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各代文風
唐代文章流別之爭
宋人“文起八代之衰”云云，衰者指偶體文字而言也。變偶為奇，號曰古文，就中標舉韓柳或韓李，以為榘範，其勢相沿至今，未聞異議，獨淩廷堪[1]氏不以為然。彼謂韓氏之文，特矯枉於一時，不足為文章正宗。宋初古學猶存，熙寧後始趨末學，因而韓氏論文與朱氏[2]論學，同為蹈空疏而蔑古。以李慈銘之好怪，猶謂淩氏之論，殊駭俗聽，斯誠文章流別中偏至之言，未容忽視。淩、李兩家之文如下：
書《唐文粹》後（淩廷堪）
《唐文粹》[3]一百卷，宋姚寶之輯。曰古賦，曰詩，曰頌，曰贊，曰表奏書疏，曰文，曰論，曰議，曰古文，曰碑，曰銘，曰記，曰箴誡銘，曰書，曰序，曰傳錄紀事，凡十六門，所以續《文選》也。體例不甚精確，如明皇《紀泰山銘》，則附於頌；柳子厚《塗山銘》、獨孤至之《仙掌銘》等，乃與墓誌銘為一門，通謂之銘；權文公[4]《幾銘》、盧玉川[5]《門銘》等，又與箴誡別為一門。夫銘一而已，宜自為一類，墓誌銘或又為一類，不當淩雜如此也。皮襲美[6]《九諷》、《反招魂》，楚騷類也，不當入詩；韓退之《進學解》，答客難類也，不當入古文，皆其短也。唯《平淮西碑》，取段文昌而不取昌黎[7]，此真深知文體者。蓋昌黎之文，化偶為奇，戛戛獨造，以矯枉於一時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謂為文章之別派則可，謂為文章之正宗則不可也。宋初古學猶存，文章榘矱，人皆知之，故姚氏明於決擇如此。熙寧而後，厭故喜新，末學習為固然，元、明以來，久不復識源流之別矣。竊謂昌黎之論文，與考亭[8]之論學，皆欲以一人之見，上掩千古，雖足以矯風尚之同，而實便於空疏之習，故韓、歐作而摯虞[9]、劉勰之焰熸[10]，洛、閩[11]興而沖遠[12]、叔明[13]之勢絀，廢墜之所由來者漸矣。今一、二有識者，知蹈虛言理，不如名物訓詁之實有可憑也，於是蒐遺訂佚，倡之於前，士從事於學者，皆以復古為志。而論文則貿貿焉但曰八家，是知二五而昧於一十也，因讀《文粹》感而書此。又案：《宋史》姚鉉本傳曰廬州合肥人，而《〈文粹〉序》題曰吳興，蓋舉其郡望也。
書淩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後》文後（李慈銘）
淩氏此論，殊駭俗聽，昌黎之文，尚存秦、漢榘矱，淩氏目為別派，言亦未醇。至謂便於空疏之學，此自是學韓文者之過，昌黎所為豈空疏者哉？又以姚氏取段文昌《平淮西碑》，而不取昌黎，為深知文體，尤矯枉過正之論。姚氏蓋因歐、宋《新唐書》，盡删唐代駢文，激而出此，若段、韓兩碑，其文具在，優劣不可泯也。然淩氏言文體必本韻偶，卓識雄論，自超前哲，與並時儀徵阮氏[14]，並發斯旨，示來學以津梁，傳古人之秘奧，欲究其略，請得而言。紀載之作，《尚書》最古，今文所傳，已多偶句，《左氏》、《國語》，遂沿其原。嗣而先秦碑銘，兩漢詔誥，皆於渾噩之中，寓裁琢之巧。流及六朝，愈尚華藻，波靡遞下，乃有風雲月露之譏。西魏及隋，已矯議變之，狃于風氣，卒不能革。唐代韓、柳崛起，竟成大家，《河東集》中，尚多偶體，限於工力，遠遜散文。五季、宋初，人不知學，所為駢儷，蕪累惢[15]陋，規範莫存，厭棄者眾。子京、永叔，倡言復古，大放厥辭，
天下翕然矣。由是蘇、曾繼起，道學踵興，人習空言，以便枵腹[16]，伸紙縱筆，遂成文章，不必排比為功，徵引為博，雌黃枚、馬[17]，毛疵庾、徐[18]，以齊、梁人為小兒，呼《南》、《北史》為穢籍，謬種沿襲，大言不慚。雖亦廬陵諸公[19]所未料，而持論太高，因噎廢食，追其弊始，厥咎奚辭？要之中唐以降，駢偶骫骳[20]，謂為文章之衰則可，謂非文章之體則不可也。范曄[21]、沈約[22]、魏收[23]、姚察[24]諸史，彣彣彧彧[25]，蔚乎可觀，《晉書》、《南》、《北史》諸篇，亦斐然美備，而謂壞紀載之法，被風流之罪，周內詆訶[26]，不已傎[27]乎？景文至於改撰唐文，以奇代偶，通人之弊，意過其通，迄今八、九百年，文章流別，卒莫能正，可喟也已。
觀兩家之言，復古二字，遂成為此中最大之矛盾語，蓋一方排奇還偶，一方去偶崇奇，兩極端之意，用同一名詞表之故也。且也，宋初古文運動，歌誦至今，而次仲以空疏蔑古罪之，至列韓氏為旁門左道，此誠不能不認為從古文海中一大翻案。獨柳子厚為文，不拘一格，駢、散兼收，儒雅雍容，萬流仰鏡，置古今先後之飛短流長於不聞不問。晏同叔謂：“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即以次仲詳練史事，俯視羣流，文詞璀璨典雅，視胡稚威、孔顨軒如無物，諒亦不能不對同叔推柳數言，閔默無異辭云。
《平淮西碑》，《文粹》取段文昌不取韓氏，淩君謂為眞知文體。此其重點，似不在奇偶之別，惜次仲未加闡發，越縵指為矯枉過正，惜亦不附具體說明。
越縵謂河東偶體，工力遠遜，此乃以多少、正從之別，移作工力之不同，如斯以貌取人，大乖文家正論。竊思子厚論事，向以用字為準繩，時當古文運動中權，奇文得用，偶文退聽，子厚在政變後十四年中，幾於偶文一字不作，越縵遽爾訿其工力未足，可謂目論之尤。
張文虎所謂唐文
一
南匯張文虎嘯山所著《舒藝室雜著》中，有《〈唐十八家文錄〉序》一首，意以歷來論古文者，大抵拘墟於八家之說，無自解脫，而欲以己見矯正之。《序》作於咸豐六年丙辰，有錄無書，故當世未見傳本。《序》云：
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旣殊，門戶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28]為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間構，若獨孤[29]、梁[30]、權[31]，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絶百世，要其學出安定[32]，而實淵源於毘陵[33]，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間以古藻，亦柳之亞。元相[34]滔滔清絶，開宋人一派。李[35]、皇甫[36]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37]文筆刻露，議論透闢。沈下賢[38]喜為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39]雄奇超邁，實為韓氏先導。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苛削，要其獨至不可及，世以孫、劉並稱，然復愚則近於險怪矣。皮襲美[40]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陸魯望[41]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42]懷才不試，好為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有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予錄唐文凡十八家，源流遷變，概見於斯，此外如蕭茂挺、李遐叔、呂和叔，非無傑構，往往雜以駢語。符厚之[43]佳處，不出獨孤、梁、權範圍。李元賓[44]奇偉，而純以辭勝，未脫綺麗之習。白傅[45]平衍，而不免於宂。歐陽行周[46]氣息近古，而所詣未成，不能與李、皇甫角立。李衛公[47]史論篇幅短隘，蓋無意為文，故今所錄並不及云。
此眞嘯山一家之私言，不足以扶持文雅，開拓世運。夫嘯山者，一奔湊豪門之飣餖小儒，其識何足與於論文大事？彼謂柳州學識，遠遜於韓，此恰是柳州高處。又謂柳州才氣足以抗韓，實則柳州正論，無往不使昌黎匍伏在下，何求與相抗之有？進一步言之，嘯山不僅不知柳，亦並不知韓，其謂韓學本梁肅，而文淵源獨孤至之，已墜落韓之聲價，掃地無餘，忽又云元次山起衰功首，語尤滑稽。嘻！如嘯山輩瑣瑣小言，顛倒混亂，亦略見文風與國運切切相關，而當時以兵養望之文壇傀儡[48]，釋兵揮麈，收召一時賓僚，毫不足挽回末流[49]墮氣，而文體因之不得不大變而特變已。至韓、柳之相應光價，其待從新覈計一番，又何待論？
又杜牧者，為佑之孫，君卿[50]雖年輩先於退之，而末期乃同朝。牧之發迹，大抵在長慶以後，其草擬《罪言》，乃在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時，則退之謝世已久，何為韓氏先導之與有？嘯山揚觶藝林，有意知人論世，而時序之顛倒錯亂如此，其他更何足說？以愚揣之，嘯山意中或謂：小杜雄於文，實韓氏為之先導，果爾，此足見嘯山行文不中律令，亦殊可笑。
復愚，劉蛻號。蛻，荊南人，一云長沙人，及第後，官至左拾遺，論令狐滈弄權納賄之罪，謫華陰令。
二
他日，就嘯山《序》涵泳一通，從而分析，得若干義，駢列如左：
一、以世議“韓起八代之衰”為不然，起衰之功，歸諸元結，與宋初柳開之見合。
二、推韓尊經，而其下即曰：“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毘陵。”以梁、獨孤為韓學所自出，中涵矛盾性甚大，看來貌似崇韓，而於實貶之。
三、柳不肯為人師，而己亦直無所師，與韓之依傍安定、毘陵小家門戶為自足者異趣。於是謂柳“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抗者，乃高出其上之抗，非亦步而亦趨也。
四、嘯山能為駢文，自了知文事之功力，其謂柳州始工此體，正說明篤志古文之初步塗徑，此種才氣，為昌黎所不具。至於根柢遜韓，乃就桐城義法而言，嘯山為桐城腐蝕之處，不免無形流露。
五、劉賓客才辨縱橫，間以古藻，此僅亞於柳，至韓直非其倫。劉曾語韓：“子長在筆”，意乃排韓於文以外，嘯山此評，能使賓客心服。
六、嘯山將李元賓之地位，壓至底層，與韓之《送孟東野序》，揚李觀於有唐善鳴者之一，使柳、劉輩視為高不可攀者，何其背反一至於此？由是謂嘯山此文，意在抑韓，殆非過言。
七、嘯山高視襲美，欣賞昭諫寓言，復以魯望野趣，闌入文脈正宗，此殆全然脫離昌黎論文旨趣。
八、嘯山於諸家所下評語，雖寥寥一兩句，詞簡意賅，具見功力，非儲、茅[51]諸頭巾家所敢望。
尋嘯山於樸學深造，文亦淵雅有致，韓旣非所篤摹，人因謂其傾嚮於柳。錢衎石[52]治學塗徑，與嘯山相近，而文依柳，人又取錢、張倂作一談，嘯山他日有書答劉恭甫[53]，涉及此誼：
去臘得手教，欣審侍奉安吉，鄙人入春以來，居處如恆，祗諸宂叢雜，不得竟日靜坐為苦。平生於古文實未致力，何敢浪言？竊以為所謂桐城派者，非桐城獨闢一法，蓋韓、柳以來大家、名家相傳如此，實自古以來皆如此，特韓、柳諸家，則有轍迹可尋。然韓、柳功深，蘇氏才高氣盛，介甫痩硬奧衍，皆不易學，惟歐、曾平正，易於入手，故中材以下喜效之。桐城由震川以上溯歐、曾，固古文正軌，然專以風神唱歎為宗，此則望溪猶不如是，而惜抱啓之。蓋永叔之效子長者，未嘗無神似處，特後人功力不及，近於空疏。後世學惜抱者，奉為祕笈，自鳴一派，此又非惜抱意計所及也。衎石文頗學柳，而質實處近李習之，鄙人不特未學桐城，兼亦未敢窺衎石樊籬，人來強求者，妄一應之，何足言古文？兄淵源深厚，出其緖餘，陳之述作，固當直舒所見，不患不中繩墨，若彼專門之藝，分道揚鑣可也。《端甫別傳》，宿諾久乖，聊以塞補農之請，桐城乎？衎石乎？皆當屏之門牆之外矣，閱畢幸轉示之。
嘯山此書，於桐城頗有峻斷。前《〈十八家文錄〉序》，眾建文家，以分八家之勢，此則就八家，而推斷於韓、柳、蘇、王與歐、曾之間，使桐城中材，攀四家不及，而唯乞靈歐、曾。於斯時也，復以風神歌唱，歸獄於惜抱之空疏，而故寬望溪一步，此其齮齕[54]桐城，至為刻覈。至己之學柳與否，及衎石規橅桐城為何如，則以不着邊際之諧語出之，嘯山善於辭令，控送自如，於此益見一斑。
昔黃長睿[55]長於論書，曾謂書家不鑒，鑒家不書，吾謂善校勘者，其不能文亦然。特嘯山之於校勘，猶不如黃蕘圃[56]、顧千里[57]之專且精，因而譚文舒藝，往往軼軌與奇中，相間而有。如嘯山《與劉恭甫書》：“鄙人不特未學桐城，兼亦未敢窺衎石樊籬”，斯二語者，吾謂非軼軌即奇中爾，不然，夫亦誰肯將錢衎石與桐城校量高下哉？恭甫，劉壽曾字，即申叔從父；唐端甫[58]，名仁壽，海寧人，從錢警石[59]遊，積學不遇死。
