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
评文华殿所藏书画
各国虽起自部落，亦设博物美术等院于通都大邑，俾文明有所展发。国宝罗列，尤其珍重，所以启后人景仰之思，考进化之迹。独我中华则无之，可慨叹也！而于东方美术代表之国家，其衰也，并先民之文物礼器，历史之所据，民族精神之所寄之宝物，悉数而丧之，使靡有孑遗焉，不尤可痛耶！吾往来南北，所见私家收藏古件可万计，佳者固夥，但生民憔悴，居吾旁者复以重利相啖诱，其存也亡也未可必。且嗜古之士，大抵均昔日治东方学者之遗继，自今收藏家子弟得与乃祖乃父同其笃好乎？自未可知，自可为物危也。虽然，吾后起者倘有幸能以世界之美术物饫我印象，以世界之自然物扩我心志，有所凭焉，讵患不能自立！特吾古国也，古文明国也，15世纪前世界图画第一国也，衰落至一物无存焉，不当引为深耻耶？嗟何术矣！愿与吾同志发奋自振，请从今始。
戊午三月，与画法研究会诸同志观清之文华殿古书画，以鄙见评之如左。
最佳者：徐熙《九鹑》卷，惠崇《山水》卷，黄筌《鹰逐画眉》立幅，李相《山水》，林椿《四季花鸟》卷，赵大年《春山平远图》，赵子昂《山水》卷，张子正《花鸟》册，实父《仙山楼阁》，朱纶翰《松鹤》大幅，郎世宁《白鹰》，徐扬《山水》，东坡《治平帖》。
次佳者：苏汉臣《婴戏图》，龚圣予《钟馗懋迁图》，李龙眠《山庄图》卷，郭熙《记碑图》，王蒙《山水》，钱舜举《洗象图》，云林《山水》，沈石田《山水》幅，金廷标《山驿图》，董（其昌）临范氏（中立）及巨然（作品），恽（南田）画菊，智永《千文》。
南唐徐熙画《九鹑图》卷，精工妙丽，其结构天然，设色浑逸，笔力复遒劲。凡用作写花鸟之长，于彼一无遗缺，宜乎冠绝千古，无人抗衡者也。凡鹑之喙、之目、之羽、之足，逼近真鹑，无少杜撰，而于俯仰、瞩啄、飞翔诸势，尤运匠心，臻乎妙境。其草木野花衬托之物，亦皆精意摹写，如干之劲、叶之灵、草之柔、花之简雅而不繁，非其全才谁能至，此为全璧！不可思议。
五代黄筌《鹰逐画眉》幅，精神团结，情态逼真，虽无款识，诚非黄筌莫能作也。其趣视徐熙略异，徐尚工雅，黄尚简劲，二者相衡，莫能轩轾。本幅以鹰之疾转，厥状恣厉，为最得势。画眉趋避危急，毕具哀鸣之态。其小树枯草，均以焦笔出之，允称丛驱，此则尤难能可贵者也。其鹰眼之疾，翅之劲，画眉之喙爪之瘦，阅者均不可忽意失之。
宋惠崇《山水》卷，浑秀极矣。其画派在当时殆独创。凡作平原而悉渚岸萦回之势及花木水石错杂辉映之韵，他人莫之逮也。惠崇僧也慧矣，有御者题诗，尚不恶，此尤为画幸也。
李相无赫赫之名，其画则绝佳。本幅层峦叠嶂，气极雄古，远近皴点分明，可师法也。其笔既妙，其景尤佳。山势盘旋而上，直抵云顶；山径曲折，约略可指；悬瀑幽壑，间以石梁。近处则长松挺秀，古雅无伦。山人群集，如无怀、葛天之民，悠然怡乐。房屋界画尤精，巨石横亘水际，状奇丑尽致，水流清泓，似可掬而饮也。
林椿《四季花鸟》，工妍极矣。宋人作画，其布置最精，故虽毫点厘画略无板刻意。唯其工细，故花瓣之倾侧、叶之反正、蕊之娇、蒂之固，其态乃毕现。而鸟羽之郁丽，及分配布置，乃能悉合美理，靡有缺憾。今人以刻画为工，失之远矣。
赵大年画，彼中有二幅，一卷一立轴。卷柔曼无足奇，直系赝物。轴则春山平远，葱郁润逸，观之神往。此非专持笔墨之精到，亦景之妙致之也。古人写山水，恒不计景物之佳否，即纵情挥写，其成也如一张杂乱之山水木石标本，有何美趣足以动人？如此画木之疏，望之远，水之清，山之秀，对之心旷而神怡焉，不可贵哉！贺履之先生以为未必真迹，吾则不以姓名为重也。
元赵子昂《山水》卷，工雅典丽，得未曾有。景物幽逸，画笔灵巧，不愧大家。清流激湍，数人据一廊，濯足其间；群松迤逦，大田万顷，青绿交辉，云山霭黛，真奇制也。
张子正《花鸟》册，写生入神，其鸟其花，虽以简笔出之，而工致独绝。此其功力之深，不可几及，非如李复堂辈漫无纪纲、瞎画妄涂者比也。（此册今不在，乃前所见也。）
明仇十洲《仙山楼阁图》，以仅尺余之笺，作楼阁连亘，椽缆如丝，人仅若蚁，真神工也；云山缥缈，亦极有韵致。惜为俗人打满俗图章，画损色不少。
清朱纶翰指画大幅《群鹤松图》，伟丽空前，莫与伦比。笔法极苍润，设色极浑雅，吾前未之见也。群鹤游适极自然，泉石最佳，旷古莫能作者。松以最近数株为极则，左边略远者，略嫌未尽善，松针亦未分疏密隐现，为微瑕可惜也。
郎世宁以意大利教士来东夏，无端遂以画名，以其欧法施诸我脆弱之纸绢，能愉快运用，诚称不易。唯意大利此时拉斐尔出，彼不能传其长，以供献吾华，非其忠也。吾见彼画可十余幅，其精到诚非吾华人所及，所欠者华画宜有韵耳。今之欧画已完美至极度，但彼时尚未也。所悬《灵芝献瑞图》大幅，壮丽独绝。白鹰立岩上尤骄纵可喜，泉水潺潺若闻其声；紫藤系于松上，婀娜新鲜，为最耐寻味之点；其余若草若石，均俟改良；芝极佳，松本太屈曲，然其画法佳也。
徐扬画精极，有清一代画山水者独盛，而未有一人特过前人，兹有之，其唯徐扬乎？画悬于清之文华殿者，若徐扬之作，亦足使人满意已。本幅为大帧山水，结构极精，云山苍苍，尤足辟前人稀有之境；其石古，其山峻，其水活，其树郁而理，其人简而雅，其景宽而幽，其气雄而厚。清之山水，吾鲜取，然得此一帧，足使人无憾已。
苏书固佳，此《治平帖》真佳绝。钟张二王之真迹不可见，但使彼重作《治平帖》上数字，恐未定过长公也。在南见陈希夷真迹，来北则见此《治平帖》，可以餍足愿望矣。
苏汉臣《婴戏图》，设色极雅；所作小孩，未能竭天真烂漫之态，其工洁足多耳。
龚圣予《钟馗懋迁图》，殊诙诡可喜。小鬼百十，无一不神情毕具，而于数鬼打翻扛物之态，尤杂乱可笑，开滑稽讽世画之先矣。树木结构均佳，山略嫌未逮。
郭熙画所见不多，此《访碑图》殊秀且健，人马至工整可法，赑屃负碑亦挺拔，古木森然，树瘿剥落均有致，但树法变化太少，为微憾耳。
王蒙为元四大家之一，后人崇拜至于极，所见真迹亦夥，但终嫌彼胸中邱壑太多，淋漓满纸，未能尽当也，顾其笔墨无可议。
钱舜举花鸟可继徐、黄，人物亦佳。凡工花鸟而又能精人物者，为至难能之事。《文殊洗象图》，绝清雅，可传也。
李龙眠《山庄图》卷，绝工细，有神采，水亦佳妙。白描良不易，可传也。
