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文集 四
马克思学说
（一）剩余价值
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斯密亚丹代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一样，在这一点无论赞成马克思或是反对者都应该一致承认。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复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斯密亚丹也曾说过：“在土地未私有资本未集聚的最初状态，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全属劳动者自己所有。”（见《原富》一卷六六页）又说：“劳动者自己享有全部生产品的最初状态，土地私有资本集聚之后便不行了。”（见《原富》一卷六四页）这两段明明说因为土地和资本私有底缘故，劳动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产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归了何人呢？照马克思底学说，这就叫做剩余价值，是归了资本家底荷包，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底剩余价值，做为他私有的资本，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话虽这样简单，但是要真实明白剩余价值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实现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烦难的事，现在不得不略略说明一下。
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斯密亚丹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底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劳动所作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底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底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二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马克思的价值及劳动价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说，以下再说剩余价值是什么。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的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的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说详细一点，当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
奉张、段、卢、孙传芳、臧致平、王永泉、萨镇冰、刘冠雄、王占元等，联合倒吴运动，酝酿已久，行将见诸事实。最近各派代表在厦门开联席大会，会议结果如下：（一）各派共同出兵倒吴；（二）卢小嘉为联防办事处主任；（三）以福建总司令畀孙传芳；（四）抽调驻闽各军先出江西；（五）援赣军以李协和、臧致平为联军正副指挥；（六）改编舰队以便收复长江。
在此消息中，我们应该有两个极明白的观念：（一）孙传芳居然加入这个，即以证实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是做梦，吴佩孚想雇用一班胡大海、常遇春替他打江山也是做梦；（二）此次联合倒吴佩孚运动，纯然是两派反动旧北洋军阀争夺地位，别无他项意义，在此争夺中，自然予民主革命发展的机会，然亦仅仅是民主革命发展的机会，他们争夺本身的性质，和民主革命却是风马牛不相及，陈炯明联吴是认贼做父，我们对于这班倒吴派也断然不可认做贼子！
段派之活动
段祺瑞虽隐居天津，山东、浙江两省都还有他的军事势力。奉直形势紧急，上海海军独立，粤中民党胜利，这三件事都是给段派复活的新刺激，他们北由奉天、南到福建这一条线路的活动，已是彰明较著的了，他们想占据津浦路，与直系占据京汉路对抗，隐然是直系的敌国。曹、吴蠹国乱政，自然是全国所痛愤，但若由段派的势力打倒曹、吴，其政治上的反动现象，岂能减于今日？安福部过去的罪恶：如亲日卖国，滥用卖国金钱，用兵西南，残民以逞，贿赂公行，权倾一世，使国民敢怒而不敢言，这都是国民所永不能忘的；他现在的罪恶：如卢永祥、何丰林等压迫人民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和曹、吴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将来的罪恶：如徐树铮、吴光新、陈宦曲同丰朱深、姚震、王揖唐、段芝贵这班人的腐旧横暴，我们可以预想而知。段派安福部是中国极腐旧而横暴的军阀官僚之结晶。段派背后是日本，和吴佩孚背后是英美一样，表面虽是皖与直之争，里面实是日本与英美之争；国人若希望他们打倒吴佩孚，比以前希望吴佩孚打倒段派安福部，是同样的荒谬！
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
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的中国是常有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独有此次临城事件竟闹得全国震动，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乃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英、日、美三国，欲借此掩盖他们凌辱中国人的丑行并达到共管中国的贪欲，所以在他们的通信机关特别张大其词，可怜我们无知而又媚外的中国新闻界，竟不能窥破其中奸计，随着几家外国通信社的吠声盲目的附和，不知不觉的为他们利用了，外人竟能利用全中国的报纸做他们的宣传机关，岂不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
政府社会都专门注意几个被掳的外国人，中国人被掳的一二百，至今无人过问，这又是什么理由？
一切党派自然都应该起来反对并打倒恶贯满盈的北京政府，但打倒北京政府应该集合民众势力，堂堂正正的作政治奋斗，若是藉临城掳案来极力攻击北京政府，并想借此机会，利用洋大人的势力来推倒曹、吴，这是何等卑劣而且懦弱！我们固然要打倒军阀，我们断然不可借洋大人来打倒军阀，因为洋大人比军阀是我们更大的仇敌。
当吴佩孚大杀京汉工人的时候，张大总理大骂这班过激派应该杀，越多杀越好，此时临城案发生，这位张大哥吓得屁滚尿流，当日大骂工人的威风安在？
杨以德也曾禀承洋大人的意旨大杀唐山工人，现在又要为了救搭洋大人亲到匪巢作质，他这样“轻视工人，畏惧土匪，孝顺洋人”的态度，真是中国军阀官僚之代表。
有人说此次掳案是安福部破坏北京政府之阴谋，安福背后还有日本的教唆；此事如果属实，更可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造的幸福！
临城掳案固然是件小事，即此这件小事，便可以将帝国主义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阴谋与骄横完全暴露出来；同时也可以将中国军阀资产阶级（政党及上海商会）、知识阶级（新闻界）之懦弱与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来。
孙曹果然携手了？
滇桂军占领韶关后，搜得曹锟致沈鸿英电云：
万急！南昌源潭电局速转韶州，探送沈督理冠南兄鉴，诚密，顷接吴巡阅使马电开，接洪湘臣来电，略谓现杨、熊、何之三部，向石龙袭击，林军向五华反攻，兴宁谢、徐、陈三部，反攻江门，胡部反攻高州，尹、李、赖、苏四部，分途作战，大浦、潮州、寻邬、准哿日前动作等语。又接祃电云，接港电报告，林指挥已下动员令进攻梅县等语。查林、洪各部，既经出发，乘此时机急进，合力进剿，敌氛不难廓清。驱孙定粤，在此一举。除电促林、洪一致进行外，特电奉达。务望激励贵部，奋勇进攻，以期一鼓荡平，早定粤局，是所盼切。曹锟寝。
不知主张孙、曹携手的人们见了此电作何感想？
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
日本人在宜昌杀死中国学生；美国人在上海三育大学因为学生有爱国的演说，要强迫解散全体学生，并且公然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又说：“本会宗旨，断不容任何人有国家之观念。”（教会学堂学生听者！）
这两件事想必中国新闻界都知道，不是我们造谣言。新闻界诸爱国记者，关于临城事件，已十二分巴结为洋人宣传，诸君若还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请在为洋人宣传的余暇，也做几行批评，为孤愤无援的青年说几句公道话。
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你们试问良心：你们为临城被掳的洋人说过多少话，何以对于洋人杀中国人辱中国人，竟一概哑口无言，难道你们都入教会学堂读过书，谨守教会之宗旨吗？
国会议员宣布张阁罪状与曹吴态度
议员温世霖宣布张阁罪状如下：各报馆均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民国成立，历任内阁违法失职之事，虽曰数见不鲜，然未有无法无天若此次张阁举动之甚者也。查总理张绍曾执致以来，任用私人，宄法乱政，授意秘书长吕均，借势招摇，更与财政总长刘恩源、农商总长李根源，朋比为奸，卖官鬻差，营私舞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除已经同人通电宣布其对于日本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之外交失败情形外，兹再举其紊法乱政之最著者为诸公陈之：（一）私印印花税票五百万元，纵使印刷局长薛大可偷运密售，朋分票价，是为监守自盗。（二）未经国务会议议决发额外流通券一百万元，密使彭解等私向裕华银行押款，是为诈欺取财。（三）擅改国务会议议决，将印花票案查办大员之庄蕴宽，改为赵椿年，又魏联芳本系简派劝办实业专员，无端变为特派字样，是为伪造文书。（四）违反国会决议，先抽签偿还外债内之日本部分债券四千万元，又私向美商运动，竟敢过户承认津浦北段德国部分之债票七千万元，再对于法国庚子赔款，擅自承认纸佛郎改为金法郎，损失国款七千余万元，以致各国援例要求，是为构成外患罪。（五）朋分中日实业公司之官股二百五十万元，偷将股票改填张绍曾、刘恩源、李根源、文群、彭解等私人名义，是为侵占国有财产。凡此种种，证据确凿，无一不触犯刑章，至于贩卖烟土，私售芦盐，公然列诸阁议，无非祸国殃民。最近更向新银行团举债五万万，而以关余烟酒税为担保，秘密进行，以抵偿向无担保之外债，及回扣贴款，而以四万万七千万元，所余之三千万元，作为垫款，按六个月分期交付。此项借款，举中国所有财源抵押以尽，忍将中国财政交之各国共管。自新银团成立，其宣布之政策，即在掌握中国财政；今政府竟迎合新银团意旨，订此借债条约，倘成事实，则将来一切政费，非得银团许诺，丝毫不能动支；共管之局一成，亡国之祸立见，而所得之三千万元，外人于八个月内只将关余、烟酒税收入拨付政府，已无不足，按之实际，确系毫无所得，只以张阁贪此二千余万之回扣，遂将国家主权财权断送无余，稍有人心，宁忍出此。众议院日前开会，要求当局出席说明，张绍曾、刘恩源均避不出席，仅派财政次长张竞仁到会；经同人质问条件内容，坚不答复，近更向各国公使秘密谈判，热烈进行，若非揭破奸谋，先行防阻，沦胥之痛，即在目前，此尤我国人应急起一致反对者也。其他违法失职，书不胜书，报章所载，固已国人共见。总之张阁存在一日，则外交挽回无术，内政日见纷乱，非立予罢斥，国事愈不可为。现参议院已通过不信任案，而张阁抵死不去，并特设机关公然贿卖，抉廉耻之藩篱，破政治之常轨，瞻念前途，言之滋痛。诸公热诚爱国，义愤同深，尚冀同声申讨，去此恶魔。谨贡区区，贮候明教。
张绍曾贪劣无耻，人所共知，而国会议员贪劣无耻的程度，比张绍曾只有加无减，张之罪状出诸议员之口，已足令张绍曾齿冷，何况出诸保派嫡子温大烟灯之口，更显然是一种“伪作正言”的作用，果然曹锟复电表示赞成。在地〔他〕方面，吴佩孚却电京反对改组内阁，再摧两院制宪，同时参议院提议先选总统，敦促黎元洪下野，再议制宪，吴佩孚又极力反对。这些消息，或者都是曹、吴翻脸之征兆。
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