宋初古文
一
《容齋續筆》九有《國初古文》一條云：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後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於世。”又作《〈蘇子美[60]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仁宗年號。〕之間，獨子美為古文於舉世不為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61]《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敘》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尙，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祜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眞古之文章也，兵部尙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高祖由乾德改元年號。〕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眞宗年號。〕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62]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允當。
右文於宋初古文形勢，疏列至明。張景字晦之，公安人，少從開遊，悉出家中書畀之，而學益進，眞宗朝為文學參軍，著有《洪範》、《王霸論》數十篇。顧開實拙於文辭，以韓為宗尙而兼及柳，肩愈者肩韓也，紹先乃紹柳，以子厚同姓，認為先祖，因曰紹，景盧謂名與字都韓之道，實誤。歐陽敘古文源流，不提開名，殆有薄之之意，吾於他條別有紀錄，不更贅。
二
宋初，先於穆伯長而以開古文塗徑自豪者，柳姓名開，字仲塗，其文之不從，字不順，臃腫滯澀，幾使人讀之上口不得。彼自道其得名及改名之由，有《答梁周翰[63]》一書作於開寶五年壬申，其文云：
四月十五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始其愚之名肩愈也，甚幼耳，其所以志之於文也，有由而來矣。年十六、七時，得趙先生言，指以韓文，遂酷而學之。〔其事實具在野史《趙先生傳》中。〕故慕其古而乃名肩矣，復以紹先字之，〔以其韓、柳偕名於唐時，欲紹其祖子厚也。〕謂將紹其祖而肩其賢也。愚之所自著《東郊野夫傳》者，於論言之備矣，其傳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尙祖德也，亦所以見小人之所為盡於是矣。邇自庚午歲，〔即開寶三年。〕《野史》旣絶筆，〔凡九十三篇，總三十卷。〕於東郊取諸經亡篇補之，後自賡其號曰補亡先生也。去秋八月以來，遂有仕進之心，以干於世，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於門下，實為之舉進士矣。竊冀於公者，公以言譽之，公以力振之，同於常輩而是念矣。不謂公厚待曰：賢過於韓吏部，賜書責其不至曰：若肩於韓而為名，非所然也，以至指摘韓氏之疵，恐累於小人之尙信。公於古無與儔者耳，小人謹聞命矣，然若韓氏之錄順宗，紀淮西，諫佛骨，碑羅池，其文在於今，其事顯於古，是非豈能曲於蔽與誣者乎？凡聖賢之度量大同也，唐之時亦謂韓為軻、雄[64]之徒也，於今亦咸云若是也，又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柳、陸也，是韓亦有道耳。李讓夷[65]撰錄，於韓氏近，又以傳之者皆指斥此數事，若方之於公，即俱不足道也。昔先師夫子，聖人也，為獨立於古今矣，馬遷氏紀老聃傳，即有他辭，以劣於先師也，是亦其復有大於聖人者也，矧其餘為賢者哉？公之以韓氏未足為可賢也，蓋公之大於韓氏矣，亦若老聃之與先師夫子也，不其公見之者異於人哉？得不貴之乎？若教小人之更其所慕也，即小人本在漸而不在於久矣。幼之時所以名者，在於好尙韓之文，故欲肩矣，今長而成，所以志者，在乎執用先師之道也，故亦將有所易矣，是以《補亡先生傳》曰：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旣著《野史》，後復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志，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賢聖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也，斯亦小人之志，不執其名於肩韓氏矣。《傳》又云：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志其事，從於義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旣肩且紹矣，斯可已已也，所以吾進其力於道，而遷其名於己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斯亦小人之志又周於此矣。小人雜著文中，又有《易名解》，以解其名肩愈，而將易曰開也，公以是觀之，小人果何如也？夙昔之心，正符公今之言也，公謂小人之文窺《六經》之奧，正百家之失，廓堯、舜之王塗，張周、孔之至治，管、晏之儔，霸者之位，未稱其小人之所包括也。即倘小人苟實有是，豈果在未名於天朝乎？復白疑之眞有耶？無耶？望公細而閱之，亦前所貢於公之文中有傳，〔句〕名斯在矣，敢承誨命，遽定曰開。旅館囂然，文思不生，言無所常道者，急於報謝，勿怪之可也，開再拜。
覽右件，可知開絶不善於文，意旣卑下，筆又沓拖滯澀，用助字全不中律令，不識當時何以能享古文之名，所謂《河東先生集》，且流傳於後？穆伯長文亦不高，然言簡意賅，氣骨遠出開上。開以肩愈與紹先為名若字，開與子厚同姓柳，故認子厚為先，殊不知韓、柳不同道，開肩愈即不能紹先，紹先亦無從肩愈，實則開於兩家全無所得，渾稱故無妨爾。
梁周翰者，貳臣也，以周室翰林，知宋室制誥，形旣鑿枘，詞無旨美。韓退之誠不無可訾之處，然詆諆出於周翰之口，即啓文人不平之心。開書中自稱小人，尊孔為先師夫子，似說部滑稽口吻，此置之小說，亦絶非高品。又開即圖仕進，何至滿朝無可干之人，而獨干周翰？周翰覆書斥韓，並謂開文高於韓，周翰僉壬，亦故作利市語以排調之耳。開則自忘其為肩愈，反譽周翰之道大於韓，如此聞譽如狂，選懦[66]無節，翻昂然以繼往開來自任，正如癡人之前說夢，抑何可笑！顧開述唐文名家為元、韓、柳、陸，元者元次山也，次山固能文，然不聞有人張元於韓之上。陸殆指陸敬輿〔贄〕，敬輿亦固不以文名。近世姚鼐類纂古文辭，次山厠焉，他有雜鈔經史百家者，元、陸咸在，此於駢列若干家數，始能排置元、陸地位。若如開者，專宗韓、柳，求其匹敵，而乃元為龍頭，陸作驥尾，形勢突兀乃爾，殊難索解。開或曰：文外別有事在，吾之遴選，自不猶人，吾料開之識解不及此，無取深辯。
韓洎[67]與兄溥[68]，薄有文名，然洎自詡為修五鳳樓手[69]，為時流所嗤，開有書與洎云：
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能文者，唯足下與我兩家。開之學為文章，不類於今者，餘三十年，始者誠為立身行道，必大出於人上，而遍及於世間，豈慮動得憎嫌，擠而斥之，斯亦未足耿吾懷也。其所喜者，聞足下好為古文，及近得足下序書讀之，頗有吏部之梗概。所以自念，韓、柳氏子孫，與足下幸同出於今世矣，足下其勤而行之，無忘乃祖，勿使不迨於彼之徒也。
觀此，正如世家衰落，其子孫謬以祖宗袍服，裝點模樣，究於己身何所裨益？姚鼐弟子有同邑劉開，字孟塗，文名與方植之[70]、管異之[71]、梅伯言[72]相埒，號方、劉、梅、管[73]，惟名若字適與柳開同符，不知劉氏之子，何所慕而有取於是？
《羅池廟碑》，乃韓文中最為庸闇之作，智與馬醫夏畦[74]之子無異。倘退之先死，而發見此類怪異，子厚決一笑置之，不為蔣子文第二，鋪敍成文。仲塗謂碑羅池之是非為曲於蔽與誣，正未知作何申述。
仲塗文中，卻有一義特殊，即聲言欲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著作是也。夫仲淹號為文中子，時義在中，而仲淹又自著《中說》，吾見阮逸為《〈中說〉序》有云：
……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概也。
夫中之義，子厚之所揭櫫者也，“惟變所適、惟義所在”二語，堪為子厚下一注脚。仲塗因紹先而通解子厚之所謂中，不期而契合於王仲淹，理或然歟！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進士，曾撰《樂論》十二篇，與胡瑗同被召，遂典樂事，遷屯田員外郎。漢公，孫何字，淳化進士，累官右司諫，與弟僅[75]齊名，僅字鄰幾。
三
海昌吳壽暘，字虞臣，著有《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見《式訓堂叢書》，中有《跋〈河東集〉》一條如下：
《河東先生集》十五卷，舊鈔本，有附錄，《四庫書目》作十卷，附錄一卷，按景《序》[76]明言十五卷。近慈谿柳氏有重刻本，抱經先生[77]、竹汀先生[78]並為之序，均未詳卷數，未審視此本何如，當更訪之。先君子《書〈鐡圍山叢談·江南徐鉉歸朝〉後》一則於前云：據此，則仲塗文章雖擅一時，而人品不無可議，張景《行狀》謂不拘小謹，蓋其微詞。而陳直齋亦云：開為人，史稱其傲很剛愎。合觀數語，則開先時自名曰肩愈者，不亦妄乎？戊戌春日，偶從武林得舊鈔本，漫題首簡。
河東先生指柳開，非宗元也，先君子，撰者之父吳騫[79]，即錢泰吉序中所謂兔牀先生者也。序云：“兔牀先生生平得一異本，必傳示知交，共相鈔校，非私為己有者。”拜經樓即兔牀藏書之所，所藏據稱有五萬卷，量與質皆足與黃蕘圃相抗。黃顏其室曰“百宋一廛”，兔牀則自題其居曰“千元十架”，千元者，謂千部元板也。壽暘能讀父書，並親作題跋以示於後，其篤古亦自可取，戊戌應是道光十八年，兔牀於嘉慶間即去世，年八十一。
兔牀不足於柳開之文，而牽涉徐鉉歸朝一事，吾未見原文，未敢論斷。惟以開於開寳五年，貽書貳臣梁周翰求舉觀之，凡兔牀嗤其自名肩愈為妄，及張景所云不拘小謹，疑與此類事迹不無關繫，姑記此以待詳證。
檢《四庫全書提要·河東集》下：“蔡絛《鐡圍山叢談》，記其在陝右為刺史，喜生膾人肝，為鄭文寶所按，賴徐鉉救之得免，則其人實酷暴之流”云云，兔牀所指，當即此事。夫《鐡圍山》短書，蔡絛亦難於取信，然不得反證，固不敢斷其事之必不有。果爾，開之所奉，不啻孔丘、盜跖同一龕矣，將何從與論文哉？
四