云林《山水》在其中者，均非精品，古木竹石尤不真，山水幅略有意耳。
沈石田之画本在仇、唐之下，但兹山水幅，绝清奇可喜。恽画《南竹石》幅，秀气夺人，可爱也。
金廷标画本不雅，然殊有力量。用写作石角嶙峋则甚合，其山驿驴夫拉扯之状殊入神，诸人夫及驴亦绝佳。吾人论画当就画立论，不必以人举画，以人废画，为艺外人之言也。然则此画可贵矣。
智永《干文》极茂密奇整，某跋以为学钟太傅，则殊附会。其书实出自右军，若谓右军亦出太傅，彼直远绍之，何不径谓之远绍中郎哉？是宜清界限也。
叶浅予之国画
叶浅予先生素以漫画著名，驰誉中外，近五年来，方从事国画，巡礼敦煌，漫游西南西北，撷取民间生活服饰性格及景物。三年以前曾在重庆中印学会公开其随盟军军中及至印度旅行之作与新国画一部陈列展览。吾时赴观，惊喜非常，满目琳琅，爱不忍去，即定购两幅，但最重要之幅，已为人先得矣。
漫画家之观点在捕捉物象之特著性格，从而夸张之，其目的在予人以更深之刺激，此杜米埃（Daumier）之所以伟大也，浅予在漫画上之成功当然握有此种能力；而此种能力，实为造型艺术之原子能！漫画要点，尤在掌握问题核心，而用极简单之方式说出，使之极度明朗。纵是含有极深刻意义作品，但必出以简单明朗之笔调，故必须扼要，吸取精华，而弃遗糟粕，此尤为一切高级艺术成就之必具条件。九方皋之相马，伯乐咨嗟叹息赞美其“视其所视，不视其所不视，见其所见，而遗其所不见者”此也。见其所见须具有极大智慧，遗其所不见尤必具有极大功力，方肯扬弃那些细枝末节淆惑观感而不必要的东西。人皆可得同样成就，唯其范围广狭则各人不相同耳。
画家习惯于曲线用法，恒不注意直线形体，此中国之所以在抒情山水及花鸟两部门特别发展（虽有专长亭台楼阁如赵大年、袁江之辈，但古今极少），但从艺术言之，究是缺憾（文艺复兴时代巨作均带建筑物）。浅予之界画一如其速写人物，同样熟练，故彼于曲直两形体，均无困难，择善择要，捕捉撷取，毫不避忌，此在国画上如此高手，五百年来，仅有仇十洲、吴友如两人而已，故浅予在艺术上之成就，诚非同小可也。
作风之爽利，亦为表现动人之重要功能，浅予笔法轻快，动中肯綮，此乃积千万幅精密观察忠诚摹写之结果！率尔操觚者决不能望其项背，此又凡知浅予之忠勤于艺者，不可忽视之观点也。
艺术固当以现实为满足，即海市蜃楼、列子御风、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极乐世界、地狱变相，凡思力所至之境，亦应为艺术所至之境。惜中国近数百年来，类多低能作家，举所理想，无非残山剩水，枯木竹石，此以人生言之，已如稿木死灰，无复有活趣，安用有此等艺术乎！故吾人必须先把握现实，乃可高谈理想，否则，定是阿Q，凭胡说过瘾而已！毫无补于事实也。
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了！
1948年
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
此次中国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联合举行之美术展览，其盛况无疑是空前的，各人出品皆经三团体严密审查。兹将会中最具性格之作，略为介绍，明知观者自能领会，唯以供印证而已。
叶浅予共出品六幅。叶先生为国中漫画名家，人人尽知，唯其从事国画，则近十年以来之事。漫画之课题，在找到问题核心，把握人物要点，此两课题对以抽象方式写出之中国画同样重要，故叶浅予先生之转移工作，一如美国平时工业一变为战时工业之毫不费力。此次出陈，如《负荷之苗女》之天然轻盈不假修饰；藏女舞蹈，长袖盘髻，设色稳艳，不必想象唐人；四川两位“南格劳止”神情活现，令人发笑。而最具讽刺意味者，为一大汉之改装花旦，此不需任何词句解释，画之本身便痛快说明一切，唯画之风格颇有取乎旧日纸马，一看不觉，再看则情调大变，出人意外，不但好笑，且令人吃惊，真杰作也。
李桦为中国木刻界领袖，但年来亦潜心水墨画，其抗战期间之在三湘军中所作，已有许多风景及人物之杰作，去年应聘来平，对于北平小人物尤感兴趣。此次陈列《天桥人物》十八幅，凡看相者、卖拳者、拔牙虫者、玩蛇者等等，无一不刻画入微，动态自然，尤难在笔歌墨舞，游行自在。何必奇形怪状写罗汉，即此也是千秋不朽人了。
宗其香以中国画笔墨，用贵州土纸，写成重庆夜景。灯光明灭，楼阁参差，山寺崎岖与街头杂景，皆出以极简单之笔墨。昔之言笔墨者，多言之无物，今宗君之笔墨皆包含无数物象光影，此为中国画之创举，应大书特书者也。
蒋兆和之人物已在中国画上建立一特殊风略，其笔意之老练与墨气之融和，令人有恰到好处之感。唯其负孩之幅，人之上部倘多空五寸白纸，当尤为美满也，但其画之本身则无可非议。
李可染所写，俱墨气淋漓，精神充沛，其醉汉绝倒，不愧杰作，又山水多幅，俱有古人难到之意境。
张大千之《杨妃调鹦鹉》，乃最近寄到者，其姿态之妩媚，线条之爽利，自具大家气势。
齐白石翁之山水，顽固派多非议之，不佞却喜其独具风格，故陈其旧作一幅。
印度之苏可拉君，已在其本国建立地位，昔曾留学意大利，尤精版画，去年来中国研究中国绘事，此次出陈王青芳像，气势勇强，与其另陈之小幅印度画大异其趣。另一位印度画家周德立，为印度当代大画家囊达拉·波司先生门下，画风略为浮动，但其印度作品《甘地使命》大横幅，则殊老到也。
王青芳过度多产，淹没其长，其写游鱼实有独到之处，故陈其多幅，亦披沙沥金之意。
田世光孔雀幅与黄均仕女，孔雀幅极意经营，反逊其平时悠然自得之妙，但此精神值得提倡，且在盛年苟不从事伟丽之巨制、将后悔莫及也，唯须意态从容，不宜仓卒从事耳。
李苦禅善写荷花，唯不喜唱拿手好戏。