中国土匪头（军阀）不能约束小土匪，居然冒犯了洋大人，洋大人自然要赫然震怒，自然要责问土匪头的军阀——曹、吴，昏蛋的中国人民，切不可因为洋人所办报纸有非难曹、吴的论调，遂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者，也痛恨中国军阀不再予以援助了。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双管齐下，直弄得中国民穷财尽兵匪满地，又复扶助军阀，抑压革新进步的人民（如助袁、段、曹、吴攻打国民党，助北京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上海租界两次封闭全国学生总会，洋人勾结军阀大杀唐山矿夫、大杀汉口铁路工人之类），断绝中国维新自强的一切道路，所以临城案件，第一罪魁是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才是军阀曹、吴。洋商也鼓吹废督、裁兵、理财，这是一面笼络华商使其不依附军阀而依附列强，一面威吓军阀逼他们对待列强益加恭顺；外报因临城案痛责曹、吴，明明是借此威吓军阀，令他们伏地叩首绝对屈服于列强，不但不因此召人民之反感，而且因此博得一般昏蛋的中国人民之同情；列强们对待军阀，一面加以威吓，一面又加以抚摸，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大借款现仍在京进行，象这样恩威并用，军阀们焉有不绝对臣服之理！蠢如曹锟还知道列强的用意，故敢于临城掳案热闹声中，积极进行总统问题而毫无所顾忌。昏蛋的中国人民，若还不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勾结为患，若还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现在痛恨中国军阀了，以后不援助曹、吴了，那真是昏蛋的程度还在曹锟之上。
黎元洪与曹张
曹锟有了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的援助，又有黄金收买议员，只要吴大军阀不反对，想过总统瘾不是难事；近来且有曹正张（作霖）副之说，曹锟想做平安总统，这种妥协也是意中之事。黎元洪的助手只有政学会，那是曹三的敌手？我们于黎曹张均无从轩轾，我们只主张：以民众的革命势力打倒北京军阀政府，建设不受外国列强及中国军阀势力支配的国会，组织保障国权伸张民权的新政府，他事不屑过问。
呜呼！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
北京军阀官僚政府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中国之大患兵与匪，不单是我们素所深恶痛绝的，并且是我们应该出力处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工商业侵略中国，使中国人贫而为兵为匪，又极力明扶暗助北洋军阀（现在还正在进行大借款），故意造成中国乱而益贫、贫而益乱的重复因果，这罪魁祸首是谁？不待说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正因为这个缘故，并非是感情的故意排外。
组织商埠同盟，并且同盟起来，自治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军阀政府，抵抗兵匪的侵略，这都是我们赞成的；但是我们却不忍心赞成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
上海《字林西报》载西人投函说：英、法、美均以用费太巨不愿以兵来华，鼓吹中国人组织商埠同盟，以武力防御兵匪，并且加压力于各省当局，这话都不错；但同时他说什么“不得不于外国政府赞助之下”，什么“以各商埠中外人士间之合作为根据”，什么“警士可用华人警官则用外人”，什么“利用外国兵舰保护江政”，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什么一种商埠同盟？这种在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不过是各国共管中国各商埠之变相名词，这样变相的和平共管，比用巨费派兵来共管的方法，更是巧妙！
中国土匪也来了！
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党，其反动的理想与行动，简直是土匪，他们近来在意大利的成功，并在德国、法国恢复帝制运动，不但是世界工人阶级之危机，并且是世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危机，日暮途穷的欧洲官僚资产阶级利用他来救济一时之急，真是引虎自卫，所以欧美、日本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都把〔为〕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捏着一把汗。
中国已被土匪闹的不得了，不料上海《大陆报》记者又要介绍外国土匪到中国来，他说：“上海现有一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代表，名为马郎柴纳（Signor Maranzana），倘华人商会向他访问，他必乐得以他们成功之方法及原则见告。”《大陆报》记者又说：“中国现在遍地皆匪，匪有良好组织，为布尔雪维克主义所传染，向闻布党中人曾在彼等中传布主义，鼓吹推翻现在社会秩序已经数年；据临城劫案中被掳之苏罗门氏说，匪中有一人能操俄语（其实匪中还有多人能法语），其妻为俄人，彼曾服务于俄军中。”临城案件和安福部显然有多少关系的痕迹，若说抱共产主义的布尔雪维克在土匪中传布主义，希望土匪来推翻现在社会秩序，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丝毫不懂得布尔雪维克主义是什么！临城匪中也许有俄妻能操俄语曾服务俄军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俄国白党在西伯利亚及蒙古失败后，他们和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纷纷溷到内地活动的很多，他们活动之目的，我们应该知道，若以为凡是俄人及与俄人接近的别国人都是布尔雪维克，这种简单的头脑，实在未免可笑。《大陆报》记者一面诬蔑俄国布党和中国土匪联络，一面他自己却介绍意大利的土匪给中国商人，请问他是何居心？
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
冯玉祥在北京长老会堂演说：“五月七日那天，兄弟的军队全招集到南苑，开一个国耻纪念会，不料正开会的时候，从城里头来了一个电话，是某部长给我打去的，我接电话，说我是冯玉祥，什么事呵？他说，方才听说贵军在南苑开会提倡抵制日货，那不要惹起外交吗？我当时真是火冒三丈，遂回答说，必得把军队解散，枪炮都送给外国人，才算不排外吗？你还是有骨头的人吗？”冯玉祥这段说话，我们十分赞成；但同时我们要警告冯玉祥：“你须知美国人也是外国人！你须做一个始终有骨头的人！”
他又说：“回头看看中国的现象，穷的寻死上吊跳河，日有所闻，但是那文武大官僚，终日吃的山珍海味……”冯玉祥这段话，我们也十分赞成；但同时也须请问冯玉祥：“你的衣食固然很吝啬，你的荷包里究竟怎样？”
我们固然不以人发言，我们更希望冯玉祥：反对外国侵略勿把美国除外，反对文武官僚贪横勿把自己除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工会的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
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在工人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儿戏之北京政府
北京目下之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黎元洪本来是个昏蛋而且奸险，他做总统本来没有法律的根据，不过一般下流政客，至少比黎元洪还要昏蛋十倍，为了要拥曹上台，忽然想起老黎非法，我们不知他们将来有何神通使老曹为合法总统？
黎、段本有不解之仇，今黎为曹锟、张绍曾逼走，李根源、彭允彝竟主张“即走亦当任段祺瑞为总理使捣乱”，政学系的特质于此暴露无余。
曹三有的是兵，尽可拿出惨杀京汉工人的态度去到北京，爱做什么做什么，为何要利用军警索饷及乞丐变相的公民团来逼走黎元洪？
黎元洪走便走了，为什么要挟一颗不值钱的印，曹党也偏要拦路抢印，简直是戏台上“抢帅印”的把戏。
所谓驱黎运动的国民大会，天安门布满了军警侦探，到会散驱黎传单的只三四个国民，与其说是国民大会，不如说是军警侦探大会。何人指使这三四个国民的国民大会，现有两说：一说是由交通部发出；一说是张绍曾从天津印刷寄京，托吕均雇车夫着长衣散放；后说大半近实。
军阀官僚们见了人民集会散传单，便喊道这是过激派，该杀！现在他们也采用过激派的方法了，究竟是谁该杀？
所以目下北京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
临城事件不过是土匪掳去二十几个外国人，外国报纸中国报纸都责骂得不亦乐乎；长沙事件是外国水兵杀伤了四十多中国人，上海《字林西报》竟说：华报对于临城土匪劫车案，不知激厉民众，力促政府营救被掳人士，今对长沙事件，反有意大吹大擂的论述，殊非正当。果然洋大人是神圣不可侵犯吗？中国人生命等于猫狗吗？无耻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们，看了《字林西报》这种“正当”的议论，该有点觉悟了罢！
告上海纳税华人会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本年大会的会务报告列举四事如下：（一）界内行政司法两事，其权完全操诸外人之手，吾人在工部局方面，以无正式华董在内，不获享有发言之权利，以致所受种种不平等之待遇，在洋泾浜条约未经修改以前，进行十分困难。……吾人居住租界者，只有年终纳税之义务，而无发言之权利，虽自民国十年起，工部局有五华顾问之加入，然因非正式代表之故，春季纳捐人大会，各国均可参加，独摈我市民于纳捐人会议之外，世界不公道之事，更无有甚于此者。本年为乐志华被虹口捕房无辜虐待受伤一案……公函五顾问，要求向工部局建议，为此后全市民保证安全之法……此案在交涉中，尚未得复，将来结果如何，断难预料。（二）会审公堂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当日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之规定，自辛亥光复，领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己有，迄今已历十二年矣。……完全华人诉讼，须听领团裁判，视租界若殖民地，种种违背约章，侵犯主权之处，不可枚举。（三）工部局比年来对于界内各业商店，时时发生加捐问题……首当其冲者为银楼，此外如米业、西式成衣业……小菜场及食物业现在又有加捐之举，从此以往，必至无业不加。（四）苏州河因关系全省水利，不在洋泾浜条约范围之内，而工部局竟任意填塞，不特视主权若无物，且为害于全省水利者甚大。
即此上海一隅四件小事，已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中国人真正民族的觉悟，也渐渐表现出来了。
我们更要敬告上海纳捐华人会诸君：要收回主权及排除租界虐政，只有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可靠，和平请求或希望媚外的北京政府出来交涉，都是不济事的呵！
中国农民问题
（一）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到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二）
中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户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此农民大群众，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相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复杂之区别，兹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下表：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份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经营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下：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二种农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缴纳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属之中产阶级。