蘇舜欽[80]有《哀穆先生文》如下：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宋仁宗由天聖改元。〕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余又次其一、二行以鑑於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生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善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眞宗年號。〕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昏，貳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眾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寃，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81]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82]，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與人曰：“寧區區[83]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之如不省。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矉[84]執卷，往往達曙，用是耗其貲。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踦隻[85]，嘗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懦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86]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87]守蔡，近以書使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宋初古文氣勢，不能闕穆伯長名，伯長之友，亦不能無蘇子美。其生平文歷，以刻貨《柳子厚集》為最終結穴，粗覽遺文，料量身世，斯亦文苑之嘉聲，知己之隱契也已。顧伯長之文，無一筆似子厚，遭際雖似，而才質相去彌遠，有心者應不於此中求之。
子美之兄舜元，字才翁，此文標曰叔才。歐陽永叔作《〈子美文集〉敘》云：
天聖間，予舉進士於有司，子美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
似此，子美兄弟，一時才名非小。兄弟有《悲二子聯句》一大篇，頗可觀，二子者，穆伯長與凌孟陽伯華也。其關於伯長者有如下若干句：
……穆子疾病初，家事鉅細缺，鄰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決[88]。案杯大小空，布被旁午[89]裂，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已結。目淒望羊泓[90]，髭斷反蝟茁[91]，憂酸擊餘生，〔才翁〕嗥呼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册未可徹，教子立世資，〔子美〕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眾人方草竊[92]，凌子久道路，〔才翁〕……
至蘇子美文所謂調泰州司法參軍，貳郡者惡之，究為何事？則伯長詩《秋浦會遇》一首中，有“君牽成狠翟，我患構姦秦”二句。自注：“明之君者，指清河張木”；注云：“張君之寃，由翟淳者鍛鍊其獄而成之。”姦秦者，秦應也，注云：“應本以嶺南小吏，承攝州縣，久而得其眞官，年七十餘，通判是州，為人狡，多刻多疑，納羣細之譖。以余嘗輒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適，得久專郡事，遂與其下構予之禍。”子美文中所稱“貳郡”一段指此，詩序首云：大中祥符〔眞宗由咸平改元景德，由景德改元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海陵郡即泰州也，池州古秋浦地，故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子美文又有丞相欲置為學官一事，則《集》中附錄《穆參軍遺事》，紀述朗朗。詞云：
穆修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修少豪放，性褊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於禁中壁間，眞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荐？丁晉公[93]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起夔漕[94]，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有詩云：“卻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
此文其下續云：
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第，〔按此與蘇文“咸平中舉進士”，微差數年。〕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捃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
此適證實曩舉海州貳郡者惡之之本事。文又續云：
後遇赦，敘穎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家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力鏤板，印數百集，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倡，其後尹源[95]子漸、洙[96]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
伯長一生精力，半耗費於《韓》、《柳》二集，而得《柳集》較後，用功尤勤。至今遺藳中，《〈韓先生集〉序》不見，而《〈柳先生集〉後序》獨存。文云：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眞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朴，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略無倦怠。
曩言陳圖南者，陳摶也，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或云：漢上朱震[97]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
宋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倡，尹源字子漸，洙字師魯，兄弟皆以文學知名，適繼其後。歐陽永叔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第一，旣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
“夔州前序其首”云者，夔州指劉夢得也，夢得為子厚編《集》時，適為夔州刺史，故標題如是。
五
宋黃伯思，字長睿，閩邵武人，少時體弱如不勝衣，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意，性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元符三年進士，由河南府戶曹參軍，薦升朝列，擢祕書省祕書郎。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龐雜，考引載籍，咸有據依，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98]、飛白，皆至妙絶。及祕書省，縱觀册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伯思宿抱羸瘵，因父艱尤甚，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平生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其《東觀餘論》三卷，乃其次子裒伯思所為議論、題跋而刊行者也。
吾因伯思文慕柳宗元，而錄《〈法帖刊誤〉序》如下，以資比勘：
《〈法帖〉刊誤》序（黃伯思）
淳化中，內府旣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敘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不深書學，又昧古今，故秘閣《法帖》，十卷中璠璵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至淮南幕府日，常跋卷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目，疏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蹟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懷琳[99]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闊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100]大令諸草帖為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101]《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尙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眞偽，皆有據依，使鐘、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王虛舟[102]有綴語如下：
《閣帖》十卷，刻於淳化三年，米老《〈法帖〉題跋》一卷，作於元祐三年，由淳化三年至元祐三年，中歷九十六年，無有異論。自米元章創為區別，又二十年，黃長睿遂有《刊誤》之作，則《刊誤》之作，實自米老開之，而王晉玉《題〈刊誤〉後》，有“自余發之”之語。按長睿官河南戶曹參軍時，在洛中久，公務餘閒，與其賢士大夫從容翰墨，因得從王晉玉閱其所藏內府祕帖，而米老《〈法帖〉題跋》眞跡，正在晉玉家，因出與祕帖參互證取，商訂觸發，遂有《刊誤》之作，則米老為其前導，而發其覆者晉玉也。靖康之亂，元章眞跡散失，自《刊誤》盛行後，其次子，始得長睿手錄本刊刻附後，於是米、黃二公之書始完。〔釗案：晉玉，王玠字，時官開封尹，《〈法帖〉刊誤》，晉玉亦有序。又按：長睿次子，得其父手錄本刊刻附後，殆指《東觀餘論》而言。〕
長睿此文，得到子厚之潔字訣，通篇文從字順，適可而止，心手相應，使人讀之爽然，不許有宂字累句，羼雜其間，一反昌黎雖去陳言而泥沙俱下之蔽。
吾閱長睿諸文，絶少於子厚有何稱述，惟《跋〈穀梁傳〉後》云：“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信哉！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黃長睿書。”行家著一、二語便足。
長睿所著書，有《翼騷》一卷，知長睿固深於騷，以非深於騷者不足以知柳也。果也，長睿所為《〈楚辭〉序》，有如下若干語：
《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為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103]序，又附以今序，別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
據此，以知長睿所謂《翼騷》，其輪廓如右，而長睿所得於柳，較當時文家獨為深至，尤不待辨。
長睿於左文中辨析《楚辭》，語甚精到。其說云：
