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文集 六
湖南废省宪运动
以前赵恒惕做省宪运动时，引得一般迷信联省自治的先生们兴高采烈；现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暗地里做废省宪运动，不知道迷信联治的先生们感想如何？除章炳麟电湖南省议会外，不知道联治社一班人还有何动作？
湖南省议会为何敢违抗赵恒惕的意旨，反对废止或修改省宪？不用说有多数军官在他们的背后。湖南省宪不是今天才有的，叶德辉为何现在才明目张胆的反对省宪？不用说有赵恒惕、葛应龙在他的背后。
赵恒惕若明白的主张废省宪，马上便要失去湖南军界大部分势力；若明白的主张护省宪，马上便要受北军的压迫；他在进退两难之际，便异想天开，一面召集军事会议来疏通军人，一面制造废省宪的舆论来压迫军人，好达他借口军民人等公意来废省宪的目的。他所想制造的舆论，分新旧两派：旧的即叶德辉等；新的乃是一些做社会运动的青年，所以列宁追悼会赵恒惕也出来赞成。旧的方面他已经达到目的，新的方面恐怕不易利用罢。
赵恒惕何以想到利用青年？他以为青年们向来反对联省自治，此时他却用得着了。他不知道青年们的政治理想是国民革命，对于军阀的联省自治固然反对，对于军阀的统一也同样的不赞成；所以决不会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的情况之下反对省宪。恐怕赵恒惕枉费心机！
评中俄协定草案
中俄交涉自有了协定草案，其内容之利害得失已明白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在理已不容我们凭空说话了。《字林西报》说，此协定是中国片面的利益，俄国只得着空洞的承认；俄国白党，不以苏俄以权利付还中国为然，且因此在京、津、沪、汉、哈大肆活动；独中国人中颇有以此次协定为不利于中国者，其是非得失，决非抽象的争论所可解决，仍惟有就协定草案十五条之内容一一讨论之。
草案第一条是说：协定签字后恢复国交。第二条是说：协定签字后开正式会议。第三条是说：正式会议于签字后一月内成立，六个月内商定。第四条是说：在正式会议中，将中国与旧俄所订一切条约作废，别以平等公平之原则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年俄政府宣言精神为本，缔结条约协定。其实我国对俄交涉协定，只此一条已足，大本既定，别的都是枝叶问题，都可据此原则而解决；若能得自此条之协定于英、美、法、日等列强，则中国便为完全独立国家已无外侮之可言了。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第五条是说：俄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俟撤兵条件（期限及彼此安全办法）商定，俄兵尽数撤退？彼既承认外蒙为中国之领土及中国在外蒙之主权又承认撤兵，则中俄间多年悬案之蒙古问题实已根本解决了；即吾人多方疑俄，以彼所于吾国之利益（如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为毫无价值，独于蒙古问题彼未明言取消俄蒙新约，实为后患堪虞；我以为苏俄果如此其狡，在外交的步骤与策略上，我更当签定此协定，看其将来除战争外有何法否认此协定，而不承认蒙古为中国之领土，而不承认中国蒙古之主权，而不尽数撤兵。今此机已失，北政府破坏协定，即在此点其误国之罪已不浅了。第六条是说：两政府相互不做反对秩序宣传。第七条是说：于正式会议测定国界。第八条是说：将平等的原则议定航行问题。第九条是说：归还中东路主权，并由中国赎回该路。第十条是说：俄国抛弃在中国一切租界租地贸易圈及兵营等特权。第十一条是说：俄国抛弃庚子赔款以充中国教育费。第十二条是说：俄国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是说：将以平等相互主义协定两国关税税则。第十四条是说：赔偿问题在正式会议解决。第十五条说：协定自签字日起有效。自十条至十五条，完全是苏俄所于中国之利益，我们若想向列强取得此等利益，不知道要用多少气力，现在都可向俄国取得了，并且正可援俄例向列强要求，可惜此协定被北政府轻轻地破坏了。列强不但不肯抛弃租界，而且正在设法扩大租界；不但不肯抛弃兵营，而且正在极力增加驻华舰队；不但不肯抛弃赔款，而且须付生金金币；不但不肯取消治外法权及领判权，而且正在努力扩张此等权；不但不肯和我订立平等的关税税则，而且对于他们恩许的二五加税会议还是故意留难；列强所给我们的这些痛苦，拿来比较比较此次中俄协定，其是非事失，十分明白了。我的朋友章行严说：“此次中俄协定，即中国兵打倒莫斯科所得也不过如此。”
上海租界三大问题
上海租界近来发生三大问题：（一）是公使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以为交还会审公堂的条件；（二）是工部局在本届纳税西人会提议取缔印刷品之附律；（三）是工部局在纳税西人会提议增加码头捐。
会审公堂初只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按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的规定，自辛亥革命时，领事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己有，遂至完全华人诉讼，也须听领事裁判，视租界为他们的属地，违背约章，侵犯主权又在普通所谓领事裁判权以上；上海领事团所享此种非分之权，本应据约取消，因何理由须以推广租界为交换条件？而且公共租界永不推放，也载在条约；他们向中国索取庚子赔款，不许中国自由增加关税，不许中国禁止棉花出口，都是口口声声责备我们须遵守条约，何以他们对于上海会审公堂之权限及推放公共租界，便不说遵守条约呢？可见帝国主义者责弱小民族遵守条约，也和军阀政府责人民遵守约法及其他法律一样，凡是与他们有利的，他们便抬出来压人，与他们不利的，他们便悍然不顾了。
租界不是英美的属地，住租界内之华人仍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也载在中国与各国所订的条约；所以一八九九年推放租界时，上海道曾以告示一纸附于致葡总领事兼领袖领事之公函中，晓谕公众，该告示中明说：“所有租界内关系华人之一切章程，如未经当地中国官厅认可，不得发生效力。”（此公函曾载一八九九年工部局报告册第二六二页）工部局自己也知道，外人来中国通商，没有代中国政府及国会来制定法律之权；所以他们将要提出的印刷附律，拟附在洋泾浜章程三十五条，名曰第三十五条甲。我们以为不但三十五条原文，乃取缔马车疾驰，与印刷毫无关联；而且此项洋泾浜章程，从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过，根本上不成为法律，今所谓印刷“附”律，试问“附”在何种法律上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此次印刷附律，即使通过于纳税西人会，并竟得上海领团、北京使团之核准，也只对于西人营印刷业者有效，中国人没有服从之义务；因为上海租界还未割让给外国做他们的属地，他们绝对没有自定法律来责中国人服从的权利。工部局对中国印刷业四团体代表说：“如华人对于工部局行政有不满者，尽可移居租界外。”四代表应回道：“上海是中国的领地，中国人当然有居住的权利；如外人对于中国人反对印刷附律之举动不满意，尽可移居中国外，不来中国经商”。
他们共同的唯一口号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他们所谓破坏国民党的证据、铁证，都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七号团刊所载《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份子集中于国民党”、“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种工作中我们同志应努力工作”、“使其（指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这类文句，如果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议决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分》的导言上说：“国民党主张凡赞成革命的都应一律欢迎入党；共产派则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以成就他们的势力。”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他们已否忘记了国民党宣言上“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他又说：“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主张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共产派则主张劳资斗争，惟恐国民党对劳工运动有调和的倾向。”劳资斗争是社会进化上一种不可免的革命现象，主张劳资调和是一种和缓革命的政策，无人能够相信不革命的调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权，可以限制资本，世界上那有这样好说话的大地主与资本家？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后再运用政权以实现三民主义；共产派则处处宣传，叫已觉悟革命的份子往田间去。”国民党固然应该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试问这武力要建筑在什么基础上面？若建筑在已有的军队上面，退一百步说，即令能用他取得政权，也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试看现在的广州政府实际上能管理军政财政吗？广州一切政治有一件能根据国民党的主义或政策吗？若要建筑在“国民革命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的原则上面，“往田间去”这个口号，当然不违背国民党的大会宣言。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共产派则主张民族自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国民党大会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据此宣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却实不是单单自求解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且郑重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做那导言的人，如果真是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确有细心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那导言最终又说：“总括他的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四个要点：（1）一面说赞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一面又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2）其中措辞，未免有些污辱纯粹国民党党员的人格；（3）他们集合许多人们，成立一个共产党，但对于政党道德未免太不讲究；（4）他们破坏国民党的步骤，第一多拉无产阶级入党，以建筑他们将来的基础，第二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份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三即或革命成功，纯粹国民党员已无能为力了。”
关于第一点，所谓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不知所指何事？若是指反对帝国主义使国民党伤了列强的感情，以后不能安住租界不能亡命外国，则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回答，且亦不必回答，因为国民党大会宣言上早已回答了，国民党孙总理最近又代我们回答道：“中国欲免为印度、埃及之续，必国民合力铲除为革命成功大障碍之帝国主义。”若是指我们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是破坏国民党的左军；我们不相信任何派军阀真能为国民革命的左军，退一百步说，即全说是左军，也只是一时军事的联合，决不是主义上政见上的妥协。若说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即是全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那么朱执信便是第一个会使国民党岌岌不可终日的人。
关于第二点，我们更不知其何所指。
关于第三点，是他们明白反对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中国存在，此层前面已经说过。