纯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则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则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虽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属之小有产阶级。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佃农们租地时，须向地主缴纳押租金（或名羁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约一元左右；耕种时须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等）；所得生产物须缴纳一部分与地主，缴纳之方法，或预约一定之额租（或名铁租），无论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议租；缴纳之数量，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须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谚。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讼案往往占各种讼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属之半无产阶级。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资雇用他们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两类，和长工及短工两种办法；长工以年计，每年工资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间计算，工资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轻工作，每年工资不过数元；惟各种雇工的伙食均由雇主供给，且间有供给衣服者，长工多给以住所，短工则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费反较佃农稳固；惟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没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纯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们是无产阶级。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至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据农商部之统计，农民耕地多寡别，民国六年七年比较如下表：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计如下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中国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b.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项统计证明之：
1.耕地减少亩数
2.被灾亩数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最甚。
3.荒地增加亩数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廿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
4.农户减少数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小，岂是模范省缘故？
c.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税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税，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哄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a.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b.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c.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于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传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二）组织及实际运动组织有四种：
a.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组织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以“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b.乡自治公所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组织，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组织中应以组织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c.佃农协会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内，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给耕种该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纳地主之租额，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d.雇农协会以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民国十二年之乱，如癸丑之战、洪宪之役、复辟之变、护法之战、安福之乱、直皖奉直两次战争，以至此次曹党之变，那一次不是帝政余孽之北洋军阀在那里作怪？即至三次小小的广东变乱，也都是北洋军阀在岑、陆、陈炯明、沈鸿英背后作祟。这都是因为辛亥革命不激〔彻〕底，革命的国民党未得着政权，统治中国的仍是帝政余孽，北洋派——袁世凯、段褀瑞、曹锟、吴佩孚——之旧势力，才有这种怪现象。
国民党究竟怎样？我们用不着夸张，我们敢说：国民党两次在广东执政，为期尚短，虽无什么积极的建设，而消极的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这是我们所亲见的；至于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这些事实，便是反对党也不能否认。
现在国家的大难又到了，国民党应该怎样做？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固应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以及无耻的国会议员，他们虽然也都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只有用国民的力量来做国民革命运动以靖国难。
我们也知道此时国民的力量很弱，然却只有此很弱的力量是国民党真的力量，是国民党永远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不但不是国民党的力量，而且实是国民党的敌人，无论他们此时对国民党说的如何好听，去年今日直系军人拥戴黎元洪又何尝说的不好听。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
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我们想想四派势力是什么东西，直系、奉系、皖系不用说都是罪孽深重的军阀，国人全知之；西南诸省象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刘显世又是些什么东西，那一个不是拥兵称雄的军阀，那一个能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这四派势力果然结合起来更是人民的厄运，希望他们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即或裁点空名的兵，他们残民的势力依然存在；希望他们行兵工政策，他们的势力更加巩固了。若是联合三派共讨直系，这种军阀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无意义的战争？
西南诸将不但无心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其中有些还是国民党的敌人；皖系、奉系虽与直系敌对，而终有他们历史上的首领，我们何苦为他们做幌子！
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断不可站在和国民敌对的战线那边，那边战线也终不容他人混迹，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
北京政变与学生
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们的确在国民运动中做过些实际的工作，例如全国学生非基督教运动，唐山学生援助矿工反抗外力与军阀，北京学生为军阀压迫教育界举行示威运动，为军阀惨杀京汉工人举行示威运动，为反抗军阀政治的元宵运动，武昌、沙市及长沙学生反抗日本的国民示威运动，这都是明显的事实。
现在学生社会对于北京政变的态度如何？北京学生联合会之不承认已辞职的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并反对武人为总统及现在之国会三个决议，都十分正当。同时他们所办的周刊上说：“对于所谓五头（孙、段、张、黎与政学会）的协商，我们仅认其性质为反对直隶系的共同，不是反抗军阀的共同，更不是个革命的同盟”。这几句话将各派政客的行动批评得入骨而合逻辑。只可惜他们的主张中，是消极的而缺乏积极的。
在上海学生总会的意见：否认曹为总统及僭内阁，号召国民不纳税，反对军阀政客合组行政委员会，这些主张都很对；惟其电劝国会勿举曹锟为总统，又请上海总商会知照使团与僭阁绝交、知照税务司等勿以关余盐余交僭阁，那便错了。
无耻而又曾恶打学生的国会议员，学生总会为什么还承认他有选举总统之权？乞怜中国太上政府的只有军阀官僚，他们本来是和洋大人同恶相济，为什么学生的国民运动也要请洋大人帮忙，惹得洋大人笑着说：以中国主人翁自命的骄傲学生到底也要来求教我们了！
同学们！积乱的中国，非国民自力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援救的呵！
国民革命，同时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反抗强邻侵略两个意思，利用军阀打倒军阀，利用外人打倒军阀，都是可耻而无益的办法。你们应该在上海召集一个全国学生会的代表大会，并努力实现商界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实的基础力量。我们要站在这个基础力量上造成国民对于军阀的战争，万不可像各派政客们只知结合奉、段等反抗直系，造成军阀对于军阀的战争！
北京政变与军人
把有枪的军人都当做军阀，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民国十二年的历史，是大小军阀（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等）的乱国史，也就是一般军人（下级军官及兵士等）困苦牺牲的史。一般军人都是为少数军阀傀儡，供少数军阀的牺牲；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个个成了富翁，何等逍遥快乐，可怜下级军官及兵士在营里被种种军律管束，变成了活死人，平时连正当的饷都领不齐；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都拥有三妻四妾，阵亡的和未阵亡的下级军官、兵士，可怜他们的家小是如何困苦度日！
民国十二年中，伤亡的下级军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伤？不用说是为少数军阀私人的利益与地位而战而死伤。在这十二年少数军阀驱遣多数军人到火线上，为军阀们私人利益与地位的战争中，老百姓所受的困苦损失，真是计算不清。军人无罪，罪在军阀。