陳說之以為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辭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104]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105]、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茗、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概，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
長睿之說，諦已，然不能以此阻人攻騷途徑。蓋天下文師辭宗多矣，生不必為楚人，居不能皆楚地，或於姓名間標明慕尙，如宋湘[106]字芷汀，陳澧字蘭浦，其他荷屋、藥房、澧浦、辛楣、竹廬之類，〔按吳榮光[107]字荷屋，張錦芳[108]字藥房，謝蘭生[109]字澧浦，錢大昕字辛楣，大昭[110]字竹廬。〕顧名思義，求其切近者，所在多有，然貌雖偶合，而神未必與俱。獨柳子厚年少學成，劘騷不遠，而忽由秦京貶居湘岸，十年不移，從山水八記中，看到人地翕合，形神無間，此其夢接三閭，是一是二，初不待作《天對》以應《天問》，始足證成為騷壇第一手嗣音也，直瑩然而不疑。語稱文人相知，視千載猶旦暮，吾恨不得以此文示長睿，殆過於長睿恨不以所造《〈法帖〉刊誤》示米元章云。
中清古文
一
袁子才好論文，所言固非全無所見，彼屢稱為古文者不必多讀書，神似劉原父之譏歐九，意乃不滿桐城家言也，顧姚姬傳為子才銘幽，盛稱道之，冀掩其相鬨之迹云。吾見子才《答友人論文第二書》，所謂友人，殆指歙縣程蕺園〔晉芳〕，蕺園以鹽莢起家，官編修後，廣蓄書策，勤於搜討，尤好禮接文士，聲華藉甚，與此書所標形態適合。書中涉及綿莊，綿莊，江寧程廷祚號，其人博學多通，於漢、宋學各有所非。二程與子才關係甚深，後有論列，諷此書，足見乾隆一朝文章派別痕迹。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來，歸妹於揚州，筮日賓壻，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白所懷以諍足下。竊謂足下之為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為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雜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回宂，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崑崙[111]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愼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於龐雜以自淆，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辭賦勝，莊、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為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112]，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113]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旂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114]，李鍇之遇梁武帝[115]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為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莢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于[116]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注，或陰陽、星曆、醫卜，日呈其技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懵乎為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心胸，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眞，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册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皋，文章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為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尙書》曰：“欽明文思安安”[117]，此散也，而“賓於四門”[118]，“納於大麓”[119]，非其駢焉者乎？《易》曰：“潛龍勿用”[120]，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121]，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為有用，而駢者為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122]，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123]，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124]，為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為句，或數十字為句，拗之、鍊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辭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辭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為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亦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為也，惟其不屑為，亦復不能為，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為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贊《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為之耳。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為深源[125]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126]，熙寧偽學之禁[127]。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袑，猶以孟軻、韓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為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於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128]，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為有絶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即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129]，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言與行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為精，以文論，則莊、屈為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嗒然[130]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後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131]，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為眞諦，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德人之德，而不自德其德矣，竊為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絶不類《選》體，而以之勖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再為忠告？
余錄此文畢，為箋數義於下：一、程綿莊者，以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歿於白門，子才為志墓，稱卒時年七十七，核之，應生於康熙三十年辛未。乾隆元年鴻詞科，與子才同徵，時子才年廿四，綿莊年四十六，子才視之，幾年長以倍之老輩已。二、《志》中說及族孫魚門，魚門者，即晉芳字也，其文云：“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嫣[132]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志》言居宅相鄰。〕則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舉先生，又未嘗不欷歔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觀此，可見三人交誼。三、吾人當先知綿莊學術大概：《志》云：“綿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諸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幷，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133]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134]？又曰：宋人毀孫復[135]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此可謂推崇甚至。四、次當知魚門造詣：書中“足下擅鹽莢名”一大段，與魚門平生適合，魚門有富名，而卒以窮困死，子才至舉五千金債券焚之。平生問經義於從祖父程綿莊，而學古文於劉海峯，與子才及商寶意[136]〔盤〕交厚，唱和相得，畢秋帆[137]撫關中，魚門往謀歸計，到一月而卒，年六十七，蓋在乾隆四十年上下也。五、子才擅駢文，兼能古文，縱筆所之，左右逢源，彼另有致魚門一書，自道學文艱苦經過云：
