山，约五百米高，深密的树木实在无法攀登；右翼是绝壁的石山，除了飞鸟能至其绝顶之外，走兽也无法爬上去；中间横贯一河流，我们是沿河左岸行进。腊子口的隘口只有一丈多阔，进入隘口就要越过两根木头做的约一丈长之木桥。口里有堡垒数座，机关枪以交叉火力对着隘口。敌之右翼山上半腰布置了一连守兵，专以手榴弹抛掷于隘口。若果以贵州遵义之娄山关、乌江天险，或云南威信之两河隘来与之比拟的话，实不及其万一。隘口周围五十米仅是未爆炸之手榴弹就有一两百个。树木则被炸成残灰。据当时战斗之直接指挥者一军团军团长和二师师长 (9) 说，他们攻了一天一晚未得手，后来夜半二师师长亲率了十七个英雄，带着绳索一个一个从我军左翼山下利用树木按级交替吊上去，然后迂回到敌军之右翼山上守兵之据点以手榴弹进行急袭，炸弹声一响，守兵即相继败走。敌军看见隘口据点守兵败下来，堡垒内之官兵恐被包围亦随之撤退，红军即乘胜占领腊子口。像这样的天险要隘，如红军没有天才的指挥者和不惜生命的英雄，那末腊子口是无法攻克的。红军每遇战斗的难关，胜负生死的关头，就涌出无数自觉的英雄，愿把自己生命去换取胜利的果实，这是红军特有的长处，与旧军队靠奖钱去冲锋陷阵者迥然不同。
腊子口占领之后，除先锋部队继续进行追击之外，所有后续队出了腊子口十里，就在一个河坝的树林里布置了宿营。因该地有鲁大昌部在那里驻扎时遗留下的一些柴火，各部都烧了开水喝，同时昨晩在大山上被雨淋湿之衣服、被毯也烤干了。战士们兴奋极了，但到夜半雨又来临，刚烤干之衣服又被淋湿。躺于河坝草地上之战士当然不能睡下去，而要站起来或勉强坐到天亮。战士们即利用不能睡觉的时光，互相谈论如何攻破了决定生死之难关的腊子口，同时谈论到一两天就可以脱离藏人地区之后的斗争前途。
昨天晩上就是夜半不下雨，战士们也很难安睡。战士们都感到快要离开雪山藏人地区，而连想到转入甘肃地区的热烈希望和快乐，尤其使战士们兴奋的是腊子口天险的突破。照平常的惯例，因日间行军疲劳，战士们总希望多点时间睡觉，尤其希望停止，休息一天半天。可是昨天的露营则恰恰相反，战士们总想快点出发，大家心里都惧怕上级发出就地休息的命令。天尚未破晓，起床号自然也未吹，战士们都自行把包袱毡子捆好了，都在待命出发。而且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发问：“司令员！什么时候出发？”“参谋长！天亮了早点出发不好么？”忽然司令部起床号音一响，战士们都不约而同地大叫大笑起来。各部吃饭的号音都陆续吹起来了，战士们都提着一茶盅开水或冷水，而吃他快要吃完的干粮炒麦子或炒青稞粉，十分钟后预备号一吹，战士们用不着长官的催促而各自奔往大路的两旁集合了。红军本来动作素称敏捷，每次集合出发都异常迅速，但今天的敏捷又为特别。
队伍正在浩浩荡荡地如潮水一般行进，忽然先遣部队传来了一个捷报，各部即行就地停止行进，各部政治委员即向战士们训话，大意是：先遣部队已占领了岷州南部之哈达铺。由大草滩至哈达铺之堡垒全被我军占领。鲁大昌残部退守岷州城。我们前进路上回、汉人民沿途欢迎我军。我们所有后续队应以极高度急行军赶到哈达铺宿营。大家不要掉队落伍。战士们听了这一捷报之后都异口同声地答：“谁也不愿掉队落伍！”五分钟后又吹号继续行进。在行进中整个阵容由头到尾都起了一种变化似的，走路的脚步声不仅比先前响些，而且速度也快些，讲话的声音也嘈杂些，笑的声音也多些。这样不知不觉间就走了三十里，连续走三十里不休息。照行军原则，照例走十里应该休息五分钟的，但今天则异乎寻常了，虽未休息，但大家还是怪有劲的。
队伍本应是想再走十里休息，同时烧开水吃午饭。但是太阳一出，云雾一开，天空忽然传来一种风啸的声音。各部军号立刻放出“地地地打打打”急迫的空袭警号，在我们队伍上空的前后左右立刻出现几架敌机，依依不舍地在我们头上盘旋了半个钟头。红军防空警戒有相当经验，飞机未到，战士们即已闻警号隐蔽在深密的林木中，红军的政治工作者立刻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政治工作。红军上政治课，本是家常便饭一样不断进行的，然而今天的政治课却有点异乎平常，因为所讲的是新问题，这就是“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大意是要战士们到了回民地区应遵守下列各事：（一）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回教首领）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二）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三）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四）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等。红军政治工作之深入和具体化，及对民族宗教的政策都是异常值得赞扬的。
飞机因未发现红军目标，在空中盘旋半小时后即飞去了。我们又继续向岷山山脉前进，到了距离该山三十里时，该地有一个不到十家的小村庄，我们即在那里烧开水喝和吃中饭。中饭吃的自然还是开水和炒麦子。由出发点算起我们已走了五十里了。仓促地吃了一点开水和炒麦子之后，又继续行进。是日天气异常晴朗，太阳亦相当热，因此飞机光临次数也就特别比平常多，当我们吃中饭时就来第二次照顾了。因未发现目标，故未投弹轰炸，只是骚扰一回而已。
我们快接近岷山山脚时，各部会作短时的休息，以便一鼓作气而登岷山。此时红军中之各部政治委员即利用此时机，又进行上山的政治鼓动工作，提出连队与连队间的上山比赛。他们比赛的内容是怪有趣味的，如：大家要上得快，不掉队落伍，发动阶级友爱，帮助有病及体弱同志背枪和包袱，使有病及体弱者一同跟上等。
岷山是青海、甘肃、陕西与四川分界的有名山脉，雄壮的山势及起伏的高峰，堪称名符其实。大概我们要上的地方约二十余里，下约三十里。我们上山的地段，树木稀疏，因此我们就不一定依原有道路，可以自行寻找便于登山的道路，这倒予红军以几路纵队同时并行的条件。因为几路纵队并进，也就特别显得热闹。首先是连队与连队之间，都根据政治委员所提之比赛原则，而互相提出“挑战”口号，这里提出：“同志，看谁坐飞机？”另一方面即提出回答：“好罢！看谁当乌龟？”在双方以这种精神鼓励之后，各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山上爬。同时为减少疲劳计，上山的娱乐工作是不能少的，所以唱歌说笑话的热闹空气从整个阵容里爆发出来了。一时听得“哎呀 ，红军哥哥打胜仗，缴获枪炮千万千！”的江西兴国山歌和红军进行曲等，唱和不已。专门担任领导行军中娱乐工作之宣传队，则尽其所有气力而大唱特唱起来，一切沉闷疲劳都被歌声驱散了。
使我印象最深的，莫如战士们个个都对同队的有病同志和体弱者有无限的互助和热爱，都自觉地替病弱者背包袱、干粮、枪弹等，同时对于挑伙食担子的、扛大炮的、抬无线电的伕子都自动地自觉地加以协助，这真是红军中的一大特色！这与它上下一致团结、能担任艰苦战斗任务是不能分离的。
当歌唱声、嘻哈的笑声，正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队伍大部已拥到了山的中腰，甚至有些捷足先登的好汉，早已到了山的顶点了。忽然天空中来了三架敌机，像凑热闹似的，找着我们做第三次的拜访。我们紧急警报号音一响，战士们立刻散开就地坐下，一时满山谷都是人。战士们都含着无限愤怒对空中敌机谩骂：“他妈的捣乱鬼！”“为什么要来打抗日红军呢？”因为树木缺乏，使我们一时隐蔽无从，满山满谷都是人马，有什么方法不暴露目标？因此敌机一发现目标，无情的蛋就连续放下。但富有对空射击经验的红军战士，都很镇静地以步枪机关枪对空射击，甚至有战士说：“今天吃飞机肉吃得成了（意即可把飞机打下来）。”三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三、四十分钟，放下了一、二十个不能吃的蛋，但结果只打死了两匹马、一匹背粮的牦牛（草地特产），打伤了两个炊事员，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不断对空射击，敌机不敢低飞及投弹技术蹩脚和地势关系吧！同时这也是红军不怕飞机的主要原因。
敌机和我们辞别之后，我们依然继续上山，下午三时半即全部到了岷山的顶点了。我们还是马不停蹄地、像银河倒泻一般涌下山去。因为在山之顶点，都看见了远远田野的牛羊成群结队和田间劳作着之农夫农妇，大家都充满着愉快的情绪，都快马加鞭，恨不得一步赶到宿营地，所以比上山的速度顿然增加数倍。
我们下完岷山之后已快到六时了，照平常惯例，这是飞机应当休息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对空警戒了。怎知这天竟突破了惯例，迎面又来了四架无情的敌机。这当然是来挡驾不让红军进入甘肃之表示，这次又蒙它奉送了几十个不能吃的蛋，并牺牲了三个万里长征的战士。当时战士对于自己同志的牺牲，表示异常痛悼，对于空中吃人的铁鸟则莫不切齿痛恨。本来我们是可以赶到哈达铺宿营的，因为飞机多次骚扰，因此只赶到大草滩宿营。飞机轰炸目的虽未达到，然而迟延红军行进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不管经过多少磨折、多少辛酸的生活，遭遇过多少牺牲，红军终究把最后的困难克服了，最后脱难了雪山草地的藏人地区，转入了西北的抗日新阵地，开始了另一新的历史时期。雪山草地行军记，则就此结束。
* * *
(1) 本文与《从甘肃到陕西》两篇文章，1936—1937年间曾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法国巴黎《救国时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作者邓发模仿陈云文章，托名俘虏身份进行回忆，是对红军长征后期行动的完整、详细的描述，可与《随军西行见闻录》互为补充。因其写作时间在长征结束不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1948年11月东北书店曾出版了本文的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录了这两篇文章。
(2) 邓发（杨定华）（1906—1946），广东云浮人。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和东征战役。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后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931年初主持闽西“肃反”，造成“肃反”扩大化。1931年7月到中央苏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领导中央红军中的政治保卫工作。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中任中央军委第二野纵队副司令员、政委等职，参加了遵义会议。1936年12月受中央委托，化名杨鼎华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工作。1937年9月化名方林，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同博古、叶挺等人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3) 胡底（1905—1935），中共著名情报工作人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被杀害。
(4) 即今四川马尔康县境内的梦笔山。
(5) 今四川金川县。
(6) 当时在红军行动方针上，中央与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在不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并于1935年9月10日凌晨秘密行动。红四方面军右路军部队，则依照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与左路军会合。本文因对外宣传长征，没有叙述党内斗争的情况。
(7) 指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持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由于时间紧迫，有关党内斗争的情况并未向基层传达。本文记述的是正面宣传的内容。
(8) 今甘肃迭部县麻牙。
(9) 即林彪、陈光。
从甘肃到陕西
——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
杨定华
一 进军甘肃南部
北上抗日人民红军在荆棘丛中，在耸入云际连年积雪的高山，在一片泽国的草地原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生活，尝尽寒冷风霜，吃过了草根树皮，有不少经过万里长征之英雄牺牲于这一地区。正因为这一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的壮举，和这些英雄的牺牲，将来在民族解放史上，这些英雄固然是不朽的人物，而过雪山草地当然也要占着光荣的历史篇幅，成为历史必要的题材。
战士们下了岷山山脉进入甘肃之后，一方面感于别却过去所尝的辛酸生活的地区而快活，同时又以他们到过这样的地方而自豪！大队人马虽然与岷山山脉背道而驰，可是，战士们一面说说笑笑地向前走着，一面又时常不约而同地转头回顾岷山的真容。这一回顾当然不是“临别依依”，而是向它宣告辞别。
我们对于辞别了的岷山，当然渐渐与它越辞越远了。我们的宿营地虽然还未看见，然而我们目光所接触的一切景物，都是很快接近乡村的象征。如在远远的山坡上，西斜的夕阳照射下，看得很清楚的有一群一群的绵羊，牧童坐在牛背上向附近山下赶，显然是相距我们不远有乡村了。行行复行行，转了几个湾，就看见了三五成群的农夫、农妇。我们自然众口同声问他们这里叫做什么地方。他们也一致回答，前面是岷州的南区大草滩。再行了不远，即看见我们的设营队派回之通讯员站于大路旁边，不断地叫着：“司令部命令所有后纵队都到前面五里之大草滩宿营，先头纵队驻哈达铺。”战士们在疲乏之余，闻得不再赶到哈达铺，可以少走二十里宿营，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们到达大草滩村外一个河坝上集中的时候，来看热闹的老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越聚越多了，其中有汉人、有回民，大家都笑嘻嘻对着我们笑。各部队的战士们坐于河坝上，各部政治指导员则重新又一次说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进入回民地区的政治训令；同时派出代表入村里办交涉，询问群众可否允许我们进入村里宿营。当地老百姓听了红军说明来意及主张之后，都表示异常亲热地欢迎我们进去，每家自动让出一两间房子给我们宿营。因人多房少，结果我们大部分仍是露营。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一切小贩买卖在我们周围都陈列起来了。为避免买卖拥挤起见，各部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都用现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感到嘈杂麻烦，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回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她们家里跑，一回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回、汉农妇牵到她们家里了。因为他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同志“实行检査”。她们向女同志胸前一摩，触着两个乳峰，自然立刻可以肯定是男是女。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明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与女性之间有更亲切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万里长征的女战士确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你想精神上是如何的快乐啊！如果形容起来，真有点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在大草滩过了一宿以后，我们又向哈达铺前进。本来司令部命令要我们于昨晚黄昏赶到哈达铺的，因沿途被飞机骚扰，致未赶到，还有二十五里的“路债”留下今天再还。因避免飞机的麻烦，清晨即从驻地出发。当我们队伍在河坝上集合的时候，大草滩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我们。大概当地人民对红军有了实际的认识，对红军的军纪及红军对人民亲热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好感，所以对于红军的离别，仿佛有点难舍难分的样子。据我们家乡的一般习惯，有军队来乡里驻扎，老百姓都有点皱眉头，觉得老不舒服，如果闻得军队要开走了，那真是谢天谢地！然而红军所到的任何城市、乡村，老百姓的态度则恰恰相反。我们每次离开宿营地时，老百姓总是舍不得我们开走。当我们离开大草滩时沿途老百姓都说：“红军先生为什么不多住一两天呢？”“咱们这里地方穷，红军先生你们住不惯罢？”我想，如果他们真是清楚知道我们吃过雪山草地的苦况的话，那真有点开玩笑了。我们大队人马越离越远了，然而老百姓仍然站立于村外河滩上远远望着我们，有些还向我们招着手。红军能获得老百姓如此同情，我想不仅靠他们抗日救国主张的正确，而且靠他们的实际行动。比方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军队中是绝对不会有的：我们队伍集合完毕之后，立刻由各部队自行派出纪律检查员和政治部纪律检查队，到各部驻过之房舍检查。检查完毕并立即向集合之部队宣传检查的结果。我还记得当时有两个连队宿地未打扫，有一个连队借了锅头用了未洗干净，有一个民工买了鸡子少给一毛钱与老百姓。纵队司令员听了之后立即命令犯纪律的连队首长派人回去打扫，少给的钱，一时虽查不出是那一个民工少给的，也由政治部垫补出来。红军这样去注意纪律问题，由此可知老百姓同红军关系好的原因所在。