现在曹大军阀正在抢总统做，他何所恃？他所恃不过有许多军人替他打江山。可怜的军人们！请看着曹家花园的奢侈，比你们的生活如何？你们何必千辛万苦拼着可贵的生命为曹锟个人争地位。你们也是国民一分子，你们也应该设法合拢起来，赞成全国商界、工界、学界所提倡的国民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派出代表在这国民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军人代表中如有受军阀指使，有左袒军阀的言行，国民会议应该取消其出席权。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
曹锟之贼民乱国，全国皆欲起而诛之，虽平日最稳健和平不敢开罪北洋派的上海商人，现在也出来反对曹锟，曹之不容于国民，已可想见。在这反曹的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说素以革命党自负的国民党首领孙中山肯与曹锟携手，真所谓“出人意表之外”了。国民党能做这种违反民意的事，甘为国民公敌吗？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
国民党数年来重要的口号是“北伐”，北伐伐谁，不用说是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为什么讨伐陈炯明，始终是因为他通北，阻挠北伐；为什么讨伐沈鸿英，也因为他受曹、吴的命令来攻取广东；若孙中山可与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孙伯兰一派主张孙曹携手，固然十分荒谬，然他们是公开的，而且说话还冠冕一点；另有一班所谓“民党”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孙、曹携手，和曹锟嫡裔温大烟灯南北相呼应，这是什么一种勾当！这是什么一种民党！
田桐君说得好：“孙、曹联合之说……温世霖在京亦极为努力。迨大兵入川，闽粤督理命令发表……从此去十分之四五；及沈鸿英作乱，被破于韶，检得曹锟之电若干种，而孙、曹联合之精神，从此又去十分之九矣；至北京政变时，孙伯兰犹劝曹氏撤退攻粤之师，而直方终不见听，联合之说已至山穷水尽矣。”
孙、曹携手说已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并且在反曹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仍鼓吹孙、曹携手，我们不暇责其人格如何，我们只责其何怨何仇于民党，而必欲其名誉扫地以尽也！
所有国民党的忠实党员，都有痛辟此邪说的责任。
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
将来管理中国的不外三种势力：第一，是英、美、日、法等列强势力；第二，是中山先生所分析的直、奉、皖、西南四派军阀势力；第三，是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
第一派势力，现在已经是利用军阀政府间接的管理着中国，做他们的半殖民地；自华盛顿会议英、美、日、法四国协定以来，时刻在那里寻找机会——如临城事件、北京政变等——来直接共管中国，做他们公共的殖民地，一旦他们的意见利害一致，至少也要在中国沿江沿海沿铁路的地方实现他们的计划。
第二派势力，中山先生细分为四派，其实只有一派，我们无理由把他们分家；直系军阀固然是罪恶昭著，政学会所号召的“反直系大联合”，也只是军阀政蠹的大联合。直系无论其挟宪法或武力窃取政权，或并挟二者统一中国，其蠹国乱政将更甚于今日。反直系之军阀政蠹们即能联合起来，无论其以任何形式——高等行政委员会、总裁制或元老院、最高级军官等——窃取政权管理中国，观往察来，其蠹国乱政，亦与直系是一丘之貉。这两派——直系及反直系——军阀政蠹无论那一派管理中国，都同样是列强的经理人，不但不能改变列强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其蠹国乱政，必且引导列强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日近一日。
第三派势力，乃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这派势力目前自然还是混乱、散漫、软弱；但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
我们究竟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不用说是希望第三派势力，因为第一第二派都是制中国死命的势力。
负有历史上国民革命使命的党派，当然要建设在第三派势力之上，对于其余二派敌方势力，不应稍存妥协或利用的想头。凡社会上有声望的团体或个人，对第一派势力发言，都须万分谨慎，一是恐怕引导国民误走错路，一是恐怕列强据为“中国人希望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
欢迎《民治》周刊
经济落后的民族，一切小工商业家与小农其对于政治的需要与欲望，自然不发达，所以中国农民一向酣眠商人说在商言商不望政治，教商界主张教育独立不问政治。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外力及军阀压迫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或者本地工商业发达已到须与外力冲突的程度，国民运动也会起来，此所以向来不问政治的中国人民，大都会的商人、学生近来也出来谈谈政治了。代表这种国民运动的是上海商人及北京上海的学生。浪漫的青年学生们，有时说几句激烈话，似乎比商人更急进些，实际上并不然，这是可以拿上海商联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言论行动比较证明的。
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出版的《民治》周刊，我们已见过两期，其发表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政治的观念上三个优点：（一）主张民治运动应由国民自干，不倚赖任何方面的军阀；（二）反对任何派别的国会议员，（三）不曾有求助外力的观念，不曾请求外国政府或公使团取销北京政府，予列强共管中国的口实，这一层商人的观念比学生的观念清楚得多。我们竭诚欢迎商人阶级起来做国民运动，我们更欢迎商联会的《民治》周刊富于国民运动的精神。最后，我们要忠告中国商人阶级：在国民运动中，勿忽视了劳动阶级是革命的急先锋，是你们有力的友军！
呜呼！北京学生联合会！
我们在前期本报上，曾不满意于上海学生总会乞怜于公使团的态度，以为北京学生的见解总要高明些，那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曾致函使〔团〕，请各国保留北京政府承认案，这种认敌为友非国民运动的态度，不但取笑于外人，其结果只落得外人与外人的经理员——所谓摄政内阁——勾结一气，饬警厅前行取缔，这是何苦来！
我们最痛心的是：北京、上海的学生及上海工人这种倚赖外力的谬误观念由何种引导而发生？
粤局与革命运动
陈炯明已无闽南后顾之忧，潮梅军队有南下之可能，若同时洛吴续援沈鸿英，国民党也会再失广州。反对者将或以此轻视国民党，即党人自身也将或以此沮丧，其实大谬不然。革命的空气若不充满了社会，若没有组织强大的革命党，革命的事业决不会利用他人可以侥幸成功的。现在的国民党为了广州这一块土地，为种种环境所拘囚，对内对外不得不降心妥协背着主义而行，日夜忙着为非革命的军队筹饷拉夫，那有片刻空闲在社会上制造革命的空气，那有片刻空闲来筹划党的组织，所以真的革命党人，对于广州之得失不但无所喜戚，或者还以失去广州为国民党真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发展。
护路提案与美日
日政府素抱传统的侵略中国政策，无人不知；美国自大战以来富有余资，急想垄断中国的工商业，遂不得不改变其从前对华不干涉内政的策略，这件事实，除了美国留学生也都感觉着危险。此次美国、日本对于英国护路提案都表示反对，难道他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吗？尊重中国主权吗？不是，不是。他们明明是不愿英国再行独占中国路政机关与海关、盐务署鼎足而三罢了。本月二十六日巴黎电，据法外部确讯，美政府提议列强各添兵二万来华，分驻重要口岸，这本是中国之好友大美国侵略中国的特有方式——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章炳麟与民国
贪儒章炳麟、刘光汉当初本只提倡排满，不知共和民国为何物，刘光汉拥袁称帝时，曾明白宣布此旨；章炳麟始终排斥中山先生。前只排满，今只排北，也和刘光汉同一见解。
民国元二年间，章炳麟贪袁氏金钱官（东三省筹边使）爵（勋二位），遂公然反对孙、黄，公然宣言中国非袁世凯统治不可。他这种罪状，实与刘光汉、孙毓筠相等，而且在他们背叛民国民党之前。
此时中国是军阀与民治之争，军阀派与民治派南北均有，章炳麟主张南北对抗，于理论事实已都不相合；而且他所拥戴的黎元洪何尝不伙同北洋军阀压迫西南，他所左袒的陈炯明、赵恒惕何尝不和杨森、沈鸿英同样是曹、吴的爪牙！
即以南北对抗而论，为什么不赞助南方革命的民治派，而赞助投降北方的黎元洪（第一次投降于袁，第二次投降于曹、吴），赞助南方诸将中明白的勾结曹、吴之陈炯明、赵恒惕。这岂不是利令智昏！
社会制裁有时比国家法律还重要，像章炳麟这样贪昏叛国的小人，他自己还像煞有介事的高谈国事，固然是不知羞恶，而社会上不但不加以制裁，反以民国元老相待，似此是非紊乱，确是军阀官僚们敢于肆行无忌之一大原因。
日本大灾与中国
此次日本的大灾，不但是日本的大变故，并且是全世界的大变故，日本军事上经济上损失之大，不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打了个大败仗，他的伤痕决非十年以内所能恢复，因此日本在国际地位及他传统的对华侵略政策，都必有相当的变动。
华盛顿会议，原来是英、美、日、法四国想合起伙来侵略中国；其实法国自身本非大工业国，又集全力于中欧及东欧之霸权，在中国除云南铁路及一些奢侈品的商场外，本没有多大的奢望，现在日本又被大灾，四国中只剩了英、美两国是专门高压中国之死敌。
中国国民不但对于灾难中的日本人民应有充分之援助，而且在外交上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上，也须有个缓急轻重之别。
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
国会本是统治阶级之附属品，统治英、美等国的是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的最大多数国会议员，分析起来，不是代表工业资本家，便是代表商业资本家，或者是代表农业资本家。统治中国的是军阀阶级（无论中央或地方），所以最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分析起来有五派：（一）直派，（二）奉派，（三）段派，（四）陈（炯明）、唐（继尧）派，（五）徘徊各军阀间之投机派（如一部分之研究系与政学会），他们一向只仰军阀鼻息，与人民丝毫无交涉，这种状况，被近日上海各报专电“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十二个大字，描写得淋漓尽致。
无耻的议员们冒充人民代表还不足责，最奇怪的是一班反对军阀的人们，明知国会议员是一堆臭粪，为了苟且的拆台政策，遂不惜将臭粪当香料看待，真是认贼做子！这班议员们将来不是回京为曹锟维持旧台，便是在南方为段祺瑞搭新台，或者为陈、唐帮帮场面，始终和人民无交涉，与民党无关系，欢迎议员南下的人们，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何苦来！
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商界根本不承认现国会，他们阶级的意识却很明了。
黎元洪南来
黎元洪居武昌起义之名，倘好自为之，本来可以弄假成真，做一个历史的人物；怎奈他一通款于萨镇冰，再通款于袁世凯，三通款于吴佩孚，他政治上的节操，早不与共和民国有什么关系。即退一步言之，倘他能始终坚持以不署名解散国会令而去职，以不署名扰乱闽粤令而去职；更好是以坚持废督裁兵等重大政治问题而去职，国人对他还能表示同情；怎奈他两次去职，都硬是被动的丢掉了饭碗，并不是什么因为政治上不妥协而去的，倘敌人不硬要赶他滚蛋，他任何样妥协都办得到，但求不丢饭碗。即再退一步言之，黎元洪此次南来，倘诚恳的痛悔前非，以个人的资格，到民间去，做颠覆一切军阀官僚的平民革命运动，国人还可以原谅他；怎奈他一到上海，和中外新闻记者谈话，开口便是什么“本人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今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故不得不转而至沪。”又说“曹、吴等果能一反前行……余亦极愿与彼等合议，不愿复有反直派名词。”原来他是为做总统而南来，原来他还在和曹、吴吊膀子，这种人是何等可恶而又可怜！