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為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懶，覺古人不作，知音甚希，其弊一誤於理學，再誤於時文，再誤於考據，三者之中，吾以考據為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據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謂文，更無所謂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為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為古文，猶之以火為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138]，《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139]，考據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據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140]，著作家自書所得，近乎為己，考據家代人辨析，近乎為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辯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大儒，作為文章，非序事噂沓[141]，即用筆平衍，於剪裁、提挈、烹鍊、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倀倀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為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142]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143]，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紓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為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如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臘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榷簿册，為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綜觀右列兩文，知子才於古文專宗韓、柳，而韓、柳不脫六朝辭令，為彼隻眼獨到處。從來濫傳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子才意不謂然，彼謂八代固未嘗衰，語尤大膽，能道人所不敢道，其謂文之佳惡，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亦徵膽識。子才左挹艱深文淺陋之桐城派，右拍叢雜瑣碎之考據家，獨從六朝餘習中，發見韓、柳琢句方法，是其用力突出所得。至謂徐、庾、韓、柳，易地皆然，此說明文章不能脫離環境，應各有其特殊之時代性，見解亦自有理。又意薄歐九之不讀書，而不昧貢父文遜廬陵，語頗持平，凡此以見子才能以才勝人，並非謂其有獨到之意境。嚴禮堂[144]曰：“子才病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好引僻書，喜用奇字，《易》曰：文明以止[145]，《詩》曰：其風肆好[146]，《書》曰：辭尙體要[147]，與夫韓子所謂‘文從字順’[148]，醇然後肆[149]，柳子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150]者，均似有間。”似頗道著子才癢處。
韓、柳騷賦功能，顯有短長，子才說成兩人工力悉敵，此在全國崇韓若狂之時，子才則以柳之有餘，配韓之不足，隱隱扶韓以就柳，或是所施暗中折服人之手法，眞眼明人一覽得知。
子才好作大言欺人，然有時肯說眞話，為作偽者道出心曲，亦自可喜。如“文與道離久矣，文人學士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不過是圖占地步，保持其一貫習氣”是。
文中所譏“海內大儒”，大抵不外方望溪，望溪行文，於剪裁、提挈、烹鍊、頓挫諸法，誠有失之懵然之處，然子才亦何能盡免？即如右文：“而何以柳州一老，……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一大段，開首“何以”，與結尾“何哉”，顯然犯複，此乃泥沙俱下、未加剪裁之誤，依法，上“何以”字應節去。
二
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為千百年來文家聚訟之點，或曰：八代之文未衰，或曰：昌黎輩所為古文，且不得謂之為文，持後說者，清阮芸臺[151]其尤也。彼《集》中《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最能說明此一派所持宗旨：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為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為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實為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152]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為文也，專名為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為古文者，為其別於四書文也，為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於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於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眞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派為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為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己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繼此之後，芸臺又有與友人論古文一書，旨趣相同。所謂友人，不知為誰。以勢揣之，大概是杭州詁經精舍高材生之一，因芸臺辭闢古文，兼及時藝，恐妨該生進取，故特不著其名，然芸臺之論實精到，因並錄之：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為激音，不為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於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為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153]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為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於經、史、子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為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為古文者，以彼所棄，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緖，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為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吾嘗怪今人為文，胡乃必標古文之名？誠以文章與時代相關聯，古人不能為今人之文，猶之今人不能為古人之文，文倘古也，今人勢不能解，為之胡益？然世儒必將今人能解之文，號曰古文，或曰古文辭，悖謬殊甚。夫韓退之亦能為唐文而已，故所為文，都選入《唐文粹》中，此猶謂八代人能為八代之文，各擅勝場，兩不相涉，蘇子瞻必謂韓文起八代之衰，此其褊心狹義，至可訕笑。阮芸臺謂近代古文名家，徒為科名時藝之累，此當然指桐城方苞一派而言，然時藝實肇於北宋，子瞻諒亦不能脫離環境，不為所累。要之芸臺論文，確有見地，惟謂退之“矯《文選》之流弊”一語，去子瞻“起八代之衰”，仍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蓋退之騖為唐人能解之文而已，而《進學解》則又超過此域，進入八代，必以古文辭名之，乃明代選家如茅坤等之陋言，誠不足為典要。方望溪不喜班孟堅與柳子厚，可證子厚能為班文，衝破以時藝家盜襲古文者之壁壘，文章大事，千古難知，為之擲筆一歎。
時藝者，八比也，比之云者，乃大段儷語相配成文，以體質言，應與《選》學近，而所謂古文家者惡之，輒立清規戒律，舍偶取奇。如方望溪之徒，原合時藝、古文為一手，而公然在此一奇偶之矛盾中，循牆而走，無從衝破而使之統一，此誠吾國文壇之一絶怪現象。或曰：望溪拙於韻文，初入京時，曾袖詩稿謁汪鈍翁[154]，鈍翁笑曰：足下最好勿再作詩，望溪大恨，而竟終其身不敢以詩出手，致損文譽，是望溪於文，有其天然缺陷，無法彌補，乃不恤妄樹古文壁壘，貽誤後學，同時己與乃兄百川，以八比執科第牛耳，持矛陷盾，洋洋得意而不以為恥。吾生也晚，恨不及與芸臺一核論之，芸臺曾言：“學者身處近代，遙隔前徽，享其所素習，屏其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眾體，何其陋也！〔見《阮集·舊言堂集後序》。〕”斯誠通人之言，可作桐城家棒喝。
清道光朝文風
樸學與古文二者，至清道光朝趨於最低潮，其時杜受田、曹振鏞兩庸相當國，以檢責苛細，察察為明，輔導道光帝，在摺片中挑剔筆誤，進退臣工。由是天下之士，從風而靡，以吏為師，以程墨為經典，一片空心儉腹，而不知有他，一望黃茅白葦，而渺茫無際。有能誦蘇子瞻、陸宣公[155]式之劄子者，即視為無上俊品，韓、柳高不可攀矣，遑論漢、魏？無何而洪、楊起義，天下棼亂者垂十五年，義軍蹶後，豪奪兵權者[156]，由將壇移入文壇，妄恣指揮，迷誤學子，而桐城之燄復起。有安陸李道平衡仲者，與人論文云：
自明以來，操觚家各持一說，齗齗者且數百年於茲矣。明之論文者有二，曰秦、漢，曰八家，因吾家夢陽學秦、漢而偽，而茅氏唐宋八家之名，遂獨尊於一世。近日之論文者，又謂宋文為文章之極盛，遂欲駕唐人而上，獨奉歐、曾、蘇氏諸家，以為不祧之祖。竊嘗論之：秦、漢，太華[157]也，韓、柳，少室[158]也，宋人，平原廣澤也。華、室奇而險，懸崖峭壁，非資力過人，而又具探幽之癖者不能躋，若平原廣澤，易於馳驟，足力苟健，皆可鼓勇而前。彼夢陽者，陟華而顛者也，因一人之陟而顛，遂謂華不可登，不可也，因惡華而並累及於少室，尤不可也，因平原廣澤之易於馳驟，而詔天下之人，斷不可以遊太華、少室，愈不可也。且人之為學，貴得其性之所近而已，是故騏驥之能，在一日千里，特不利於險而利於平，虎豹之能，在緣崖拔峻，未嘗不利於平而尤利於險。利於平者任其居野，利於險者任其居山，則兩得之矣，若必欲使凡物皆如騏驥之易於控送，以馳騁於康莊，又何怪牙爪稜利、嘯風隱霧、奇變不測如虎豹者，卒為世棄也哉？夫宋文非不盛也，宋文之盛，特盛於多，而不盛於奇。孔子論周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159]，予於唐、宋亦然。柳州久無嗣響，宋人能學韓者，唯荊公一人，其他則大有餘而奇不足。今人不能為宋人之大，又安望其能為唐人之奇？反欲祧唐而禰宋，不亦傎乎？