油画在比率方面，在本展为最重，首须提出者为吴作人之《青海市集》。塞上人一见即证画中之真实气氛，其写中国中亚细亚人熙来攘往，各族人之性格与其披挂，浓艳之服饰与晴空佚荡辉映，成极明媚而活跃之画面，不足更缀以铜器买卖，此为中国油画史上重要杰作，故当大书特书者也。吴君风景作品，仍以磁器口（重庆）为最佳，笔调爽利，章法巧妙。其次则须推艾中信之《枕戈待旦》幅最为重要，此幅成于抗战期间，不特题旨警惕，而作风尤沉着深厚，与作者平时情调不同。画面阴沉，写出待旦光景，试以作者近作之《溜冰》合观，何其清快明丽。艾君尚有城外驼群及北平之云及写像多幅，俱是佳制；多产又多佳作如此，可寄以极大希望者也。李瑞年为国中最大之风景画家，此次所陈之风景大画三幅，置于世界任何风景画之旁皆无愧色。齐振杞之《地摊》，完全本地风光，处置得宜，允称佳构。董希文之《潮海》，场面伟大，作风纯熟，此种拓荒生活，应激起中国有志之青年，知所从事，须知夺取人之膏血乃下等人之所为也；其《马叔平先生像》，神态毕肖，而笔调又轻快可喜；另一静物，极尽酣畅淋漓之致，不愧杰作。冯法祀格局雄强阔大，其演剧队之晨会，未免小题大做，但其色彩作法及结构皆完善美备，其另素描四幅，俱是头等作品。李宗津之《耕耘》以圆明园残迹作底，虽无如此灵动，笔法亦能动人；《叶浅予像》与《李立人像》，均极自然；其《苗民赶集》色调极雍穆有和平气象。李君之作如能再主观一些写更有佳境也。土木工程工作写来甚易乏味，黄养辉所作《黔桂路》水彩画则令人起美感。杨化光女士之静物两幅皆精妙，尤以盆花为胜，与萧淑芳女士之鱼，程宝紫之红花，俱是本展静物中之杰作。叶正昌无暇作画，但其小幅风景两张，俱简练者恰到好处。宋步云之《白皮松》，妙手偶得；另一女人像亦妙。少壮作家中，戴泽、韦启美，均在本展中大显身手。戴泽之《缝工》、《马车夫》，雪景及大幅《韦启美像》，色彩丰富明朗，皆许其前程远大。韦启美之《裸女之背》，色彩烂漫，《大树》则又沉雄，俱是成熟作品。雕刊殊贫乏，亦因作家太少，但王临乙之《台湾归入祖国怀抱》巨幅稿，情调适合；王炳熙之《张司令廷孟像》，精神奕奕；又刘生像作风飞动，为大会生色。其外则徐沛贞女士之一小件《苗女》尚简洁可喜。学生作品值得一提者，有孙桂桐之《风景》，色调老练，卢开祥之《庭院》，章法自然。韦江凡速写《黄宾虹先生侧影》，神态毕肖，皆可称佳作也。图案方面有高立芬之地毯设计，色泽简雅。徐振鹏之田园景色，饶有意趣。孙行序之椅垫设计两种，均雅致切用。殷恭端美展广告，以浅绿投入深绛，自然鲜艳。染织多种深青间白，均高雅切用。尤以陈碧茵之利用武梁祠汉画为染织，更有与古为新之妙。陶瓷较之去年大有进步，其佳制如叶麟趾之窑变之瓶，叶麟祥白色茶壶，吴让农、吴让义之酱色盘碟，或简洁，或古雅，俱有特色也。
1948年
《黄养辉画集》序
缥缈空灵，艺事中超脱之境也，但掩蔽浮滑寒俭，不才者附焉。于是实事求是者不厌规矩准绳，极意象物之工，而求一当其才者，又转求缥缈空灵。夫物极必反，辗转循环，造物之变，乃借艺术精诣，继续不断以享人类眼福。
溯自人类创制艺术过程言之，自喃喃学语之山林派，跻于规模大备之庙堂派（亦曰古典派），以后再转入笃守方式之馆阁体，复进而革命，寻求至诚无伪之天真。其循环之迹象显然可见也。
黄君养辉，从吾游近二十年。其为人性格笃实，故初工写像，又不厌规矩准绳，故不避一切建筑物横直之线，此乃为一味抒情者所难。抗战初期，黄君服务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之桂林。为写广西建设之大图多幅，大为工程界所赏。旋被聘至黔桂铁路，乃畅写黔桂路艰险工程数百幅，皆以美术眼光出之，开中国绘画新境界。充实之谓美，是疗浮滑寒俭无上剂也。近年受聘在国立北平艺专授教，及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间为塘沽新港工程作画，又百十幅，推进之功弥大。黄君斟酌物象明暗，期光之适合，乃益实物以缥缈空灵，以达成艺术致用目的，所谓艺之精者几乎道，非耶？
1948年10月
《关山月画集》序
艺术乃最无束缚极度自由之世界，故襟怀广博，感情敏锐之士，以几年苦工，把握造物之色像，以后即可骋其才思所至，尽情发挥，毫无顾忌（只不背反公德）。不足则益以游踪，扩大见闻范围，或研讨学术，开辟思想，此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意也。岭南关山月先生初受高剑父先生指示，学艺天才卓越，早即知名，抗战期间，吾识之于昆明，即惊其才情不凡。关君旅游塞外，出玉门，望天山，生活于中央亚细亚者颇久。以红棉巨榕乡人，而抵平沙万里之境，天苍苍，地黄黄，风吹草动见牛羊，陶醉于心，尽力挥写。又游敦煌，探古艺宝库，捆载至重庆展览，更觉其风格大变，造诣愈高。胜利之后，关君走南洋，所至声誉鹊起。今将集其精华付梓，敬举所知，为阅者告。
1948年
中国艺术的没落与复兴
中国艺术没落的原因，是因为偏重文人画。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样高超的作品，一定是人人醉心的，毫无问题，不过他的末流，成了画树不知何树，画山不辨远近，画石不堪磨刀，画水不成饮料，特别是画人不但不能表情，并且有衣无骨，架头大，身子小。不过画成，必有诗为证，直录之于画幅重要地位，而诗又多是坏诗，或仅古人诗句，完全未体会诗中情景。此在科举时代，达官贵人偶然消遣当作玩意。至于谈到艺术，为文化部门——绘画尤为文化重要项目——以他去发挥人的智慧、品性，和诗词、小说、音乐、戏剧，同其功用，那么，这一类没落的中国画，是担当不了这个使命的。
王维、吴道子的高风，不可得见，其次者如马远之松、夏圭之杉，亦难得见，在今日文人画上能见到的不是言之有物，而是言之无物和废话。今日文人画，多是八股山水，毫无生气，原非江南平远地带人，强为江南平远之景，唯摹仿芥子园一派滥调，放置奇丽之真美于不顾。我得声明，我并非唯物论者，不过曾经看到如此浮泛空虚、毫无内容之画，如林琴南，原是生长在高山峻岭、长江大河、巨榕蔽天、白鹭遍地之福州，偏学我江苏不甚成材之王石谷，其无志气，既可想见，其余更无论矣。
海派造型美术、绘画雕塑，遭到逆流，这完全是画商作怪，毫无疑义。本来艺术为人类公共语言，今乃变成了驴鸣狗叫都不如，驴鸣多为求偶，狗叫尚为警人，都有几分为了解的表情也。天下只有懂得人越多越发伟大的作品，如希腊雕刻、文艺复兴时代重要作品、吾国唐宋绘画，其妙处万古常新。敢武断说一句：没有人懂得就不是好东西，比如食物哪有不堪入口而以为美味的呢？除非是狗屎一类的东西。并且，以我的经验，凡是不成材的作家，方去附和新派，中外一样，可想见其低能，以求掩饰之苦心了。