章行严君见上海舆论不满黎元洪，发愤的说：“窃以为天下群为黄陂之故而反曹。”这句话只是代表政学会诸人的心理，不但不能代表全国商民、工人、学生的心理，并不能代表军阀间反曹的心理。为黄陂之故而反曹的人，除了政治上投机的政学会诸人外，只有买空卖空的唐少川、章炳麟等几个人；章炳麟等又还是唐少川之傀儡。吴大翁做总理梦在北方弄鬼，唐少翁做总理梦在南方弄鬼，这两位新旧官僚的“大”、“少”，拥曹拥黎之行事不同，其心迹卑劣都是一样。
此时中国之大难，是帝国主义的英、美和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同时而又勾结为患，真能救济中国大难的，除了全国商民、工人、农民、学生及其他职业团体之合作，实行平民大革命，没有别的方法。章行严君所谓同事，所谓合作，是指被革命的军阀官僚政客们反曹运动之合作；我们所谓合作，是指革命的平民扫荡一切军阀官僚政客运动之合作。反曹的军阀官僚政客间，为什么由合作而不合作，为什么有所不满，为什么不能了然其所不满者何在，又为什么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我们实在不暇为行严君解释这种烦闷；只得把我们了然平民所以不满于一切军阀官僚政客不能与之合作的缘故，明白告诉行严君。
行严君！死守着前五年的头脑观察现在的事，便往往未免所见不广呵！
东铁地亩问题
究竟俄国人是中国之好友，还是美国人是中国之好友呢？我们现在该可以明白了罢！
中东铁路所用地亩，本是旧俄用强力所占据，除迫令吉、黑两省与之订立展地合同明定的数目以外，还强占了二十余垧。加之俄旧党盘据该路，专以压迫俄新党及残害华人为事；凡沿路地皮，经华人呈领者，所索租价比俄人要多十倍，且每因勒索不遂，即以命令强迫华商拆屋，本年拆屋风潮竟有十余起之多，被害华人竟至一千四五百户之众，此所以沿站商民一体向本国官厅请愿收回此项地亩。新俄官场对于中国接收管理此项地亩，并不反对，却是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勾串俄旧党首领关达基出来反对。舒尔曼在东铁俱乐部演说，竟胆敢指责中国收回地亩是侵犯他国主权。原来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主权，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事件都可以自由行使，不许侵犯吗？当事的俄国还可以放弃，到是事外的美国横来干涉，并且唆使哈尔滨之领事团，将中国接收东铁地亩处之文卷概行查封，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自由行使主权而蔑视中国主权的态度，应该如此吗！
究竟俄国人（新俄）是中国之好友，还是美国人是中国之好友呢？我们现在该可以明白了罢！
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
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拥戴雌伏在直系袴下监印的黎元洪来反抗曹锟，这丑计已是失败；欢迎助曹为恶的国会议员南下来反抗曹锟，这丑计也是失败了；结合直系爪牙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来反抗曹锟，这妙计不但现已失败，而且将来还要出丑。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
曹贼贿选若真成事实，其结果是英、美、曹、吴外交系主奴结托的北京政府，将以正式政府名义断送国权大借外债，以供其征服异己武力统一之用。其统一不成，战祸固遍全国（曹、吴不去而妄想和平，江、浙绅商真是做梦），统一即成，反动黑暗的政局必更甚于今日，这是我们观往察来，可以断定的。
或者有人说：中国左右是军阀政治，曹锟做总统不做总统没什么分别。其实不然。曹锟若做总统，其意又是使英、美的金力曹、吴的兵力结合起来，人民所受的桎梏将格外加紧。
国民若欲打破此种桎梏而得自由，必须于曹锟贿选未实现以前，各阶级同时起来做一严重的表示；尤宜组织一个全国职业代表的国民会议，来努力驱除国贼，建设真正的人民政府，别的方法都是不中用的呵！
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
一般国民渐知干涉政治，渐知声讨军阀的罪恶，实在是好现象，虽空言也算是进步。
但是只知道军阀的罪恶，而忘了在军阀背后作恶之帝国主义的列强，实在是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了！
袁世凯若没有善后大借款，他能横行吗？安福部若不是勾结寺内内阁大借日债，他能做出如许罪恶吗？曹锟所以得志，岂不全靠外交团外交系和直系之大结合吗？临城案件之要求已公然以使团觐见为交换条件而承认了；直系诸将公然主张由外交系组阁，最要的理由是借外债；外交系不顾全国唾骂而悍然帮忙曹锟，其目的并不在做官而在经手大借款。直系政权倘真巩固，必然要假手外交系第四次断送国脉（庚子赔款是第一次，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是第二次，安福参战借款是第三次，曹锟要做第四次了），大借美债，以供他武力统一及收买政客之用。直系固然明明知道非借得一笔巨额外债，便无法削平异己；恰好美国也正须在中国输入余资，获得利权；岂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受内外二重压迫的国民，应该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首当扫除一切误会，以承认苏俄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现在的苏俄是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中心。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首当抑制一切感情，以扶助及扩大国民党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国民党是在过去现在历史上反抗北洋军阀比较有力的团体。国民联合的运动中，非有一个有力的大党做大本营不可。
这两件事实在是国民目前所能取的态度，不但是所应取的态度。
研究系与中国政治
一国政治的进步，全靠有一班洁白而强硬的政治家提携每个时期的反对派，反抗每个时期的统治者。中国研究系诸人未尝不富有知识，只可惜他们政治生活的态度始终与此相反，他们始终结托每个时期的统治者，压迫每个时期的反对派。他们的良心未尝赞成清室、袁世凯、段祺瑞与曹锟，而他们的政治生活，却明明是拥清、拥袁、拥段、拥曹，其结果每次都使政局益趋反动紊乱。他们的知识战胜不过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一念，遂至屡次蒙了政治上的耻辱而不自觉。他们忏悔一次又一次，若不毅然决然抛弃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旧观念，亦终于忏悔而已。
或者有人问我们研究系拥曹的证据在那里？我们的答案是：（一）请检查该系议员出席贿选的有多少人；（二）请看上海《申报》上张君劢劝人承认宪法的文章；（三）请看上海《时事新报》关于国民讨贼军的社评。
尤其是《时事新报》这篇社评，盛称直系两次战功八省地盘，承认马上得天下这句话并不十分错，大骂讨贼戡乱的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心理，由这几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若他们终不改易此心理，却也算得中国政治进步一障碍，我们盼望研究系诸人勿看轻自己！
临城案与侨日华工被杀案
临城案不过因为土匪掳了几十个洋人，便闹得天翻地覆，结果还要撤换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赔偿巨款，由外人管理路政，列强的借口，是非此不能保障在华外人生命之安全。现在日本的军警浪人合起伙来，杀害无辜华人至一百七十四名之多，伤者数十，在日华人生命之安全，将如何赔偿如何保障？
我们既没有陆海军派往日本，日本又没有贿选总统承认问题供我们要求条件之交换，只望媚外求官的外交当局替被难的同胞抗议更不必作此想。我们国民自己所做得到的，只有一面继续剧烈的排斥日货，一面停止救济日灾之募捐，将已捐而未送去的类项移作抚恤被难华工家属之用。
我们更有一种不可忍的痛苦，是中国媚外无耻的新闻记者们，对于临城案件如丧考妣的号叫，助长外人气焰，外人也一半因此才敢于小题大做，提出无理的要求；现在这们〔么〕多侨日同胞被杀，中国各报竟一声不响，两下比较起来，当真洋大人的生命才是人的生命，华人的生命竟猪狗不如吗？外人贱视我已可痛心，媚外无耻的中国新闻记者们，遂亦尊人贱己到此地步，更是痛心极了！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死的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饭穿衣生儿子的行尸走肉。现在这班行尸走肉，比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更要沉睡过去，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这班青年学生愈为一班行尸走肉所厌恶，他们的责任愈加重大呵！
行尸走肉的老废物不用说了，现代的青年们，一部分教会学生被教会教育汩没了性灵与爱国心，简直没有希望了，一般官僚的子弟，把学校和科举同样看待，也算是一些活的死人；又有一班将要醒觉的青年，却被老庄哲学或什么东方文化引到睡眠状态去了；更可怜的是一种半醒觉的男女青年，妄以个人的零碎奋斗可以解决他生活和恋爱问题之困难，此路不通，便由烦闷而自杀或堕落的亦往往有之。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
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这是何等危险！
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摇动；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
德国、俄国的青年在革命运动中，都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社会更有特殊状况，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他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然不同。
中国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做，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
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和欧美的学生界不同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
贫学的中国，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译成外国文的可能了。
由此观察，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了技术上的价值；即令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儿？
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苏俄六周
苏维埃俄罗斯在此开国六年中，因为政治组织与人不同，遂引起世人无穷的疑谤；这些疑谤虽然已经由事实解释了许多，而尚在疑谤中的亦复不少，今再略述事实，以解世人之疑。
疑谤中第一可笑的是说俄罗斯过激党实行公妻，妇女国有，连南高师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徐州演说时，也公然如此闭眼乱骂，实在可笑极了。其实果然公了，还何妻之有，妇女非财产，如何能归国有，过激党中不少女党员，如何能承认其自身为财产，所以这等无稽之谈，除了毫无常识的人断不会再相信了。
其次就是说俄国革命杀人无算；其实俄国革命不说政治犯了，就在战争中杀人也不多，他们在革命中所死的人不比中国辛亥革命多，比起法国大革命来，真是天渊之隔。
再其次就说俄国仍是专制政治；其实苏俄在国家的组织上，或为省或为自治区或为联邦，一任民族之自由；在政治的组织上，各级苏维埃皆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上级苏维埃代表，全俄苏维埃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人民委员会之委员。现在世界上能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
