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溪集
作者：范浚
宋代诗文别集。22卷。范浚撰。此书卷1为古赋,卷2至卷3为诗,卷5、卷6为杂著,卷7至卷9为论,卷10为书总论,卷11至卷15为进策,卷16、卷17为记,卷18、卷19为书,卷20为启,卷21为传,卷22为墓志、祭文。卷首列宋人陈岩肖序,书后附元人吴师道后序及章懋跋。此书为作者门人高栴编,其侄范端臣刊刻。据吴师道后序说:金履祥《四书考证》已称范浚集不传,“至顺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亲友应氏家,盖其首编也”。“一日先生族孙俊来言,家藏缺一至五卷,惜其无从补也。于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编。”除《四库全书》辑入此集外,《四部丛刊》续编也收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此本除将吴师道后序及章懋跋移至卷端陈岩肖序之后,另有明人胡应麟序。书后附《范蒙斋先生遗文》及《范杨溪先生遗文》。最后还有姜殿扬跋。胡应麟序称“其诗文不甚概于古”。《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近体流易,犹守元祐旧格,不涉江西宗派;古体颇遒,亦非语录为诗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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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
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作者指出，王安石的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的反对者并无二致 。问题在于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造、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实现这一理想。由此，作者着重分析了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聚焦吏役次官僚制，考察新政的政府运作，并以募役法这一新政核心制度作为个案研究，总结归纳新政的特点。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
刊误
笔记，唐李涪撰。二卷。涪唐末人，字里不详，曾官国子祭酒、尚书郎。坐王行瑜叛乱，放死岭南。所撰该书两卷，凡四十九则，内容多以考典章制度为主，尤重于礼仪，诸如起居、佳礼、封爵、拜客、奉陵、客卿、参谋等，引旧制以证唐末之失，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订正礼文。下卷兼及杂事，如辨陆法言《切韵》之误，校订《左传》：“缮完葺樯”之完为宇字，驳李商隐谓孔子师老聃、老聃师竺乾之妄，正贾耽七曜历之谬等多有见识，学问渊博。是校勘学一部重要著作。有《百川学海》、《古今逸史》、《格致丛书》、《学津讨原》、《榕园丛书》等本，均题二卷。又《说郛》、《重辑百川学海》、《青照堂丛书》等本，均作一卷。
后花园
《后花园》是萧红的短篇小说，通过后花园里一个小磨官的情感经历，映射了生命的孤独与无助。萧红小说《后花园》的叙事方式极有特色，她在借鉴传统话本小说叙事框架的同时，成功利用“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转换来刻画人物，营造了越说越心酸、越说越悲凉的艺术氛围。同时，她也很关注民间信仰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大灯花”和“白虎神”等情节的设置，就是基于这种思考。
弈人传
二十卷，清黄俊著。《弈人传》依据时间顺序，搜罗古代众多史籍中的各类围棋人物，将其分为先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明、清、仙异、烈女等二十卷。“传中事实，采自各种弈谱，历代史书，私家传志，郡邑志乘，旁及说部。”《弈人传》脱稿于民国之初，成书较晚，却收录了中国古代围棋的绝多本事，同时注明典籍出处，或正或奇，少有遗漏，人物涉及神话传说、棋人国手、帝王将相、文人名士，其中出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围棋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人物;对市井弈风、棋品棋技亦多有述评。
中兴论
陈亮撰。见《龙川文集》卷二。陈亮撰写此文时，金统治集团内乱刚刚平息，南宋王朝也稍稍稳定，其内部又出现了苟且偏安的气象。陈亮于此时向宋孝宗呈递《中兴五论》，《中兴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论述了北伐中原、实现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判了苟且偏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和军事上的策略。作者极力主张建立以襄、汉为中心的战略基地，从东西两翼向中原突出奇兵进行合围。文章又强调事在“人谋”。但陈亮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意欲偏安的皇帝身上，这是陈亮本人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从总体看来，文章是切中要害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文近两千言，规模宏大，语气激昂，说理透辟，实为佳作。
佛说盂兰盆经译注
一卷。首尾完具。经文叙述目连以神通力入十八王三昧定，不能知母死后生于何处，故向佛求告。佛谓其母已生于地狱饿鬼中，如设盂兰盆，以百一饮食奉佛施僧，可使其母离饿鬼三劫之苦。经中谓诸国王、长者均因此而设盂兰盆会以救七世父母于地狱饿鬼道。佛并应阿难之请，说明目连母乃因前世贪悭而入地狱。此经为《大唐内典录》卷七所载，称它为《盂兰盆经》之别本，“五纸，未知所出。”正为五纸，可知确为当时流传之本。但《开元录》卷十八判其为疑经，称:“时俗传行，将为正典。细寻文句，亦涉人情。事须审详，且附疑录。”此经把“盂兰盆”径直解释为一种盛放东西的器皿，并由此衍出金盆、银盆等七宝盆，以此盛种种供养品以奉佛施僧。从这一点讲，颇似出于中国人之编撰。但内容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基本相同，故是否确系中国人所撰，尚须考证。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