关于第四点，第一步骤所谓多拉无产阶级入党，若指拉入共产党，此事和国民党无关；若指拉入国民党是破坏国民党，此事我们可以认错，并且在此处可以切实声明以后不拉无产阶级入国民党，免得有破坏国民党的嫌疑。然而这一来，国民党成了什么阶级的党？所谓第二步骤，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既然不过是国民党的左派，为什么必须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才能成立？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此时疾视共产党的，应该只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国民党还不必如此。第三步骤所谓革命成功，自是指国民革命；既然是纯粹国民党员，他们唯一的工作与目的，自然正是国民革命成功，此外，还有何事是他们应该为力的呢？
《民权旬刊》及《护党特刊》中，其漫骂及和上项导言之意见相同者，兹不论及，所论及的只是他们特殊的意见。
《旬刊》上说：“吾间闻共产党员之宣言矣，‘国民党者共产党之过程也’。”国民党是何种性质，共产党是何种性质，我们不相信真有这种无知的共产党员说出“国民党是共产党之过程”这样昏话！他说：“吾又尝见共产党之行动矣，有所宣传必以共产为言论，有所进作，无必以共产为张本。”共产党的宣传进作，自应不离共产，这都是共产党的事，与他党无涉。他又比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上有三种不同之点，其比论的错误此处不必论，不同之点并不只此三种此处也不必论，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之不同，此何待论；此处所讨论非两党主义主张不同问题，乃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否破坏国民党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此次大家所纷纷争论的，还丝毫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不同的冲突，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主张不同而冲突，此义不明，决不能了解此次争论的真相。
《护党特刊》第一号上，主张“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不然便麻烦极了。在这些议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未曾研究过各国革命前后的历史，无论是俄是法，当时革命的何止一党；各国的革命党，恒有左、右、中央政见不同，本党和青年组织各别，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若怕麻烦，那便是旧式会党简单的头脑，二十世纪进步的革命党决不是这样。他们说：“在一个党里，怎么好谈两种的主义！”我们说：诚然，在国民党里，当然只能谈三民主义。他们说：“我们只信服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其他主义，我们不必去做。”我们说：诚然，诚然，我们只希望国民党员不但信服而且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主义，国民党党员当然没有必须去做的理由。他们说：“他们要谈他们的主义，不妨在党外去谈。”我们说：诚然，诚然，诚然，只要不是疯癫，决不会有人在甲党内谈乙党的主义。他们说：“没有大元帅的命令，怎么好停止军事行动，何况是阻止他。”我们说：国民党应否集全力于军事行动，乃党中重要的政策问题；若要“以党治国”，不是要“以大元帅个人治国”，则大元帅的命令便应随党的政策而决定，党的政策不应随大元帅的命令而决定。他们说：“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为什么缘故不要妥协。”我们说：民国元年和袁世凯妥协的结果如何？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观念，确想把本党逐渐变为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说：不能把中国国民党属于中国共产党，也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国民党是一样。他们说：“苏俄常常运动帝国主义者通商或承认，也曾向中国宣布白党的罪恶，并要请中国驱逐旧俄的使领，拿这种种举动比较总理的吊电或对外宣言，谁是谁非？”我们说：国家的通商外交行动，和依赖外力解决国内问题绝对不同。苏俄只要求中国不承认驻中国的旧俄使领，取缔中国境内的白党，而未尝请求中国干涉在俄国境内的事；苏俄只于革命成功旧党势力灭亡之后，向一切外国办理国家的外交及通商，而未尝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想借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倾覆旧俄政府。试问中国革命政府统一中国时，不和外国通商吗？不要外国承认吗？仍要各国承认前政府的使领吗？宣布旧政府的罪恶，宣布帝国主义者援助旧政府之罪恶，都是应该的，至于希望帝国主义者否认旧政府而表同情于我们的革命政府，那便万分不应该了，因为国内的事应由自力解决之，无论是非善恶，都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左右于其间！况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意义上，国外的帝国主义者，比国内军阀政府是我们更大的仇敌。他们说：“本党联络段芝泉、张雨亭和卢子嘉们，与容纳他们的精神毫没有一致。”我们以为这几句话是再侮辱国民党不过的了，我们不愿回答，我们要求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加以评判！他们说：“本党的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他们别有怀抱，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大喊奋斗！奋斗！我们实在不忍！”我们说：既然要谈民生主义，当然以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重要标准。宣言明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他们竟指斥主张劳动者奋斗是别有怀抱，不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不幸的事实，也是历史上必然的事实，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正是要消弭阶级；但是，若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意思；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过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来奋斗的意思。“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句话，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如何才能够达到改良之目的，乃是一个问题，由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或是由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我们以为劳资两方面的利益绝对冲突，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希望大地主或是资本家一旦大发善心，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劳动者让步，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民党。民党不革命，如何能得着政权！劳动者不奋斗，如何能改良非人的生活？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够改良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主张劳动者奋斗，却明说：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试问这样的主张改良，是不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而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这未免太忍了吧！他们说：“本党主张与苏俄联络……因为他们凭空造谣，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他们矫称接了密令，拿本党的名义做了一次苏俄的留声机。”我们说：为什么要联络苏俄，自然建立在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同情上面，既然言此，为苏俄说几句公道话，也是中国革命党正正堂堂的应有态度，用不着以做留声机自贬。至于什么“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什么“矫称接了密令”这些怪话，希望他们以后不可这样凭空造谣！他们说：“他们（指青年团）对于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为什么不受本党的指挥，而受共产党的指挥呢？”我们说：青年团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不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这个决议案又是在青年团议决的，不是在国民党议决的，自应说受共产党指挥，如何能说受国民党指挥呢！这类团体组织系统及管辖权限，他们也应该弄清楚！他们说：“这‘不必要的冲突’的话，便含有必要的冲突的意思在话外。”我们说：诚然，若有人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和军阀妥协，主张不为农夫工人利益奋斗，以及其他主张有背宣言的反革命言论行动，我们都应该与之冲突，这正是国民革命进行上、国民党进步上必要的冲突。
他们攻击我们的总口号虽然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而归纳他们所举的证据，明眼人当知道实际争点完全和他所呼号的口号不符，乃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我们的主张不同：
我们的主张：
（1）为农夫工人奋斗而拥护其利益；
（2）建设革命力量于农民工人等一切民众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尊重蒙古民族自决权；
（4）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军阀比〔并〕重；
（5）不与任何军阀妥协；
（6）反帝国主义的苏俄是中国好友。
他们的主张：
（1）反对为工人农民争利益的奋斗；
（2）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反对蒙古民族自决；
（4）反对北政府，同时可以对帝国主义妥协；
（5）与一派军阀妥协；
（6）和北政府订立中俄协定的苏俄是国民党仇敌。
以上实际的争点，没有一件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争，更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实在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
他们解决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他们的本怀。
他们为什么希望他们退出，这很容易明白，现在世界上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莫不极力排除革命的共产派，恐怕共产派搅乱他们妥协和平的好梦。我们明白普告天下：凡是一个真革命党都不会想到取消别个革命党；凡是一个真革命党人，都没有自己退出一个革命党的权利；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份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份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除非是反革命非革命份子或违背党纲的人！
此外我们还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声明一下，即是他们借所谓京汉路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张德惠的话来攻击我们。京汉路不幸被曹、吴摧残以来，不但总工会的职员入狱的入狱，走散的走散，即各站分会的组织都早不存在了，张德惠竟自称代理总工会委员长，不知他们何所依据？张德惠是长辛店一个工人，他攻击我们，乃是他侵吞京汉恤金数五百元受我们责问的反响；他攻击我们之点，前后都有事实证明，我们在此不必空言与辩。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各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造谣诬蔑各国的共产党无所不至，中国的军阀官僚也正在用这个方法离间工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不要这样！