因为精神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昨晚不仅安静地睡了一晚，而且都买了白面、羊肉吃得饱饱的，大家走起路来特别起劲。飞机捣乱的时间也未到，大家又少了一层顾虑。行程也只有二十五里那么长，路上并未休息，只花去二个半钟头时间，队伍就先后到达了哈达铺。因为先头已过了不少队伍，同时司令部直属队及一军团尚有队伍留驻该地，当地老百姓对红军大概看惯了，所以看热闹的人就没有大草滩那样拥挤了。
当红军离开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地区，而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地域时，国民党的川军及中央军虽然由于红军转移的迅速而追赶不及，然而，在甘肃堵截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已有十余师之众，加上东北军、西北军，总计不下二、三十万人马。照理推想，军队数量和武器弹药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当然可以对付当时疲劳到极点、弹药俱缺的红军而有余。红军当时对甘肃的情况也作了异常慎重的估计。我还记得，在哈达铺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演说：同志们！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胜利地克服了，然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正如狂风暴雨的情况。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达到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可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的表示，仍在集中大军来压迫和阻止我们。我们仔细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数倍。假使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不慎重的话，那末，我军就有受到严重打击的危险。如果国民党各军不拦阻堵截我们，不向我军攻击，我军决不进攻他们，但遭受攻击和拦阻时，我军是必须打开北上道路和自卫的。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久经战斗的、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的指挥员、战斗员，你们一定能够以你们的英勇，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目的。
在上面的一段话的中间，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红军所处的严重情况。但红军自从突破了腊子口之后，担任沿途堵截之鲁大昌师，一直被红军追到哈达铺，沿途堡垒相继失守，鲁部几至全军覆没，除被击散及被红军缴械者外，其余亦不得不仓皇退入岷州城里。这时，不仅蒋介石围困红军于雪山草地，用自然界的力量消灭红军的计划尽成泡影，而且由于腊子口的被突破和鲁大昌的失败，红军便获得向北行动和发展、进入西北抗日阵地的优越条件。
红军到达了哈达铺之后，当时大概因双方情况都不明，国民党军并未来进攻，红军也不轻于移动，因此，红军获得两天的休息。红军为了迅速恢复体力计，不论官兵、民工一律发了一元大洋，所以当地小贩商人利市百倍。此地猪、羊、鸡、鸭价格甚廉，一百斤的大猪才卖五元大洋，二元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元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大洋买十几个鸡蛋，五毛钱可买一担菜蔬。鲁大昌部遗留下来之大米、白面，数百担，食盐也有数千斤。在草地雪山几月未食到盐及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当然喜形于色，尤其江西、福建出来的红军战士，看到大米特别开胃。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急待恢复的缘故罢。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
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食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扬扬，互相见面时，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同志：哎哟！过新年啊！”这样的话不提犹可，一提就要引起议论纷纷。有的说：“唔！在家里过新年也吃不到这样好。”我们电台上有一个来自贵州的民工说：“我十八岁了，除了我姊姊出嫁那年吃过鸡，到了红军才经常有鸡吃。”另一个又说：“我们江西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指土地革命以后）过年才家家有鸡吃。”不管在河边上集中洗菜的地方，或在屠猪宰羊的人群中，都可以闻得战士们你一句来我一句往的议论。我听了红军战士们这种议论之后，细想起来，他们那些议论，都近于实际和真理。因为在中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过新年屠猪宰羊，杀鸡杀鸭的，确实是绝少的事，除地主豪绅之外，谁有如此豪阔！贵州农民因受军阀、地主、豪绅的敲诈剥削，一年到尾，不仅许多儿童连裤子都没有得穿，甚至十五、六岁的姑娘，仍然赤身露体。说到杀牲口来过新年，简直等于做梦。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议论确是反映了中国农民痛苦的一幅图画，异常明显和深刻。
红军为联络地方人民感情起见，总政治部通令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人民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桌至两桌客菜，以备请当地老百姓来吃。每个伙食单位都请来一、二十个老百姓，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小孩子和老头儿、老太婆。会餐之际，他们你劝我让，吃得嘻哈大笑，怪热闹的。
我们电台的伙食单位，请来了四家老百姓，我们把他们分成两桌。其中有一家是回民，回民不吃猪肉，所以单独一桌。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他俩态度的有趣，说话的深刻，使我至今尚不能忘。老太婆对我们总是笑嘻嘻的，老头子在我们驻扎的房子出入举手学我们行军礼，一面举手一面鞠躬，那种神情态度，真会使你肚子笑痛。他和我们谈话时说：“咱们几十岁未看过红军先生这样好的军队。鲁大昌在这里住了几年，咱们不但吃不到他的东西，反要咱们给他们吃。”他尚未说完，老太婆又抢着说：“唔！交不出粮来还要吊打呢。红军先生，你们不走就好了！”还有几位小孩子，简直依依不舍，总不愿离开我们的房子，并且再三地要求，要随我们队伍走。因他们年龄太小，电台之政治指导员未曾答允他们的请求，小孩子竟然大哭起来。人民对红军如此信赖，固然由于他们纪律严明，善于政治宣传，同时实际给予人民切身利益，恐怕是主要原因。
二 胜利地突破渭河封锁线
红军战略的神妙，常出敌军意外。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待机，扬言继续向东行动，即出天水佯动，以迷惑敌军。敌军信以为真，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以待迎击，同时占领渭河北岸之武山、漳县，以防红军北上。但红军侦探灵活迅速，战略神妙，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刻发挥其特长，以一天工夫走了九十里，进入一个不大的村庄宿营（可惜地名忘记了）。该村庄虽然不大，但别有风味。村内没有一个独立房子，都是一、二十家一个集团。房子周围建筑着一两丈高的大土墙，墙外且挖了壕沟，深约丈余。进口处只有一桥，如果抽出桥板，如果民团再加以抗拒，那就不易进去。老百姓耗费了如许人力，造此“金城汤池”，据说是为了防备土匪。当我们接近该城堡时，人民都站在城墙上远望。红军怕引起民团误会，故先派代表接洽交涉。人民知道不是土匪，立刻开门迎接红军。待我们进入宿营地之后，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分头活动，向人民说明北上抗日的主张，于是人民都乐意帮助红军。
次晨就从该地向新寺前进，行程一百三十里，除了中午休息三十分钟之外，简直没有休息。照红军行军速度，晚上八时就可赶到新寺。无奈天空敌机作怪以致延误时刻，时届黄昏，路程只走了一半。我们当时想大概可望不赶到新寺而获休息。但忽然司令部从先头传来命令：“各部队不顾一切，星夜赶到新寺。”战士们听了当然没有感到什么困难；但许多新请来的民工听到，都伸出舌头，有点“少见多怪”。行了不久，忽然阴云欲雨，浓雾密布，星月又好像害羞似的，竟倚靠黑云来遮着。我们又无火把，队上马灯虽有几个，但无点滴洋油。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五步一停，十步一歇，逢桥过水，前后便失却联络，一直走到次晨拂晓，才达到新寺附近，但落伍人员及收容队尚未赶到。天才微明，出发命令又到，开水也来不及烧，集合号又响了。各人只吃了一碗冷水和干粮，又赶了四十里到达鸳鸯嘴附近才停下来。一昼一夜和一个半天，才吃了两顿饭，又没睡觉，一直走一百七十里，若不是红军，我想任何部队也不能这样干。
我们到鸳鸯嘴之后，除先头部队派出警戒之外，所有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到炕上或地下都睡得鸣鸣大叫。战士们确实疲劳到极点了，大家睡着了连饥饿也忘记了，到傍晚各部队才开始烧饭。晩饭吃完之后又睡，战士们经过半天一夜的休息睡觉，精神都恢复了。
拂晓我们接到命令，限上午九时前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都如生龙活虎一样，大家都充满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大概战士们想到姜太公钓鱼的渭水，一定有什么古迹奇景或军事险要罢？驻地到渭河岸边只有二十里，队伍分成两路纵队，连走带跑，浩浩荡荡如潮水一般拥向渭水河边。因时已到秋末冬初，河面虽阔，但河水却不深，一般的只到大腿上，既用不着工兵搭架浮桥，也不要揺船架桨，所以分成好几路纵队同时徒涉。因渡河时大家都团集在一块，在各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两种情绪，一方面觉得顺利地渡过了渭水而表示胜利和欣悦，另一方面却表示很失望。战士失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姜太公钓鱼的渭水，既无古迹奇景来开开眼界，又不像金沙江、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倒壁那样险要，而是极平凡的平坦的河岸，缓缓的流水。战士们以军事战略眼光来看渭河，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故此对于前两天的急行军，赶得不亦乐乎，自然有点失望。战士们都说：“这样一条河有什么了不得？”
当部队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刚感到失望而发生“既无敌人何必赶路”的争论的时候，忽然左右两翼机关枪，像雄鸡见着母鸡一样，咕咕咕，叫得怪起劲，迫击炮也来凑热闹似的乱吼乱叫。战士们一闻枪炮声，不胜兴奋雀跃。有些说：“唔！你知道我们没有子弹了罢？”意思是有仗打可以补充子弹。有些还连说带笑地说：“他妈的！老子过了河你才来，迟了啦！”另一个故意说：“不是迫击炮、机关枪，是老百姓放爆竹欢迎我们。”明明是敌人枪炮打来，战士们仍然你一句来我一句往，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红军作战的沉着由此亦可想见。不一会枪炮声越来越密了，司令部军号一响，战士立即集合起来，我们电台即开始上山。我们在山上看见了彭德怀带着两个传令兵站于路边，叫我们暂时休息一回。我看他态度镇静得很，并不介意到枪炮声。不到五分钟，毛泽东也从后面来了。彭将军即问毛泽东：“毛主席，情况怎样？”毛主席亦很自然地答：“让他打好了，随便派二连人出去放几响冷枪吓吓他，他不敢来的。”当时我听到毛主席的话，我心里想，真有点开玩笑，但事实竟不出毛主席所料，两翼夹击红军之敌，都被冷枪吓住了。于是战士们都从容地继续向山上前进了。红军即这样大摇大摆、太平无事地渡过了渭河，通过了武山、漳县。扛我们电台的一位老民工在山上时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娘的！又想打又不敢来。”我当时觉得他说话太骄傲了，我就冲撞他一句：“假如敌人追来了你又怎样办？”他好像生气似的回答我：“他来了，我们扛电台的还不是走快一点！”现在我回想起来：假如他不是一个民工，而是一位文人的话，亦可称他为“幽默大家”了。
武山、漳县两翼之敌军既不敢出来夹攻，自然不敢乘夜追击，因此红军到离开渭河三十余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庄里布置宿营。我们到了宿营地很安静地休息了，不过政治工作人员却有点吃力，因老百姓闻得下午的枪炮声，大部分都离开了家，所以政治工作人员，都到山上去招呼老百姓回来。后来我们问回来的老百姓为什么跑，他们说：“我们不是怕你们（指红军），我们是怕打仗，所以上山避开。”老百姓同红军接谈之后，一些青年和壮年都自愿地帮红军购买食粮和柴火，各伙食单位弄羊肉面条，大家吃得是满舒服的。
三 由榜罗镇到通渭城
红军通过了渭水和武山、漳县之线以后，昨天晩上虽然只离开渭河二三十里就宿营了，距武山、漳县亦不远，但两县之敌军并不敢出来夜袭和骚扰，所以红军仍在那零散的庄子里，各人拥着一张单被睡得满舒服。次日清晨各部队即吹号吃饭，吃的当然不错，有的吃面条羊肉，有的吃羊肉洋芋，亦有吃小米饭和猪肉的，总而言之，战士们都吃的笑嘻嘻的。饭后军号又响，战士们即向那无草无树的山冈上集合出发。当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已由东方渐渐上升了，战士们大家都明白在开阔的山地行军必需伪装，以防空中敌人，可是此地想找点做伪装的树枝也不容易获得。这样好的天气，同时向导又向我们说，从此走到榜罗镇都是一样的路。于时战士们都感觉到没有伪装，少了一件对空防御的工具，心里总有点不舒服。然而红军的指挥者是很灵活的，他们深深地了解到战士的心情，所以拿一些安慰自己的话来安慰战士们，很普通地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要紧，今天飞机不会来的。”战士们都明白：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天气，又无伪装，万一飞来了是有麻烦的，因此各人的精神、情绪、神经，都异常紧张；尤其被派当对空观察哨者更为小心翼翼，司号员军号总是拿在手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空，两耳则倾听着远处有无飞机的声音传来。我们在行进中，飞机虽然来了两三次，但因警戒严密，在空阔的山坡上行军，对空观察哨看得很远，警报一来，全军尽可能散开，所以有两次飞机来了都未发现目标。当我们部队陆续进入榜罗镇时，飞机再来第三次。因队伍太聚拢了，同时先头部队因进入市镇的关系，人马比较拥挤，一时不易散开，又无法隐蔽，以致被飞机发现目标，给了我们一点麻烦，一连放了五个炸弹。五个炸弹均未命中，故红军未蒙丝毫损伤，只是麻烦了二十分钟而已。
