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
中国史学史自序
我在幼年很喜欢看小说，由看小说就连带喜欢看历史。不久大约因为觉得小说是虚伪的，荒诞的，渐渐地和它疏远。对于历史反而觉得亲切有味，爱不忍释。记得十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给我，从邮局递到之后，父亲说它是新排的版子，字体太小了，会看坏眼睛，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为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七个大字，说什么“若卖《纲鉴》，儿辞矣！”这个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固然弄不明白，到现在想来，也还是莫明其妙！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问我是辞了这部书不要呢？还是辞了父母到别的地方去？我当然答不出来。可是父亲尽管发怒，他心里是暗自欢喜的，所以这部小字的《纲鉴易知录》竟然不曾卖掉，成为了我的小朋友！
这部《纲鉴易知录》对于我的影响委实太大了！在身体方面，果然看坏了我的眼睛，成为一个十足的近视眼。乡下地方是配不到眼镜的，所以在小学中学里，因为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便索性偷偷的独自看历史和小说，看的越多，近视越深，驯致对于数学科学，茫然不解，甚至分不清黄绿颜色，可笑极了！
可是，我研究史学的兴趣和基础，也在那看《纲鉴易知录》时便已奠定了！用今日的学力来批评《纲鉴易知录》，固不难鄙薄它陈义浅薄，褒贬失当，搜罗不广，考证不精！可是，我读它的时候，便已经能够发觉它思想的不对，屡在书眉上随便批驳。这就是因为它本身不好，才引起我的思索，引起我的批判，引起我的研究。恰巧家里还有许多木刻的《了凡纲目》之类，不免拿来比照参考，于是发现年代不同，事实参差，不知谁是谁非，便又心里烦闷了。到后来，编著了几部史学家年谱和《史学年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大约是受了幼年那种烦闷心情的冲动吧。
少年是虚度过去了！为了照例的在学校受功课，不能专心向历史一方面用功。直到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受了父亲的指示，购阅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方才重新把研究历史的兴趣提起。四月二十九日听了何炳松先生讲《文史通义》，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不久，读了适之先生的《国学季刊发刊辞》，便觉得他的《中国文化史》撰著计划中，缺少了一部最重要而且最有价值的《中国史学史》。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初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即立志用十年工夫，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那时任公先生正想合师生之力，共著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史》。我年才二十一岁，双亲健存，内顾无忧，所以当日立即下极大决心，非待史学史成书，不得离开清华。清华研究院照例是一年毕业的，我不愿离开良师，不愿抛弃夙业，所以毕业以后，仍在清华住了三年。直到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任公先生逝世以后，明灯失去了，不能不自行摸索前进，同年三月五日才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前后数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但那些已经发表的，并没有多大的贡献。倒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
次年春，在国立暨南大学授《中国史学史》，便痛感史料丧失之苦，只能提纲扼要地讲些史实，不能作深刻的研究，又因学生很少，时间很短，所以不曾把讲义完全发表。后来迭次补充，大大改动，方才形成这样一部可供读习、可供研究的《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是如何构造的？我早就决定，至少当有六部：第一部应该叫做《中国史学通史》，便是现在发表，以供讲授的。它的内容，不去较量那些繁文缛节。只将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等的大势，用极生动、极明显的辞句表现出来，使得学者先来一个鸟瞰，以便将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一部书，大约有三十万字。