告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
中国青年急需有良好的教育，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此时中国人自立学校的发达不能尽量容纳急于求学的青年，遂使许多青年误投教会学校，这也是不可免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青年因急于求学而入教会学校，这是无可责难的；可是一入教会学校，不但得不着良好的教育，而且变成一个崇拜外国及外国人、蔑视本国及本国人的新式奴才，那便是有教育更坏于无教育了！
我们要研究科学，自然必须懂得外国人，不但目前如此，而且在国际语之文字未统一以前永远是如此。教会学校虽称注重外国语科文字，然而他们教外国语之文字之目的与方法，大半是养成通译人才，能为他们做爪牙喉舌，教者学者都不把外国语言文字，当作研究科学的工具，所以注重发音与说话而不重文法与读书。他们教授科学大半用外国文，因此科学进步极慢，名义上虽是科学功课，实际上还是学习外国文，他们对于本国文，概是雇佣一班陈腐不通的老秀才，当作可有可无的功课教授。因此，一班会说洋里洋气薰人的教会学生，不但忘了本国，并且连外国的学术文化也丝毫不懂，男学生之最高目的是外国硕士博士、本国的官吏、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外商的洋行买办公司职员、外力侵入军阀奸商卖国之居间人；女学生之最高目的是留学生中硕士博士的官太太。这种教育的结果，只是养成一班附属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的奴才，决不是中国青年所需要的良好教育。我有一位老朋友曾说：“我的子女宁使他们一字不识，也不愿送到约翰大学中要塾教成洋奴。”我想他这话一定不错，我更觉得这班洋奴已有许多站在中国社会重要地位，公然为帝国主义者辩护，他们是系缚中国人做外人长期奴隶的绳索，他们是中国民族解放在内的障碍。这种民族精神在内的自腐，比外面什么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都还要利害。
可怜许多懵懂的青年，只因急于求学，误投教会学校，他们梦也想不到“急于求学”这样好的动机，竟会损坏他们底民族的精神，断送他们国家的生命！
我们以为中国人进教会的中小学自然更万分要不得，即中国自立的大学专门虽然很幼稚，也未必比教会学校还不如，大家尽可改条路走。
倘或有种不得意的原因，不得不仍留在教会学校读书的，觉悟万千，便应该努力进行左列各事。
（一）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的团体；
（二）在校内进行教育和宗教分离的运动；
（三）阻止同学间在校内校外用外国语谈话；
（四）要求学校延聘有进步思想的人物教授国文；
（五）在同学中鼓吹学外国文重在研究科学不重在说话，尤应自动的研究外国文明史；
（六）参加各本地学生会，破除学生会中教会学校非教会学校的界限；
（七）反对学校中对于教员及学生是教徒非教徒的不平待遇；
（八）其已入教的学生，也勿忘了仍旧是中国人，勿以宗教之故遂甘做外人奴隶！
在外国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青年们！别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陵，或者你们还不甚感觉（这句话或者很侮辱你们），教会学校的重重罪恶是摆在你们眼前，你们身受的比我们听说的更为密切，你们还不是外国的硕士博士，你们的环境还能使你们的思想发生变动。然而同时我们却要警告你们！去了崇拜外人的途径，千万不可去提倡国粹与东方文化等另一歧路！
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
“西南自主”乃中国过去内战史上一名词，此名词，乃民国六七年间，由西南数省新兴的小军阀以“暂时自主”的名义，脱离北方大军阀之管辖而产生。先后加入此运动者为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闿，四川督军熊克武，贵州督军刘显世，和西南数省人民都无关系。随后由“西南自主”一变而为“联省自治”的口号，主其事者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这几个军阀，及附属他们的政客，和人民也没有关系；陈炯明且公然解释他主张联省自治是在以小军阀推倒大军阀。
自“西南自主”到“联省自治”，其性质其内容，都纯粹是南北军阀间冲突的问题，丝毫不是人民与军阀间冲突的问题象“五四”运动与“二七”事件。这种南北军阀间的冲突，和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直皖、直奉战争）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川滇黔战争、粤桂战争）等军阀间的混战，加于人民之灾害，对于国家之戕贼，都是一样；其结果不能产生新的希望，也是一样。
孙中山先生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然而民国七年一月炮击观音山，被陆荣廷派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一次失败；民国十二年八月被陈炯明军队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二次失败；最近被滇军逼迫而屈服于反革命的商团，这是利用政策第三次失败；陆荣廷、陈炯明、范石生、廖行超等这班军阀，他们本来不要革命，他们和北方军阀之冲突，纯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都可在相当的条件之下而投降的，孙中山定要拉他们上革命的路，他们如何不倒戈相向！
我们看透了所谓西南团结其力量乃建立在西南将领上面，这便是新兴的南方军阀之团结，他们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到底，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我们于去年北京政变时，曾指斥“西南团结”是和南方军阀有关系的政客们投机运动，不是革命的方法；我并且面告中山先生“西南团结”不是革命的方法，因为西南将领不但没有一个能走革命的路，而且多是反革命的人物。中山先生回答我的话是：“我的西南运动是自下而上，是要去掉那班将领。”
现在又来了！自但懋辛、石青阳奔走滇黔以后，“西南团结”的呼声，充满了国民党的机关报。据九月二十三日《民国日报》的广州通信，所谓西南大团结之大人物如下：
（一）陈炯明
（二）唐继尧
（三）熊克武、刘成勋、杨森
（四）刘显世、唐继虞
（五）沈鸿英、林俊庭
我们看了这张人名表，好像看了“四杰村”、“八蜡庙”一类的戏报，中山先生能运用这班脚色的势力来做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革命吗？这样西南团结至多只能再闹出一个像民国七年五月七总裁军政府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中山先生若能事事俯首听命于他们的主张像此次对待商团一样，或者能得着主席、总裁的荣位；若主张民权主义讨伐一切军阀到底，他们便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至于什么离奇古怪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什么离奇古怪的拥护工人农民利益的民生主义，中山先生早晨要实行，他们晚上便请他下野。
我们实不愿看见一个革命的领袖为投机的军人政客所玩弄！
我们大声疾呼：中国国民党若不放弃国民革命的口号，便不应再走“西南团结”这条旧路！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
民校工作合作办法
C.P.与S.Y.关于民校工作之合作，尚未切实规定，兹经C.P.中央和S.Y.中央决定下列办法，望各地方切实遵照执行：
（一）各地民校工作，S.Y.地方应直接受C.P.地委或区委之指导；其无C.P.地方者，由S.Y.中央依据C.P.中央通告指导之。
（二）各地C.P.和S.Y.在民校工作之同志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C.P.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之，但党团开会时，S.Y.地委或区委须派一人出席。
（三）我们在民校工作之重要点，为宣传左派政治主张（以《向导》之所指示为准），造成左派地位，对右派之反动行为及言论，务必不懈的加以攻击，此种工作不限于本地有无右派分子，即使本地民校工作完全在我们之手而无一右派分子，亦应同样的积极的进行此种工作，因为必如此才能造成真正左派。
（四）左右派的分化要在行动与争辩中才能看出，左派的地位也要在行动中才能造成与巩固，所以在民校的每一集会（如区分部地方大会等）中，我们务必提出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如《向导》八十一期后之各种实际问题），充分的做左派的政治宣传。
（五）要有左派倾向的分子，才介绍入民校，要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C.P.或S.Y.；民校中之左倾分子，除忠实的工人外，不宜勉强拉入C.P.或S.Y.。
（六）我们在民校的地位为左派，胡汉民等为中派，孙科以至叶楚伧等为右派。我们对于中派的态度，亦应照《向导》之所指示而批评之。
（七）务极力推销《向导》于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
C.中 T.S.Chen
S.中 Freeman Yuin（代）
1924年9月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都有就理论上事实上仔细研究并发表意见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见，硬闭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们所持最有力的理论是：革命党须有军事行动，也须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这种理论，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形式的逻辑，至于国民党本身状况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说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论，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内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并且也还没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军队中宣传活动，能左右这些军队的群众；建立在这些军队力量上的军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军阀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掳掠搜刮，连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曾打倒，而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因滇军勾结商团而妥协是国民党的耻辱，然而因为要做军事行动，便不得不容忍这班反动的军队；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反动的西南将领不可与之革命，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实力，便不得不和他们联和；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段系、奉张都是革命党所应讨伐的军阀，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声势，便不得不称他们为友军；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除了采用这些政策，本来没有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之可能。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样的军事行动，且可使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完全无效。