这类新派名目繁多，在意大利为未来派，在德国为表现派，名虽不同，其臭则一。搞到如此，有光荣历史之法国，目下已找不到几位真能写画的人，岂非悲运。不知各类艺术，多有其自然之限制，勉强不得。如雕塑之不能做成飞的形态，除非浮雕。未来派画猫八只脚，说是动的情形，如此是想要以画与电影竞赛，何能济事？只求味好，不必苛求，香气能香固好，但香而味不好，于口毫无益处。如诗的境界，音乐的境界，能有，固然于画有益，若专求诗境乐境，而生画境，这手和眼睛便为无用。试问音乐不为听，味不中口，图画雕刻不为看，这还不是白费精神，暴殄天物？所以，我批评这一类艺术家，总之为以机器遗造石斧。原始人时代用手制成之石斧，自然可当文化之胎，现在用20世纪完备之机器去制造石斧，抑何可笑？京调只思媚俗，相习成风，不图进取。须知要晓得我们的敌人日本，既解除武装，只有覃精文治，他们以后全国人都是中学毕业，知识水准提高，又能集中精力于艺事，他们又有普遍的爱好，丰富的参考标本，不像我们只藏得有几张四王、恽、吴山水。在世界文化界角逐起来，我们要不要警惕！我们在一切上都应当放大眼光，尤其在艺术上不放大眼光，那真不行。讲到这里，我又要批评只用作风区别南北两宗派之无当。用重色金碧写具有建筑物的山水，以大李将军为师，号北宗；用水墨一色，以王维为祖的号南宗。何不范宽的华山的为华山派，倪云林江南平远的为江南派为得当。因如此，便能体会造物面目，如法国十九世纪能成为技尔皮茸派是也，专写湖沼、水光、大树、森林，缀以农夫耕牛，而无高山峻岭之雅。
假使能如此分派，则这卢雁岩、黄山、太华、九疑、罗浮、武夷、天台、青城、峨眉、鼎湖、赤城，将有真面目，并且约略看见些各地的鸟兽、草木，助长些遐想的。对不起，吾又要加入一支插曲：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初期，我在重庆，四川省教育厅请我主考四川省中学图画教员，要我出题目，我便出两个如下之题目：“至少两个四川人，在黄角树下有所事，黄角树不画树叶。”弄得试生束手无策，原定两点钟内完卷，半小时过，尚无消息。开始议论，抱怨的说这个不像题目：难道四川人与别地有啥子两样，况且不画树叶怎么会表示出什么树？为我听见，我便答道：正因为你们都是这样想法，所以我要考你们，对于事物的观察如何。你们即考上，亦不过一个中学教员，我当然不责备你们交出什么杰作，不过治艺术，唯一要点是观察能力。比方黄角树，画的身干盘根枝节，何必用叶子来表示？中国画家画树，除松树树身上圈几个圈外，千篇一律。画杨柳敷赭色，画点圈便叫柏树，对树木树干树枝完全不理，这算作画么？至于人相，如果用人相来区别，当然较难。比如说，广东人眉目距离更近，湖南人下颔内削而小，常多露齿。北方人殊黑，较南方人为自然。画出区别不容易，不过要人一望而知为四川人，那最容易不过了。头上缠块白布，穿上长衫光了脚，不即是四川人么？所谓有所事，即摆龙门阵也好，赌钱也好，耕地也好，搐船也好，极度自由，有什么难呢？他们释然大悟，但总觉得题目有些别扭，因为完全出于他们想象以外。交卷后，细阅之，当然没有佳卷，因为他们所学，是另外一套，全离开事物，而全不用观察也。
我所谓中国艺术之复兴，乃完全回到自然，师法造化，采取世界共同法则，以人为主题，要以人的活动为艺术中心。舍弃中国文人画独尊山水的荒谬思想，山水非不可学，但要学会人物花鸟动物以后，如我国古人王维，样样精通，然后来写山水。并不是样样学会，方学画山水，因为山水是综合艺术。包括一切，如有一样不精，便即会露马脚。哪有样样不会，只学一些皴法，架几丛枯柴，横竖两笔流水，即算是山水的办法。考其内容，空无一物。王维、李思训固无物证，但展开李成、范宽的杰作，与近代人物画相较，真如神龙之于蝼蚁，相去何啻霄壤。人家武器已用原子弹，我们还耽玩一把铜剑，岂非奇谈。
音乐有所谓庙堂音乐、房间音乐，如吾国之七弦琴，非不高雅，但只可在房间内燃起一炷香，品一杯清茗，二三人相与欣赏。若在稠人广众之中，容积五六十人的场面，便完全失去他的作用。倘在几千人集合的大厦，一定需要巴哈、贝多芬、范拿内的大交响曲，方压得住。中国画习见之古木竹石，非不清雅，但只可供一间小客厅内陈设，若置于周围二三十丈的大展览会，纵是佳作，亦必不为人注意。比之四川泡菜，极为口爽，但不能当做大菜做享宴之用。绘画雕刊，在全盛时代专用作大建筑物上的装饰，供大家瞻仰，后世乃有消遣品出现。唯世界动荡祸乱频仍，大作品随着事变损失，小作品携带容易，后能流传后世。故上古艺圣菲狄亚斯的作品，今无所遗，反靠那些出土的诡俑，考见其遗风余韵的影响。吾国唐代画圣吴道子那些在庙宇中的辉煌的大壁画，千百年后，全数毁灭，幸而在敦煌洞窟中尚保存得许多五、六、七、八世纪的佛教壁画，此类作品皆出于无名英雄之手，尚精妙如此，再去想象当年吴道子所作，应当高妙奇美至如何程度！他的画圣尊号，一定不是如王石谷那样凡庸侥幸得来的，我们要拿他做标准。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中国艺术要达到他如唐代的昌盛，第一需要有一群具大智慧而有志之士，如曹霸、王维、吴道子、阎立本一类的人物，肯以全力完成他们的学术，再给他们一些发展抱负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作品。其间有一重要条件，即建筑家必须是有艺术修养的学者，而不仅仅是一位土木工程的设计家，根本在墙壁上是不注意的。第二是以后的政治家，必须稍具审美观念，承认艺术是发挥人类思想及智慧的工具，不加漠视，使每个时代的代表艺术工作者，留下一些每个时代的记号，供后人欣赏也好，参考也好，取材也好，嘲笑也好。