道平一號遠山，湖北安陸人，嘉慶舉人，講理學，尤致力於《易》，成《周易集解纂疏》三十六卷。此函稱述道光朝之沈沒文風，淋漓盡致，“柳州久無嗣響”一語，可得說明一切。夫遠山，崇韓者也，集名《有獲齋》，中有《柳王文合鈔題詞》一首如下：
周、秦、西漢之文尙矣，至東漢而衰，至八代而益甚，昌黎文公起而振之，奇崛嚴謹，陵跨唐、宋，如太華獨峙，羣峯莫敢爭雄，故予於諸家中嗜之尤篤。以家有《韓選》刊本，故不鈔，且不勝鈔也。前人云：學韓必先學柳，故鈔柳州文一卷，宋人惟介甫能學韓，餘皆不逮也，故鈔臨川文一卷。他如皇甫持正、李習之、孫可之，皆傳授韓門衣鉢，已各錄另編，茲不具。要之韓、柳匹也，王則具體而微，皇甫與李、孫，皆各具韓之一體云。
其人能言“韓、柳匹也”，在道光朝何啻麟角鳳嘴！
陽湖
一
張皋文有《送錢魯斯序》一首，於彼緣何由學古辭賦，一轉而學古文，申述井井，恍若前後所學，中劃鴻溝一道，可得供後人踐履者然。《序》如下：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為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間以其暇學魯斯為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為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為古辭賦，乾隆戊申，〔按即乾隆五十三年。〕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峰先生，顧未暇以為，子儻[160]為之乎？”余媿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為，而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師六年，歸更太孺人之憂[161]，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162]，久乃歸，參差[163]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留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覢[164]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為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165]於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吾曩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繇[166]乎其若存，攸攸[167]乎其若行，冥冥[168]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為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魯斯之於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余之為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169]於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於是留數日，將去，送之於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為別。
魯斯名伯坰，亦陽湖人，書宗北海[170]，為時所重，游京師，從劉海峰學古文義法，歸挾其術，誦說於鄉人惲敬與張惠言，於是始有陽湖派古文之名。觀皋文此序，可以窺測崖略，但細察之，祇見魯斯之所授皋文者，不外養意二字。夫養必有資，養後有出，而均依賴於物，凡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皆物也。由皋文言之，彼所謂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為，而為古文，亦佞魯斯之詞已耳，畸輕畸重之間，可能有時超越辭賦，而多攻屈、宋以前之古文。然就大體而言，如皋文者，殆不可能抹煞嚮來辭賦工夫，而於古文中孤踞一席，何況對年長二十餘歲、躬授古文義法之魯斯，設辭送別，不能不有所掩飾迴護於其間者乎？嘗論桐城如方望溪，乃拙於辭賦，而偏古文以為名高者，此阮芸臺所謂：“習見者尊之，不知者屏之”，作為自律準繩，原無不可，但以此束縛天下高才之士，使之才華斂盡，趨於一範，誠陋儒自飾之醜態，不足以別宏毅於斗筲[171]者也。桐城末流，而陽湖崛起，自是中國文壇光明一線，照澈幽隱，使文才茁壯，不至枯槁而死。
二
桐城、陽湖相與之誼，由陸祁孫[172]《〈七家文鈔〉序》所為闡發者，皎然可覩。《序》云：
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薄卿相而不為者矣。夫文之為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173]、眉山[174]、南豐[175]、新安[176]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廑得震川[177]、荊川[178]、遵巖[179]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雖劉、王兩文成[180]，或且退然未敢自信，況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偽體，一傳而為劉海峰，再傳而為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偽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朱梅崖[181]所處僻遠，彭秋士[182]年少，心孤口眾，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為嘅息也。吾常自荊川之歿，此道中絶，後有作者，復趨於歧途，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坰魯斯親受業於海峰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荊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為名也，非以為名，則自為之與他人為之，無以異也，以二君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斯發之，君子以為魯斯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為也。嗟乎！魯斯、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齒猶未也，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183]畫水言之，相顧浩歎。畫水因出其向所點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崖、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繼輅，俾擇其尤雅者都為一編，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謂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異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眾，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然與三代同風[184]，則雖以此書為乘韋之先[185]，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為忤也。
文中顯稱惲、張二子，夙為考據、駢儷之學，因錢魯斯而移其志以治古文，由是以知：二子之治古文，亦學成以後而偶有欣動，不惜轉移方嚮，遷就新趨而已，此其先入為主之深度幾何，不難懸揣而明，又其新趨之所成就，亦必羼有舊染慣習，亂流而出，無法自禁。據此，陽湖之與桐城，實質旣違，色彩迥異，從而標舉兩派之殊尤者，攢集一隅，方軌幷出，指天下學者而叮嚀焉曰：此別裁偽體，而古文之如出一轍者也，試問學者其誰信之？祁孫經同人之慫恿而草是序，亦姑視為乘韋之先，並謂文不止於七家，七家之文亦非盡於是編云爾，遽期學者傾心宗仰得乎？祁孫他日痛悔為人作序之濫，不禁嘅然見於言曰：“昔顧亭林深譏好為人序，余心善其言而不能從，違心徇人之作，不勝其多”，〔語見《盛子履[186]詩序》。〕此《〈七家文鈔〉序》云者，其亦在違心徇人之列也乎！
七家者，以桐城方、劉、姚三家，陽湖張、惲兩家為主，梅崖與秋士直附庸焉，他時討論，或逕單指五家，略朱、彭不言。姑無論七家也可，五家也可，而其褎然[187]居首者，要是望溪而不屬之他人，由是陽湖諸子究竟對望溪看法如何，應是清釐兩派連誼之最要關鍵。吾見祁孫《删定望溪先生文序》，有如下一段：
五家之文，方氏為之首，其言庶幾如孔子所云：有序而有物[188]矣，然溺宋學而詆漢儒，至言訾謷程、朱，類多絶世不祀[189]，甚哉方氏之陋也！夫以程、朱之賢，虛懷求道於生前，而伐異黨同，私為禍福於身後，吾恐方氏之誣罔，較之訾謷者而獲罪為尤甚也。且世之詆漢儒者，豈其情哉？漢儒實事求是，其學不能一蹴而至，惟空言性命，則旦夕可以自命為聖人之徒，故畏難者羣然趨之。以方氏之嗜學，固非其倫，然觀其頌《古文尙書》，解先天卦位，行文支離卑屈，異於他作，彼其心豈不知梅賾[190]之偽為，邵子[191]之妄作，顯然而無可置辨哉？徒以此二者，程、朱之所與，己不容有異同，不得已而為之辭，故一望而知其所窮也，則皆蔽之曰陋而已矣。
祁孫指斥方氏之陋如此，然則曩所謂：“望溪之文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上而求之震川、荊川、遵巖，更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出一轍”者，純屬違心徇人之論也乎？吾何敢知？
祁孫好以陋譏人，有時且進一步詆人狂悖，即昌黎亦不免。《合肥學舍札記》有一條云：
昌黎自言辨古書之誠偽，昭昭然如黑白分，而於宇文泰、蘇綽等所造之《石鼓文》[192]，獨心折不疑，至有“陋儒編詩不收入”[193]之語，陋儒者何人耶？文人之言狂悖，無有過於此者矣。
以狂悖文人指目昌黎，可謂大膽已極，陽湖對桐城，以及對桐城祖述之昌黎，肆口謾罵如是，談者仍以兩派相襲，倂作一談，抑何可笑？
祁孫又有《淝水蘭言錄序》，涉及昌黎者云：
蓋嘗論之：唐之文莫賢於韓愈氏，此後世之言也，若並世之人，則皆駭怪而非笑之。以公之天縱於文，豈復為流俗而搖動？然已不勝獨行無徒之感，下此心孤氣沮，為之不竟，以至於泯沒而無傳者，殆不知凡幾也。
後世文人之敢訕笑昌黎，漫無界域爾爾，殊屬罕見。祁孫又有《論玉谿生[194]詩》一絶云：“眼看河朔感淮西，我識韓《碑》是借題，苦憶聖皇兼聖相，不關文字重昌黎。”如此為韓《碑》翻案，蔑視昌黎，亦殊有趣。
王白田《雜著》一則云：“韓文公《〈科斗書〉後記》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其於科斗《孝經》、衛宏[195]《官書》，皆令進士賀拔恕寫之，而得其十四、五，余不能文辭，而於篆書亦多未之識，嘗誦韓公語而深媿焉。”〔《書李樹菴篆書後》。〕此白田在雍正末年所作論斷，至道光初年，相距不足百載，而陸祁孫發見昌黎不能辨晰宇文泰之偽書，大言非聖，被指目為狂悖。夫白田、祁孫，問學亦略相等耳，乃一則仰韓氏博古精能，如天與人之不相接，一則斥其忘己之陋，而以陋妄加古人，為無行文人之極惡範例。然則韓氏仍自不失為韓氏，而早晚時價不同如此，可見時間變易，價値相緣而有差池，王、陸兩公，徒自薦而為時會之象徵，渾難自主，有斷然而無疑者。