由于物质条件的可能和情况的允许，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先遣司令部命令所有北上先遣队全部在榜罗镇休息一天。在这一天，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议，并开了全军的军事政治干部会议。 (1) 军政干部会议是在学校操场开的，到会者约千数百人。当毛泽东进入操场的时候，全体立起向毛主席致敬礼。掌声大作之后，毛主席即登台对所有军政干部作报告。因到达榜罗镇时有一个高小学校供给了很多报纸杂志给红军，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阅后，觉得关于日本在我国北方侵略的许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讨论。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及军事领袖开的会议上主要议程是讨论北方形势。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毛泽东在全军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据我的记忆，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达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共产党红军里做事是雷厉风行的，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之后，各部队立即开共产党支部会、军人大会等。这些会议立即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工作等等的比赛，各部队当即决定由纵队与纵队、团与团、连与连互派代表，双方检查驻地卫生、与群众的关系和整顿军风纪等，同时各部队又组织了会餐和联欢会。因此，与其说是在榜罗镇休息了一天，无宁说在榜罗镇为了北上的政治动员忙了一天。为了政治动员而忙，红军战士们是自动地自觉地愿意竭尽精力去忙的。红军这样的作风，博得了当地居民无限的羡慕和惊叹。
红军在榜罗镇经过一天的休息和政治动员，次日拂晓前又先后向通渭城前进。红军最高军事政治领袖毛泽东、彭德怀亲率林彪的第一纵队先行出发，他们当天赶到了通渭城，行程约百里。据说该城本有国民党一团驻军及民团，准备堵截红军，但他们看见红军声势浩大，无法抵挡，稍一接触，即怆惶弃城而逃，因此红军并未花什么气力即占领了前进道路的通渭城。通渭城防仿佛像普通军队换防一样似的，此去彼来，不过老百姓都知道走了的是国民党军队，新来的是红军。所以城内除了少数几个平素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和几个横行霸道专靠收租税和高利贷过活的地主豪绅，随着弃城潜逃的溃军逃命之外，其余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市民仍保持平常的状态。工人照常做他们的工，农人也一样地背着农具牵着小毛驴种他们的庄稼，商人用不着说他们更不会害怕，相反的，他们恨不得红军留此多住几天，因为他们从来也未遇过这样好的买卖。
我从来行军都是随着第三纵队走的。第三纵队于早晨八点钟开始由榜罗镇出发，沿着先头部队的路线前进，当天并未赶到通渭城，原因是城内房子容纳不了这许多队伍，只走了七八十里就在通渭郊外二十里地村庄布置了宿营。大概国民党的空军得到了通渭被红军占领的消息，因此空军都注意通渭城和西兰大道（西安通兰州的汽车路）去了，所以我们从榜罗镇到通渭的那一天在路上根本没有遇到空军的麻烦和阻挠，我们达到宿营地时尚未到下午五时。当我们进入宿营的村庄时，沿途看热闹的老百姓看见我们都很像看见相熟的朋友亲戚一样，向红军战士们点头微笑，尤其是孩子们，虽然他们穿着那破烂的衣服，可是仍然表现那天真烂漫亲热的神情。当时许多战士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怕红军？他们一致地都这样回答：“去年也是这时候徐海东的红军到过我们这里。”同时反问我们：“你们不是徐海东的红军吗？” (2) 原来老百姓、孩子们是当我们去年来过的熟客看待的。战士们后来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从江西出发北上抗日的毛泽东、朱德的红军。当地老百姓听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以后，都表示无限惊奇的神气，毛泽东、朱德的红军的威名一时传遍了该地周围的村庄和田野，于是男的、女的、小孩子、老头儿，甚至小脚老婆娘也跑到我们的驻地来看。他们看见我们官兵穿的是一样，同时睡的被毯都堆在一个大土炕上，于是开头一句就问：“那一位是官长？”接着，“你们怎样走的这么远？”“你们在路上打了多少次仗？”这一类的话成为他们发问的主要题目。红军平常是想尽一切方法都要去找群众作宣传的，今天群众自己跑到驻地来，自然是有问必答，并且热诚招待。红军这种真诚态度，博得所有居民的热烈欢迎和赞助。平时我们的采买员和炊事员到了宿营地，因为忙着买柴火、烧开水、采办粮食等，忙得不亦乐乎，屁股是坐不下凳的；但今天却有点例外了，只要管理员给钱给老百姓，吩咐他购买什么，不管买猪买羊、买柴买面，都乐意一力担任，而且帮助我们杀猪宰羊，开面泡水，有如主人招待亲客一样。
我们次晨继续向通渭城前进。由驻地到城里只二十里，同时先遣司令部也只要我们三纵队到通渭城宿营，因此第三纵队决定沿途演习到通渭。首先演习对空防御，参加演习的部队主要是干部团。整个队伍离开驻地二里的时候，忽然发出空军袭击轰炸的警报。防空观察哨得到了警报之后，紧急警报的军号一响，全队以班为单位分左右散开立刻隐蔽起来。负责评判的指挥者，立即检查，看那一部伪装得好，散开隐蔽得最快。于是又吹飞机走了的号，又看谁集合得快。集合之后评判员报告结果。嗣后继续行进约半里地，忽然又传来空军袭击的警号，又照原来的程序演习。防空演习完了，又继续走了约五里，前卫尖兵传来侧翼发现“敌人骑兵”警报。所谓“敌人骑兵”是集中队上所有马匹临时组成的。警号一响，步兵立刻集结占领阵地，组织和集中火力来对付“敌人骑兵”。我对于军事虽然是外行，但据我观察，红军对空防御确实有特长的地方：首先是表现它的沉着；其次是伪装技术的巧妙；散开隐蔽和集合的迅速敏捷；对空射击的特等射手的组织严密和勇敢，此等对空特等射手在远征途中曾击落国民党的飞机数架。至于演习防御骑兵袭击的战术，我虽从军多年，但从来也未曾看过，此次看见红军的演习，使我感到无限兴奋和惊叹。最使人佩服的是红军各级指挥者的天才，指挥者的决心，非常的机动果断，高度的灵活敏捷，整个队伍的纯熟沉着。这二十里的沿途演习行军，精神和情绪实等于真正作战一样的紧张和兴奋，难怪连当地老百姓也不辞劳苦跟随来看。他们看到骑兵迂回到步兵左右侧翼时最紧张之际，莫不咋舌鼓掌。他们一直到我们演习完毕才逐渐散去。
演习完毕，队伍已靠近通渭城，东方的太阳已升到半天空中了。红军为避免真空军的到来，在路上遭到麻烦，所以命令跑步进城。十点钟全部进入通渭城，真空军果然来了，好在已经跑步进了城，不然就要弄假成真了。
通渭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城，这从那苍老残废的城墙都可以看得出来。城墙是以黄土堆成的，假如没有几座城楼的话，未到过北方的南方人真不会想到这就是城。城厢内除了几十家做小买卖的店之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庄稼人，总共城内居民恐怕也不满二千，实在不如我们南方的小市镇。我走遍了全城未看见一所砖造的房子，一律都是黄土建筑起来的。城的西北面靠一座黄土山，沿着山边挖了许多土洞 (3) ，在远处看去仿佛如蜂集一样。营巢穴而居的时代本应早已过去了，然而北方却仍然保留着。是日，我们队伍多半都在土洞里宿营。我们到的时候正值深秋，住在土洞里确实满舒服。因好奇心的驱使，我曾问过土洞的主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建筑房子住，并问他住在土洞里会不会感受倒塌的危险。据说不建筑房子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木料，同时冬天住土洞比住房子暖和，而且土洞比房子还牢固，因这里盖房子，屋顶上没有瓦，仍是以土盖，冬天下雪容易倾倒，土洞却相反，可以住一百几十年不坏。我想北方雨量较少，也是延长土洞寿命的重要原因。
总之，土洞对于万里长征的战士们是十二万分适宜的。因为我们进入甘肃境时，应时的秋风吹来，已经到了穿夹衣的时候了，可是长征的战士们绝大多数还是单衣短裤，只有一床两层布的毯子，所以土洞的温度，恰恰适合于战士们的需要；其次就是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大家走进土洞里睡下，那就绝对不致发生危险。夜里可以抵抗秋风的袭击，白天可以防止空军的轰炸，真是一举两得，无怪当时战士们名土洞为“人寿保险公司”。这种“保险公司”后来成为战士们在行军中讲故事的重要题材。因为我们南方人总以为“薛平贵别窑”一剧中的“窑”是南方烧砖瓦的窑；同时南方人当作故事讲的“关东地藏羊”，说东北到了冬天就要在地上挖掘隧道把羊子藏进去等——说得神乎其神，这两个谜过去莫明其妙，现在都完全被实践和经历所揭晓了。“薛平贵别窑”无疑义的是北方的土窑，不是烧砖瓦的破窑，“关东地藏羊”也是关东将羊子藏在土洞里，并不是藏入隧道。
由通渭继续向北走，必须横过西兰大道。红军对于越过马路是非常慎重的，一方面为防止敌人夹击，一方面不明马路沿线有无防御设备，所以决定在通渭休息一天。一方面派队监视箝制集结于会宁、静宁之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则派队侦察国民党军队在马路沿线有无坚固的防御设备。因此除担任上述任务之部队出发外，其余的都集合于通渭休息。这一天总政治部通令各部队检查行军纪律，并进行准备越过马路线的政治动员，晚间组织各部队会餐，组织游艺联欢会。会场设于城外之河滩上，工兵营花了一天工夫搭了一座准备表演游艺的临时戏台，会场周围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大标语，会场中央竖起的一根数丈高的旗竿上，挂上一面大红旗，在旗竿上悬满了各色小旗子向四面八方伸展，各色旗子招展飘摇于整个会场的天空中，将露天的大会场布置得异常壮丽。下午六时飞机照例休息的时间已届，各部队都不约而同地从驻地以露天大会会场为目的地而出发。以人结成的长龙，一条一条地到河滩上汇合，各部队预备好了的酒席也挑到河滩上，队伍已依照原来规定的次序站好了，第三纵队参谋长张经武即走到台上宣布开会。继之军乐大奏，以后则全体唱“国际歌”。“国际歌”唱完之后，参谋长立即发出“就地坐下”的口令，于是全体坐下听台上首长的演说。此次大会对我们演说的有杨尚昆、邓发、叶剑英三人。他们三人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北上抗日的意义、西北的形势和骑兵作战的战术等问题。他们的演说给予战士们无限的兴奋。演说完毕之后就宣布会餐，战士们都回到自己的伙食单位所陈列的席上，照例六人一桌菜，每桌都有羊肉、猪肉、牛肉、鸡子等，不过各部队的做法不同，口味各异而已。这样大规模的热闹会餐还是在四川会理过端阳节那天曾举行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了。如果不当红军的话，如此大规模的聚餐是不容易见到的。最有趣的是当着大家大嚼而特嚼的时候，在四周发出一种极尖锐的声音。战士们大声叫出：“司令员请来我这里，我们有红烧肉。”“参谋长请来我这里罢，我们有白切鸡。”“陈团长，我这里有辣子鸡。”“政治委员，你喜欢吃鸭子，请到这里来罢！”诸如此类的声音叫个不绝。各级军事政治指挥员只好拿着筷子像游行似的到每个伙食单位尝一下。红军的生活是如何的活泼和愉快！会餐后即进行娱乐晚会，表演各种戏剧和幻术。红军中著名演员如李克农 (4) 、黄兴等均登台表演，直至晩十时才宣告结束。
四 越过西（安）兰（州）大道和平（凉）固（原）大道的前前后后
红军为取得越过西兰大道的先机，所以在通渭只休息一天，又继续向北移动。从渭河向北走，是以西兰大道的界石铺、公益铺为目的，行程百余里，要走两天才能到达。红军为求行军迅速，离开通渭之后即取平行道分成三路并进。为赶路和避免空军轰炸起见，我们在通渭出发时间很早，天尚未破晓即集合，拂晓开始移动。一出城门即上山，在当地人民看来是叫做上大山了，可是越过川、康雪山的战士们只当作上小山坡而已。但是无树无草干涸异常的黄土山，被秋风卷起的黄土灰尘扑到人的口鼻上，却别有滋味。有时弄到眼睛里，则使你啼笑皆非！从通渭出发的第一天，因国民党军并未发现红军去向，所以走了七八十里仍然太平无事，并未遇到堵截和袭击，只是敌机照例来骚乱了几次而已。因为山地行军，红军防范周密，人马均配有隐蔽装束，敌机来了几次，并未发现红军的行踪。
离开通渭三四十里之后，沿途都有零散的回民村庄。因为回、汉集居经常往来的关系，回民不仅说的是汉人一样的语言，甚至认识汉文，红军总政治部印发之宣传品，回民都争先抢阅。回民家庭打扫非常清洁，非常重视礼节，待人接物，殊为和蔼。我们所过之处回民都把泡好了的茶水置于道旁，并有人站在旁边招呼，不断地叫：“红军先生！咱们没有啥东西招呼，请喝茶罢！”对红军表示异常真诚和爱戴。我们到了宿营地，首先去拜访阿訇（回民首领），阿訇即招呼附近回民分别让出一些房子给红军暂时宿营，粮食也照市价卖给红军。红军对于回民教规亦无不尊重，比方住了回民的房子，各部却到郊外煮饭，根本不借用回民任何用具。杀羊、杀鸡我们都请回民帮忙，因为回民杀牲都要将被杀的羊或鸡到清真寺去念几句经才下手的。回民最忌讳的是吃猪肉，但我们老早就理解到这一点，所以预先一天就将猪油吃完，而带上菜油或豆油。回民亲自看见红军本着回、汉一家的精神，尊重其信教自由，主张民族平等，红军中之政治人员不疲倦地向回民解释上述主张，而回民阿訇也常常跑到我们驻地畅谈其回教经典的道理。我沿途所见所闻回民对红军感情异常融合，与汉人区域无异，并未感到任何困难和隔膜。
红军估计到静宁和会宁的国民党军有出而夹击的可能，因此，次晨三时即出发，仍以备战行军的姿势将三个纵队分成三路取平行道同时并进，右路纵队的任务为迎击静宁之敌，左路则迎击会宁敌人之出击。这一天，除中路纵队未响枪之外，左右两路均打响了。大概我们出发后不到三个钟头，首先就在右路发现时断时续的步枪声，继之则枪声越来越密了，不一会紧密的机枪声大作，然而热闹了两个钟头又平静了。果然不出红军所料，右路纵队在行进中与从静宁城来游击侦察之国民党军一团遭遇。打遭遇战本是红军的特长，区区一团之数，只好识相一点向后跑，如果回头跑慢一点，那只好被红军全部消灭，因此枪声只热闹了两三个钟头就平息了。左路枪声本来就不像有充分机枪和子弹的国民党正规军打得有劲，后来据左路纵队战士们说，的确不是国民党正规军而是地方民团据守在寨堡里瞎放冷枪。中路纵队的战士们闻得左右两路都打响了，而中路却太平无事，战士们反觉得太寂寞了。中路纵队除下午飞机来扰乱了两次之外，很顺利地到达了西兰大道的界石铺。左路纵队也按时到达了界石铺以西二十里的公益铺。 (5) 右路纵队则到达界石铺以东西兰大道沿线。西兰大道东西数十里均被红军占领控制。红军对于行军组织的缜密敏捷，侦察的灵活迅速，对于情况判断的精确，运用战术常出国民党军之意表，使国民党军常常感到红军行动大有鬼神莫测之慨。我想这也是红军纵横十余省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到达了西兰大道之线，本应立刻继续北进，但为了补充粮秣、散发缴获之胜利品给各部及收容落伍人员，所以又决定休息一天。
红军占领西兰大道沿线先后，总共截获由西安运送衣服、鞋袜给毛炳文军的辎重汽车十余辆。最好笑的是，几个新在路上补充来的民工，因为落伍在通过马路时遇着一辆从甘肃兰州开来的汽车，车上坐了两位从新疆回来的湖南商人及两个军官，他们将两个军官带回来了。司令部参谋长为了搜集情报而问几位新民工：“军官是从何处捉来的？”一个新民工答是从汽车上捉来的。再问他为什么不将车夫带来、为什么让他走了呢？答：“我把汽车眼睛打坏了（实际上只破坏了车头上的电灯），它怎样能走得了？”新来的民工平时因从来未看过汽车，他们以为把电灯打坏了汽车就不能走了。正在向新民工询问之际，忽然别的步哨以电话报告，截获一个从西方开来的汽车，不久车夫也送来了。原来打坏电灯的新民工看见车夫来了立刻就说：“这是被我打坏了眼睛的汽车的车夫。”一时引起全屋人都哗然大笑起来。同时，他们立刻将新民工截获汽车的笑话，运用到实际教育上去，教育那些未见过汽车的新战士，如何才能夺取和使用汽车。红军缴获胜利品及各种器材，不管任何一部缴获的，都按部队的需要来分配的。他们部队与部队之间绝无任何界限，每一个红军首长不管这个部队是否属于自己直辖，都当作自己的部队一样看待。红军内部一贯反对旧军队的“本位主义”的恶劣习气。在西兰大道所缴获的粮秣、器材本来全部都是右路纵队缴获的，但左中两队急需粮秣，器材，所以右纵队将所有缴获都送给左中两队补充。
由于部队集中于交通大道和昨天右路军曾一度与国民党军从会宁派出之一团游击部队接触，以及敌机连日的侦察，红军的去向及目标不免被发现。第二天下午，右路纵队在公益铺正准备了一顿比较丰富的晚饭，各伙食单位都煮熟了一锅锅的猪肉、羊肉、牛肉，预备好好地吃它一个痛快；忽然步哨上发现枪声。步哨电话报告尚未讲完，排哨已全部撤退下来了，不一会机关枪像放爆竹一样响起来。紧急集合号一响，战士们迅速出来应战。当然当时战士们大家都这样打算，准备击退来敌以后，再来吃饭。那知对方来势凶猛，我方尚未占领阵地，敌人即迫近红军驻地。红军退到界石铺，战士大家都好像鼓着一肚子气。我们驻在界石铺的同志都跑到马路上去问他们究竟情况如何？他们一致地回答：“没有问题，我们准备好了饭菜给他们吃。他们进了公益铺还会来么？”另外一些战士则从干粮袋里掏出干馍来大嚼而特嚼，摇头摆脑地说：“唔！干馍吃了不会泻肚子，所以我有红烧肉都不愿吃。”这样一说把同志们那一肚子气都笑得消散了。战士们大家都以为国民党军进入了公益铺一定吃得满舒服，后据逃出来之老百姓说，事实却相反，国民党军唯恐菜里有毒药，怕红军退却是一种“阴谋”，所以他们一样不敢吃，而自己煮小米稀饭吃，战士们闻得更觉好笑。