我并在此郑重指明，要希望艺术昌明，单靠办学校是不够的，唯办学校而又不取光明的途径，便堵死了艺术的生长。因为如不办学校，听其自生自灭，它倒可以自由采取它适合的形式，或者它自能得着光明的途径；如办学校，而仍走黑暗的道路，则强定一型，以束缚一切，必将使可造之才，斫丧而成废料，其祸比较无学校为尤大。学校的功用，仅仅使一般愿投身艺术工作者得充分启发其才智，如种五谷，使其能充分成熟而已。
除开办设立教学完善之学校以外，真能帮助艺术进步的，莫过于美术馆了。任何文明国都市，都有美术馆的设立，所以陈列古今美术品，亦用以鼓励新进作家。各国用以考验人民文化程度，此亦为其一端。惜乎我国人已知图书馆的重要，独未尝感觉美术馆的重要。图书馆之灌输知识，美术馆陶养性情，功用是相等的，而美术馆为劳动者之恢复疲劳、儿童之启发智慧，以及慰藉休息时间稀少者，其功用之发挥，较图书馆为尤大。美术馆尤其是艺术天才的归宿地，因为假定吾国真个吴道子、王维再世，或者米开朗琪罗、伦勃朗等转世在中国，他们当真出产了许多惊人作品，而无地方容纳他们的作品，也是枉然。比如现在中国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溥雪斋等诸先生作品，除私家收藏外，不能见于公共场所，岂非憾事。问人家喜欢么，我可以答至少一半的群众是喜欢的，否则不成其为文化城之市民。然则何不急急办一美术馆呢？公家的美术馆办得像样，私家的宝贵收藏，自然就会向那里捐出，看郭世五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所捐收藏历代名瓷，以及傅沅叔先生将他的校勘的藏书几四千部捐入北平图书馆，是其明证。
一般社会之审美观念提高，可以增进对人类美术品的爱好，于是有天才出，便不愁没有发挥才能的机会。人才多了，有意义的作品多了，并藏在公共地方为大家欣赏，并晓得欣赏，那便是文艺复兴了。这件重大的文艺复兴工作，吾人在迎接他的来临以前，有一起码条件，就是要先有清洁干净的穷人。因为清洁的习惯都没有的人，不能希望他爱美术的，正因为美术是人类精神上之奢侈。美术的敌人有二，就是穷与忙；而他真正的死敌，乃是漠不关心。清洁都不注意的人，其他身外之物，当然更不注意了。
我希望此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第一要立大志，要成为世界上第一等人，作出世界上第一等作品。他的不朽的程度，与中国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外国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牛顿这一类人等量齐观的。千万勿甘心于一种低能的摹仿一家，近似便恰然自足，若是如此，可算没出息，若真如此的话，吾人热烈期待文艺复兴便无希望，恐怕我们已往的敌人，倒完成他们的文艺复兴了。这是多么需要警惕的事呀！耗费诸位宝贵的光阴——谢谢。
1947年
新国画建立之步骤
近日有北平美术会者发传单攻击敝人，本系胡闹，原可不计，唯其所举艺专事实全属不确，淆惑社会听闻，不能不辩。
传单所举本校此次招生，国画组仅取五人，实则此次录取国画系学生系十三人，超过其所举之数一倍多，此固非为满足名额，全凭成绩，倘成绩不佳，或竟一人不取。
本校去年重办，定为五年制。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在第一二年共同修习素描，第三年分班。已呈准教育部在案。传单所举三年素描，显非事实。仅举两点，已均为无的放矢。此在一糊涂孩子偶欲发泄稚气，心血来潮，发一传单，骂所不痛快之人，情亦可谅，但为一堂堂学术团体，不先将事实调查清楚，贸贸然乱发传单，至少可谓不知自重，自贬身份。
至攻击不佞为浅陋，此固无足怪。但不佞虽浅陋，中国历史上之画家我所恭敬的王维、吴道子、曹霸不可得见外，至少曾知周叻、周文矩、荆浩、董源、范宽、李成、黄筌、黄居寀、易元吉、崔白、米元章、宋徽宗、夏圭、沈周、仇十洲、陈老莲、石谿、石涛、金冬心、任伯年、吴友如等人，彼等作品之伟大，因知如何师法造化，却瞧不起董其昌、王石谷等乡愿八股式滥调子的作品。唯举董王为神圣之辈，其十足土气，乃为可笑耳。
故都不少特立独行之士，设帐授徒，数见不鲜，相从问道者所在多有，此固足以辅佐学校教育之不足。至于国画，仅为艺专中学科之一部。征诸国家之需要与学生之志愿 ，皆愿摹写人民生活 ，无一人愿意模仿古人作品为自足者 。故欲达成此项志愿与目的，仅五年学程，倘不善为利用，诚属重大错误。两年极严格之素描仅能达到观察描写造物之静态，而捕捉其动态，尚须以积久之功力，方克完成。此三年专科中，须学到十种动物，十种翎毛，十种花卉，十种树木以及界画。使一好学深思之士，具有中人以上秉赋，则出学校，定可自觅途径，知所努力，而应付方圆曲直万象之工具已备，对任何人物、风景、动植物及建筑不感束手。新中国画至少人物必具神情，山水须辨地域，而宗派门户，则在其次也。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者，理宜如是也。
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但草草了事，仍无功效，必须有十分严格之训练，积稿干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在二十年前，中国罕能有象物极精之素描家，中国绘画之进步，乃二十年以来之事。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但所谓造化为师者，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而诬注重素描便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乃是一套模仿古人之成见。试看新兴作家如不佞及叶浅予、宗其香、蒋兆和等诸人之作，便可征此中成见之谬误，并感觉到中国画可开展之途径甚多，有待于豪杰之士发扬光大，中国之艺术应是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为一艺术家之需要。尊重先民之精神固善，但不需要乞灵于先民之骸骨也。
