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毅集
作者：解缙
十六卷。明解缙撰。解缙字大绅,一字缙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授中书庶吉士,上万言书,指斥时弊,帝称其才,改任御史。以其年少令还家进业。明太祖卒,解缙奔丧至京,有司劾以非诏旨入京,谪河州卫史。永乐初,擢为侍读,并与黄淮、杨士奇等人直入文渊阁,累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很受明成祖重视。后为汉王高煦所恶,数构谗言,先谪广西,又改交阯,永乐九年(1411)被逮下狱死。著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文毅集》、《春雨杂述》等。但解缙殁后多已散佚。天顺初,金城黄谏始辑刻其遗文为三十一卷。嘉靖中,罗洪复与解缙从孙解桐辑成十卷。此集共十六卷,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其十世孙解悦所补辑。解缙才气故逸,为文兴之所至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当时有才子之目。其文雄健奇古,佳者直逼司马迁、韩愈,甚有功力。至于其奏议,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长冤》诸篇,俱明白剀切、流畅颇有气势。其诗风格与文章相似,“颇似李杜”,蔡朔认为其诗“豪纵放逸,一自胸中流出,譬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览者为之心惊目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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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天赋并非只有创作一端，他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文学艺术评论家。在写作小说之余，他写有大量书评及艺术评论，二十五岁时即出版散文评论集《欢乐与时日》，另有部分散文评论在其去世后结集为《驳圣伯夫》一书出版。散文集《偏见》所收篇目凡五十三篇，依创作时间先后分为五辑，基本覆盖普鲁斯特整个创作期，极具研究参考价值。其中《夏尔丹与伦勃朗》《反对晦涩》《论福楼拜的“风格”》诸篇历来备受普鲁斯特研究者的重视。
文毅集
十六卷。明解缙撰。解缙字大绅,一字缙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授中书庶吉士,上万言书,指斥时弊,帝称其才,改任御史。以其年少令还家进业。明太祖卒,解缙奔丧至京,有司劾以非诏旨入京,谪河州卫史。永乐初,擢为侍读,并与黄淮、杨士奇等人直入文渊阁,累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很受明成祖重视。后为汉王高煦所恶,数构谗言,先谪广西,又改交阯,永乐九年(1411)被逮下狱死。著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文毅集》、《春雨杂述》等。但解缙殁后多已散佚。天顺初,金城黄谏始辑刻其遗文为三十一卷。嘉靖中,罗洪复与解缙从孙解桐辑成十卷。此集共十六卷,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其十世孙解悦所补辑。解缙才气故逸,为文兴之所至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当时有才子之目。其文雄健奇古,佳者直逼司马迁、韩愈,甚有功力。至于其奏议,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长冤》诸篇,俱明白剀切、流畅颇有气势。其诗风格与文章相似,“颇似李杜”,蔡朔认为其诗“豪纵放逸,一自胸中流出,譬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览者为之心惊目骇。”
十异九迷论
早在唐朝初年，佛道斗争就已经比较激烈了。武德八年（625），唐高祖下诏规定三教先后顺序为：老先、次孔、末释。次年，清灵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判佛教，托太史令傅奕上奏皇帝。至高宗显庆（656～661）、龙朔（661～663）年间，佛道之争逐渐进入思想交流的阶段。据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显庆、龙朔年间的佛道之争计有6次。傅奕几次上疏陈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请废僧尼及减损塔寺，并编纂成《高识传》10卷作为非难佛教的论据。 《十异九迷论》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比佛教和道教的差异而非难指责佛教。十异主要对比道教创始人太上老君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不同的出生方式、佛教和道教的不同宗旨、二者产生的不同地域、不同宗师、寿命长短、早晚先后、寂灭的不同方式、外表、教义的差异和伦理观念的差异等。九迷是质疑佛法的真谛、塔庙的灵验，佛教徒不忠孝不劳动对国家的危害，佛教翻译中的谬误，佛教徒异样的装扮等不遵守华夏正统的怪异之处。贬斥佛教为一种外来的，不符合华夏国情、社会、伦理秩序的宗教，弘扬道教是中国本土的，符合华夏国情、社会和伦理秩序的正统宗教。僧人法琳著《辩正论》八轴（卷），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由此更加激烈。
班马异同
南宋倪思撰。三十五卷。又名《班马异辞》。作者以班固《汉书》因《史记》之旧而增损其文,乃取两书逐字逐句加以比较,以参得失。明朝许台仲又因此书加以厘正,改名为《史汉方驾》。《班马异同》是对《史记》与 《汉书》作对比研究的著述。旧题宋倪思撰,刘辰翁评点。有明永乐刊本,万历刊本。关于《班马异同》的撰者,历来有不同说法,有的题为宋刘辰翁撰。此说实不可取,因为此书最早著录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而这时刘辰翁尚未降世,或正处孩提时代,所以 《班马异同》“使果出辰翁,则陈振孙时何得先为著录?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思以班固《汉书》多因司马迁《史记》之旧,大抵务趋简严,然或删而遗其事实,或改而失其本意,乃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二书长短,较然可见。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成具光明定意经
一卷，后汉支曜译，贵姓子善明，问佛：佛之妙德由何致之？佛言：有定意法，名成具光明，当净行百三十五事。佛在迦维罗卫国。敕阿难集一切众，有贵姓子善明，与同辈五百人见佛，发心。请佛。佛受其请。次问佛之妙德，从何致之？佛言，有定意法，名成具光明，当净行百三十五事，及为说往因。为授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