又有人说苏俄拥六十万红军，号召第三国际，是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现在不谈俄国党人的理想，且说事实，若说是经济的侵略吗？大家应该知道俄国一时无此可能。若说是军事的侵略吗？六十万陆军如何能侵略全世界。若说是理想的侵略吗？这应该是我们所毫不恐惧的了。加入第三国际的有五十几国党人，他们的野心是以全世界被压迫者合方〔力〕反抗全世界压迫者，不是以俄国来侵略全世界。
更有人妄想俄国一经革命，共产自由的天国便当涌出，现在还闹什么新经济政策，未免是变节欺人。其实共产自由的社会，在任何产业文化发达的国家，都不是旦夕所能促成的，何况是产业文化落后的俄罗斯。俄罗斯十月革命的主义及其成功，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过是走向共产党主义的路的第一步，由此第一步，运用此政权以创造无产阶级的经济力，以建筑共产社会物质的基础（因为共产自由的社会，必须是工业的富有的，不应该是农业的俭朴的，如章士钊等所想像之古代共产村落或原始共产社会），这些工作，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环绕窥伺中的苏俄，自然非旦夕所能成。因为俄国革命不能即实现共产社会，便失望而悲观，这未免把共产社会看得不值钱，而对于俄国革命也未免太乐观了。
还有一班妄人以为中国若再革命，必蹈俄国紊乱困苦的覆辙。殊不知俄国目前只是物资不足，不能向共产主义猛进，至于一般政治上的建设，不但比中国，比欧美哪国都好。经济的恐慌是没有的；失业的困苦是没有的；政治的阴谋与暗斗是没有的；国家的财政是有严格的预算决算的；城市乡间的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六年未曾借过一文外债；红军的知识和学生一般，拥戴个人争政权争地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市上虽有警察，我们不容易看见，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站在街心指挥市民，然而争斗失窃的事竟不大有。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闹越糟；俄罗斯革命才六年，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建设？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几十万人的过激党，负了为国家由破坏而建设的大责任同心戮力的干。所以疑谤苏俄的人，每每只是疑谤苏俄的过激党；可是感佩苏俄的人，也应该首先感佩苏俄的过激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章士钊仿佛说只有工业国应该有党，农业国不应该有党；富国可以有党，穷国不可以有党。其实主张无政治的尚有无政府党，何况有政治，有政治便自然有党，无所谓应该不应该，并且必须有好党才有好政治。若云农业国穷国不应该有党，苏俄却正是农业国穷国，他何以有强大的过激党？眼前的事实还闹不清楚，何苦高谈政治误人家国！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开展承认苏俄运动
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兹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亟宜联合各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其理论的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
《科学与人生观》序
亚东图书馆汇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无事，却很欢喜的做这篇序。第一，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文化落后的俄国前此关于这问题也有过剧烈的讨论，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进了步，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门径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无常识的讨论了，和我们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不至于讨论什么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等问题一样），而却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寿康先天的形式说，及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说）。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出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大家的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张君劢那边离开争点之枝叶更加倍之多，这乃一场辩论的最大遗憾！第二，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这两个缘故，我很欢喜的做这篇序。
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和人生观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本不用着讨论。可是后来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应用到活动的生物，更应用到最活动的人类社会，于是便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不用说和那些自然科学都还在幼稚时代，然即是幼稚，已经有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若因为还幼稚便不要他，我们不必这样蠢。自然科学已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及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明得对，他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得不对，他仍旧是那样；玄学家无论如何胡想乱说，他仍旧是那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来在那里绕日而行，孟轲以后，渐渐变成了无君的世界；科学的说明能和这死板板的实际一一符合，才是最后的成功。我们所以相信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就是因为“科学家之最大目的，曰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为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张君劢语），必如此而后可以根据实际寻求实际，而后可以说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死板板的实际，和玄学家的胡想乱说不同。
人生观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很显明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讨论？哈哈！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之本身，也可以证明人生观和科学的关系之深了。孔德分人类社会为三时代，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象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象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种社会的实际现象，想无人能够否认。倘不能否认，便不能不承认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譬如张君劢是个饱学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尝学问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张君劢立意要延医诊脉服药；他的朋友丁在君方从外国留学回来，说汉医靠不住，坚劝他去请西医，张君劢不但不相信，并说出许多西医不及汉医的证据；两人争持正烈的时候，张君劢的家族说，西医、汉医都靠不住，还是符咒仙方好。他们如此不同的见解，也便是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形而上的玄学可以说明的。
张君劢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而不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今就其九项人生观看起来：第一，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纯粹是由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之自然的现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亲与夫都把子女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会兴旺起来。第三，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于兽，势必结群合作，原无财产私有之必要与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单一性的张先生，生在那个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到了农业社会，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仓库，谷物又比较的易于保存，独立生产的小农，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没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到了工业社会，家庭的手工的独立生产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万的人组织在一个通力合作的机关之内，大家无工做便无饭吃，无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没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已为少数资本家私有了，非将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大家只好卖力给资本家，公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第四，守旧维新之争持，乃因为现社会有了经济的变化，而与此变化不适应的前社会之制度仍旧存在，束缚着这变化的发展，于是在经济上利害不同的阶级，自然会随着变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冲突起来。第五，物质精神之异见，少数人因为有他的特殊环境，一般论起来，慢说工厂里体力工人了，就是商务印书馆月薪二三十元的编辑先生，日愁衣食不济，那有如许闲情像张君劢、梁启超高谈什么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第六，社会主义之发生，和公有财产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为我利他两种本能，个人本能发挥的机会，乃由于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之不同而异。第八，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亦由于个人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而异，试观各国自杀的统计不但自杀的原因都是环境使然，而且和年龄、性别、职业、季节等都有关系。第九，宗教思想之变迁，更是要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据所传神话，大都是崇拜太阳、火、高山、巨石、毒蛇、猛兽等的自然教；后来到了农业经济宗法社会，族神祖先农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后来商业发达，随着国家的统一运动，一神教遂至得势；后来工业发达，科学勃兴，无神非宗教之说随之而起；即在同一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产业进化之迟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随之而异，非洲、美洲、南洋蛮族，仍在自然宗教时代，中国、印度，乃信多神，商工业发达之欧美，多奉基督；使中国圣人之徒生于伦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颂耶和华；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国穷乡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与狐狸。以上九项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