为了预防国民党军再从东西两路夹击，从公益铺撤退下来之红军部队在界石铺集中休息了几个钟头，吃了一点开水和干粮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星夜离开界石铺。虽然星夜出动，但因为二、三两纵队都集会于界石铺，同时一离开界石铺街上就上山，所以直到拂晓，队伍尚未完全脱离西兰大路。是日一纵队仍为右路，二、三两纵队为左路，两路取平行道同时向北行进。进攻公益铺之国民党军的目的是恢复西兰大路交通，我们离开界石铺之后，他们于当天正午即进了界石铺，但并未冲尾追击我们。可是右路军则被静宁出击之国民党军赶上了，从此以后右路军对于后面追敌，始终脱离不了，右路军只好且走且战。红军目的是求得迅速北上，并未准备回击追敌，同时追敌因不能集结部队，亦缺乏决战决心和可能，结果，红军仍走了八、九十里，当天到达了平凉和固原交界的地区。追敌想不让红军有休息机会，使红军增加减员数字，以图达到不战而削弱红军的目的，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战略方针。这样脚跟脚的追击，红军就不得不实行日夜急行军。由于日夜急行军，红军减员数字确实有一些增加。然而这样减员绝对不会只发生于被追方面的，同时也发生于追击的部队；而且追击部队由于组织和情绪散漫，与政治团结坚固、组织严密经过万里长征的红军相追逐，减员数字且远超过了红军数倍。
右路军沿途且战且走，结果与敌军距十里对峙宿营，二、三两纵队组成之左路军则到达了公益镇及其周围地区宿营。左路宿营地区又是回民区域，沿途回民对红军一如往昔所见之回民一样，不过公益镇上之回民对红军更热烈欢迎。阿訇领着回教徒，在街上陈设许多桌子，桌上陈设许多水果、糕饼、清茶等，挂上颜色的桌围，桌子两旁放着两个椅子，椅子一样的挂上颜色椅搭，像做什么喜事似的，又有点像几十年前欢迎县知事上任一样。阿訇站在桌子旁边向我们鞠躬拱手为礼，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亦热诚与阿訇站在街上接谈，红军经过时而且放了不少的爆竹。回民对红军热烈欢迎，给红军战士在精神上极大的兴奋。晚上，战士们都感到疲劳，尤其昨天从公益铺退却下来的一纵队的战士，迫切地想求休息，准备好好地睡一会。忽然在夜里十时，老百姓来报告说，距我们驻地十五里地发现了敌人。司令部获得了这一情报之后，立即派便衣队出去侦探。果然距我十五里之地到了敌人，于是就命令各部十二时烧好早饭，立即要各部加强警戒和准备，这把战士们的好梦都惊醒了。次晨一时又继续出发，目的是迅速脱离敌人的追击。
因敌人距我们驻地只十五里，具体情况又不明了，为脱离敌人计，因此出发时禁止点马灯、火把，不准吹号、抽烟，不准呼叫和咳嗽。半夜行军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头，不能抽烟、唱歌、说笑话已经够闷人了，而且在山地上行军。大概日子是阴历九月初几罢，夜里十时月一亮就落了西山，在朦胧的夜色里摸索，战士们跌交跌得一塌糊涂还不算，最冤枉的是我们在山上糊糊涂涂兜了一个大圈子，结果走了二个钟点才走了五里路。当时战士们以为向导故意为难，其实不是如此。因为北方的山都是清一色的黄土，个个差不多高，在远处看去每个山都像个癞痢头，都是光秃秃的黄土，既无石头或树木作识别，的确看不出每个山头上具有什么特征，尤其夜间真不易辨别方向。到天放亮时，战士们周围一看才明白，半个夜里并不是走路，却是在“捉迷藏”一样。整整五个钟头夜行军，总共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可是笑话却闹了不少。天亮，下完了山，又要渡河，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此河本可涉渡，因时届深秋，河水是冰冷的，为保障战士们的健康免得受凉，故集中河滩上按照行军序列分别过桥。闷了五个钟头不准唱歌、说笑话、抽烟，此时却好尽量吐露了。战士们都拿昨晚出了洋相、闹了笑话的同志来开心，唱歌，说笑话又闹作一团了。谁还会去追忆昨夜的味儿呢？
我们左路之二、三纵队过了河，进入了平凉、固原大道，已摆脱了跟踪追击之敌。右路军也把追击他们的敌军抛在后面，从平凉、固原大道走过去了。待我们进入了平固大道时，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也接上了右路军的尾巴。两路人结成的河流又会合了。战士们都表露出一种异常愉快的神情，两路会合在一条路上走，更加热闹。战士们正在谈论之际，忽然追右路军的敌人之前卫尖兵又接上了我们的尾巴，真所谓“冤家路狭”。右路军是摆脱了追敌，而左路军也摆脱了一个，可是又重新跟上了一个，结果仍等于未摆脱。好在北方的道路比南方大，可以分几路纵队同时走，不然，三个纵队同时塞到一条路上，那真会使你不可开交。当时红军以惊人的速度转向东走，以便迅速离开平固大道。红军从早晨一时吃了一顿饭，一直走到下午四时到达了平固大道及洪法城以东地区。国民党军大概停止于洪法城附近，与我们相距二十里对峙宿营，双方哨兵叫口令都可互相听得到，双方都严阵以待，但并未发生任何战斗。可是敌人总是脚跟脚地追着，红军不设法把它摆脱，是不能自由的，所以决计以秘密夜行军的手段，于当天夜里十二时继续出动，不顾一切疲劳实行急行军。我们离开了驻地约十里，驻洪法城之敌军也吹预备号了。红军领袖当然料到追敌是要赶来的，同时判断追敌并无寻求决战决心，因此，仍然不慌不忙地向前进，准备万一敌若有一两师人赶来。红军之目的既在求北上抗日之道，故无心与国民党军准备决战，只用后卫部队抗击阻止，前面本队仍迅速前进。红军寻求小路上山，准备突出平凉通固原的大马路。一纵队已全部登山，二、三纵队尚未全部登山而追敌已经赶到了。红军爬山的敏捷，山地作战的特长，这是人所共知的。待国民党军接近山坡时，红军已占领阵地，展开了部队。追击之敌不得不停止于山下，只能用火力追击。但山势崎岖，火力追击不能发扬效力；而且红军居高临下，国民党军只好滞留在山下用望远镜来观望红军继续运动。红军对于后面追敌是利用山地实行抗击而阻止了，然而前进的路上又发现了敌人，而且这个敌人走路爬山都比红军快得多，因为它连人带马有六个脚，它是骑兵。这使红军一时处于前无进路、后有追兵的严重情况。由于前后敌情不十分明了，红军只好暂时将队伍集结隐蔽起来，避免敌骑发觉，待情状弄清，观察敌骑的去向和企图之后，再定方略。当时的情况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无论如何是要越过平凉、固原、海原马路才能完成北上任务。因此，红军指挥员鼓励战士，以极大之决心和勇气，打开前进道路，立即准备与骑兵作战。正在动员之际，观察哨从山上回来报告说：“骑兵约有四百匹马，有一二十部马车，均进入青石嘴休息。”集结于山上之红军指挥员和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差不多都高兴得要跳起来。据说，一军团的林彪将军，听了观察哨回来报告，缄默了一会之后，就持着望远镜跑到山上去看。他在望远镜中发现马路附近所有房子都冒起很大黑烟来，于是判断骑兵一定在做午饭，而且连警戒都未派出，所有马匹都散于马路两旁吃草和打滚。他们如此安心，显然不知红军要经此地。于是林将军叫了十几个传令员来，他不费踌躇地立即下了一道口头命令，大概是：一个团从北面用跑步迂回绕到青石嘴后山，截断其北去道路并包围之；一个团从南面出去截断平凉、固原马路，以便阻止其后续队之增援，同时截断青石嘴之骑兵不许其向后回窜；另一个团则从正面进行突击。正面突击部队机关枪一响，正在房子里吃午饭的骑兵拟冲出抵抗，但红军已迫近马路，只好仓皇上马而逃。果不出林将军所料，敌骑果向青石嘴后山逃遁，但是迂回部队早已占领了阵地，轻机关枪是架好了的，手溜弹拿在手上时刻准备抛掷的。此时那怕他有六个脚，就算再加上两个翼也难飞了，只好客气一点，自动下马，枪托向天，枪口向地，将枪马交给红军。红军从派出部队起到战斗结束止总共不到四个钟头，不仅前进道路解决了，六个脚的敌骑也变成了徒手俘虏。如此严重情况，几小时内就使之烟消云散。在开始发现骑兵时，红军的指挥员的确是未曾料想到如些容易解决的。这次战斗显示了红军指挥员的天才和红色战士的英勇。他们执行了古代军人的名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地取得了胜利。
红军长途远征，不仅江西出发时的马匹早已骑死和跌死，就是在云南、贵州补充的马，经过雪山草地之后，所剩下的也不多了。这所剩不多的马匹，要让给负伤和有病的同志骑，所以大部分指挥员都自己背着包袱粮食跑路。这次缴获两三百匹马，不但使伤病员都有马骑，而且半年没有骑马的指挥员又可骑马了。这次又缴获十余马车的子弹和军衣，当然这一笔收入，比起几百匹马来更重要。因为红军自进入甘肃之后，虽同鲁大昌打了一仗，这一仗鲁大昌固然已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在缴获的意义上说，红军还是赔了本的：红军在战斗中消耗了两三万颗子弹，而缴来的却是坏枪和不能使用的子弹——口径不是大就是小；后来沿途又继续消耗，直到这次才缴获几万发恰恰合用的子弹。当时，战士们看见马车上的木箱，简直比生命还要贵重，高兴到像普通人发了一笔意外洋财一样。出草地时红军指挥员、战斗员的军衣都破到实在不大像样了，沿途在哈达铺、川镇、榜罗镇、通渭、界石铺等地，陆续购买了不少的布匹，当时供给部不能缝制，通通都裁好了分给了各战士，并利用在哈达铺、榜罗、通渭、界石铺休息的机会，请驻地居民缝好了，但尚有一部分指挥员未有补充的，而这次他们都得到了现成的军衣了。“问题都解决了”这一句话，成为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互相见面时谈话的中心。
战斗结束后只休息了半小时。俘掳来的都是东北军的骑兵，经过解释宣传之后多数都愿加入红军。这大概是由于亡省破家的东北弟兄，深深感到打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红军的后悔、感到抗日的职责所在吧，因此他们毅然加入红军，我们也因此减少了慢慢发俘虏费的许多麻烦。
五 从六盘山到北洋城 (6)
为了避免与后面追敌及骑兵增援队作战，我们决定脱离平凉、固原、海原马路，继续东进。在战斗胜利鼓舞之下，一鼓作气当天下午就上完了六盘山。甘肃有名的山脉六盘山，又留下了数万英雄的足迹。说到该山的面目，却有点特色，它不是清一色的黄土光山，而是长满了绿草；有比较大的道路；论其高度在甘肃除了甘肃西部之祁连山脉以外，恐怕是数一数二的高山了。我们走到黄昏，越过了六盘山峰，就进到该山之东面脚下宿营。该地居民很少，周围总共不到五十家人家，队伍大部露营。这天虽在半途打了一仗，结果还走了八十余里。经过半晚上的休息，次晨三点半又星夜出发。红军不顾一切地继续急行军，主要目的是要脱离后尾追敌。
离开六盘山范围之后，为求行军迅速，队伍又分为两路前进，目的是到北洋城。到北洋城之前又遇到了马鸿宾的一团部队。它真有点不自量力，竟欲拦阻红军去路。其实区区一团之众，与素以三猛（猛打、猛冲、猛追）著名之林彪将军所部相遇，那简直是豆腐碰钢铁，实在太不相称了。据说两军一遭遇就打起来，红军先头团才用上了两个连，其余部队尚未展开，机关枪也未响，一个冲锋就将马鸿宾之一团打塌了。我们后面闻得枪声正想跑步上前，而前面枪声已经平息了。红军战士说：马鸿宾的队伍大有贵州王家烈的作风，一闻枪声就嘻呀鬼叫乱跑一场，把队伍变成了以一人为单位的个体。队伍一经冲散，想捉俘虏缴枪，犹如黑夜捉跳虱一样困难，因此该团全部虽被红军击溃，但俘虏只八十余名，缴获步枪亦只八十余枝；同时缴军衣、裹腿约二百套，还有三四十件棉大衣，好在还有这一笔收入，否则单靠这八十枝枪的话，红军就又赔本了。缴获的子弹一发也不合用，等于废物，而自己却消耗了一千多发子弹。八十枝枪中多数是有资格可以放在古董店和博物馆去的“十三太宝”和“九响毛瑟”。这些东西红军实在得之无用，若将之丢掉又怕散兵拾起来去当山大王，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因此战士们将此次所有缴获之生锈古董搬到河坝上，一枝一枝地用石头打烂。战斗之后，缴获枪枝要作这么一套麻烦手续，恐怕这是第一次。过去在江西、福建缴到土枪、老枪尽可发给地方赤卫军、少先队，在贵州收缴到王家烈的一些老而坏的枪都交了当地人民组织游击队。可是这次战斗结束，马上又要走，哪里让你从容发给群众！前次战士在青石嘴打骑兵获得胜利之后大家都笑容满脸的，而这次反有点不大高兴了，甚至有些一面持着石头去打毀枪枝，一面啰啰嗦嗦骂起来。当时除留两连人破坏缴获之枪枝之外，队伍仍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前走。战士们闻得前进的目的是赶往北洋城，大家都感到无限高兴，脑子里都以为北洋城应该是一个不凡的城市，可是后来事实却与我们所想像的完全相反。
当红军快接近北洋城的时候，左右两路又会合了。两路只隔一条小河沟同时并进，走约五里就到了两条道路接合的交点，队伍就走上了同一道路，因此立刻就发生人拥路狭的情况。先头部队正合拢不久，从西南方忽然飞来了两架敌机。适值此地是干涸的河滩，无任何草木可给隐蔽，再加上前天在青石嘴缴获的大白马，很容易被发现目标。敌机一飞到红军队伍头上，用不着兜圈子，它就立刻判断这是红军，无情的炸弹就掷下来。新缴来的马匹，平素未曾经过飞机轰炸，缺乏这种轰炸的考验，所以炸弹一响，它们就不听饲养员的指挥乱跑一场。久从红军的骡马则不然，它们确有丰富的经验，已被飞机炸弹吓惯了的，所以飞机来轰炸，它们同红军战士一样镇静，饲养员站立在那里就牵着它们站立在那里，炸弹爆炸声还是吓不跑它们的。
这次投下的炸弹总共不到十个，红军战士却有好几个负伤。马也打坏了几匹。这次损失虽不大，可是困难却增加不少。因为每匹马上不是坐着北上长征的伤病员，就是背上十枝八枝步枪，马一负伤，步枪又要放到战士身上，指挥员的马又要让给伤病同志骑，这样一来不仅增加麻烦和困难，而且耽误了赶路的时间。红军的指挥员估计到当时的时间才下午两时半，天气又如此清朗，照例飞机还有一次出来拜访红军，故决定全军分成两路，一路沿大道，一路沿着山边，同时并进，务求迅速赶到北洋城。战士们为着避免空军轰炸，希望及早赶到北洋城来赏识赏识北洋城风光，所以二十五里路行程，两点来钟就完成了。远望北洋城所围绕的范围确实不小，迨进城后，才知道内容与外观则太悬殊了。城内总共不到二十五家人家，只有一家卖烟及盐油的小卖店，两家卖馍馍和卖茶的店。城墙下虽有许多窑洞，可是十几年前就人烟渺然了。城里其余各处都是荒地和颓废了的墙基遗迹。战士们充满了想到北洋城观光和看热闹的热情，一进城门，仿佛当头泼来一瓢冷水，不免大失所望。
队伍正陆续集中，先遣司令部传来命令，改变在北洋城宿营之原来命令，全部继续北进。北洋城东去是通庆阳、环县的大道，北向是小路。从北洋城向北走，一出城就要过沟。北方过沟比南方过河还要困难，因为北方的沟水虽浅，沟却很深，往往在道上下沟，一下就二三十丈深，上来又二三里路高，队伍运动非常困难。由于过沟的关系，队伍统统停滞于北洋城东门外。队伍既从城里出来，集结在一个地区，竟不出红军所料，从西方天空发现了三架敌机。好在早被发觉，而且周围荒废的破窑洞到处皆是，将士们除在沟里的不上下以外，其余的都迅速跑进了天然的防空隐蔽部——破窑洞。飞机一到北洋城上空中，不管三七二十一炸弹就纷纷落下，机关枪像发疯似的乱射，总共掷下二三十个五六十磅的炸弹，在北洋城上空飞翔了二三十分钟才飞去。红军此次共死伤战士约十人以上，倘若北洋城没有许多破窑作临时隐蔽部的话，恐死伤之数尚不止此。这些抱着北上抗日志愿而经过万里长征之战士，在此牺牲，殊为可惜。经过半点钟，飞机走了以后，我们仍继续北进。
六 在甘肃东北部高山深沟里的行军和战斗
队伍过完沟之后立即又上山。山还未上得一半，太阳早已西坠了。继续行进，接连过了三道深沟。在七时至十时还有一点朦胧的月亮，十时以后月亮也没有了。困难从此产生，到最后一道沟，因为没有月亮，因为沟深阴黑，看不清楚道路，各人脚步无法辨别高低。虽不像走雪山、栈道那样有丧失性命之险，但夜里过沟的味道，战士们都感到不大好受。夜行军过去虽常有，但夜里过沟的经验却没有。过完最后一道沟，时间已十二时了，先头部队传来命令停止行进，准备宿营。一天半晚已经走了百多里路了，闻得停止行进准备宿营，试问谁不高兴？怎知新的困难又从此产生：此地房子都是土洞，且异常分散；土洞往往挖在沟旁边，若不下沟，不走到土洞面前是看不见土洞的。因为时间太晚，老百姓早入睡乡，老百姓平常像萤火一样的菜油灯也熄灭了，既叫不着人应，又无灯光目标，设营队想找土洞宿营，确实无从寻找，结果找了一点多钟才找着六个土洞。除一纵队在前头宿营外，二、三纵队就以这六个土洞作中心，除很小部分进土洞宿营外，其他大部分都围绕在周围露营。这次宿营，不但无房子住，而且没有水喝。过去夜行军，露营和吃不到晚饭是曾经有过的，但连冷水都找不着喝这却是第一遭。在北方大队伍夜行军找地方宿营，找水喝，的确是一个大困难问题。
次晨，我询问老百姓此地叫什么地名，有多少人家。据说该地叫杨家园子，几条沟合拢起来，总共有几十家人家。此地人虽稀少，但老百姓对红军关系尚不错。他们虽然没有多的粮食卖给红军，但他们十几家合凑起来还卖了几十担马铃薯给红军。我们买到了马铃薯因无水的关系，就连皮带泥蒸熟，因喉渴肚饿，吃起来也似乎满开胃的。战士们大家都持着一茶盅连皮带泥的熟马铃薯吃着。战士们一面吃马铃薯，一面都把眼睛集中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毛主席也持着一茶盅同样连皮带泥的马铃薯。毛主席一面拿着马铃薯吃，一面微笑着对战士说：“同志们！吃不饱不要紧，总供给部已到前面办粮了，今天到孟家园再吃中饭。”战士们虽然吃得满嘴唇都是泥，口里牙齿都是沙，然而感到上下一致，共甘同苦，人人都充满北上抗日的热情，了解到自己革命的远大前途。因此，吃了几个连泥带皮的马铃薯之后，战士们还是笑嘻嘻地精神百倍地集合出发。人们以为红军战士是被利诱而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试问当时这样的物质条件怎能沿途招来无数新战士？我想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吸收人民加入红军者，主要是一个明显而严正的政治目标——北上抗日。