1947年10月
《八十七神仙卷》跋二
是年，吾应印度诗翁泰戈尔之邀，携卷出国，道经广州，适广州沦陷，漂流西江四十日，至年终乃达香港。翌年走南洋，留卷于港银行铁箱中，虑有失也，卒取出偕赴印度，曾请囊达拉·波司以盆敢文题文。廿九年终，吾复至南洋为筹赈之展，乃留卷于圣地尼克坦。卅年欲去美国，复由印度寄至槟城，吾亲迎之。逮太平洋战起，吾仓皇从仰光返国，日夜忧惶，卒安抵昆明。熊君迪之馆吾于云南大学楼上。卅一年五月举行劳军画展。五月十日，警报至此，画在寓所，为贼窃去，于是魂魄无主，尽力侦索终不得。翌两年，中大女生卢荫寰告我曾在成都见之，乃托刘德铭君赴蓉，卒复得之，唯已改装，将“悲鸿生命”印挖去，题跋及考证材料悉数遗失，幸早在香港付中华书局印出。但至卅五年胜利后返沪，始及见也。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任连城璧，负此须眉愧此身。
既得而愧恨万状，赋此自忏。
1948年10月重付装前书
《积玉桥字》跋
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愈久愈失去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已。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抒情悉达，不减晤谈。故贤者乐此不疲，责学成课，自童而老不倦；嗜者耽玩，至废寝食。自汉末迄今几两千年，耗人精神不可胜数。昔为中国独有，东传日本，亦多成癖。变本加厉，其道大昌。倘其中无物，何能迷惑干百年“上智下愚”如此其久且远哉？
顾初民刻甲骨已多劲气，北魏拙工勒石弥见天真。至美之寄往往不必详加考虑，多方策划，妙造自然，忘其形迹。反之，自小涂鸦，至于自首，吾见甚众，而悉无所成也。古称“业精于勤”，焉有结果相反，若此剌谬哉？无他，一言以蔽之，未明其道故也。其道维何？曰书之美在德、在情，唯形用以达德。形者，疏密、粗细、长短，而以使转宣其情。如语言之有名词、动词而外，有副词、接词，于是语意乃备。
今号称善书之何子贞，学《张黑女碑》方习数字，至于汗流浃背。其乖如此，误人如此，安得不去道日远乎？
余悲此道之衰，而归罪于说之谬。爰集古今制作之极则，立为标准，亦附以淆人耳目之恶，裨学者习于鉴别善恶之明，而启其致力之勇。其道不悖，庶乎勤力不废，克能有成。
古人并无“笔”，更无今日之所谓“法”。
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中华民族原较东西文明各民族少宗教意识，自汉通西域，引佛教东来，更乘六朝丧乱孔多之际，佛教得以昌盛。于是为宗教服务之艺术，改变形式，大受印度影响，其中士大夫阶级，尚有守中国原来传统之作品（如顾恺之《女史箴》、展之虔《春游》等等，假定它们都是真迹），若六朝之洞窟艺术如云岗、龙门、天龙山之属（宾阳洞高刻已建立中国风格），大抵皆染印度影响甚深。因佛教此时极发达，既刊划佛教，用其形式，当不可避免。只建筑仍中国风格，因印度用石，中国用木，虽已无六朝建筑存在，但唐建尚有，以唐推断六朝，想能仿佛。绘画则由汉人丹青，发展到唐之极度壮丽完备，我可约略与印度作一比较。吾国古人好言印度犍陀罗艺术，以我游印亲眼所见，此染有希腊坏影响之北印度艺术，可以谓之希、印两族合瓦之艺术，因其全无希腊、印度之优美，而适有各个之缺点也。此可由上海土山湾教士传授中国人油画得一概念，其中国人所画之作品，全是中西合瓦，毫无意识！印度美术与中国美术时代兴衰有相同之点，即其上古甚有创造力（阿育王时代，约相当于西汉），中衰历五六世纪，而极盛于七、八、九世纪（唐代）。如今日印度之伟大作品若Elephanta，Mawaripuram，Flora等地所存之雕刻，Ajanta之壁画，彼之极盛时代，与我国之极盛时代精神一致，即民族形式之形成；以印度Elephanta像庙及Elora之西梵天主伉俪浮雕（希腊王四世纪标准），与犍陀罗艺术之在北印Taxila（不久以前发掘出1世纪左右古城），以及拉合尔等大城各大博物院所藏古雕刻相比，其精粗真如珠玉之与瓦砾！因我所见大小不下数千件犍陀罗作品，三等以上之物未得见一件。若象庙之三面像及爱洛拉雕刻，伟大精妙，则是奇观，可与埃及、希腊杰作比拟也。此犍陀罗风格之被中国接受，遂致中国失去汉人简朴而活跃之风格，形成一种拙陋木强之情调。迨唐代中国性格形成，始有瑰丽之制。故敦煌盛唐作品，其精妙之程度，殆过于印度安强答壁画。
吾国自汉及宋千年文物大都毁坏，文献不足征，幸有敦煌洞窟保存得数百件完整壁画与雕刻，可考见吾国各时代之风格与兴衰之迹。而最重要，唐代中国文艺高峰之存于绘事者，可约略窥见一斑，为吾人想象不可得见之吴道子、王维高妙作品之助；而又证明借助他山，必须自有根基，否则必成两片破瓦，合之适资人笑柄而已，征之印度与吾国皆有明例也。又魏时之喃喃派（亦可称之未成熟之山林情调）不能比汉之喃喃派，因汉代雕刻之到达武梁祠境界，如人之已能语言，差足表情，若降而又返回喃喃情调，则有如患脑膜炎而哑者之语言表情，显出病态。敦煌北魏之飞天，不足比辽阳汉画，而盛唐供养人，则可考见中国绘画之大成。合以历世所遗卷轴观之，治中国中古艺术史，得过半矣。
复兴中国艺术运动
吾本欲以建立中国之新艺术为题，只因吾国艺术，原有光荣之历史、辉煌之遗产，乃改易今题。所谓复兴者，乃继承吾先人之遗绪，规模其良范，而建立现代之艺术。慰藉吾人之灵魂，发挥吾人之怀抱，展开吾人之想象，覃精吾人之思虑也。在此类种种步骤进行以前，必须先有番廓清陈腐、检讨自我之工作。
