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文集
作者：王祎
文别集。明王祎著。二十四卷(别本二十卷)。王祎于建文时谥文节,正统中又改谥忠文。全书分为前后二集,各十二卷。前集题鄱阳刘杰编辑、庐陵刘同校正,有胡翰、胡行简二序;后集则题刘同编辑、刘杰校正,有宋濂、苏伯衡二序。正统刊本另有杨士奇专为此本所作序。王祎是明初古文大家,宋濂序称其文凡三变:初年所作,幅程广而运化宏;壮年出游之后,气象益以沉雄;四十以后,乃浑然天成,条理不爽。其文以“序”“记”二体著力最深,成就也最大。有明正统间刘同、刘杰校刊本,《四库全书》即据此收入。《乾坤正气集》中收有二十卷本,尽管不是原本,但流传较广,曾编入《金华丛书》,后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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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衡州集
十卷。唐吕温(772—811)撰。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唐代文学家。河中 (山西永济)人。早年曾师事陆质、梁肃。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次年中博学宏词科制举,授集贤殿校书郎,后迁左拾遗。贞元二十年以侍御史出使吐蕃,永贞元年(805)还朝,进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郎。后被贬为均州刺史,改道州刺史。元和五年(810)转衡州刺史。吕温工文,长于铭、赞。柳宗元说他“道大艺备”、“文章过人”(《祭吕衡州温文》)。刘禹锡称他“文苑振金声”(《吕八见寄郡内书怀》)。其著作多种。今存《吕和叔文集》等。此书原由刘禹锡编次。此本先为诗赋,后为杂文,已非禹锡编次之旧。又第六卷、七卷、志铭,已阙数篇。卷末有孱守居士作《跋》云:“甲子岁从钱氏借得前五卷。戊辰从郡中买得后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阙如。因取英华、文粹照目写入,以俟得完本校定。”又云:“第二卷闻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无,照陈解元棚本钞入。”孱守居士,为常熟冯舒之别号,是书盖为舒所重编。吕温学春秋于陆淳,学文章于梁肃,授受均颇有渊源。集中如《与族兄皋书》,深得六经之旨。《裴氏海昏集序》,论诗亦殊精邃。《古东周城铭》能明君臣之义,以纠左氏之失。其 《思子台铭序》,谓“遇一物可以正训于世者,秉笔之士未尝阙焉。”其为文章之本可见。有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东山存稿
七卷。《附录》一卷。元赵汸(1319—1369)撰。汸，字子常。休宁 (今属安徽)人。长于经学，所著有《周易文诠》。晚年筑东山精舍，时人称东山先生。明洪武二年(1369) 曾预修 《元史》。汸门人汪荫裒辑其遗文为一编，后范准又收集补缀。但并不完备。又有嘉靖间鲍志定序，此本乃鲍志定之父所编，诗一卷，文六卷，附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有元 代，经术莫深于黄泽，文律莫精于虞集。汸经术出，于泽，文律得于集。其渊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议论有根底，而波澜意度均有典型，在元季亦翘然独出。诗词不堪留意，然往往颇近元祐体，无雕镂繁碎之态。”有《四库全书》本。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汪荫刊本、明抄本 (藏于北京图书馆)、清德化李氏木犀轩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均题名 《东山赵先生文集》。
武略神机
明胡献忠辑著。这是一册关于火药、火器技术的兵书，其内含：边防形胜图、武略神机火药品妙卷、神机演习图说、火器图式等。书前有胡献忠、周应治序，书后有沈文辅跋。此本大致为明万历时期刊刻。
送东阳马生序
明代宋濂 (1310—1391)作。这是一篇赠序。洪武十一年 (1378)，已经告老辞官的宋濂从家乡到南京入朝，同乡晚辈，正在太学学习的马君则拜见他，这篇序是宋濂写给马君则的临别赠言。文章的主旨是勉励青年专心求学。作者先写自己少年时代得书、从师和求学之难，后写当今太学条件优越，得书、从师和求学之易，告诉太学生： 如果业有不精，德有不成，决不是别的原因，而只是自己用心不专。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寓道理于事实的描写和分析之中，是教诲，但没有教训的口气，读来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使人奋发上进。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写自己少年求学生活的清苦，写大学生学习条件的优越、对比强烈，发人深省。语言朴实，笔调如涓涓流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
读易纪闻
六卷,明张献翼著。《江南通志·文苑传》称:“献翼好《易》,十年中笺注凡三易。”其书不载经文,逐节拈说,如劄记之体。此书以读书札记之体解说《易》旨,大致阐发“义理”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平正通达,笃实不支,祧庄、老之元(玄)虚,阐程、朱之义理,凡吉凶、悔吝、进退、存亡,足为人事之鉴者,多所发明,得得圣人示戒之旨。
岁寒堂诗话
诗论。南宋人张戒撰。二卷。戒字定复,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人。生卒年未详。北宋宣和末年(1125)进士。南渡后官至司农少卿。力主恢复中原,遭秦桧排挤打击,放逐后不知所终。原书已佚。今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完善。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收有上下两卷。张戒论诗时以儒家正统的文艺思想为准绳,倡导儒家诗教,“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强调“正而有礼”和“风雅之旨”,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给予了极高评价。在诗歌的内容方面,张戒本着“言志为本”的精神,反对单纯地模山范水,他对建安、陶、阮以前专以言志的诗歌予以了充分肯定,而对“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的风气则力加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