梁启超究竟比张君劢高明些，他说：“君劢列举‘我对非我’之九项，他以为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梁启超取了骑墙态度，一面不赞成张君劢，一面也不赞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见是：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他所谓大部分是指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他所谓一小部分是指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他说：“既涉到物界，自然为环境上——时间空间——种种法则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项，固然不离物界，难道情感方面事项不涉到物界吗？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应，情感如何而起，这都是极普通的心理学。关于情感超科学这种怪论，唐钺已经驳得很明白。但是唐钺驳梁启超说：“我们论事实的时候，不能羼入价值问题”。而他自己论到田横事件，解释过于浅薄，并且说出“没有多大价值”的话，如此何能使梁启超心服！其实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田横、乃木自杀等主动，在社会科学家看起来，无所谓优不优，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无所谓有价值无价值，无所谓不可解，无所谓神秘，不过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应有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乃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传说及一切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试问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这样举动，有没有这样情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范寿康也是一个骑墙论者，他主张科学是指广义的科学，他主张科学决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他说：“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决不是主观所应妄定。”他所谓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类做各人所自认为善的行为。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意杀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长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一个女子生在中国阀阅之家，自然以贞节为他的义务，他若生在意大利，会以多获面首夸示其群；西洋人见中国人赤膊对女子则骇然，中国人见西洋人用字纸揩粪则惊讶；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满族初入中国不知汉人礼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为耻；中国人以厚葬其亲为孝，而蛮族有委亲尸于山野以被鸟兽所噬为荣幸者；欧美妇女每当稠人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得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娼妓亦羞为之。由此看来，世界上那里真有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我现在举出两个证据：
第一，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你既承认字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此所以张君劢说：“既已存疑，则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学，不应有丑诋之词。”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
第二，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但丁在君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得来的。如果离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排科学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造成这样空前的大战，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君劢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真有力量了。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先生在他的序文的结论里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我不知道丁先生要如何回答他；但我个人的意见先要说明：（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
说明了以上两层，然后我可以回答独秀了。我们信不信唯物史观，全靠“客观的物质原因”一个名词怎样解答。关于这一点，我觉得独秀自己也不会说的十分明白。独秀在这篇序里曾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序页十）那么，“客观的物质原因”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了，——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这样解释起来，独秀的历史观就成了“只有客观的原因（包括经济组织，知识、思想等等）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秃头的历史观，用不着戴什么有色彩的帽子了。这种历史观，我和丁在君都可以赞成的。
然而独秀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一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解成“经济的”（序页十一，行五）。因此，他责备在君不应该把欧战的责任归到那班非科学的政治家与教育家的身上。他说：“欧洲大战分别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制度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出来的？”
欧洲大战之有经济的原因，那是稍有世界知识的人都承认的。在君在他的两篇长文里那样恭维安基尔的大幻想（玄学与科学页二六，答张君劢页一六），他岂不承认欧战与经济的关系？不过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序页二），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那么，他究竟还是丁在君和胡适之的同志——他究竟还信仰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陈炯明与政局
曹锟贿选以来，他的第一政敌张作霖以前此单独作战为前车之鉴，此次决不肯为天下先；他的第二政敌段祺瑞在浙、沪、山东虽有实力，又怯懦没有发难的〔勇〕气；因此曹锟真正的敌人，只有肯负责冒险举兵北伐的孙中山。孙中山的军队倘进了江西、湖南，四川、奉天、山东、浙江自然会同时并起，那时曹、吴遂不得不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了。曹锟幸而得了一个有力的爪牙陈炯明，出死力将孙中山的军队困在广东，孙中山正要出兵北伐，陈炳明更出死力打得利害起来；若果能将孙中山赶出广东，去了曹锟真正的敌人，使曹、吴武力统一的梦得以开始实现，那时陈炯明对于曹锟真算是“圣主开基第一功”了。但同时我们要想想陈炯明这种举动，在民国史上功罪如何！
前有人以孙、陈两军在东江作持久战，实有利于曹锟，主张弃战言和，移师北伐，孙中山先生极以为然，而陈炯明的条件是中山须离开广东并向广东人谢罪。中山须离开广东，俨然是曹锟的口气；去岁广州之变，由洪兆麟军先发，今年北江之战由沈鸿英、李易标先发，东江之战由杨坤如、熊略先发，是谁应该向广东人谢罪？
陈炯明等口口声声说孙中山如何不好，国民党如何不好；今无论孙中山与国民党如何不满人意，而自以为好过孙中山的陈炯明，却对于全国共恶的曹锟贿选一言不发，而炮弹专对着反对曹锟的孙中山与国民党打来，试问他何以自解？
尽瘁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我们现在还没有批评他的必要。国民党诚然有不满人意的地方，若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党，自然是中国的幸事；但我们只看见有许多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党员并且实际上已脱离了国民党，大大的反对孙中山，这班脱离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既然看不起国民党，他们政治上的行动，照情理应该比国民党进步得多；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当中象吴景濂、刘冠三等议员究竟如何，陈炯明、赵恒惕、黄大伟等军人究竟如何，政学会一班人又如何；凡是不满于国民党而脱离的党员，大都变成反动分子，竟然找不出一个比国民党更进步的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国民党并未放弃革命的口号，凡是不革命的分子自来会分裂出来。陈炯明便是这些分子中之一。
外币与主权
世界上凡是有主权的国家，都不许任何外国的金银币或纸币在他国内流行。你看小小的香港，除港币外那一国的国币能够在香港通用？
近日北京外交部以俄国拟在东三省及新疆发行纸币，致函中俄督办事务处，请向俄代表交涉，原函如下：
经启者，据奉天张总司令称，俄人近在东省发行纸币，计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流通东省各地，据财厅查覆，此项纸币，系在库伦发行，俄人现拟于满洲里设立分局，以资兑换，事关币制主权，务请严重交涉，禁止在满发行等语。又据新疆杨省长三十一电称，俄人近在喀尔喝尔设官钱局，拟即发行钞票，行使市面等语准此。查俄人在满蒙新疆等处，发行纸币，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请向俄代表严重交涉，勒令停发，以维主权，至纫公谊。
又近日北京国务院对参议院质问美丰银行在重庆发行纸币之覆文如下：