应否放弃广州政府，和应否停止军事行动，是两件事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既没有革命的军队，又没有强大的革命党；因此，在名义上在极少数政府首领的愿望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因此，政府中极少数首领仅仅是有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权能支配所属的军力、财政用在革命的意义上；并没有实权能制止革命政府所万不应做万不忍做的事：开赌，拉夫；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警察、商团压迫工人农民；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商团勾结妥协；这些都是广州政府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抛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分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之自身利益而奋斗，使这些大民众都认识国民党的确是为民众利益而革命的党，的确和军阀派及其他官僚的政党不同；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真实力量。
这样本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变动，反动的右派，在他们自身的利害上当然要反对这种变动；即畏难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赞成这变动之勇气与决心，然而这个变动确是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的领袖们若是看清了这个需要的事实，便应该拿出革命的责任心克服他们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头脑，都被军阀战争及局部政情之琐屑应付的具体问题占领了，没有考虑全国革命所需要的事实之余地，诚然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们相信终有大家回过头来考虑这个事实之一日，如此，我们只好改日再谈。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此处所称中国国民党，乃包括自同盟会一直到现在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原因；而专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也是失败之原因。
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这种感情的煽动，自然也是革命运动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那有不失败之理！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是对外收回权利（矿山、铁路等），是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革命党人忽略了这种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而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当时的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满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不但首先叛党之章炳麟、刘师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满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党人都减少了革命的热忱，即革命的领袖们也真无法解释一般民众“反对清室退位后继续战争”的谬误心理，因为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而且在这单调的呼声中，竟将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反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掩住了，使帝国主义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凯解散革命的势力。当时党人的理论，未尝不是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然而这种转弯的想像，不如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号召民众，当时直接鼓动民众革命情绪的只是推倒满清，所以“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后来袁世凯死，护国运动便应中止；徐世昌逃，孙中山便应下野，都是同样的逻辑。这个逻辑诚然合理，确是不错，只是错在“排满”、“讨袁”、“讨徐”、“护国”、“护法”一直到现在的“讨曹”、“讨吴”、“反直”、“北伐”等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有了这等口号，自然结果到那样合理的逻辑。可是中国革命运动，正是被这合理的逻辑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葬送了！
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没有民众的宣传，则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并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没有党的训练，当然无法由党的主义、党的政策来支配战时的军事行动及战后的政治建设不违背革命的意义。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败了；至于民众宣传方面：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排满的鼓动，兵事起后，连这一小部分的鼓动都停止了，唯一的机关报——《民报》，竟未曾在民党占领的地方继续出版过一次；党人自办的宣传革命的《民立报》，兵事起后，撰述权竟委诸反同盟会的章士钊之手；军事行动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无一个正式的宣传机关（《民权报》是天仇个人的关系）。因为官厅禁止出版么？当然不是。因为党中无力供给出版经费么？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党中只看见军事行动在革命上有价值，办报不过是无聊文人混饭吃的把戏，一万张报内也寻不出一兵一弹来，有何用处？从前在《民报》上《民立报》上做宣传工作的党员，兵事起后，都去做了大官，做了伟人，那还肯低头小就来充当什么新闻记者！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社会的基础之原因。
即于党的训练方面：当时的右派（首领是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附和官僚派“革命军兴革命党清”之说，固属荒谬；而左派首领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等又何尝想起召集一个全国党的会议。兵事起后，站在政府方面，开过多少军事、财政会议；而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政治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既然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与纪律训练，党员的个人行动及背党行为自然要层出不穷：第一个背叛者便是章炳麟，公然通电毁谤党魁，力主政府北迁，推举袁世凯，非袁无人能统治中国；第二个背叛者便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多数党员，不遵党魁命令，议决政府北迁；第三个背叛者便是刘揆一，为了想做袁世凯政府的工商总长，宣布脱党；自此以后，相继叛党者，若孙毓筠，若胡瑛等，不计其数，几乎可以说是同盟会之袁党化。革命党这种失败，比较军事上政治上任何失败都重大，而且可耻。然而当时党中并不曾把这种可耻的失败看得象军事上政治上失败那样要紧。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党的训练，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现在的国民党仍然不曾抛弃这种旧观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国民党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迹，其原因乃由于地方的经济组织影响到两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领孙中山等，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领黄兴等，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这两派革命的宣传，自始也就不同：广东派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民报》上便有一些关于民权、民生的理论；而湖南派的陈天华、杨笃生等，却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满小册子——《猛回头》、《新湖南》。自从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实现，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第一步妥协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步妥协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步妥协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协定什么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美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第四步妥协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步妥协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直到民国二年，国民党完全失败，孙中山才公然指责党员不服从他的主张，才断然和黄兴派分裂，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运动。
在这继续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政策，是否因袭旧的政策——采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等——仍然是一个问题；左派自身是否也有妥协的错误——郑重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履行条约义务等——这又是一个问题。
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
一个党的左右派分化，不但是应有的现象，而且或者是进步的现象。不过近来国民党中所谓右派的反动行为，说他是右派实在还是太恭维了，实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因为如果是国民党的右派，不过是比左派和平些，大体上仍要抱定国民主义，更不能违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更万万不能做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依照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不使享有民权，何况认为党员！
现在这班所谓右派的反革命的行为是怎样？在此次上海国民大会的暴行上，更是充分的暴露出来了。
据上海大学学生通电说：“当我们同学洪野鹤、何秉彝、王秋心、王环心、刘一清、黄仁，在会场之下为赞成反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演说而鼓掌之时，台上主席喻育之（国民党党员）便喝令禁止，加以‘扰乱会场’之罪名，台下大队流氓，闻声响应，一呼百诺，蜂拥而前，向洪、何、王、刘、王、黄诸同学施以惨酷之打击，同时，并以‘这是齐燮元的奸细’之口号诬害我洪、何、王诸同学。……当时恰有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代表郭君寿华登台演说：‘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一切帝国主义……’话犹未了，该会会计童理璋（国民党党员）即上前将郭君拦阻，扯下演台……不意童理璋、喻育之辈，狼毒豺狠，猛将黄仁、郭伯和、郭寿华三君一推，竟自高逾七尺之台，跌至台下硬石上面，一时怆痛之声，惨不忍闻。黄仁君跌伤腰部，呕吐交作，一时昏迷不省人事（次日已死于医院）；郭君伯和跌伤头、胸、足三部，血流不止，多时不能行动；郭君寿华挨打之后，又复加以跌伤肩背等处，时台下流氓，又加以殴打。”