拂晓出发，由杨家园子到孟家园，行程约三十五里。只过了两道沟，沿途道路很平坦，虽是山路，但山上都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而且播种了许多麦子。是日下午一时全部都到达了孟家园。在孟家园周围有三、四十家人家，红军在该地没收一家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剥削工农之地主，没收了一百多只羊子，五六十只鸡，八九担面粉，另外还有一担大米，几十担小米。司令部下令休息一点半钟，以便各部煮中饭。为了赶快把中饭弄好，请了附近老百姓来帮助杀羊子，各连队都分得二三十斤羊肉，和一两个鸡子。中饭每个连队都吃羊肉小米饭，面粉则分给了那些完全没有了干粮的战士做馍馍作干粮。这顿午饭战士们都吃了一个痛快，补偿了昨天晚上连水都未喝到和早晨吃那连泥带皮的马铃薯的缺陷。吃完之后，每人还背上了一天半干粮，又继续前进。肚子吃饱了，走起路来，不待说比上午要精神得多，所以下午还赶了三四十里路，赶到了环县曲子镇以西地区宿营。先头的一纵队宿营于一个小圩上，可惜圩的名字忘却了。该圩街上有二十余家买卖铺子，广洋杂货店也有两个；而且还有一所庄严的教堂，教堂还是火砖建筑的洋房，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势力不仅深入于穷乡僻野，而且深入到荒僻的山沟里。
急行军快到半月，战士们都未曾洗澡，各人都感到身上有点不大好受。恰巧这天，在圩上旁边就有一条河流，我们经过时，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上洗澡和洗衣服了。因宿营地区所限，二、三纵队仍要离开该圩五里路，至山上宿营，队伍即分布在周围四、五里内之山沟零散土洞宿营。虽然洗澡无法解决，但晚上食水尚不致发生困难。为了相当地恢复战士们体力，司令部决定次日各部留原地休息一天，故第二天清晨各部都准备有组织地一班一班轮流到五、六里路远的山沟找水洗澡、洗衣服。洗一次澡、洗一件衣服都要跑五、六里路才有水，这是如何的麻烦呵！据说居住该处的人民一生一世只洗三次澡（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时洗一次），我想此说是有几分可靠的，这也是天然条件所限制的。司令部准备一天时间让战士们洗澡、洗衣服，但结果仍不能完成计划，原因是第二批出发洗澡的还未回来，环县和曲子镇方面便发现枪声，几分钟之后，机关枪、迫击炮打得非常热闹了。司令部一闻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吹紧急集合号。出发洗澡的战士们闻得紧急集合号音，马上挟着衣服跑回来。
据当时驻圩上之第一纵队司令部电话传来情况，追敌约有一师之众，且有一部骑兵，猛烈向前哨阵地攻击及进行迂回。两个连哨就倚靠深沟的天然障碍，顽强地抗击来犯之敌，因此，敌军来势虽凶，可是无法越过深沟的天然障碍。前天从北洋城到杨家园子之夜行军觉得深沟的讨厌，那么今天却觉得深沟作用的伟大了。倘若当时没有深沟作障碍的话，国民党军就可能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红军不但不能从容集合出发，脱离追击之敌，恐怕还要仓猝出而应战呢。红军估计到既有深沟作天然障碍，用少数兵力已能钳制、阻止追敌，因此，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免延误转入北方抗日阵地的时间，除留少数部队抗击追敌外，立即集合一、二、三纵队分作两路继续以河连湾为目的前进。于是不仅红军主力本队安全地脱离了追敌，而且负责抗击钳制追敌之部队亦乘黑夜脱离了追敌，从容不迫地赶上了本队。
因绕道和过深沟的关系，虽然通宵达旦的行军，当天晚上并未到达河连湾。战士们经过整夜行军都疲倦极了，而且肚子里也饿得要造反了，因此走到次日中午不得不停止于距河连湾三十里之庄子休息，让战士们睡觉、吃饭。据先头团电告：“河连湾山上筑有堡垒，村里还有土楼，均有少数驻军和民团据险扼守，企图拦阻我军北进，所有后续部队应乘夜通过，否则要受敌人火力的威胁；同时此地有环县通洪德城之大路。”红军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半夜继续出发。此时战士们尚穿着一套粗布单军衣，半夜起来已感到有点冷了；同时加上迎面吹来的已经不是使人爽快的秋风，照我们南方人的感觉已是冬天刺人的北风了，所以集合时大家都有点冷得发抖。本应走起路来还勉强可以抵抗得了的，可是整整二、三十里都沿着一条小水沟底下走，一时从右转左，忽而又从左转右，过来过去水虽不深，但总不让你的脚上的水干，大有在贵州南部走过的“九十九个湾，七十二度脚不干”之概！此种滋味比爬深沟还要难受。
拂晓接近了河连湾。因为与一纵队又会合了，队伍又停滞起来，要让一纵队先行通过。待一纵队通过完，已到早晨八九点钟了。天亮之后山上堡垒及村里土楼不断放冷枪射击我们，红军仍冒着不断射击的冷枪，跑步通过河连湾。为求捷径前进起见，一纵队沿大路直趋洪德城再向东前进，二、三纵队过河连湾前面的河后上山由小路东进。
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敌军以步兵求追击红军，就算今天赶上了，明天又会掉落到后面。红军组织严密，行动敏捷，政治觉悟程度很高，他们上下都理解到自己奋斗的目的是神圣的，所以他们不怕困难或敌人追击，他们可以忍耐一切饥饿和疲劳，继续一日一夜不停的行军，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无怪敌军以数十万之众，追了一两万里之远，仍属徒然！因此敌军不得不用骑兵和飞机来追击红军。红军行军虽速，但速度当然无法与空军比拟。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照顾两三回。在河连湾那天，飞机一到，就沿着河连湾至洪德城大路轰炸正在行进的第一纵队。骑兵也沿大路向第一纵队方面追击，二、三纵队因过河后就上了一个将及十里高的山，飞机同骑兵都未向这方面轰炸和追击，故二、三纵队仍继续行动。二、三纵队因同第一纵队仍取平行道同时并进，我们一走到山上的时候，就可看见第一纵队的整个行军阵容，尤其尾追在后之敌人骑兵。三团骑兵简直天天跟着第一纵队，有不少落伍人员被骑兵屠杀了。红军尽量利用山沟与破坏道路的办法来迟滞骑兵，不然落伍人员遭牺牲者将更多。空军、骑兵都全注意左路了，二、三纵队之右路既无骑兵追击又无空军骚扰，行进仍异常迅速，当天全部赶到铁脚城附近地区宿营。驻地居民虽然不多，但这些地方的居民，受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极深，所以我们一到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无不积极帮助红军：小孩子引红军去挑水；妇女帮助烧火煮饭；壮年、青年帮助买粮、买羊。红军照例请他们吃饭。试想想，除红军以外，在中国那里有请老百姓吃饭的军队？许多腐败的军阀军队只会敲诈老百姓。
经过一夜休息，第二天清晨又从驻地出发，走十余里即到铁脚城。 (7) 铁脚城比北洋城还蹩脚得多，总共不到十家人家，只有十几个土窑洞。据当地老百姓说，铁脚城是古代战争时传留下来的名字。离开铁脚城即开始上山，山高约十里。当队伍经过山上时，追赶左路纵队之骑兵也正在运动，我们与之遥遥相对，齐头并进。红军关心着它，它亦关心着红军；红军停止休息，它也停止休息；它看到前面是红军，右边又是红军，自然会感到不大舒服，红军戒备它，它也何尝不戒备红军呢？这是显然的道理。走到下午，我们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发现追击之骑兵向后移动，并陆续集中在一个山坡上。红军战士们差不多一致地这样想：“大概要转到我们这里来追击我们吧？”但红军指挥员仍异常沉着，我们看见彭德怀、邓发、叶剑英等还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那运动着的骑兵，在那里指手划脚，不知说些什么，并催促我们快走。后来彭德怀在我们行列经过的时候还对我们说：“同志们，快走罢，天快黑了，骑兵不会到这边来，他的马没有水喝，走不动了。”战士们听到彭将军这句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真不出彭将军所料，骑兵的确未转过我们这边来。红军仍继续前进，走到傍晚，在老爷山上宿营。是日走了约百里的路程，上了两个约十里的大山。上老爷山时，我们先下深沟，再从深沟底下上到顶点，足足花了两个钟头时间，但有许多人直到夜间还未曾爬得上去。
当天红军二、三纵队就在老爷山上宿营。说到老爷山上的一宿，确有不少足以纪述的地方。老爷山上建有三间苍老的古庙，庙里红石和火砖建筑，壮丽可观。庙里经常有三个和尚供奉香烛。该庙在甘肃、陕西、宁夏都很有名。因为传说该庙菩萨很灵，有求必应，陕、甘、宁三省之善男信女，来此参拜者，终年络绎不绝。受封建迷信所惑的人们，竟不惜千里而来，耗费若干金钱，还要爬十几里路高山，可谓愚蠢之至！
平常这个庙里只有三个和尚，如此狭隘的地方，自然使红军感到宿营地和食水的困难。山上只有一口储水的井，而且北方山上这样的水井大多是没有泉源的，仅靠下雨时注进去的水，其储水量是有一定限度的，用干了就没有了。所以水井要派卫兵守起来，要按照伙食单位人之多少来分配井水，每个伙食单位只分得两担（四只洋油箱），每个战士每人只分得一茶盅。上了十多里高山，大家都渴得要命，这一茶盅水，战士们一拿到手就喝光了。煮饭怎么办呢？只好每个连队派人挑粮挑锅头到山沟底下去煮。煮熟了再挑回来，已经半夜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困难。说到宿营，除纵队司令部及电台之外，战士们全体露营。平日求神拈香拜佛念经的神台，变成了三纵队司令部的办公桌子。晚上叶剑英、邓发、蔡树藩、张经武等都睡于神台脚下。每个庙都住了几百人，除了菩萨的塑像所占位置以外，都塞满了人。这些北上抗日的英雄成了临时和尚。
红军平素在思想上是反对迷信的，但他们同时遵守信教自由之原则。红军这样多人住在庙里，对于所有神佛塑像并未加以丝毫损坏。无怪红军足迹所至，不管任何省份地区，所有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耶稣教徒，对于红军莫不热烈欢迎，甚至直接加入红军效劳。单就甘肃一省而论，就有成千的回教子弟加入红军，红军为尊重其信教习惯起见（不吃猪肉、念经），特将他们集中一块，成立独立的部队。不少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出身之医生在红军中尽忠服务，不是偶然，而是由于红军遵守信教自由的原则所致。
七 别却了甘肃进入陕西
次晨红军从老爷山出发，继续东进。据和尚说，老爷山的鸡鸣，三省都可以听闻，所以俗语又称老爷山为“鸡鸣三省”。“鸡鸣三省”的山，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曾一度上过，这次是第二回。离开老爷山，再过去就是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老爷山以东地势渐渐低落，保安县属吴起镇 (8) 之头度沟、二度沟、三度沟均发源于此。离老爷山走约二十里，二、三纵队寻得了平行路，于是又分成了两路同时并进，当天到达梁家要险、周家要险以东地区宿营。此地区本是陕、甘红色游击队常来常去的，群众对红军早有认识，所以沿途茶水、粮食更易解决。次日继向王家台、梁家台前进。出发走五里即下山，下山就是吴起镇头度沟的起点。在那里二、三纵队又会合了。二纵队出发完毕之后，三纵队接着前进，下午再与左路的一纵队会合。从两路变成三路，由三路变成两路，再后又合为一路，此种行军，战士们觉得怪有意思。战士们会面的时候，大家都互诉分别行军的经过，感到无限高兴，尤其是“前天从甘肃分手，今天又在陕西会合”，战士们都认为有重要意义。当时在行军途中，无论指挥员、战斗员、炊事员、饲养员，都以此作题材，沿途大吹而特吹。
队伍会集到一条路上，在沟里行走，在山上望下去，浩浩荡荡，犹如江河的洪流。因人多拖延得太长，自然行进速度，就大大的降低。道路狭隘崎岖，往往障碍先头队的运动，因之，后续队不断时行时止。先头队一、二纵队已进入宿营地了，而三纵队之后卫团及收容队还未出发。这时追踪一纵队之敌骑兵，突然从一纵队之来路，将三纵队之尾巴一段截断，后卫团两个连及收容队被截断掉到后面了。当时骑兵企图猛追，予红军以打击，但路是沿着水沟走的，两岸马是不能攀登的，只能沿沟追击，红军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响，火力集中沟里，于是，骑兵不得不放弃追击的企图，而转移攻击方向，企图包围消灭被截断之红军的两个连及收容队。红军的两个连是不能当普通军队的两个连来看的啊！虽然仅仅两个连，但它具有独立指挥和作战的能力。这两个连是红军学校的学生，每一个战斗员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干，每个战士都是营长和连、排长：所以它的团长陈奇涵、政治委员宋任穷就很沉着地率领两个连及收容队登山。红军一登山，敌人骑兵就不得不下马作徒步战。骑兵本超过数倍于被截断之一部红军力量，但红军仍顽强抵抗相互掩护退却。战至黄昏，红军就乘黑夜退出了战斗，安全地绕到二度沟回到本队。据说此次牺牲了一个排长和十八个战士，被俘去落伍的伤病员约三十人上下。当天晚上三纵队原定之宿营地与敌骑太接近，为防止万一敌骑次晨拂晓袭击，便又从驻地重新移到二纵队的宿营地段。部队到达新指定之宿营地时，时间已夜半十二时了。窑洞全被二纵队驻得满满的，三纵队只好全部露营，晚上下雨，饭也没煮，战士们只吃了一点开水和干粮，因下雨地湿，战士们就坐了一个整夜。我却碰到了运气，在路上碰到邓发、叶剑英，他们把我带到刘亚楼的司令部去。刘亚楼不仅热烈招待我们，而且让出了自己睡觉的位置，并蒙款待一顿清炖羊肉和小米饭。红军那种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大受感动。
八 踏上了抗日的新阵地
次日由梁家台沿头度沟而下移至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属地。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经过百数十次的残酷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痛苦和流血牺牲，现在总算达到了北上抗日的新阵地了。
据说吴起镇是纪念古代名将吴起将军的。大概吴起将军在此地建立过什么战功政绩的罢？不过除了吴起镇一个名字以外，在整个吴起镇及其周围，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足为纪念的陈迹。整个街上的砖窑洞，只剩下一些古老的颓墙废址，有几十户人家都住在街外靠山边的窑洞里。此地一带人口在保安县属算是稠密的了，但是当我们进到吴起镇时，老百姓因一时误会，以为红军是国民党部队，因为国民党队伍，过去经常劫掠他们，所以男女老幼，牵牛赶羊，慌忙逃避。红军明知此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之边区属地，看见群众恐慌逃避，弄得莫明其妙，于是派人四处找人打听。政治人员忙了半天才找着几个老太婆、老头子，详细询问他们为什么逃避。他们一致地答“害不下”（即不懂之意），红军同志听作“我害怕”。因为南北语言不通，恐怕他们听不懂红军的话，于是再三对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为什么害怕？”结果他们仍然摇头摆脑地答“害不下”。红军一时无法可想，只好先将队伍开入宿营地，再行设法。部队开入宿营地之后，战士们就进行大扫险，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墙壁。那些老头子、老太婆大概已经洞悉这不是国民党的队伍了，果为国民党的队伍来了，是要打鸡捉羊的；而这次的队伍，不但没有那么一套，而且做清洁扫除，对待老百姓都和蔼可亲；孜孜不倦地谈话，标语上又统统都写着“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字样，他们看到这一切行动措置，便判断出这显然是红军无疑。到了晚上，一些老头子自动去找老百姓回来了。第二天早晨，全村的男女老幼统统回来了。他们看见红军都哗然笑起来，而且对着红军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咱们自己人！”不一会当地共产党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都来了，同红军商量如何筹办粮食菜蔬柴火。红军首先向当地负责人打听此地办粮是否困难，周围是否有敌人。当地人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军。红军在几个钟头内，把情况弄清楚了，知道吴起镇周围除千佛山上有一反动土寨之外，八十里外才有敌军。地方负责人说，三天之内能集中五百担粮、二十条猪、五十只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没收反动地主豪绅的。红军根据敌情、物质条件和部队之需要，决定在吴起镇休息七天，进行政治工作，解释到达北方抗日新阵地及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的意义，宣告二万五千里北上长征的终结。在军事方面亦进行整顿：长征军快到一年未集中训练了，尤其许多在路上补充来之新兵急待训练；切实调查弹药，刷擦和整顿各种武器，补充草鞋、衣服，剃头、洗衣、洗澡，清理内务。