国务院为咨覆事，前准贵院咨送议员潘江等对于美商在重庆设立美丰银行，发行纸币，政府何以茫不觉察，勒令休业，提出质问书一件，请答复等因。当经函询外交部去后，兹准复称：查重庆系通商口岸，外商在该号开设银行，照约未便禁阻；至美丰银行发行钞票一事，兹据重庆关监督分呈报告到部，当以外国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纸币，条约原无准许之明文，只以京津沪汉等处，外国银行发行纸币，相沿已久，一时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据以向美使交涉，诚恐该使借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范围，不如由当地官商协力设法阻止，较为妥善；如果美使来部提及此事，自当相机驳拒等语。兹由财政部据复在案，嗣后即未据，续有来文等因到院，相应咨复贵院查照，此咨参议院。
在这两个公文中，我们应有几个感想：
（一）外交部对俄函中说：“俄人……发行纸币，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请向俄代表严重交涉，勒令停发，以维主权。”似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外交部有爱国心，有勇气。
（二）外交部对美复文中说：“外国银行发行纸币，相沿已久，一时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据以向美使交涉，诚恐该使借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范围。”似此，什么金融，什么主权，都忘记了，原来他们的爱国心与勇气，是时有时无的呵！
（三）外交部又说：“不如由当地官商协力设法阻止。”我们应该感谢外交部的教训，各地官绅从今后应该知道一切外国在中国发行纸币，都是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该协力设法阻止，勒令停发，以维主权。
恢复华人领港权
可怜的中国人在张家口做点汽车生意，美国人竟看做眼中钉，横暴的帝国主义者竟喧宾夺主一至于此！
现在又有一件喧宾夺主的事，就是姚方文君向在怡和、太古两公司充当领港，此次应聘大来洋行，驾领大来海轮由吴淞到浦口，竟有洋人纠众干涉其行使职务，声言“华人不许领港”。因此全国领港公会于本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会所开全国各口华人领港会议，到有代表八十余人，主席杨洪麟君报告说：
今日会议，系应津、营、汉各口领港支会之请而召集者，讨论事件殊为重要，故不得不先行说明吾国领港之历史。查吾国向无所谓中国船用外国人领港者，自前清同治七年，政府与外人订立引水暂行章程后，于是外人领港之风日起。当时之所以雇用外人者，不过因一时人材缺乏，供不应求，暂借外材，以事调剂，故引水章程上有“暂行”二字。讵知吾国当局计不及此，不知随时取缔，遂致外人势力日益扩张，华船领港几被外人侵占殆尽，丧权辱国言之痛心。今日会议之要点，即在于“恢复华人领港权”七字，应请诸君注意。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维〔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例如在欧洲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护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不〕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糜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倒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
呜呼！联省自治派！可怜他们心目中的靠山，就是赵恒惕和陈炯明。
赵恒惕前年杀黄、庞，今年杀农民，又学吴佩孚以武力干涉水口山工人罢工，派兵占领工人俱乐部，硬说他是无政府党总机关，瞎为无政府党吹大气，这些黑暗罪恶姑且不提。他此次勾引北兵进湖南，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能说这不是事实吗？马济、沈鸿英等都奉曹、吴的命令深入湖南了，这还是省自治吗？今后赵恒惕当然不敢再向曹、吴说什么自治，而一面又不敢公然向他的部下护宪军宣布取消自治，此时正在进退维谷。我想赵恒惕必然痛恨上了联省自治先生们的当，不然他始终一意附北，何至今日进退两难！
陈炯明此时又何尝不进退两难，但他进退两难的内容，却完全与赵恒惕相反。陈炯明本是一个险猾的野心家，他附北也并无诚意，不过是利用北方经济的援助，打退孙中山，他再挂起自治招牌，做一个不南不北的广东王。可是天不随人愿，他的部下却不能体贴他这样苦心，当东江初发难时，陈炯明与诸将在汕头置酒高会，洪兆麟突举杯对陈说：“什么联省自治，这是北方所不愿听的，今后总司令不要唱这种高调了！”陈炯明听了面色青白，终席间不出一言。日前陈军攻克石龙，陈得意之余电报齐燮元，齐覆电称奉曹大总统令陈某劳苦功高传令嘉奖，陈回电拒奖，而曹、吴大怒。今后陈炯明附北则不得为广东王，不附北则不独北方窥破其奸不肯加以援助，即部下将士亦不用命，这是陈炯明进退两难的情形。
以陈炯明、赵恒惕如此行为如此环境，而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还要拿他们做靠山，这真是“拿着干鱼放生不知死活”了。
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
广东海丰农民因为天灾向地主请要求减租，并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陈炯明的军队居然将农民一万余户所组织的农会解散了，并捕去该会职员二十五人关在监牢内，至今有些还未释放，这场冤案，若是孙中山的军队早打破了海陆丰，那是不会有的了。
现在湖南衡山农民因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也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大地主兼贩米出口的商人又兼军阀之赵屠户，乘谭军退后，居然调动大军，解散此万余人集合之农会，并杀伤逮捕若干人，这场冤狱，若是谭军不退出衡山，那也是不会有的了。
因此，我们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例如曹、吴的势力不倒，民主政治不能确定，铁路工会和全国学生总会除广州外何处可以存在？
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
中国此时，在恢复国权上，在发达产业上，都急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民统一的国家。联邦固不妨碍统一，但现在有一班提倡联省自治的人，同时又提倡新西南主义，这明明是想拿联省自治的名义，割据西南几省，像这样消极的保守西南，而不积极的进兵北伐，不是破坏统一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国民统一的国家，是新中国主义，什么新西南主义，什么联省自治，都是割据的派头，都是国民革命之障碍。
在交通一时不易充分发达和语言一时不易统一的中国，主张适当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无人能够反对的，但中央和地方之军政、财政如反〔何〕划分权限，地方的立法权、行政权扩大至何程度，这都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上的问题，决不是旧统治阶级（即前清遗留之北洋军阀）之武装还未解除中华民国还未成立时所应决定的问题。
就将来的国家组织而论（……）若现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军阀之割据的状态，除了扩大实际需要的地方自治权以外，实无改变国家组织之必要。
至于此时有一班人依赖赵恒惕、陈炯明的力量来提倡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理论且不必谈，即在事实上亦未免过于滑稽；因为赵、陈和杨森、袁祖铭、沈鸿英处于同样的地位，一叛曹、吴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联省自治和新西南主义这等主张，以之抵抗曹、吴的武力统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运动之中，此等主张其效果不但使赵恒惕、陈炯明的借口以阻广东北伐之师，且足以乱国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帮助曹锟的功劳，实不在王承斌、吴景濂之下。
宪法与自治学院
辛亥革命时，有数军官在上海酒家聚谈战事，旁有一劝酒的苏州女郎说：“不要战，脑袋要紧。”这句话当时轰传上海各报，以为可以代表江苏人的温和性质。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只以“不要战脑袋要紧”之故，隋唐以来千有余年，都是很恭顺的以子女玉帛供给战胜者，自甘雌伏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不与之抗。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现在更是全中国顺民的模范。
曹锟贿选，天下多能起兵讨之，独江苏人奔走和平最力；曹锟欲挟宪法以助其统一，天下人多愤不肯承认，独有江苏人张君劢首倡以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之，独有江苏国会议员凌鸿寿等通电赞成之；“不要战脑袋要紧”的民族，他们的见解到底与众不同。
他们这样顺从曹锟，不但脑袋平安，而且有特别的宠遇，请看国立八校经费如此困难的北京政府，居然以七万九千二百元给张君劢办什么江苏自治学院，听说还在国立名义之下，不知道这种自治学院，是否教育部规定的现行学制所有？
他们在吴淞有一个猪仔公学，现在又以拥宪之功来办理自治学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自治！自治！“不要战脑袋要紧”，我们讲自治，政府自然放心。今后自治学院的东方文化声，精神生活声，反科学的人生观声，当比吴淞的猪声更为响亮，因为这些声音都是曹锟所爱听的，和“不要战脑袋要紧”的宗旨不相违背。今后这个自治学院不知道要造就几多“不要战脑袋要紧”的顺民来！呜呼宪法！呜呼自治学院！呜呼“不要战脑袋要紧”江苏人！！！
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事，要算
干涉海关收税权
领事裁判权
军舰自由航行内河
纸币直接流通市面
强迫租借领土
这五项最利害。这五项之中，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因为其他四项还是局部的或是一时的，不像干涉海关能够使全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
产业落后国，全靠采用保护政策的关税制，对于和本国竞争的工业品重抽进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品和外品有竞争之余地；对于本国工业需要的原料重抽出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得着廉价的原料减轻成本；如此本国的工业方有发展的希望。
中国海关收税权，操诸外人之手，税务司是必须用外人的，税则是必须得外人同意不能自由增减的，这种协定关税制的结果是：（一）外国货物得以最低廉的海关税及子口税畅销全国，资本薄弱的本国货物又加以厘金之盘剥，那里还有和外货争竞的余地。（二）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如棉花等），不但不能禁止出口，并且不能自由加抽重税阻其出口，在求过于供的原则之下，本国工业遂不得不以高价的原料加重成本。在这样压迫的协定关税制之下，中国的工业将如何发展？中国工业的资产阶级应感如何痛苦？
中国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感痛苦，一切劳动平民的力与智都不容易得着发展的机会。全国各阶级人民的力与智不亢进之日，便是军阀生命延长之日；民主政治必然建设在人民的力与智之上，人民的力与智不能取军阀而代之，必然是一军阀仆一军阀起的局面。在这一点，所以我们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比反抗军阀更为重要。
海关主权不收回，固然是全国民的痛苦，直接受痛苦的乃是工业资本家，按常情说，工业资本家对于收回海关运动，当十分热心。
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若起来纠正广东政府只争关余而不根本收回海关税则及用人的主权，我们到十分赞成；他们若是眼见广东政府为关税问题和外国冲突，袖手旁观，甚或表同情于外人，我们便不懂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种什么特别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