又《北齐书·祖珽传》：
后主拜珽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
上所引述，对于北朝的史官制度，已大略尽是。从此，吾人对于这时的史官制度，可以得到一点明确的认识。
吾人首先应加以认清的一点，就是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南朝两晋，均是在同一的范畴中。在本章所说的各时代的史官制度，三国以前是一种形式，三国以后又是一种形式，其中虽间亦有相同处，但其骨子里的精神是绝对不同的。西汉时的史官制度，是承袭古代而来，其地位尚是非常重大。在东汉时，虽因种种原因，史官逐渐变成为一种司天文之官，但修史之士却仍有相当的自由，无形中仍含有古代遗法。可是一经过灵献之乱，再经过董曹之争，纂逆相继，于是史官只变成为一种掌书记者了。史官之名著作郎，隶属于中书省及秘书省是很显明的表现。自此以后，史官之地位逐渐低落，其所纪余的不仅不敢不为君主讳，就是对于大臣亦不得不故为谀辞。魏收就因撰《杨遵彦家传》甚美而得其庇护，以制当时一般反对者的。
南北朝的史官全系依照两晋，其中最显明的一点，与两汉时不同的，就是史书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这是中国修史最重大的一种转变。在古代是大臣不与，天子不观，到了两汉时，史臣亦尚能照事直书，至晋康帝时，以为“盛称著述任重，理籍亲贤，遂以武陵王秘书监。”自是以后，各时代修史，均有一大臣统领之，刘知几《史通·辩职篇》有云：
今之从政者则不然。凡居斯职（史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乐为谣；拜职辩名，洛中以不闲为说。
大臣兼领史职，不仅使不学无术的人滥竽史职；并且有史才的亦不能展其所长，反处处须受拘束。中国所称为好史的四史，均自是出于一人修撰，不受外界影响的。从此以后，吾国所称为正史者，大都有大臣领职，一直到清朝，尚是如此。
这时的史臣尚有一显明的不同点，就是汉代修史者必定身居史职，或者虽本非史职者，亦须任用到史馆中去。但是两晋南北朝就不同了。这时有许多修史之士，均不是身居史职的，在上文所引中，已有许多足以证明。这种现象，与大臣领史职同出一源。结果必使史书芜杂不经，《三国志》以后，没有好史，亦因为修史者已不是全系有修史之才者的缘故。
晋时的私人修史者之多，吾人在论两晋时的史官制度就首先提出。按私人修撰史书者，最早的当推孔子，其后时代每经过一次变乱，就必定有许多私人而修撰国史者，因为政府既无心注意及此，一般士人儒子自为越俎代谋的。吾国私人修撰史书，最多的时候，就是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亦正是国家最乱的时候。私人修史的众多，一方面足以加速史官制度的崩溃，一方面亦足以促进史学的发达。隋唐以后，史官制度成为一种形式，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乎此。这是吾人所应加以考虑的。
白冰、心勉：
你们近来忙得何如？《女月》十一期想已出版了吧？前日白冰电话上说这期比前数期更加充实，更加精彩，真是可喜！你们这么努力，使我倍形惭愧！因为我来暨大以后，一篇文章也没有做，对于《女月》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心勉：有了白冰相助，《女月》是可以发扬光大了；但是女子书店怎么办呢？我们希望有人投资万元，以便每年出版女子读物一百册。但是喊破了喉咙，一点回音也没有，实在太刺激我的心了。我早说过：女子的事业，应该女子自己来做。天下之大，难道没有一个有钱的女子？有是有的，但是她们不相信我们。谁肯相信我和你是在尽义务办这种苦差事呢？谁又相信我们的同志都在半尽义务呢？
白冰：我真感激你，佩服你！天下之大，二万万之众，我找不着第二个像你一样的知己！你本身的美德，文才，不必说，只就这种牺牲的精神，冒险的胆量，已够愧煞须眉了。你的前程无量，从此发轫，望益努力！
心勉：白冰：我静静地想：若能再得一个有钱的女同志和你俩合作，照着宗旨和计划做去，不出十年，中国妇女必有大大的转变，决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堕落和痛苦！然而从何处找知音呢？
我自离沪后，精神上极为痛快，因为每月可以“不劳而获”地收到《女月》一册，而自己的著作却又每日增加数千字，两方面分头努力，作成绩比赛，我的成绩虽然没有你们的优良和伟大，却很愿意也。
此祝健康
十月二十五日名达自真如暨大寄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