二万五千里追求之目的——北上抗日的阵地已经达到了，红军从中国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到了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生活惯了的红军子弟，现在又等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战士们政治情绪的激昂，精神的愉快，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红军在吴起镇整理休息尚未到两天，追击之骑兵又来进犯。红军被迫到忍无可忍了，便准备予以回击。果然，第三天敌骑兵一团，单独向吴起镇侦察前进。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军之骑兵白凤翔师所管辖的。该团真不自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红军看它如此放肆妄为，非教训它一番不可，于是临时集结一部兵力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两军正在交锋之际，白凤翔派出两班传令兵，送命令给该团令其勿轻于前进，并令其立与师部切取联络。可是该命令又落在红军前哨手上，白师长大概听得枪声心里发急，推测派出侦察之一个团，一定碰上了霉头，故立刻集中了三个团想上来增援。不料部队正在集合，先头之团已被打塌。被打败之一团残兵和失魂马，回转头来，向正在集合之三团骑兵冲去，将集合之队伍全部冲散。黄马、白马、黑马，胡奔乱驰，跑得满山遍谷，对方军中许多人被自己的马践踏得噫呀鬼叫，红军战士目击如此情景，不禁肚子笑痛。追击之骑兵，受此惨败，可说是咎由自取！假如对红军不是迫之过甚，我想红军是绝对不会回击他们的。因为红军此次出来应战，全是迫不得已的。 (9)
红军认为如此已足以教训他们了，当敌骑兵败退而自行收兵时，红军并未乘胜追击，予以更大的打击。但白师长领教了这一次，也心胆俱寒了。从此，吴起镇威名大震，谁也不敢再来进犯了。从此一仗，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就被红军作了最后结论。红军亦得按部就班地完成其在吴起镇的七天休息整理的计划。
在这七天之内，红军不仅完成了休息整理计划，而且攻破了为患保安县属人民多年之千佛山反动寨堡。该堡内集中了全县最反动之地主豪绅，驻有数千匪化之反动民团，地方人民被其掳掠劫夺和奸淫者不可胜数，人民视为心腹之患。此次完全铲草除根了，民团全部被红军缴械遣散，反动土豪则将其罚款后驱逐出境。千佛山被攻破后，周围民众莫不表示欣幸，男女老幼送东西来慰劳红军者，络绎不绝。战士们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吴起镇的休整计划完成之后，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下，经过七天的行军，到达甘泉以南地区。在这里，中央红军和西北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了，两支雄伟的人民武装，从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着新的胜利前进。
* * *
(1) 1935年9月28日，红军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根据在哈达铺了解到有关陕北红军的情况，决定修正俄界会议的决定，率领陕甘支队与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当天，毛泽东召集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2) 指红二十五军的长征。1934年11月，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徐海东、吴焕先等指挥下，开始战略转移。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老百姓所说红二十五军在陇东经过的时间不确。
(3) 指黄土高原的窑洞。
(4) 李克农（1899—1962），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5) 今宁夏隆德县公益堡。
(6) 北洋城，《里程一览表》中作白杨城，即今宁夏固原县境内的古城镇。《一览表》中的下一站“布置要岘”应是固原境内的堡子崾岘。
(7) 今陕西定边与甘肃交界处的铁角城。
(8) 今陕西志丹、吴起县。
(9) 1935年10月21日的吴起镇战斗，彭德怀指挥红军击溃东北军白凤翔部两个团及国民党军两个骑兵团，歼敌数百人。毛泽东曾赋诗祝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出发前
必 武 (1)
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 (2) ，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
有一天何叔衡 (3) 同志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覆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只很结实的草鞋 (4) 。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只新草鞋，脚上着的一只还有半新。”
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叔衡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他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呵！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
我在出发前，虽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发生这些问题？
这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那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 * *
(1) 董必武（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到中央苏区，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最高法院院长。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总支部书记。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2) 原注：在广昌战斗后，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报》上写了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论文，说红军在必要时应当转移地区作战。手中无原文，题目和时间都记不清楚。
(3) 何叔衡（1876—1935），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长征前与瞿秋白等人被决策者留在苏区。在向福建转移时在长汀遭遇敌军，不屈遇难。
(4) 原注：中央苏区所谓草鞋，不是用草编成的，完全没有草的痕迹。布底，针线缉的很密，鞋前面有三个或五个布做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样式如草鞋有耳，实际上全不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作草鞋。
出发的前夜
彭加伦 (1)
在赤色于都的一个农庄上，驻满了刚由炮火中苦战下来无敌的红军，在几个月的苦战中，虽然是天天和敌人冲锋肉搏，长期的过着火线生涯，衣服虽然是补上加补，饭食虽然是缺少油盐，然而他们奋斗的精神从来没有丝毫颓丧，他们总是整天整月愉快的、兴奋的、英勇地艰苦的战斗着，工作着。他们的心内不知道有困苦，只知道为了土地、自由、民族生存的光荣事业而奋斗到底。
休息整理是红军中每次战后平常的事情，在每次战后休息中总不外乎做些清洁卫生、洗擦武器、开会娱乐、检阅工作和进行教育等。可是这次的休息就大不相同了，一切情形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了变动。
棉衣一担一担的送来，手榴弹、子弹一批一批的发下，新战士整连整排的补入部队，粮食也带足几天。路上的人来来往往，上级干部也碌碌忙忙，这一切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啊！战士们的心内被一片疑云笼罩着，这个闷葫芦不知何时打破。部队中是议论起来了，因为日来一切的情况都是表现部队要行动的准备，照平常日的习惯每次有行动的准备，一定在会议中有报告，进行动员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都会使战士了解的。可是这次就不同了，一切都不同了，虽然近日也开了干部会，军人大会，党团员会，但会议的内容，报告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斗争方式的问题，一切方式都是为了保卫苏维埃。当时是五次围剿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敌人采取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略，采取的堡垒主义，经济封锁的政策，加上大炮飞机的轰炸和百万以上大兵的围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还是和敌人作持久战，在敌人堡垒面前让他来消耗红军的生力吗？还是和敌人做最后的孤注一掷？抑或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调动敌人，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来保卫苏维埃呢？这一问题摆在战士们的面前，当时就有很多战士们站起来回答，“我们赞成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可是报告人在他的微笑中又进行着下面的解释：“同志们，你们怎么这样的急躁，恐怕是认为奋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吧！大家都想打出去，这虽然是对的，但现在不能决定，还要看将来情况为转移。”
会议散了，疑团在全体战士心中旋转。到底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呢？议论在部队中荡漾着。
“我估量去广东”“我估量去福建”“我估量打到南昌去，因为敌人后方空虚，使他兵力调回去保南昌，我中央苏区就没有问题了。”
“总之队伍一定是要移动的，不然为什么天天这样准备呢，但是我知道走也不会很远，不久就可回来的。过去打长沙到漳州不是都回来了吗！”
“是的，一定会回来的。无论什么行动都是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战士们是这样关心着，是这样怀疑着，是这样相信着一定要回来，肯定着五次战役一定要胜利。因为他们相信他们领袖领导的正确，相信战争一定要胜利。他们哪里曾预料到“短促突击”战略的错误，会把五次战役的胜利断送？哪里又会想到这次的移动会一行二万五千里，而和自己的家乡永别呢？
* * *
(1) 彭加伦（加伦）（1906—1970），江西奉新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历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二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为《红色中华》等苏区报纸撰写大量战地通讯和诗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政宣部副部长，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政宣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敌工部副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教育部工农教育局局长等职。
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
富 春 (1)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离开我曾作了三十三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十月十日匆匆的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
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的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十天前，就恋恋不舍的不忍离别，大家都在感觉，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吗格”（江西土话，意为“什么”）时候会面咧？“好的，埃（即我）仍然是努力在此继续奋斗。你们走了，还是要常常指示呀！”虽然那时，抱着一个准备完成党给我的新的使命，踏着新的历史车轮而前进的雄心，然而当着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的当儿，心中留恋与忐忑不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而毕竟是忍着不宁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根据地！
十月十日的黄昏，从瑞金雄赳赳的出发了。夜行军，三日经过富田、雩都城，乘着月夜，徒涉了雩都河。第五夜，乘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陂，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三年未见过的白区，也从黑夜中踏着了！这时更增加着不断的回忆和留恋！脑中不禁暗暗想着：“同很多亲爱同志同二百万为中国革命奋斗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男女群众奋斗了三年，终于非离别不可了！”
直到听到固陂战斗的枪炮声，直到我们得到冲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才警觉着当前的新的任务的严重，“你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呀！”
然而直到现在，只要看到兴国、瑞金、博生 (2) 等地的同志，听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土音，听到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的消息，还要引起我的回忆和纪念！
的确，全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根据地的群众，为全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先锋的中央根据地的三百万群众，冲破蒋介石五次“围剿”的中央根据地的群众，现在还坚持继续奋斗的闽、赣根据地的群众，是值得惦念的啊！我，是从江西根据地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根据地的党员，跟着江西根据地二百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因此也更值得我来纪念！中央根据地是被蒋介石的摧残而变为游击区域了，但是我坚信，在全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大风暴中，闽赣根据地的红军与人民，必然仍是抗日战线上的主力之一！
* * *
(1) 李富春（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次年参加北伐战争，任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长征中，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遵义会议。延安时期，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中央工作，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2) 今江西宁都县。1931年为纪念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同志更名。
珍重
定 一 (1)
夕阳已经曛黄。人的影长长的，拖在地上。看吧！详细的看，仔细的记着，这四围的山岗。慢慢的踱步吧，踏遍这里每一寸土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这亲切的梅坑。
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伦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的。我们也将胜利，也将“靠岸”，也将停下脚来，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将如我们的胜利的弟兄——苏联的弟兄，一样得到最后的胜利。