第一在思想上，吾先人遗留与吾人之伟制，如建筑方面：有长城、天坛，近在眼前；雕刻方面：有龙门、云冈、宾阳洞、天龙山；绘画方面：有敦煌千佛洞，其伟大之结构，如维摩诘接见佛使文殊师利。此固可视为外来影响，非中土本位文化；但如吾所藏之《八十七神仙卷》（中华书局出版），其规模之恢弘，岂近代人所能梦见！此皆伟大民族，在文化昌盛之际，所激起之精神，为智慧之表现也。无他，亦由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发展到人的活动努力之成绩也。在古希腊全盛时代，其托利亚式、伊奥尼式、利林斯式三种建筑上，恒以神话人物为雕刻及壁画之题材，产生杰作，不可胜数。惜我国民族天才，为佛教利用，亦创造了中国型之佛教美术。顾吾国虽少神话之题材，而历史之题材则甚丰富，如列子所称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大禹治水、百兽率舞、盘庚迁殷、武王伐纣、杏坛敷教、春秋战事、负荆请罪、西门豹投巫、萧萧易水、博浪之椎、鸿门之会、李贰师之征大宛、班定远之平西域等等，不可胜数，皆有极好场面，且少为先人发掘者。其外如海市蜃楼，亦资吾人无穷冥想；益以民间传说，画材不避迷信，可说丰满富足，无穷无尽也。
在此方面，检讨吾人目前艺术之现状，真是惨不可言，无颜见人！（这是实话，因画中无人物也。）并无颜见祖先！画面上所见，无非董其昌、王石谷一类浅见寡闻，从未见过崇山峻岭，而闭门画了一辈子（董王皆年过八十）的人造自来山水！历史之丰富，造化之浩博，举无所见，充耳不闻，至多不过画个烂叫化子，以为罗汉；靓装美人，指名观音而已。绝无两人以上之构图，可以示人而无愧色者。思想之没落，至于如此！中国三百年来之艺术家，除任伯年、吴友如外，大抵都是苏空头。再不自觉，只有死亡！以视西方巴尔堆农、哈利卡纳苏斯陵之雕刻，以及达·芬奇之《最后晚餐》、米开朗琪罗之《最后的审判》、拉斐尔之《雅典派》、提香之《圣母升天》、丁托列托之《圣马可的奇迹》、鲁本斯之《天翻地覆》、委拉斯开兹之《火神的锻铁工厂》、伦勃朗之《夜巡》，近代若吕德之《出发》、德拉克洛瓦之《希阿岛的屠杀》、门采尔之《铁厂》、夏凡纳之《和平》、罗丹之《地狱之门》等作，真是神奇美妙，不可思议。彼有继起，而吾中断，但以吾先人之遗产比之，固毫无逊色也。然问题是现在与将来，而非既往——昔日之豪华，不能饱今日之枵腹也！
二论技巧：古人形容高贵精妙之技术，曰传神阿堵，曰真气远出，曰妙造自然；今人之所务，仅工细纤巧而已，且止于花鸟草虫；其外已少能写人像之人，少能画动物之人，少能画界画之人，少有能画一树至于高妙之人。虽多画花鸟虫鱼之人，而真精能与古人抗手者，不过三五人而已！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艺事之衰落，至于如此，若再不力图振奋，必被姊妹行之科学摒弃！更无望自立于国际！
吾人努力之目的，第一以人为主体，尽量以人的活动为题材，而不分新旧；次则以写生之走兽花鸟为画材，以冀达到宋人水准；若山水亦力求不落古人窠臼，绝不陈列董其昌、王石谷派人造自来山水，先求一新的艺术生长，再求其蓬勃发扬。大雅君子，幸辱教之。
1948年
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
人家往往批评我誉人太过，但是我心中却有分寸；如一人或一物不值得赞美，我就不响，如有一人怀一艺达到前无古人，我便喜欢加重语气赞扬他。像二十年前我写过泥人张一例（天津）。我讨厌温吞水的评奖，反正我的言论我自己负责。
陈志农先生的剪纸，寻常人以为平淡无奇，我却以为陈先生是今日中国艺术界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用民间艺术形式的剪纸工具，表现一个高级造型的心灵，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区也是少有的。
陈先生的剪纸题材，极其广泛，但以劳动人民为主，我所见的，就有一百多种！去年我乘出国之便，带出五六十种，以示捷克、苏联的朋友，人人赞美，“有目共赏”是不虚的。
剪纸当然是一种小型艺术，但是陈志农先生的造诣，达到一大艺术家的程度。所以我极愿替他表扬，又陈先生蒙古血统，可以希望他将来成一新型的曹雪芹！
1950年
《舒新城美术照相习作集》序
法大画家安格尔善提琴，其艺几与其画埒。在欧洲举人之怀性质相殊之第二艺，恒曰安格尔之提琴，盖以仅见。若在吾国，则夫子尚勇而张飞能为刁斗之铭，人所惊异。唯今时衰，人惶惶焉惧，饔飧之不继，无余力闲暇，而情韵乃几乎息矣。吾友舒新城先生，既以教育名世，而耽摄影。好游，凡游必携镜与俱，遇所惬意则摄成幅，数逾千百，美不胜收。择其优者，汇集刊行，以饷同好。其中若《倦》、若《雨后》，浑穆已极；若《昂首》，则宋人佳画；而《山居》则毕沙罗（印象派名家）极诣也。又若《努力》，若《斜阳芳草》，皆倏忽瞬息之妙境也。窃谓今日之能手，均骛点石成金之壮志，不知全国有俯拾即是，初未需点者。新城先生所取殆在此。要之，楚人之性，豪迈豁达，务壮丽繁忙之观，而少温文静逸之趣。新城先生既无所摄，即余所见其佳作亦不止此，而所采如此册者，信足征乎衡岳潮水间人之嗜尚也。例之琴声，此画所奏有高歌狂吟大唤憨舞之节，而无呜咽啜泣叹息几谓之调。虽然，其为韵亦有所不尽矣。不识作者亦首肯否？
任伯年评传
任伯年名颐，浙江萧山人，后辄署名“山阴任伯年”，实其祖藉（籍）也。其父能画像，从山阴迁萧山业米商。伯年生于洪杨革命之前（1839年），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迨父卒（伯年约十五六岁）即转徙上海。是时任渭长有大名于南中。伯年以谋食之故，自画折扇多面，伪书“渭长”款，置于街头地上售之，而自守于旁。渭长适偶行遇之，细审冒己名之画实佳，心窃异之，猝然问曰：“此扇是谁所画？”伯年答曰：“是我爷叔。”又问曰：“任渭长是汝何人？”答曰：“是我爷叔。”又追问曰：“你认识他否？”伯年心知不妙，忸怩答曰：“你要买就买去，不要买即算了，何必寻根究底。”渭长夷然曰：“我要问此扇究竟是谁画？”伯年曰：“两角钱哪里买得到真的任渭长画扇？”渭长乃曰：“你究竟认识任渭长否？”伯年愕然无语。渭长乃曰：“我就是任渭长。”伯年羞愧无地自容，默然良久不作一声。渭长曰：“不要紧，但我必欲知这些究谁所画？”伯年局促答曰：“是我自己画的，聊资糊口而已。”渭长因问：“童何姓？”答曰：“姓任。当年习艺，父亲长谈渭长之画，且是伯叔辈。及来沪，又知先生大名，故画扇伪托先生之名赚钱度日。”渭长问：“汝父何在？”答曰：“已故。”问：“汝真喜欢作画否？”伯年首肯。渭长曰：“让汝随我们学画如何？”伯年大喜，谓：“穷奈何？”渭长乃令其赴苏州从其弟阜长居，且遂习画。故伯年因得致力陈老莲遗法，实宋以后中国画正宗，得浙派传统，精心观察造物，终得青出于蓝。此节乃二十年前王一亭翁为余言者。一亭翁自言，早岁习商，居近一裱画肆，因得常见伯年画而爱之，辄仿其作。一日为伯年所见而喜，蒙其奖誉，遂自述私淑之诚。伯年纳为弟子焉。
