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云集
作者：周作人
周作人著。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初版。收入写于1930、1931年的作品40篇,多为“择定了草木虫鱼”这类题材而写作的小品与杂感,以及一组序跋与纪念文,前有自序。《三礼赞》礼赞了娼女、哑巴和麻醉。先引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讥讽“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继而愤慨于湖南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因读郭沫若的《落叶》而遭枪决,感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世界,其奈之何哉。”从而肯定了先民遗训的“明哲保身”和茶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叫人学哑巴。又称“麻醉,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文明”,并列举抽大烟、饮酒等“国粹”的麻醉法,叹息“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草木虫鱼》出于文字所表现者只是一种“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聊以自宽自慰消遣”的观念,专写金鱼、虱子、树木、苋菜梗、河水鬼、案山子、蝙蝠之类,以自己的见闻感受与中外有关趣闻轶事,构成一种知识驳杂而趣味琐屑的小品,其间亦有皮里阳秋,言此意彼,讽世喻志的含义。另如《伟大的捕风》、《中年》、《体罚》、《吃菜》等篇,或肯定追踪虚空,或感叹理想幻灭,或褒贬新旧教育,或主张中庸为妙;《专斋随笔十篇》或谈西班牙的古城、古希腊的歌曲,或讲西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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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百合
《幽谷百合》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36年。该小说讲述青年贵族费利克斯追求莫尔索伯爵夫人。伯爵夫人的丈夫暴戾，家庭生活缺少乐趣。他的介入，掀起她感情上的波澜。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对丈夫保持忠贞。费利克斯后去巴黎，经不起贵妇迪特利小姐的诱惑，坠入情网。伯爵夫人得悉，悲痛欲绝，把死当做是天主的恩赐。弥留之际，费利克斯赶到，她在临终时给他的信中吐露了隐衷。《幽谷百合》是巴尔扎克作品中与众不同的一部，它较少涉及社会中各种现实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而将爱情作为浓墨重彩描写和歌颂的对象，作家在作品中铺陈、渲染、精描细绘，把一个爱情故事写得悱恻缠绵。
益部谈资
地理杂志。明何宇度撰。三卷。宇度字仁仲。官夔州通判。该书约作于万历中。一万四千余字。何于明万历中供职夔州之成都、华阳一带,即所谓“益”地(今四川境内),掇拾搜罗,编成此书。内容“皆蜀故实、山川、人物之胜,了然指掌,应接不暇,而时吐致语,靡靡可听”(宁甫《后记》)。《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因为“体例不似图经,故署曰‘谈资’,实亦地志支流也”,因入之史部地理类。然此仅见其一也。
炮炙大法
本草著作。不分卷。明缪希雍(仲淳) 口授,其弟子庄继光录校,成书于天启二年 (1622年)。此书在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90余种炮制品基础上扩充而成。卷前列“雷公炮制十七法”,继列药物439味,分水、火、土、金、石、草、木、果、米谷、菜、人、兽、禽、虫鱼等部。
悟真篇
道教论著。张伯端撰。《正统道藏》收入注本数种。张伯端(984—1082),字平叔,号紫阳,浙江天台人。中国北宋道士,炼丹家。自幼好学,通天文地理,医药书算,精于吉凶占卜之术。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随龙图阁学士陆诜入蜀。据说神宗熙宁二年(1069)在成都遇真人,授以金丹药物火候之诀,遂改名用诚。熙宁八年撰《悟真篇》,论述道教内丹修炼之道。后被尊为全真道南宗开派祖师之一。为宋以来道教南宗的重要著作。以诗词体裁论述修炼内丹的要求和方法。提倡内丹而排斥外丹,提出“取将坎位心中实,点化离宫腹内阴”的观点,即将坎中的阳气点化离中的阴精,乾健纯阳之体还,则人之修炼造化毕。收入《道藏》第一二六、一二七册。
冯玉兰夜月泣江舟
元杂剧剧本。简名《冯玉兰》。旦本。撰人姓名不详。剧写太守冯鸾携家赴泉州上任，乘船夜泊黄芦荡，遇巡江官屠世雄杀冯鸾，抢走其妻，仅其女冯玉兰藏在舵底幸免于难，随空舟飘荡。时都御史金圭巡抚江南，听见哭泣声，将冯玉兰接到自己船上，并于冯家船上拾得一把刀。次日，金圭船泊清江浦，众巡官来参见。金圭见屠世雄可疑，令人清查其兵器，得一刀鞘，与冯玉兰船上所得杀人刀正好相合。屠世雄仍不服，金圭便令冯玉兰至屠世雄船侧呼其母，冯妻果出，与冯玉兰相抱而哭。人证确凿，屠世雄被定罪。剧本所叙与宋人《摭青杂说》所载徐倅事略同。今存主要版本有《元曲选》本。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