安福部雇流氓包围国会，吴景濂雇流氓打学生的方法，现在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居然效法起来，而且被打死打伤的都是些同党的党员，这情形是何等严重！
他们在卢、何势力之下，诬爱国学生为齐燮元的奸细；同样，在吴佩孚、齐燮元等势力之下的走狗，又何尝不可以卢永祥、何丰林的奸细诬爱国学生而加以残杀；这种为一派军阀捧场作伥的卑劣手段，不意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公然行之，这情形又何等严重！
前此上海执行部坐视右派数十暴徒殴打邵力子而不与以惩罚，纪律废弛，识者早已忧之。我们固然不应该因几个党中下流分子的行动，归罪全党；我们现在只十分注意党中负责任的最高党部，对于此次杀伤十几个青年学生的巨案如何处置；并同时注意各级党部的公正党员，对于党中几个反动分子取如何态度，然后才可以判断党的价值。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近来英美人士极口称赞这位基督将军的军队如何优良，青年政治家基督教徒王正廷等如何为冯玉祥奔走联络，这都是新工具登场的广告。
这次英美更换新工具，乃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势力均衡（英美不能完全打倒日本在华势力，日本对英美亦然）和中国军阀势力均衡（直不能完全平奉，奉亦不能完全平直）之故；他们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即政变中所传天津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或加入一二财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
我们百口断定这种结局，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随后他们当中又必然互相争斗起来，加中国人民以空前的屠杀与践踏。
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呵！自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中国的经济权政治权都渐渐落在帝国主义的列强手里，我们如何能妄想任何军阀的政治行动不受列强的操纵？我们如何妄想他们给我们吃的任何东西不是毒药而是滋养品？
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若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而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
我们与其年年坐着失望，任他溃烂，不如奋起以自力创造和平安定的局面；我们所要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决不是什么“排满”、“讨袁”、“讨徐”、“讨段”、“反直”、“讨曹吴”、“讨冯玉祥”可以得着，只有扫荡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可以得着！
肃清内部
中国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境内，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
民国二年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决心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此次国民党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政学会。民国十年中山先生和买办唐绍仪决裂，此次国民党又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民国十一年的益友社。虽然经过这两次无形淘汰，而并未曾经过一次正式的洗党，因此留在党中的反动分子仍不等数，他们的反动性，由全国大会宣言发表后，党中革命的空气日益浓厚起来，逼得他们反革命的言论行动也日益鲜明起来；其事实略见国民党全体执行委员会提出，常务委员会通过之整顿纪律案如下：
《民国日报》记者说中国人并不愿侵犯外国已得之权利并拒绝登载废约运动的通电；顺德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周之贞，以擅立农会罪名拘捕农民领袖；广宁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李某，煽动土豪所组织的民团摧残农民协会；兵工厂长兼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马超俊，不惩办凶殴工人的护厂队长，反而破坏工人组织俱乐部；粤汉铁路局长许崇灏压制要求发给欠薪之工人；公安局长兼广州市党部委员吴铁城，派警察禁止圣心学校学生反抗帝国主义之罢课，左袒枪击酒业工会之商团，力助工头压迫人力车夫；市长兼市党部组织部长孙科，命警备队恶打请愿免捐之轿夫并不准轿夫入党；代理省长兼市党部监察委员陈树人，竟执行法国领事命令，派员查办圣心罢课学生，并在洋教师前大声呼喝立拿劝阻教员上课者；中央监察委员张继，曾公然说反对帝国主义为本党之错误。
此外若统率商团军反抗政府的陈廉伯、陈恭受；若为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出头摧残工人的李援、邝公耀；若利用流氓杀伤十余学生的童理璋、喻育之等；若在沙面罢工事件中，在商团反叛事件中，许多力谋和帝国主义者及商团合作的军人政客；他们不但挂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并且自称是热心护党的党员。
其实这班党员留在党内，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倘真欲护党，只有肃清内部之一法。
说到广东境内的政治军事问题，目前也非注全力于肃清内部不可。反革命的商团虽然打退了，而广州政府所受反革命势力宰制的危机并未曾稍减：第一是心腹之患的范、廖等军；第二是各县绅士大地主所统率的乡民团；第三是久据东江的陈、洪、林、叶各军；广东境内这三种反革命的势力，随时都可以单独的或结合起来向北勾引直系，向南勾引英国帝国主义者，最客气也是“请孙下野”。因此，我们总以为国民党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自己内部一蹋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
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末〔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一）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
（二）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
（三）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
（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五）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
（六）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
委员长 T.S.Chen
秘 书 C.T.Mao
一九二四、十一、一
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六日附及
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
自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直到现在，在中国也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有许多人把他看做洪水猛兽。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误解呢？一般的总原因，是观察力薄弱的人们误信了各帝国主义者的通信社、新闻纸之造谣诬蔑及反革命的白党（旧俄之贵族、大地主、军人、官僚、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等）之奔走呼号；其次乃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加旧俄皇室以重创，此事大伤了宗法社会里人们的感情；再其次则是新俄宪法，剥夺了以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参政权。在第一个原因，本来毫不足怪，因为新俄一面自己放弃了旧俄的帝国主义，一面拒绝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之侵入，帝国主义者自然要造谣诬蔑他，可是我们被帝国主义者欺压得不成话说的中国人，也竟然误信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新俄，未免认不清敌与友了。旧俄贵族失了特权，大地主失了土地，军人、官僚失了权位，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失了和资产阶级苟合的可能，他们奔走呼号也是应有的事，可是特权阶级以外的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却没有同情于他们的必要。在第二个原因，象张勋、辜鸿铭、康有为这等复辟保皇的人们，自然应该太息痛恨俄之布尔什维克党人悖伦灭理，而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却应该承认俄人取法于法人处置路易者处置尼哥拉士，断绝后患，善于中国人之处置清室。只有第三个原因，自有史以来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之特色，这个特色自然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所不喜；然而在资产阶级幼稚的中国，大一点的资本家与地主在国民中真是少数又少数，小资产阶级若手工工业家、小商人、自耕农，都被英、美、日、法等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商业挤得濒于破产，生活艰难，也应该行向革命才是生路。
再由积极方面，说到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之真情实况，因革命而得救的，第一是占国民十分之八的农民得着了土地，其次是工人得着了政治上教育上的优越权利，再其次是科学者、技术家得着了最优的待遇，就是小工业家、小商人亦因受国家企业之雇佣，免了被大资本企业压迫的忧危，吃亏的只有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最少数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真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更有一个重要的主义是：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经济生活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个有力的暗示。
中国的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比俄罗斯更是少数，其余最大多数的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所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欺压，比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民所受的更是厉害多少倍；因此，我们以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应该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而不应该误信谣言把他看做洪水猛兽！即令他对于帝国主义者、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是洪水猛兽，而俄罗斯最大多数人民却已由他而得救了！
国民党的政治态度
国民党的分子本来复杂，遇了现在这样复杂的政局，各派分子对于政治的态度，自然不会一致。兹假设其不同点而略评其得失。
此时中国的一切政治局面，都是各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军阀暗斗明争循环起伏的局面，只有革命的大民众之长期的暴动，打破此循环仍旧的局面，别开一新局面，是唯一出路。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从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个争斗；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所应取之上策，因为中国只有此策可救。