任氏画皆宗老莲，独渭长之子立凡学文人画，不肖其父、其叔，浮滑庸俗。其于伯年造诣，不啻天渊。伯年学成，仍之沪。名初不著。有人劝其纳资拜当时负声望之老画家张子祥（熊）。张故写花鸟，以人品高洁，为人所重。见伯年画大奇之，乃广为延誉。不久，伯年名大噪。
伯年嗜吸鸦片，瘾来时无精打采，若过足瘾，则如生龙活虎，一跃而起，顷刻成画七八纸，元气淋漓。此则其同时黄震之先生为余言者。
伯年之同辈为胡公寿、钱慧安、朱梦庐、舒萍桥，其中胡公寿为文人，朱、舒皆擅花鸟，但均非伯年敌手。
伯年之学生有徐小仓、沙山春、马镜江。小仓、山春皆早逝，镜江亦不寿，有《诗中画》行世。倘天假彼等以年，可能均有成就。后有倪墨耕，民国初年尚在沪鬻画，不过油腔滑调而已。伯年卒于光绪乙未（1895年）。伯年有一子一女。女名雨华，学父画，甚有得，适湖州吴少卿为继室，吾友吴仲熊君之祖也。吴少卿毕生推崇伯年，故断弦后婿于伯年，雨华无所出。伯年逝世（1895年）时，其子堇叔年才十五，故遗作皆归雨华。雨华卒于民国九年（1920年）。余居上海，与吴仲熊君友善，过从颇密。仲熊知吾嗜伯年画，尽出其伯年父女遗迹之未付裱者，悉举以赠，可数十纸。后吾更陆续搜集，凡得数十幅精品，以小件如扇面、册页之属为多，其中尤以黄君曼士所赠十二页为极致。今陈之初先生独具真赏，力致伯年精品如许，且为刊印，发扬国光。吾故倾吾积蕴，广为搜集附之，并博采史材，为之评传。
吾于1928年初秋居南京，访得一章敬夫先生之子，延吾往其家（玄武湖近）观伯年画。盖其父生平最敬伯年，又家殷富，故得伯年画颇多。记其佳者有《唐太宗问字图》，尚守老莲法，但已具后日奔逸之风。又《五伦图》，花鸟极精。又《群鸡》，闻当日敬夫以活鸡赠伯年，伯年以画报之者。此作鸡头为鼠啮，敬夫请钱慧安补之。均佳幅。惜敬夫夫人过于秘守，不肯示人，且至当时尚未付裱，故无从得其照片。
抗战之前，余闻陈树人先生言，其戚某君居沪藏伯年画达七八十幅，中多精品云。吾久欲往沪一观而未果，今已不可能，因树人已下世，无人为介，且亦不得主名也。
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功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比之行步，惯径登山，则走平地时便觉分外优游，行所无事。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其外如青藤、白阳、八大、石涛，俱在兰草木石之际，逞其逸致之妙。而物之象形，固不以人之贵贱看，一遇人物、动物，便不能中绳墨得自然法，而等差易其位也。当年评剧家之推重谭鑫培之博精，并综合群艺，谓之“文武昆乱一脚踢”。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借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但此非徒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
1928年夏，吾与仲熊同访堇叔先生。堇叔工韵文，而书学钟太博，亦是人物。曾无伯年遗作，但见伯年用吾乡宜兴陶土塑制其父一小全身像，佝偻垂小辫，状至入神。蒙堇叔赠伯年当年摄影一纸，即吾本之作画者也。堇叔于十年前病故，民国卅年（1941年）左右，其后嗣尚作与吾论证其先人之文，可见其后至今尚昌士也。
忆吾童时有一日，先君入城，归仿伯年《斩树钟馗》一幅，树作小鬼形，盘根错节，盖在城中所见伯年佳作也。是为吾知任伯年名之始。
计吾所知伯年杰作，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之初藏之《何仙姑》。吴藏尚有八尺工写《麻姑》，吾昔藏九老（今归前妻蒋碧微），皆难得之精品。尚见一四尺画两孩玩玻璃缸内之金鱼，价重未能致。又一素描册，经吴昌硕题，尊为“画圣”。若册页，则经子渊藏有十五纸，中有四纸可称杰构，已由上海某处精印印行。有正书局亦印出与吴秋农合册，中之八哥，可与之初藏之飞燕、鹦鹉、紫藤等幅相比。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州（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殆非过言也。
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与伯年同时代世界画家之具有天才者，如瑞典之左恩、西班牙索罗兰、伊白司底达，俱才气纵横，不可一世，殆易地皆然者。至若俄国列宾、苏里科夫，法国倍难尔，荷兰之伊司莱，德国之康普、李卜曼，瑞士霍特莱等，性格不同不得相提并论。
忆吾于1926年春，持伯年画在巴黎示吾师达仰先生，蒙彼作如下之题字：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
达仰。巴黎。1926年。
达仰为近代法国大画家之一，持论最严，其推许如是，正可依为论据也。
1950年庚寅冬日，徐悲鸿写于北京八十七神仙残卷之居。
注释
〔1〕 希腊与小亚细亚城市，以陶土烧制人像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