然則桐城、陽湖兩派，分野究在何處？曰：此可於祁孫《與趙懷玉書》中求之：
辱詢駢、散二體，大抵分作兩集，惟柳州以駢體次散體中，今仿其例，究以何者為是？夫文者，說經明道、抒寫性情之具也，特文不工，則三者皆無所附麗，故札記出而說經之文亡，語錄出而明道之文亡，何者？言之無文，則趨之者易也。旣已言之而文矣，江、鮑[196]、徐、庾，韓、柳、歐、王、蘇、曾，何必偏有所廢乎？治古文者，往往薄四六為不屑為，甚者斥為俳優侏儒之技，其入主出奴之見，亦猶考據、詞章兩家隱然如敵國，甚可笑也，大集出而吳、越一家矣，雖創為之可也。
此完全表現陽湖之異於桐城處。嘗論桐城之誹薄四六，殆由桐城無人深解四六，而陽湖能之之故。觀祁孫毅然將江、鮑、徐、庾，韓、柳、蘇、歐置之同一範疇，自來文壇無人敢倡此言，自來唐、宋文家，亦惟柳州堪稱〔去聲〕斯目。
李申耆[197]有《屈侃甫[198]〈享帚集鈔〉序》中一段曰：
古無古文之名，昌黎始發之，六代衰颯，昌黎振之也，其振之者，變其容貌顏色耳，辭氣未嘗有所易。後之為昌黎者日益衰，幷辭氣而易之，作意奮迅者，非暴則慢，率情舒寫者，非鄙則倍，遑問信否？亦何怪吾侃甫之力矯之以復古乎？侃甫之文，宗法東漢、西晉，非不欲上溯西漢也，自以才力非所及，而東漢、西晉，尙有軌轍可循，斤斤焉守之，下此則綺靡卑陋，非所屑矣。
舉世以宗韓為名，申耆亦自牽率而為是言，實則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亦於容貌顏色，稍加變換，而辭氣究未敢易，此雖名為尊韓，其實早將韓納入綺靡卑陋之範疇中，認為東漢、西晉之有軌轍可尋，了無斤斤學步價値。至下乎韓而變易辭氣，以致流入暴慢鄙倍，包括近日桐城在內，一往而不返者皆是，學者力圖矯枉，反指標所當戒愼恐懼而防其蹈襲，更何足論？申耆文中之本意如此。
三
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199]，所謂不計其功，從發展上來看，顯有兩個步驟：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二、設有收穫，不攘為己有。此種功成不居之精神，包孕彌廣，由韓、柳兩家言之，柳坦示而韓卻模糊，由桐城、陽湖言之，陽湖公言而桐城暗昧。以例明之，可得而言：
子厚在永州貶所，貽書其友蕭思謙曰：
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
此時子厚身遭貶屈，不得與於行道利物之列，似說不上成功與否？而不然。蓋道之及於物也，必有其所由來，倘來自人，我獲身被目覩而已足，不必鰓鰓然矜自己出，倘來自我，我決能做到功成不居，與人相忘於無形，此是江都[200]指示正負兩面之全部形象。由前之說，可懲人之忮心[201]，由後之說，可免人之求慾，《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202]夫如是，子厚居謫籍中，自樂其樂以求自致於道，猶冀思謙之徒，在朝為之委曲遮護故。
再就陽湖言之：右引陸祁孫所為《〈七家文鈔〉序》中有數語，最有關係：
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為名也，非以為名，則自為之與他人為之，無以異也。以二君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斯發之，君子以為魯斯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為也。
君子之學不為名，他人為之，與己無異，之數語看似平淡，而得之於文人為難，得之於名高不可一世之文人為尤難。鮑倚雲著書訾方望溪：“先生不能詩，而嫉詩人如仇，不知書，而以書名者不掛齒頰”，〔文本編全錄。〕尋常筆墨淺事已如此，涉及經國大計，當又何說？夫如是，望溪果得參與祁孫所崇尙人己無二之篤學君子之列耶？在口耳四寸間，錢魯斯誠無自與望溪抗，而魯斯一旦發見小二十餘歲之世好有佳文， 即奔走千里，就其人留數月，為斤斤焉講古文程法，視其人之有文，不啻若自其口出。就此一點而論，試遣一“偽與薄交乘”〔語本鮑倚雲。〕之村老，為之播掃掬溜，捧硯典謁，作都厮養，而謂魯斯將笑許耶？抑否耶？凡吾所為刻劃桐城、陽湖之所為異致如此。
張皋文
一
有清乾、嘉時，古文分兩派，一桐城專宗韓，所長在筆，一陽湖追宗屈原，兼長在文。阮芸臺適生其際，於文與筆之分，敍述最明，而張皋文者，則兩派中之關捩也。皋文之文章塗徑，微似柳子厚，乃由辭賦入手，卒能通經致用，掩覆八家，年事不永，亦與子厚相埒。彼所選七十家賦，皆其平生簡練揣摩之作，序文中多自道甘苦之言，桐城末孫姚永樸曾講其意曰：
辭賦類以屈原為祖，蓋周衰《詩》熄，屈氏因崛起於楚，自淮南子稱之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203]太史公取此語入《屈氏傳》，由是藻麗之士咸師之，厥製益繁。近世張皋文作《〈七十家賦鈔〉序》，於六朝前為茲體者之得失，言之詳備，但其體之變旣窮，勢不能不歸於清眞古樸，是以劉彥和《文心雕龍·辨騷》篇，以屈、宋為驚采絶豔，而歎《九懷》以下，莫之能追。洪景盧《容齋隨筆》云：“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漢、晉文士之蔽，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由是說推之，韓、柳外如歐陽子《秋聲賦》，雖曰小品，而情致未嘗不纏綿，至東坡《赤壁》兩賦，清曠夷猶[204]，方望溪評之云：“所見無絶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閒地曠，胸無雜物，觸處流露，斟酌飽滿，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豈惟他人不能摹仿，即使子瞻更為之，亦不能如此調適而鬯遂[205]也。”學者參觀，庶於茲體正變，可以綜括靡遺乎！
右論見永樸所為《文學研究法》，從來陋儒歧辭賦與古文而二之，可視永樸所論為一鍼砭。至退之《進學解》，一未成家之駢文體格也，有識者均無異詞，永樸雷同景盧，提與子厚《晉問》視同一例，此殆桐城諸子，怵於退之名高，認作退之於文無所不可，一孔目論，不足深辨。
又子厚《晉問》，不僅詞條工麗，度越魏、晉諸賢，而其以民利民自利為主旨，歸結於勤儉建國，步入太平，此其政治卓識，直至人民中國之今日，始得辨認明白。吾恐宋劉辰翁激賞此篇，亦局於時代性，而於騷體面貌外，了解有限，桐城耳孫更何足云？
二
吳仲倫作《張皋文先生述》，自稱嚴事先生，蓋赫然皋文弟子也。其《述》曰：
先生始攻駢體文，同郡惲敬見而歎曰：“自相如、枚乘歿後，二千年無此作矣。”先生以為古作者旣遠，士聞見日卑陋，乃益治先秦、太史公書，漱滌磨礱，而融之以道德仁義，故其文瑟若圭瓚[206]，使觀者望而生敬，可謂獨出冠時，勇紹絶軌者矣。又自元、明以來，學者勦襲宋儒之書，空談性命，而近世宗漢之士，專取漢人穿鑿附會之說，矜博炫異，以與程、朱為難。先生起，悉會漢、宋諸儒傳注，而兼采其長，故一時言六藝者折衷焉，惜乎年未及中壽而遂卒，嗚呼！
皋文一生用功年分，不過二十載，始終周旋膠漆於駢體文中，晚年聞錢魯斯之說，治學方向，於桐城微有所偏，大體仍無法擺落相如、枚乘一路規律。仲倫稱其文瑟若圭瓚，可謂善於形容，吾敢謂不將皋文躋於大家則已，假其為之，則皋文畢生功力，當規其全以觀其效，不得劃分界域，從而訾議某一期為枉費日力，其理甚明。由是可見：王元美評論柳文，歎息“柳之蚤歲，多棄其日於六季之學”，可謂謬論。
朱梅崖
一
朱梅崖〔仕琇〕起於閩嶠，專己力學，以治古文有聲於時，而筆法卻微近柳，說者謂其力摹柳州，而筆性滯鈍，能沈著而不能軒翥[207]，或亦近是。彼自有《答王西莊》一書，自道其得力之處，並揭發近世為學與為文二者之通弊，而要歸力體於無人之境，以自取足，筆力堅悍，自信甚深。文後幅列舉著文之道，調劑心氣一大段，顯然以柳州《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等篇為藍本，而恣意揮灑，梅崖殆不愧為近代文壇蒼頭特起之悍將也。至其短篇雜說，摹擬《三戒》，彼旣驚為神似柳州，而人亦仰其雋永，如《蠨蛸》一首云：
蠨蛸：蟲之靈者也，輸其腹以理其居，一絲棼焉，則理之不已，用是以食蟲之異己者，以無侮焉而己不勞。蠨蛸之勞，蓋勞於理己之棼也，比其老則其理者益大，不以壽而疏其綢繆之營。其獲蟲也，老者饜於稚者，其謀食以遠侮之道益周也。今人之言，漫曰蟲何知？夫蟲之慮有精於人者矣，若蠨蛸之善理，其可師已。
此不言戒而言師，蓋有意立乎柳子之反面以體物者，且或藉蠨蛸老不疏其綢繆之營以自況云。
梅崖之說蠨蛸，近世圖立國者宜有取於是，子厚之《蝜蝂傳》以示戒，梅崖則示法。
二
閩人學為古文，自梅崖倡之，由乾隆以還，迤邐至於清末，高手往往而有，如高雨農[208]〔澍然〕其一也。下逮光緖八年壬午，清室翰林寶竹坡〔廷〕[209]主閩試，得士稱最，解首[210]俊異有聲，侯官林紆亦同榜。吾曾從解首《雜詩》中獲一篇：
幼時學為文，獨喜柳子厚，《斷刑》與《時令》，熟讀常在口。近人尙桐城，其論深抑柳，陽湖實支派，相襲亦已久，柳文彼所輕，學柳更何有？奇人吾煒士，愛我忘其醜，咨嗟愧室辭，沈至信高手。子亦毘陵宗，胡不憚眾詬？損名勿輕言，意子適被酒。
詩成於宣統元年己酉冬，本事曲折，殊難盡曉。愧室者，長樂高嘯桐〔鳳岐〕[211]也，以是年歿，而陸煒士[212]者名爾奎，常州人，所謂毘陵宗也，亦以嗜柳不得志於時。
三
魯絜非《上梅崖書》，直以韓子況梅崖，而願自儕於湜、籍之列，顧梅崖覆書開筆即曰：“足下書詞，深得古人所以為文之意，以馳於是道，柳子所謂方為蒲梢[213]、駃騠[214]者，何可當也？”終篇竟無一語涉韓，兩書皆錄存王[215]《續古文辭類纂》中。[216]絜非名仕驥，江西新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有《山木集》行世。
四
梅崖小文自跋云：“神似柳柳州”，只此五字。至於《福州祭鄭魚門文》，原不過二百言，而跋語之宂長，幾與所跋文相埒如下：
柳子厚文，樹骨左、馬[217]，採神《騷》、《穀》，涵淹韓非、賈誼、子雲、相如諸家，取源甚富，即西京亦少其敵，不論異代也。特其崖岸[218]大峻，稍乖平康正直之體，以之載道，頗似未宜，要其文自卓絶也。近世有人以宋末詁訓之遺，為腐木濕鼓之音，不解柳文，妄肆詆諆，其言尤怪誕癡僭可笑。蓋堊髹泥埴，而訾虎豹之炳蔚[219]，不知者嗤其妄，知者乃深哀其愚也，悲夫！積一生之力，精治古文，不知好學深思，以增益其所未足者，而長偽飾驕，將以愚人，其究自愚而已，余所見名士患此者，不可一、二數，嗚呼！其可懼也哉。
右就適與相値之文摘出，其他猶未易一、二數，約略言之，不論某一篇文字，或紆或逕，皆欲讀者看成與柳州是一無二，作者始爽然心快焉耳矣，非有他也。
鄭魚門名仕鑰，福建侯官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進士，雍正初，曾充江蘇學政，累官湖北巡撫。吾曾見萬承蒼[220]《送魚門視學江南》七律二首，第一首警句：此去位高三獨坐[221]，向來人識四先生[222]，第二首句：遠邇共歸高密[223]學，浮沈不問石城書[224]，魚門當時之聲望甚高。
五
本編於朱梅崖文偶加引述，此並非盛讚朱文，謂有特殊獨到之長，亦不過曰：作者勤攻《柳集》，通解為文律令，心得或在同時諸家之上，吾因出而示範，俾後輩知所取法云耳。不謂《越縵日記》，深鄙朱作，至於一文不値，吾認為此未免有過分處，請列《日記》評語於下：
閱《梅崖集》，其文卑宂，不識古文義法，而高自標置，究其所得，特村學究之稍習古文者耳。余在家時，粗閱一過，意便輕之，迨入都，則士大夫多有稱之者。嗣見其《外集》，文雖宂曼，而頗得淳實之氣，又疑而時閱之，兩日來悉心披誦，則筆弱語陋，疵累百出。惲子居[225]嘗謂梅崖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隘，余雅不喜菲薄前人，而勢有不得不言者，今日舉其《集》中尤荒繆之文，用筆批勒之，以詒來學，毋使村野驅鳥人孟浪言文字。