或以为此策迂缓而难行，就现有的政权与军事势力，对各派帝国主义与军阀，采用一时攻守缓急不同的策略，或利用军阀中的反抗派推倒最反动的军阀，以进展革命的势力，或参加军阀会议，发表己党的政治主张，暴露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阴谋于全国民众；此种行动，虽不能根本打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循环起伏的旧局面，而却是革命的行动，可以算是中策。
若是绝口不提反对帝国主义，绝口不提打倒一切军阀，对于与己党有关系的军阀战胜他派军阀，便视为革命之胜利，以为他们的胜利可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无须革命，不惜牺牲己党的党纲政纲逢迎军阀，怂恿己党党魁无条件的与军阀合作，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冀在政权上分得若干余沥；这种下流的政治态度，不待言不能救中国，并要葬送国民党的生命！
在广东之政治态度也是如此，毅然抛弃政权，从民间去，乃是上策，因为右派与军阀利用政权压迫工人、农民，剥削小商人，不抛弃政权，民间大不欢迎；或以事实上无法即时抛弃政权，则即利用此政权，肃清境内种种反动势力若商团、乡团、善堂不法的军队等，停止种种弊政若开赌、杂捐、拉夫等，这也不失为中策；至于日与各种反动势力妥协牵就，以保此背革命而行的政权，实是下策！
国民党将来在历史上的荣誉至何程度，当以其政治态度采用此三策至何程度而定。
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
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并且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这是因为国民会议比较的形式严重些，决非三数月甚至半年所能正式开会，在此半年中，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暗斗明攻所加于中国之损失与危机，无法遏制；所以我们不但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并且看清此会议单是议政机关还不够，应该同时是执政机关，主张即以此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政府之职权，以期中国政权即由摄政内阁奉还于人民。今不幸段祺瑞怀抱“北洋正统”的旧观念，竟不待预备会议之召集，硬以军人拥戴，入京自为执政，自己颁布临时政府制，以延军阀政府将坠之生命。国民党领袖们及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即令能容忍段祺瑞这种专断的事实，亦应严厉的督责他马上召集预备会议，马上将摄政内阁给他的政权奉还人民——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
毫无法律根据的临时执政政府延长一日，即为中国加增灾难一日。
在外交上说起来，往事且不提，军阀政治的根性是必然要丧权误国的，何况段祺瑞在战争中所受外力的援助及最近对外的表示，他的执政政府延长期中，所谓战争中损害赔偿，所谓金佛案，所谓无线电台合同，所谓保障外人已得权利，甚至于所谓参战借款转期案，都会为了执政之承认和东交民巷公平交易。
在内政上说起来，如果是革命的苛迭达，吾人自然没有理由绳之以法，至于反动的苛迭达，每酿成政治上极大的扰乱，吾人应许拘泥成法（指民国临时约法）等犹彼善于此。段氏对外态度之妥协，对内破坏摄政内阁差强人意之设施——修改优待条件及监视清帝，压迫反曹之国民军，恢复安福系、交通系之政权，没有一件事能够表示丝毫革命态度，所谓“彻底改革”，所谓“更始为宜”，只是毁法以便私图之饰词。这种非革命的毁法，不但无与〔益〕于政治的革新，且足以使反对派假护法（指民国约法）以争政之机会，造成将来的乱源。
欲救此对外对内之危机，只有一途：速开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现在的临时执政奉还政权于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国民政府的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各部行政的首长。
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运命
“真金不怕火来烧”，所以孙中山先生此次入京虽然是一个“险途”，在革命党的态度上自不应避免不去，至于他是否真金，此次一烧便能明白。
无论孙中山先生还没有什么实在的力量，然而在中国政局上，却常常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感觉不安，拒绝他呢，还是拉拢他？
此次中山由广东而上海而日本而天津，到处都有民众的欢迎。在这些欢迎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民众革命的情绪正在发展；他方面因此更使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由惊恐而各逞其拒绝或拉拢之技能。英美帝国主义者自然是到处拒绝他，而日本及段祺瑞为支配全中国计，是想拒绝与拉拢互用，使中山在投降式的条件之下和他们合作，我们所谓“险途”即此。
民众为什么欢迎中山先生，不用说是因为他屡次宣言主张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段祺瑞、张作霖为什么拉拢孙中山，只要不是痴子，便不会说他们拉拢孙中山和民众欢迎孙中山是一样的意思。这两种意思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还是接受民众欢迎的意思，还是接受军阀拉拢的意思，这是中山先生脱离或陷入此“险途”之唯一标识。
换句话说，在民众方面，正在帝国主义利害意见不一致及军阀分裂动摇的时机中，力图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中央在地方都要求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在军阀（段祺瑞）方面，正在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恢复其势力，并且想邀英、美、法各帝国主义之同情集中其势力，复兴其军人狄克推多的政治。前者是终得胜利之坦途，后者是残灯复明之迷梦。这两条道路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若走前一条路，便应始终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即退让一万步，亦不应因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压迫或拉拢，而放弃其最近宣言中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会议两个最重要的主张，这乃是国民党与国民合作；若走后一条路，便是中山抛弃其主张，自食其宣言，实现所谓“孙段合作”。
或以为在孙段合作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实现中山的主张。这种想头未免太滑稽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罪恶，如亲日卖国，滥借外债以蓄私党，妄开兵祸以除异己等，都姑且不论，请看他现在的行为：
一、以安福派垄断政权如李思浩为财政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吴炳湘为北京警察总监，姚震为法制院院长，姚国桢为烟酒督办，曾毓隽为税务督办，丁士源为公债局总裁，王揖唐为安徽省长。
二、任安徽姜案正凶刑事通缉未取消之倪道烺（督军团首领倪嗣冲之侄）为凤阳关监督。
三、反对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纵清废帝出逃外国使馆。
四、起用全国公认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为参政。
五、宣言“外崇国信”，即是明白答覆列强保障外人既得权利之要求，亦即是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
上列诸事已充分说明段祺瑞纵庇群小卖国乱政的行为，丝毫未改。他正在拿“外崇国信”这份厚礼乞怜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援助，以恢复并巩固其安福群盗之旧日江山，他将要受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指使，压迫各阶级民族解放的运动，并且已经阻止孙中山在京津之演说及欢迎，他对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尚且骂李石曾少年胡闹，他对于废除洋大人之不平等条约更说是乱党过激的主张，希望他修改不平等条约，只有修改廿一条为廿二条，希望他召集国民会议，除非是军阀官僚的国民会议来选举他为正式执政。
军阀们牺牲民族的利益，以结帝国主义的欢心，以保其权位，这本是常态；国民党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奋斗计，揭破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阴谋与罪恶，这也是常态；军阀失其常态，便不是军阀，国民党失其常态，亦不成其为国民党。国民党与国民合作是坦途，国民党与军阀合作是陷阱，中山先生将何去何从呢？“不怕火烧才是真金！”
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
年来中国政局之变动，都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动力，不是由于人民的动力，民主政治决非没有人民的动力而可以实现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之工具——曹、吴等直系军阀倒后，中国人民得了表现其力量的机会，并且已经有了开始表现其力量的事实，例如各省由人民团体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最近上海促成会成立大会之宣言，已看清中国政局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人民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一是军阀恢复其势力，武力专政，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他们这种见解是很对的。
我们并且要告诉全国民众：此时政界之领袖代表第一个倾向的是孙中山，他背后是各省要求民主政治的民众，他们的目的是：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外国势力之宰制；
（二）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利益，脱离军阀政治之蹂躏。代表第二倾向的是段祺瑞，他背后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的目的是：
（一）保护外人条约之权利与特权；
（二）承认金佛郎案；
（三）承认无线电台合同；
（四）由外力援助军阀统治中国人民，排除中国革命势力，使中国永远在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宰制之下。
这两个倾向是很明显的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全国要求国民会议与民主政治的民众呵！其速速集中你们的力量，决死反抗第二个倾向，为第一个倾向奋斗！
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间的新勾结已就成熟，倘不由人民的动力破此新勾结，则今后的中国仍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世界，所谓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都没有丝毫希望呵！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即智识阶级与官僚），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并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不像什么西南“护国”、“护法”都是南北军人间的互斗，不但没有民众参加，而且没有丝毫民族对外的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种方法，其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其动机乃由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起。这次运动的优点有二：（一）当时所谓变法维新，较前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二）当时之变法维新运动，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变化，即学术思想上也生了大变化；所谓思想上的变化虽然不出孔教范围，而因为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遂使孔教教义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张之洞、叶德辉等之护教派。张之洞著《劝学篇》，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均以明伦卫道之正统自居，斥康、梁为异端邪说；这种辩论，使远在此前汉学派今古文之争扩大到政治上学术思想上普遍的冲突。