别了！梅坑！我的故乡没有自由！你是我的自由的故乡！我的故乡，爱国志士们正在受着牢狱的监禁，惨刑的拷打，枪毙和杀戮。就是没有受到这种“优待”的也只得抱着满腔热血，沉到“地底下”去。只有在你这里，却栽培着解放的花，竖起了光明的大旗，不忘记你的，决不止我一个人。
或者，我将不久与你再见。或者，我将与你永远别离。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死掉，你也许不久就要受到摧残。可见不论怎样，中国总是要解放的！四万万同胞总是要走向一个目标——不做亡国奴。比现在活得更好些，他们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
把我数十万同志的娇妻爱子托付给你，对于他们连吻别也没有时间了。没有心绪了。天黑的时候，我们将如离别慈母的一样离别你。我们誓将记着你的一切，我们将会感着你的呼吸，你的脉搏，你的言语，你的体温，并且祷祝你的安好。
我们将自己珍重，我们将勇敢前进，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以自己的行为，使你觉得骄傲，犹如母亲因自己儿子的有作有为而骄傲一样。
* * *
(1) 陆定一（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34年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回延安后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1979年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
离开老家的一天
小 朋 (1)
出发已两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根据地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姊妹……
这次离开根据地，当然是为了实现新的战略……反攻敌人，深入到敌人的深远的后方去消灭敌人，达到抗日的目的，来保卫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在这点上，每个红色战士都是很坚决去执行的，但是久住的老家，快乐的园地，突然离开，不禁有点不舍；只是为了执行新任务，就遵命继续出发了。
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这两天都是夜行军，今天也没例外。
走了夜路的同志们，在上午就已经睡得够了。午后五点半吃饭后，预备号集合号从各连队的住地前后远近的陆续吹着，一队队荷着枪的战斗员，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以及指挥员，马匹均到集合场集合了，一队队的整齐的排列着，个个都精神抖擞的束装待发。此时当地的群众也集在首旁，似乎送别的情景。顷刻各连队的指导员开始进行政治鼓动了，在我旁边的一连指导员这样讲着：
“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因为要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所以要夜行军。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的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铲共团’的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免失联络受‘铲共团’的袭击。……最后，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的边界，明天就不是根据地了。我们要反对个别的动摇分子逃跑，以为我们暂时离开根据地，就是放弃根据地，而逃跑回家。大家要知道：我们这次虽然是暂时离开根据地，并不是放弃根据地，相反的是为了要保卫根据地，为了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不受敌人摧残，为了使我们的土地自由不被敌人侵掠，为了使父母妻子不受敌人残杀，所以我们要坚决勇敢的打到敌人堡垒后方去，消灭敌人，使敌人不得不把根据地内的兵力调回来，应付我们，这样我们既可以消灭敌人，又可以收复被法西斯蒂所占领的根据地，保卫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和土地自由。如果在现在逃跑，就是帮助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害了我们大家，对不对？”全体战士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对！反对逃跑分子！”前面司令部的前进号吹了，指导员不得不就此结束他的讲话：“好，现在要出发了。不多讲，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又答“好！”指导员一、二、三的口令发出后，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
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
红色政权那个敢蹂躏？啊！
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国民党，
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
直到最后一个人！
歌声悠扬的完结了，战士们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于是就跟着前面的部队开步前进。
我不时的回顾我的老家的山林、房屋、兄弟、姊妹及一切的一切。
越走越远了，将二十里，经过一个村庄。此地已为赤白交界的地方，因“铲共团”常来扰乱，故政府已不在此地，群众也少，据说翻过山就是“铲共团”的地方。此时天已薄暮，仅西边还有些红霞显露。
再行五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脚跟脚的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的过那不好走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依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交，他明知前面有一个石头突出在路上，他就不跳了，仅慢慢的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那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交，我跌倒了。我在哎哟哎哟的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做人情的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搞鬼！
接着上山了，大约上了四五个钟头才上完。路很不好走，忽高忽低，有时陡得真要用手扒。因为队伍多，又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拥挤着走不动，一会前面过去了，后面又要跨大步，才跟得到，这时大家都喊着“跟上不要掉队！”但一会队伍又走不动，又停止了。
半夜才到山顶，接着又下山了。这边下山的路更加不好，因为这边都是树林，仅一条小径，蜿蜒地在树林中下去，且路上砌的石头受树林的荫蔽，不易见太阳，故多长青苔，走起来更困难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要使你“坐汽车”溜下去。原来上山时前面队伍那样走不动，就是这边的路作祟。
好容易的下完了，只见前面火光灼耀，在淡淡的光芒中，看得一些房屋的轮廓，狗也不断的叫，知道这就是宿营地，——这时已离别了老家的领土，到了豪绅地主统治的地方，看表时已二点了。
待我到时，前面的部队，已经睡得大家“鼾儿起梦儿迢”了！听说他们来时，在房子里的“铲共团”被一起捉住了，连枪都没有放，无怪他们打了胜仗，我们还不知道呵！
这里的群众，已有部分因不了解红军而逃跑了。但家里还有些，深夜起来招呼我们，滔滔的诉说他们受豪绅地主“铲共团”压迫剥削的痛苦，听说“铲共团”已被我军消灭，真高兴已极。
在这里又触动我对老家的恋情了，想起根据地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
因为走得相当疲倦，找到一把禾草，就此睡觉了。脑中忽然想着：“我的老家，再会！”并且希望到处成为我的老家。一会即悠然入梦了。
* * *
(1) 童小鹏（小朋）（1914—2007），福建长汀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1939年到重庆，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机要科长、秘书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1966年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77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军中日记》《风雨四十年》等。
别
彭加伦
是一个晴天的下午，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人们都在田里劳作，为了他自己分得的土地，弯着腰在努力地耕种，不断的唱出他快乐的山歌，妇女们三三两两的坐在门前做慰劳红军的鞋和其他针线，孩子们一群群的很活泼地在游戏，乡政府门前的红旗随风飘荡，在阳光的映射下，现出特别鲜艳的颜色。
号音响了，尖锐的声音激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吹号本是军队中平常的事，可是今日的号音却带了特别的意味，好像在这声音中含了很浓厚的刺激的感觉，谁知道它就是长征进行曲，谁知道它就是故乡离别之歌？！
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队一队的由各个村庄上涌现出来，一线一线不断的继续向着雩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磨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
渡口中站满了红色的英雄，船夫不断地摇着他的木橹，一船一船渡过去了。一个个战士都轻捷地一跃登岸，他们一跳上岸就飞跑的跟上队伍去，动作是那样的迅速。
战士们身上的装备很整齐：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颜色的。每人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双，少的两双。捆在背包上端的防空帽——用树枝做的伪装，以防备敌机用的——都戴在头上。十天的粮食，有的掮着，有的挑着，有的扛着。伙食担子，公文担子，很有次序地随在队伍的后面。一个个雄赳赳的迈着大步前进。
红军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弟弟们，一堆堆站在路旁欢送。他们手里有的拿着草鞋，有的拿着食物，有的拿着银钱，候他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经过时作临别的礼物。当他们的子弟经过时，有很多的叮嘱。
“到外面要谨慎，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回来的时候，有适用的东西带点回来！”
“哥哥多捉几个师长回来啊！”
红军家属是这样关心着他的子弟，集体送别，每次出发都是很多的，这是革命根据地特有的现象。
太阳在远山背后，渐渐地下去了，夜幕开始笼罩了大地。正在起着晚烟的村庄，和黄透了的田野，葱翠的山林，渐渐地模糊，在队伍的后面消逝了。红色战士们一面前进，一面谈笑着，他们活泼愉快兴奋的情绪，不断的在他们的笑容上流露出来。
队伍继续地在黑夜中前进着，穿过了无数的田垅，走过了很多的森林，有时脚下渐渐高了，又高了，知道已在上山；低了又低了，是在下山；哗哗的流水，知道已经到了山脚，沿着山溪前进。谈笑声到处传下来，远远地不断送来一声声的犬吠声，秋虫在山野间奏着音乐，战士们是有些倦意了。经过无数次的休息，远远的前面照耀着很多灯光，东一路西一路的分散，大家忽然高兴起来，嚷着：“到了，到了，跟上呀！”
人声嘈杂起来，秩序也忽然零乱，各部队都找着自己房子宿营了。
一切都是沉寂，大地仍在黑幔中沉睡，红色健儿也进入了睡乡。
突围的第一仗
谭 政 (1)
到达了固营附近，已经是准备突围行动的第四天了。自不量力的靖卫团，居然也耀武扬威，凭着固营土围不断的施放冷枪，似乎要阻止我们宿营的样子。“哼！好大胆，等待天黑了再说……不妨作我们突围的初步尝试呢！”战士中议论纷纷。第二天早上，什么靖卫团总、守望队长及土豪反动分子五十余人，均已成了瓮中之鳖，无一幸免。
一队队的红色健儿，向着金鸡、新田出发了。今天我一师的任务以迅速解决的手段，分路袭取金鸡、新田，将敌人各个击破，作为突破南面封锁线的第一步。“今天是突围的第一仗，同志们努力吧！明天准备以胜利品相见。”在集合出发的行列中，一、二团的战斗员与三团战士互相订竞赛了！
我主力（一、二团及师直属队）约于下午五时达新田附近，从居民中得知盘踞金鸡之敌约一营，已于昨晚退安息。守新田者为粤敌之第一师第二团，因我伪装部队刚到达新田街口，后续部队尚未跟上，即被敌发觉，仓忙退入堡垒。乱枪四放，街上正在逢墟，一时秩序大乱，袭击因而未奏效。即于是晚布置强攻，此时星光灿烂，只听得脚步声，部队各自按照它所受领的任务，进入战斗了。一阵阵机关枪声炮声，从敌人方向传来。继之以手榴弹声，总是周转不停。突然间，枪声炮声均停止了，手榴弹的声音还在不断在响。“呦，奇怪了！”一时火光烛天，黑烟滚滚，敌人溃退了。他们把所存之军米洋油，放火焚烧，并延及居民住宅商店。叫喊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我第一团之全部及第二团之二、三两营星夜沿马路向安息方向追击前进。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师直属队之一部，及全师大小行李当晚在新田集结，大家忙于救火，有的搬梯子，有的舀水，一下子把火扑灭，居民从悲愤的情绪中，又出现满脸笑容。不绝断的在那里称赞红军呱呱叫。
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全师的大小行李于第二天（十月二十二日）午前三时向石背前进，于八时到达石背附近。此时敌之第一师第三团及教导团，正由重石、板石退安息，在石背街口与我遭遇。此时我们所意料的以为是本地团匪，谁料他是粤敌的两个团呢。敌人知我兵力甚小，便正式集结兵力向我猛冲，我独一无二的特务队便也毫不让步的上去迎击，敌不得逞，战局遂成对峙形式。
正在战斗中，我一、二两团由新田方向赶来。他们跑了一晚，没停脚也没有吃饭。先日又参加了新田战斗，不免有些疲倦。但远远的听见石背方向的枪声，勇气又为之一震。接着飞也似的跑步从二、三十里路的地方赶来，从敌左翼截击，与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特务队配合行动，不消一小时即将敌人阵地全线击溃。敌全部向安息溃退，我军猛烈追击，敌溃不成军，混乱异常。加以一路均系隘路，人踏人、马踏马，伤亡颇大，沿途尸首遍地、血迹淋漓，马匹行李公文箱及许多弹药军用品均我缴获，并俘获人枪甚多。一直追到安息附近，又遇我第三团及第二师全部赶来，迎头截击，其后尾部队被我全部缴械，其残部则退入安息，与安息之敌困守安息堡垒。
* * *
(1) 谭政（1906—1988），湖南湘乡人。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1945年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六个夜晚
艾 平 (1)
为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这几天来都是夜行军。
太阳快将西下了，大地的四围被那黄而发白的斜阳的光芒笼罩着，在阴暗的地方，已经不能享受她那慈爱和悦的恩惠了。
在我们的队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枝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带着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
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
这是多整齐的队伍啊！
步兵，机关枪队，炮兵……谈的谈笑，唱的唱歌，说的说话，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有秩序地，没有一点儿忧郁，更没有一丝儿烦愁，每个人都抱着“胜利的反攻”的决心，不息地前进着。
队伍忽儿停止下来了，斜阳的光芒也早已不见了，夜色从四周地向我们袭来，月儿慢慢地升起，挂在东方的天空上。