这次变法运动的弱点亦有二：（一）变法维新的内容，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因此，遂引起后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二）变法维新的方略，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思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当时的改革派不但没有抓住社会势力，并没有看清包围清帝之亲贵——统治阶级对他们作战的力量，因此他们遂至为袁世凯所卖，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的组织，使他们忽略了革命的准备，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一次给我们的教训！
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外货输入）成为正比例；同时，清廷一方面对内厉行反动政策，一方面图结外人之欢心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的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逼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
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凭了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教堂教徒势力薰天，政府因仿办洋学堂、洋船、洋枪炮等增加租税——这些多年的直觉，遂由白莲教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变而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恰当此时清廷反动的政局日趋极端，无论如何媚外，终不免外人借口要挟的责难，至外国容纳亡命的改革派，尤为清廷愤恨，及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延及直隶、东三省，端、庄、毓贤、刚毅辈遂思利用之以铲除外人干涉，以偿其尽量反动之大欲。
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义和团真正缺点是：（一）只是冲动的暴动之一群，而没有相当的组织，致一败而遂瓦解；（二）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致失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二次给我们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之失败，在国民运动上遗下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损坏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这个恶影响为害于国民运动至大，远及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识阶级；同时，内地之商业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权利收回”运动亦轰然特起，最著者，若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若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若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路拒绝借款运动，苏、直、鲁、津铁路废约运动；若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若对比之收回京汉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遍于全国，明明是对于帝国主义者依辛丑条约向中国经济进攻之反抗。当时的革命党，应看清廷乃是当时革命运动之唯一动力。
当时立宪与革命两派之争，前者是希望清廷的宪政来改造中国，后者是主张以革命的势力来改造中国，立宪论实在是当时一部分妥协的知识阶级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结果，也未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这并不是革命主张之错误，乃革命方法之错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上对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建——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一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一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轰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的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能固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
民选官吏，在理论上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在事实上亦为中国时势之急要。他省且勿论，眼前最急需民选省长的：若江苏、若浙江、若安徽、若江西、若湖北、若直隶皆是。
江苏省长现为卖省附齐的韩国钧，彼纵无耻恋位，亦必为苏人所不容；浙江省长现为卖省迎孙的夏超，浙江人如不自动的去孙与夏，将无以拒卢永祥南下之师；安徽省长现为安福首领王揖唐，安徽若容其久任省长，将使安徽人重复统治在公益维持会之下；江西现尚无省长；湖北之萧戕省媚吴，举国共仰，此贼不去，鄂人之耻；直隶已成曹国，曹今倒，万无再听曹之爪牙扬以德真除省长之理；中国政局倘不能即时进入较清明的政局或最反动混乱局面，上列各省省长都必然不能久居其位，他们虽然能指使一班走狗拥戴，若东南大学教授之拥韩，若湖北招牌公团之拥萧，决与大多数民意无涉。
惟省政府地位变动后，继任之争夺必然要起纠纷，欲解决此纠纷惟有省长民选，并且民选机关，应不由现有的省议会，而由各市各县的人民团体，自动的组织和国民会议同性质的省民会议。
我们固然知道各省现有的小军阀又盘据省政府的官僚。他们都会以权力、金钱制造省民会议或压迫省民会议以取得政权；然而各省的革命份子及爱省的民众，决不可因此便放弃其地方的政治争斗，目前只有此争斗是北方的政治争斗之发足点。
我们要求民选省长，须认清性质只是民选省长，万不可牵扯到什么“联省自治”，或什么“某省人治某省”这些昏乱方法。“联省自治”是一班小军阀巩固其现有地位的口号，和民主政治的民选官吏权、地方自治权都风马牛不相及。“某省人治某省”，也和省民的权利无关，那省人没有军阀官僚，请看苏人治苏的韩国钧、鄂人治鄂的萧耀南、湘人治湘的赵恒惕就是榜样。
我们要将民主政治实现于地方政府，我们要得着民选官吏权，只有号召省民会议实现民选省长是正确的发足点。
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
资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本地商人中造成一种买办阶级，不但为他们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并且为他们和本地政府间买卖铁路、矿山等利权之中间人。这些买办阶级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为了他们主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不惜破坏本国的国民运动，卖掉自己的国家。他们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发了财，有了货栈，有了大的百货公司，有了银行，甚至于有了矿山、轮船、铁道公司，在本地商人中俨然是商人贵族。
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商业畸形的发展，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比国内任何商业、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都大，除了帝国主义者，他便是中国经济之王，岂但是商人贵族！
此时多数中国国民都要求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来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政府都想制造一个官僚政客的国民会议，来愚弄中国人民。商人阶级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怎样呢？中等商家、小商人和商人贵族（即买办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不同，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就两样：中小商人和工人、农民、学生同样的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剥削压迫；因此遂同情于工、农、学生对于国民会议之要求而参加其运动；商人、贵族寄生于两种方法之上，一是辅助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一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因此他们决不协同工农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反是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军阀谋更进一步的勾结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只电求段祺瑞许他们自己加入国民会议，而不肯协同民众做要求民众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运动；他们只协同教育界、贵族和英探何东爵士合作，而不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小商人及工人、农民、学生等下层阶级群众合作；这就是说明他们不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乃是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便是帝国主义者和商人贵族共同的利益——输入外资发展实业。外资势力下之实业发展，即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之发展，中国的实业即国民经济之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工业等——将随外资势力之发展尽入外国帝国主义者掌握之中，而中国民族永远是他们经济的奴隶。真正有助于中国自己的实业发展，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为国定关税是必要的；然而买办银行等商人贵族却不赞成收回海关，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海关在外人手中，内债本息的担保才靠的住，存在他们手里的债票才不至跌价。
总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人贵族本是因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发生而繁荣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即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宁可牺牲国家主权与国民利益，而决不肯侵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可以和军阀妥协的，他们所不愿与妥协的，只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众。因此，在将来的国民会议中，这班商人贵族是站在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利益方面，还是站在国民的利益方面，我们由他们的阶级性即他们的经济基础上可以推知的。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