“吗格！？”（即“怎么？！”）一个年青的通讯员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说话了：“宿营了吗？那就满好了！”这个瑞金老表说完话，他顾着大家，大笑起来了。
“为吗格唔走呢（为什么不走呢）？等得真唔（不）烦耐了！都是些乌龟（指敌人的堡垒）呀！”人的喊声夹杂着马叫声，嘈杂得像热闹的市场一样，有的懒家伙等得不耐烦也就像猪样的躺在地上，有的互相背靠背，谈的谈笑，唱歌的在唱那“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的《胜利反攻歌》，旱烟香烟同时抽起来，大家都在期待着继续前进。前面的队伍开始动了，灰色的长蛇又流动起来了。
“呯！啪！呯！啪！”
“噫！枪声”，年轻的瑞金老表又说话了：“政治委员，前面打枪了！”接着前面又送来了一阵枪声。
“真的是枪声响呢！”谢团长听了一下，继续着说下去：“还在打枪呢！”
“打机关枪呢！”张政委同时又说。
灰色的人河更加流动得快了，谢团长带了几个通讯员到了前面去了，枪声继续不断地从前面传来，人们的两只腿更加起劲了，战争的紧张空气笼罩着我们。
敌人被打坍了，谢团长操着湖南音向遇着他的人群述说战争情况：“在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的一个高地，扼制我军前进。那才不中用咯，被十团一个冲锋打坍下去了。十团已向白石圩跟踪追击去了。”
任参谋插了一句：“不识时务的家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当后续部队跟着追击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忽然一支敌军向我左侧突击，企图截断我们的连络。”任参谋长说下去，被另外一个声音打断。
“那就讨厌了！”
“算什么！”他满不在乎的继续说下去。“不过延误我们的一些时间，十一团就把敌人打的屁滚尿流坍下去了！但是同志们！……”他向四边看看，什么东西压低了他的声音：
“太不幸了！敌人已打坍了，一颗流弹，我们的洪师长 (2) 却牺牲了！”
“报告！”跑的汗流满面的气喘嘘嘘的通讯员打断了他的说话：“师政治委员说：你们队伍尾司令部后，继续前进。”人河在月影照耀下，又继续的流动起来了。
虽然是在月下行军，道路是太不平了。战后的空气还是紧张的很。除了吱喳吱喳的脚步声与道路旁小河的流水声以外，简直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
“这是那一个？”人都关心地问，大家好像得着了一个向右看的口令一样，不约而同地向右看。
“这是师长！”守在洪师长尸首旁的一个特务员同志这样回答，他是带着愤懑悲伤的语气告诉他们：“敌人都打坍了，他才中了一颗飞子呀。”
“同志们！”另一个特务员在喊：“坚决勇敢的杀白鬼呀，为师长报仇！”
“把白鬼捉来杀咯！！”战斗员都向洪师长喊出雄壮的口号。队伍还是不停止的前进着。
“咳……嗯……救救……救我……”从左边小溪里发出鬼叫似的哀鸣！
“对呀！是在小溪里。”
“我去补他一枪！”一个顽皮的小战士愤恨的说：“打不死的白鬼，叫得十分讨厌！”
这一下像把话箱盖打开来了一样，互相争吵起来了！“补他一枪送他早点回去吧！”“这是脱离白军士兵的行动，我们要反对呀！”“我做了好事你反对，妈咯！”“子弹节省着明天打活敌人！捉到陈济棠来给洪师长报仇吧！”整个的通讯排都被牵入漩涡，加入战线，一句一句争吵不停。
毕竟青年干事活泼一些，在他的歌声影响之下，在这雄壮的歌声中加速前进，洪亮雄壮的杀敌歌声终结了这些个无意义的争吵；人们也更加速的前进。
“白石圩被我们占领了！”四师的黄政治委员 (3) 一副近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子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我们没有什么伤亡。敌人只一个营，广东军阀的，民团二百多。缴获几十条枪。粉碎了广东军阀的堡垒。我们是胜利了。”
“这是一个大的损失！”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见的手，“一个流弹牺牲了洪师长，少了一个英勇坚决顽强的同志！”“捉着蒋介石来坐铁笼！以胜利的反攻，来纪念光荣牺牲的洪师长！”
* * *
(1) 张爱萍（艾平、斯顿）（1910—2003），四川达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团、第十三团政委。抗战期间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等职。1949年受命组建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指挥一江山岛联合登陆作战。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组织领导“两弹一星”研制工程。1977年后历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顾委常委。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第4师师长洪超，湖北人。
(3) 即黄克诚同志。
追
彭加伦
蒋介石的堡垒主义并不见得怎样高明，陈济棠 (1) 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而已，费了多少工夫，花了多少群众血汗，筑成第一道封锁线，只不过几个钟头的工夫，就被红军打得一个粉碎，陈济棠把关守口的几个师虾兵蟹将也被杀得东窜西逃。
红色战士的老习惯，枪不响则已，一响枪就是猛冲；仗不胜则罢，仗一胜也就要来一个猛追，猛打猛冲猛追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这回冤家遇对头，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像老虎扑绵羊似的，追得他屁滚尿流，看这是多么狼狈呀！
大概跑了五六十里吧，敌兵们确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十分跑不动了，大家虽然心里还不断地在勃勃的跳着，自以为已经逃了几十里了，大概不会成问题了吧。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一个村庄上坐了下来，乱七八糟的抢了老百姓一些饭菜，像饿虎一般的大吃起来。这一批先头老总，赤脚大仙，刚把饭碗端上嘴边，“啪”、“啪”、“啪”的几声，把他们刚才收回的三魂七魄又吓得四散奔离。这些老总本是惊弓之鸟，那能再经得起这样一声。性命攸关，走为上计，饭碗一丢，挟起尾巴就跑，爬的爬山，过的过水，一群猢狲儿就这样冲散了。敌军跑得慢一些儿的，当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战斗胜利了，红军凯旋歌声到处震荡起来，部队也进入宿营地了。
* * *
(1) 陈济棠（1890—1954），广东军阀，时任第五次“围剿”南路军总司令。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曾派潘汉年、何长工与其代表谈判，要他让开大路，不要与红军作战。陈为保存实力，遵守了协议，使红军得以顺利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
胜利后的一幕
加 伦
第一道封锁线是突破了敌人来了一个总退却，我们的前进道上横住了一条信丰大河，敌人的败卒援兵毫无问题的会扼守信丰河一线，尤其是军事枢纽的乌迳，作他最后的挣扎。
上级的命令来了，英勇的二师四团是担任了这个任务的前锋。限令他们于本晚二时出发，至九日二时以前拿下乌迳，路程相隔一百六十里。
经过了一昼夜的战斗，经过了一整天的长途的四团，刚刚休息不上几个钟头，又要出发了。时间是这样的匆促，哪里来得及进行讲话、鼓动？可是上级政治机关早已派了很多宣传队的小同志们，在他们前进路旁讲话，唱歌，呼口号，进行战斗鼓动。
“不怕疲劳！不怕艰苦！继续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精神，坚决夺取乌迳，肃清前进道路！”
口号声像针一般刺入战士们的心窝，他们兴奋了，紧张了，步伐的速度更加急促了，像飞也似的奔驰过去。在他们紧张的情绪中，大家嚷着：“莫说一百六十里，三百二十里也不怕。他娘卖皮，无论如何要拿下乌迳吃中饭！”
人声是嘈杂着，乘着月色朦胧，清风悠悠征途上的英雄倒感觉十分凉爽。夜是这样的静寂，除了步伐声沙沙的响外，什么也听不见。走，走，三步成两步的走。田野过去了，森林在后面也过去了，山和村庄也在后面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月色仍然是这样的朦胧，夜仍是这样的寂静，战士们的心中紧压着一个一百六十里！
天亮了，农庄上都冒起了炊烟。三三两两的农民操着惺忪的眼睛，惊奇的端详着这样一队天外飞来的神兵。
“老板，到乌迳还有多少路？”团长向群众问。
“同志，不远，只有二十里。”一个老农民同志摸了一摸胡子这样回答。
“乌迳有多少白军？”团长再问。
“没有好多，只有一连人在街前大路上放哨，大队伍还隔五里。”老农又诚恳的回答。
敌情问明了，立即派了便衣队绕小路包抄敌人背后。部队更加紧张了，战士们更加兴奋了，步伐也更加快了。谁也不会记起他们是已经走了一百四十五里，疲劳更是置之脑后了。
“啪！啪！啪！”
“前面打响了，跑步前进呀！缴枪去呀！实行缴枪比赛呀！”干部和党团员都这样一面跑，一面叫着进行进入战斗的鼓动。
于是越打越密了，机关枪、手榴弹像过年时开财门一样的热闹。
我们正面只不过用了一个排的兵力，敌人总是只顾正面，耀武扬威的扫射。哪知事出意外，敌人后面街上也打起来了。两面夹攻，来了一个里应外合，敌人就在这一个猛冲中，像水鸭子一般的坍了下去。眼快手快我们的便衣队早已把他截住，整整一个排就这样拱手被擒了。其他照例是夹着尾巴逃命，部队仍然跟踪追击，直至出乌迳以外五里处，与该处的四个团激战起来。结果双方对峙着，乌迳就这样胜利的占领了。此时还是正午十二时，“拿下乌迳吃中饭”的口号是胜利的完成了。真是伟大的红色英雄们啊！
队伍是越来越多，街的前后左右都驻满了。人山人海，把一个小小的乌迳街差不多闹翻了天地。
街道并不长，不过一二里地的光景。有几家比较大的杂货店和盐栈，有一家菜馆，其余多是一些零星食物等的小贩。据说这是从南雄到赣州的要道，生意向来很好。特别是自从公路修起以后更加发达，所以各种货物都有卖。
久在敌人封锁包围中奋斗的战士们，虽然过去一般的物质上没有受到多大的困难，但是许多东西却难买到。这次初到一个比较大的市镇，谁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买他一点。
街上塞满了人，店里挤满了人，菜馆坐满了人。一批一批的来，一批一批的去，好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般穿来穿去，他们脸上堆满了笑容。
鞋子、袜子、脸巾、香烟、香皂、牙膏、罐头、糖果……，不断的随着我们的买主们回去，又是一批来，又是一批去。店内伙计们忙个不了，菜馆里堂伙叫个不停，抽着他的嗓子喊出各种各样的菜名。卖包子的、卖糖糕的、卖水果的摊子上，堆满了不少的铜板。七手八脚的在应付他们的主顾，这是多么的热闹啊！
几个战士跑到一家盐栈里，每人掏出一块大洋，准备买些盐去炒私菜吃。伙计们用了几个大箩筐，每人给他们称上了十五斤，战士们吓了一跳。
“老板这要多少钱？”
“一块大洋”。
战士们哈哈大笑连说：“糟糕，这么多，人都会背死。只要半斤呀！”
“呵，半斤？花不了一毛钱。”伙计们带着惊异的眼光，望了一望。称了盐，找了钱给他们。战士们喜气扬扬的出了店门，就议论起来：
“娘卖皮，这样便宜！中央苏区一块钱只能买半斤呢？”
“十五个人都要背死。”
“十五斤拿回家里吃三年。”
“哈哈哈哈！”
“娘卖皮，该杀的蒋介石。”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谈着笑着回去了。
另外一个杂货店中突然争吵起来了。店门口拥了不少的人在看热闹，一个个掩着口在吃吃的笑。被好奇心的激动，检查纪律的也是必要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挤了进去，起眼一看，一个战士满嘴满脸都是墨汁。一个墨汁瓶放在柜台上，指手画脚地在大发雷霆。老板呆望着，哑口无言，看样子是在争吵。
经过详细查问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新战士，他把墨汁错认为是牛乳。因他跑到了街上找不着牛乳，只有这家店内架橱上摆了几瓶墨汁。他看见瓶子有些相像，认为就是牛乳，坚决要买。老板曾数次告诉他是墨汁，吃不得的。因为他是瑞金人，不懂老板的话。他总怀疑老板故意不卖，结果老板只得勉强卖给他。当时他一心想吃牛乳，哪里还来得及去看真假呢？塞子一拉，罩在嘴上就大喝起来，弄得满脸满嘴都是墨汁，这才觉自己是上了当。又气又恨，面子难为情，只好拿老板来出气。情形弄清后，看热闹的战斗员都来批评他，制止他这种脱离群众的举动，并向老板进行解释。拿墨汁当牛乳的战士自己知道错了，向老板赔了个不是，羞惭地回去了，一幕喜剧也就此闭幕。
天色将近黄昏了，集合出发的号音又四处响起来，队伍又在这夜色中重上征途。
夜行军
富 春
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
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快畅。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幽雅。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看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白军早走了！”“你们真文明呀！救命菩萨！”这样的走，很顺畅，一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我们是含着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
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
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罐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烧燃，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
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
过山时，先头的已鱼贯的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十弯十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
但是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第一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痛快的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即睡倒。第二是忽遇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之地（或离村庄尚远，或无树林），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天气既恶劣黑暗，火把也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退后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待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淋淋了！有几次我们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
以后夜行军逐渐习惯了，只要不落雨，无月光无火把，也可以看见路了，也可以骑马夜行了。一般的都是习惯了：第一每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跟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人找一根棍作杖，以免跌交！
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然而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至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讲到有些身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遇着夜行军，不好的天气，行路困难时，可以掉队落伍。常常大部队到了宿营地，在日中休息时，这些掉队落伍的同志，总是努力奋斗克服一切的困难，先后的归了队；有的临时发生病，或本来的伤病员，因担架员发生事故而不能抬的，也常常由我们的收容队的同志努力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人归了队，甚至老百姓自动替我们抬到宿营地！在这种艰苦奋斗与群众的爱护下，自然还不能完全消灭个别人的掉队落伍！但这已经只有红军才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