同志们：
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Y.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此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如左：
（一）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名称无论如何各地必须一致，促进会后援会等名称，务设法改正。
（二）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促成会，如广东有两个促成会，湖南促成会之外又有后援会，都绝对的必须合并。若因鄙视商界或国民党右派不肯忍耐和他们对于此项运动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大商阶级所号召的什么和平统一促成会等组织，民众不但不应加入，且须极力加以攻击。
（三）促成会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分，必须竭力邀请他们加入，万万不可使促成会仅仅是个C.与S.变相的团体。
（四）在促成会工作的C.及S.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C.地委指挥。
（五）促成会对内对外的宣传，根本应该说人民自身要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机都宣传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使民众过于倚赖中山而轻视了自己。
（六）各地促成会及其所包含之团体，应立即分别通电指摘段祺瑞最近的反动政策，并宣告所有善后会议的议决案，人民均认为无效。
（七）向他处促成会鼓吹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的必要；但实行时期须候C.中局审定。
（八）我们此时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会各团体于促成会，并且须乘
此时机努力使与我们有关系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内容充实起来，的确有些群众，不是空招牌的团体，并应乘机组织新团体，如教职员联合会公私机关职员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
（九）各地促成会也应该注意地方争斗，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
C.P. T.S.Chen
中央局
S.Y. Y.N.Lin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
大家意见不同，甚至于利害不同，据理争辩或据事攻击都是可以的，造谣中伤是不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往往有一种人为了一种政治的作用或自觉的不自觉的由于阶级的利害关系，急于要攻击他们的敌人，而一时又寻不着敌人错处，于是遂不得不出于造谣中伤之一法。
现在有一班人对于我们大肆其造谣中伤的手段，也是出于上述的心理。攻击我们底人们，若能指出我们实在的错误，我们是应该感谢的；或者是指出疑似的错误，我们也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答复他们。可是他们现在所攻击我们的纯粹是造谣中伤，而且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谣中伤，令我们不得不对于他们造谣中伤之原因与心理加以解释。
他们的谣言有重要两点：
（一）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言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王、谌二君虽然不承认曾造此谣言，而无政府派的宋仙却有一封致郑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证。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时，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同时，他们并在《四民日报》（复辟党和无政府党合办的报）上，大造其谣言，说我假借工人名义向俄罗斯骗钱。最近又有国民党右派分子马素，在上海南方大学演说，也公然攻击我们，大意是说我们为了俄国的金钱才相信主义。我们现在的答辩是：第一，我们是第三国际的支部，向来未和苏俄发生直接关系；第二，第三国际本部自己的用费全靠五六十国的支部供给，断不能够有巨款津贴到很小的中国支部；第三，无论是苏俄或是第三国际，主持的人不但不是瞎子、聋子、痴子，其综窍名实，并非糊涂的官僚之类，而且常有代表在中国，中国党人决没有事前借名骗钱，事后脱卸责任的可能；第四，我们在国内国外所代募的京汉工人抚恤款均交由救济委员会支配，比由该会付原捐款人以收条，所有收支详数，该会不久必有一个负责的报告；第五，我们若不是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若是为金钱所驱使，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弄钱的道路很多，并不须十分不要脸的去骗，舍此不图，而却要假借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所压迫所厌恶的主义去骗素称纪律严肃的第三国际或苏俄的钱，未免南辕北辙了；第六，或谓苏俄为外交上的鼓吹收买我们，大家须知道苏俄若取以金钱帮助外交的政策，只需贿买外交当局及大的新闻已足，收买我们无权无位的党人有何用处，并且苏俄对华外交，是遵守列宁“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与不取”的政策，他们拿种种权利与特权挟一个空洞的承认，实用不着我们为了帮助鼓吹（……）
（二）说我们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从前章炳麟说黄花岗之役，是黄兴勾结张鸣岐，受了数十万贿金，送革命党人至广东，以便一网打尽。天下事无独有偶，现在又有人自由造谣说曹、吴惨杀京汉工人，在汉口逮捕工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陷害的。我们的答辩是：第一，试问我们为什么要陷害工人？第二，京汉惨杀案中我们的施洋同志也在其内，汉口被捕人中我们的刘芬、许白豪同志也在其内，而且株连到北京同志张国焘数人，岂有我们自己陷害自己之理？第三，我们反对吴佩孚，远在直奉战争后，到了京汉工人“二七”惨剧及汉口党案发生，我们攻击曹锟、吴佩孚，比中国任何人都厉害，别的不说，单在本报上就可以随便寻出这类材料，试问有没有这样勾结吴佩孚的可能？第四，现在保定狱中的京汉工人都出来了，请问当日罢工情形，是由于工人因开会受压迫而动了公愤，或是由于我们煽动陷害？若说我们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和援助罢工的工人是陷害工人，我们便没有答辩的必要了。
这两个谣言若是真的，我们便应该枪毙，岂但是区区名誉问题！因为他们所造谣言这样不近情理，我们向来以为没有和他们辩论的必要；可是现在有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上海一两家反动派的日报，利用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谣言，来做帝国主义者在华报纸攻击我们底应声虫，因此我们不得不答辩一下。
各资本帝国主义者，无论欧洲、美洲或在亚洲，本来都是利用许多工具，造出许多谣言，中伤他们的敌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在中国，他们不但要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并且还要造谣攻击国民主义者，因为国民主义者在中国有了势力，也是他们的不利，国内一班反动分子，遂于有意或无意中做了他们的工具。造谣中伤我们底人们，即或自己不肯承认是有意做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意的做了帝国主义者之工具了，因为他们造谣攻击我们，帝国主义者是要举起双手赞成的。
并且造谣中伤我们的人们，还有几种特别心理：（一）他们以为攻击共产党，必能博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资本家各方面的同情，于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大有利益；至少也可以免得过激嫌疑遇着压迫，他们在天津欢迎孙中山时散传单攻击我们，虽然一时疑被外国巡捕误会捉去，随即讯明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人而释放了，这便是一个证明。（二）他们以为骗钱在中国社会是最足以动人猜疑的事，陷害工人是工人阶级所痛恨的事，这两种谣言一传布，我们在工人中在一般民众中便不能活动了。（三）他们以为我们伏在各种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任他们如何自由造谣中伤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象他们时常公开的拿延请大律师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法庭控告来威吓攻击他们底人。
至于他们所以要造谣中伤我们之各别原因，我们也要指明出来。马素这等人，全身都装满了大美国的空气，一回到中国来，眼见孙中山及国民党居然冒了赤化嫌疑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他自然要气得发昏，自然要借着中伤我们的谣言来骂着出出怨气。反革命的无政府派，他们无论在欧美或中国，都是帮着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等反对共产主义者，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即是公开的向黑暗势力告密，张德惠造谣攻击我们，是因为他侵吞京汉工人抚恤费数百元受我们责问之反响。郭寄生、王光辉是要欢迎官僚的国际劳工局代表亨利老爷的，他们造谣中伤我们，更是他们的义务。
最近看见郭寄生、王光辉在上海报上登给我们的启事，没有资本家给我们钱登告白打官司，现在我们只好顺便这里答复几句：他们启事中所指何事，我们不大明白，实在无从答复；惟他们劝我们洗心，我们以为我们若自问没有和杀害黄庞的赵恒惕、宾步程妥协及为南洋烟草公司利用这等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实，便心安理得，另外用不着洗心！
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
——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
同志们：
现在军阀的善后会议条例已经公布，我们对付的态度应由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及准备左列各事：
（一）通电说明无人民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之危险。
1.此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借此勾结各省失势的小军阀结合己派的新势力和他派军阀对抗，此种新结合必酿成和他派军阀间的新战争，给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又一机会。
2.段祺瑞悍然不顾民意召集善后会议，乃希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国民，并以对付孙中山。
3.借此会议为他卖国的工具，如承认金弗〔佛〕郎案，继续参战借款，办理沧石借款……
（二）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之权利，并不能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法。
（三）继续要求人民的预备会议，如段祺瑞不许或善后会议悍然决定上列诸问题时，即准备有力的抗议，如一定时间的（一日或二日）罢市罢工罢课及罢税的运动并示威运动。
（四）国民党代表及名流如果出席善后会议时，即电请他们主张另行召集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
（五）函商各地促成会速在北京开全国会议，并请北京促成会担任筹备。各地和促成会同性质的组织即令是大资产阶级号召的，也应邀其参加。
又，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
委〈员〉长T.S.Chen
C.C.P中央局 秘 书Leo Dschan-Lung
一九二五、一、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