惜余未得見越縵批勒本，以資比勘，吾竊疑越縵所謂古文義法，大抵駢、散不分，其所見《外集》得淳實氣之文，或八、九指駢文，以梅崖於駢、散皆擅長也，余嘗病越縵評文多偏見，於梅崖亦是一例。
六
吾閱丹徒趙彥偁[226]《三願堂日記》有一條云：
錄朱梅崖賦二首，余幼喜詩賦業，十歲外即弄筆戲為之，近又有志古賦之學，甄錄諸家古賦，分內、外二篇，古入騷選者內之，非是者外之，此朱氏二賦，則內篇中名作也，雅近昌黎《閔己》、《感二鳥》，羼之幾可亂眞。
此作者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所記，其日記自道光至光緖辛巳為止，斷斷續續而為之，有數十册之多，吾所見祇此一册，以蠅頭小楷書之，甚精。柳詒徵稱其關於朝章國故，較翁瓶廬[227]為遜，而譚藝稽古，覼縷佚聞，旁及民生物力之消息，可備史料，不在李越縵、王湘綺[228]下。吾所見止一本，殊不敢下斷，亦不許其文藝見解之高，姑引此以備一格已耳。
劉開孟塗
劉開孟塗者，桐城派中一不羈之馬也。其文事之成就，古文辭與駢文與詩，三部曲平均發展，稿存《集》中，詩之數量最大，而亦最佳，其次為駢文，又其次為散文。三者相衡，凡孟塗所得於本師[229]，以義法成業，號為古文辭者，蓋不幸而落於下乘也。夫桐城本無詩人，獨惜抱以餘力治詩，而且詩律穩稱，遂擅孤峰獨秀之勢，至孟塗出而本師遜色矣，且亦不聞孟塗善詩，曾由其師有何開悟也。孟塗之詩，多以懷古大篇擅長，違己徇人、牽率酬答之作，不能言無，而決不濫。其詩能自由選詞，橫出銳入，〔此四字吳松岑評語。〕雖不敢說於唐、宋某家為近，要不害為近百年高手。駢文因與李申耆、陸祁孫輩為切近文友，孟塗於儷語有所成就，可謂陽湖產物，而毫不涉於桐城。獨與桐城密密相關之所謂古文辭，姬傳雖放意弘獎，許其“盡力做去，吾鄉古文一脈，不至斷絶”，〔《集》中所載評語。〕而此一不肖弟子，蹇劣成性，不受羈馽，後來彼所表見於世，遂乃與本師僢馳，竟使桐城一家壟斷之肆門首，不見羊頭也。夫文號稱明道，《孟塗集》中講理道之作絶少，綜其所為，以與大僚長篇函札為多，而此種函札，往往為炫文而張口，讀至終篇，恆不知所言何事。獨《與陳碩士[230]》一書論文者較有意義，請得迻錄。其略如下：
夫八家未出之前，法未備而文日益奇，八家旣行之後，法愈密而文日益下，非法之足妨文也，眾美旣具，奇無可加，夫如是，故取境也難。且古賢獨擅之長，旣不可與爭，而兼取各家之長，以歸一人之鎔鑄，則力又有所不逮。於是偏於才者，或縱橫求異，不知古人之去取裁制，而決裂乎法外；偏於學者，或平易近理，不知古人之波瀾變化，而拘守於法中。夫文猶兵也，兵無常形，文無定法，苟不能潛心德藝以養其氣，而徒規規於文字之末，是猶掘地求水，而不溯源於大河江漢也。閣下稟絶人之資，深稽古之學，親受法於姬傳先生，所以明道修辭，紹正傳而振絶緖者，固將有在。開以淺陋過蒙姬傳先生賞識，期許靡涯，名不稱實，每欲殫精極思，自致其業之稍就，不幸制舉之學，敗之於其中，時俗之累，擾之於其外，而又身遭困阨，凡人世所稱險阻艱難者，無不備歷其境。同鄉望溪先生謂：文章者窮人之具，夫文之所以足貴者，以其能明聖人之道，究造化之微，極人情物態之變，今第以之為窮人之具，固已用失其宜，乃至求為窮人之具而且不可得，此尤可悲而歎也。
嘻！此明明桐城叛徒所自畫之供狀也，所謂縱橫求異，不知古人之去取裁制，而決裂乎法外，正是夫子自道，左證明確。加以自承制舉之文敗其中，時俗之累擾其外，無由馴致其業之稍就，而孟塗卓然成家之自信力，盪焉無存。善夫左仲甫[231]〔輔〕之肯為直言也！其規之曰：“論孟塗之文，規模昌黎難”，〔《集》後所刊評語。〕才難之歎，誠哉其然。
桐城之法，孟塗旣信為無可守，甚至望溪謂文章為窮人之具，以資謔浪，孟塗亦謂求為窮人之具而不可得，桐城四面張羅，無鳥不避，一何慘也！
孟塗曩言八家行而文日下，他日又以長函與阮臺芸申其故，總為三失。辭曰：
夫專為八家者，必不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眾家之長，尚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232]，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仿其辭，遂可以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為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辨，恢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233]，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為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為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能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鍠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而皆不敢學，此其失三也。
此三失者，大抵桐城皆犯之，孟塗此文，不啻提望溪、姬傳之耳而面命之，誠不妨視為孟塗將逃桐城歸陽湖，姑假藉芸臺為驛卒，而傳播一篇詛楚文字[234]也。文不必甚佳，而所指之弊咸切，陽湖嚮咎桐城教人學唐、宋，而不敢提兩漢，今以桐城嫡派如孟塗，而為陽湖傳檄作證，吾以叛徒目孟塗，殆不為枉，然亦足覘嘉、道間文壇之彩色，與文運之劇變而有餘矣，意趣濃厚之至。
孟塗之名若字胡自至者？曾賓谷[235]於本集復下評語曰：“孟塗之名字，殆有慕於柳仲塗[236]也，今觀所為古文，縱橫排宕中有實際，直欲突過仲塗。”尋仲塗思致貿亂，文筆滯塞，以孟塗視之，誠不知高出幾許！然則孟塗果何所慕，而有取於名字之相屬乎？以吾思仲塗倡古文於舉世不為之日，孟塗薄古文於斯文喪盡之時，一捧加官之假面具而開場，一演圓場之雙拜臺[237]而結局，或者於一前一後有連誼乎！
吳仲倫《書〈柳仲塗文集〉》云：
宋柳開仲塗慕唐韓、柳氏為文，尤高自許，其所敬，於《書》：二典[238]、《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於《詩》：《大雅》、《商》、《周頌》，餘若無難為者。今觀其文，殊未為盡善，而歐陽永叔亦嘗推之，永叔文於仲塗，絶出奚啻倍蓰？推之宜非實，豈以當五季文敝後，如仲塗固已嶢然出其類耶？宋文至慶曆、元祐間極盛矣，然進而儕之秦、漢，猶有間焉，況商、周乎？《詩》、《書》聖人所錄，學者非敢望也，精求其義而已，而曰我能為之，可乎？
此文以狀仲塗之狂，豈孟塗有慕於其狂而欲踵為之耶？非吾敢知也。
二
近代有令聞廣譽之名人，如林少穆〔則徐〕，其畢生功力，耗於實際政治者少，耗於閉門造車、以書牘與人者最多。吾鄉有一老，勛望與林伯仲，曾道林虛偽，他人錄存筆記中，吾初閱不甚信，繼檢林札，見其紙墨精良，楷法工整，往往長篇大論，自為揄揚，因憶鄉老所言，似非無據。今覩《劉孟塗集》中，獨富長札，吾恐作者設想，或不無與林少穆轇轕上下，輒為一歎。
吾在孟塗諸札中，抽取兩通，一致陳碩士，一致阮芸臺。碩士為桐城親受法人，而桐城復為孟塗所自出，此之貽書，猶可作一家言看，獨芸臺異派特起，當時為韻文之宗匠，而孟塗亦工為之，孟塗固窮，而芸臺居政地，足以片言進退天下士，於斯而孟塗以文嘗試於其人，此較之退之三上宰相書，及子厚奏記崔大卿[239]，狀直相埒。為問孟塗能不作違心之論，以取媚於顯者，並不以己所一知半解之古文辭途徑，厚誣古人，以求曲附所謂顯者之一時偏嗜，而弋取在勢未必即得之若而微利乎？夫韓退之在芸臺之尺度下，藉曰高之，祇得許其獨長於筆耳，而以孟塗之工力言之，亦豈不知韓、柳兩公，齊下文場而角力，量其表著，將各屬何等？顧仍追逐時好，搜索佞詞，顯於子厚獨擅勝場之處，輕輕以“不能割愛”四字少之，又為問子厚肯割愛矣，孟塗將以為子厚應自燬其典麗矞皇[240]之騷賦整體，而拜倒於婢學夫人[241]之《進學解》裙下也乎？
鄭獻甫小谷
清道光朝，廣西象州有進士曰鄭獻甫小谷者，為學主博，平生著述頗富，有《補學軒集》行世。當桐城派之潛勢震動西南，小谷即起而相抗，《集》中有《答友人論文書》云：
續得書，謂僕論詩取材甚寬，而動循古法，於文辨體甚嚴，而又不學古法，率其筆力橫行直突，古意何在？似疑僕有所剌謬，而實不剌謬也。子亦知詩不可不學古，而文則斷不可摸古乎？詩有體格可辨，有音節可諧，非如文之教人自為。 韓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詩則不廢六朝之體，歐公文剗五季之弊，而詩則尙沿五季之風，彼豈不欲盡變？理固不能盡變也，文則安可如此乎？且詩不必有用，而文則不可無用，詩不可無格，而文則不容有格。唐人不盡為有用之文，亦不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韓、柳、元、白，各自成家，其餘或駢枝麗詞，小說雋語，其弊也雜。宋人務為有用之文，又好言有格之文，其盛時如歐、蘇、曾、王，如出一手，其餘亦自取義理，不失法度，其弊也拘。總之文不可以無用，而又不可以有格也，自不學者舍奏議而言書狀，舍論著而言記序，舍傳志而言辭章，而文於是乎無用。又舍才情而言義法，舍氣韻而言音調，舍體段而言章句，而文於是乎有格。有明三百年來，自青田[242]、文憲[243]、正學[244]數公外，皆未能免乎此也，王、李[245]之徒，乃欲矯之以《史》、《漢》，歸、唐[246]之徒，又欲矯之以八家，及得其所作而觀之，不過塗飾字句，搖曳筆格，裝點風神耳，其本則全未有言及者，而又自相攻擊，各立門戶，如舟人爭港，紛譁喧呶，終不離故處，而皆自謂便，不知乃大不便也，其弊也偽。夫偽非不學古之過，正太似古之過也，子不讀《今》、《古文尙書》乎？《禹貢》、《顧命》，同一紀事，《盤庚》、《洛誥》，同一戒民，《皋謨》、《無逸》，同一告君，其文字判然，氣體亦別，惟《偽書》則自《大禹謨》至《伯冏命》，事隔千年，文如一手，此其眞偽容待辨哉？文所以異於詩也，故詩人通用古地名，通稱古官名，如京師亦曰幽燕，江南亦曰秣陵，作文如此，則笑柄矣；督撫可曰節度，州府可曰太守，作文而如此，則罪言矣。又如稱朝正曰朝會萬國，稱徵會曰吳責百牢，[247]詩人自不妨爾，而作史如此，則劉子玄[248]譏之矣。今之論者反此，作詩則凡讕詞俚語，靡不攔入，而文則必曰某非《史》、《漢》，某非八家，抑何矛盾之甚也？國朝自魏叔子[249]以下，袁簡齋[250]以上，說者彙為二十四家，古文雖不盡古，要不害為佳。近有妄者，以歸震川直接歐陽，以方望溪直接震川，以姚姬傳直接望溪，其餘概不得與，余得其選本，甚相怪笑。噫！北宋人有正統之說，南宋人有道統之說，近人又有文統之說矣，妄語不足辨，聊為吾子言之耳。然其積也有故，其弊也有由，近世臺閣諸公，困於應制文字，科場才士，又困於應舉文字，惟鄉居老儒，智窮力竭，遁入此道。故多為無用之文，則凡起一屋，建一亭，皆可執以為題，創為有格之文，則凡增一字，減一句，皆可指以為法，本小題，則張大之以為論，本常語，則錯綜之以為古，本弱筆，則刊削之以為高。大人先生心知其非，口不欲辨，此輩遂公然大鬨，自賢自聖，付之棗棃，予方欲遠之，而子乃欲吾近之乎？況余持論雖嚴，不過謂勿作四六駢語，勿作詩賦綺語，勿作注疏瑣語，勿作宋儒俗語，勿作案牘習語，勿作尺牘套語，如是而已耳，初未嘗謂某筆是兩漢，某筆是八家，如李卓吾[251]、林西仲[252]、過商侯[253]輩，標字法，譜筆法，為鄉里童蒙學究也。惟少時頗祖秦、漢，尊唐、宋，而薄六朝，後來讀書漸多，見文漸富，此意遂不敢存。蓋范蔚宗，宋人也，其所作《後漢書》，筆力在韓子上，魏伯起[254]，齊人也，其所作《北魏書》，筆力亦不在歐公下，惟其時文士，如江、鮑、沈、任[255]、徐、庾，乃稱駢體為有別耳，要不得以為衰也。近人動謂《文選》為六朝文，不知《文選》固多六朝文，其實不徒上溯秦、漢，並乃遠存周、楚，開卷未及終，已欲呫呫置喙，宜其了然不慚也。今吾子教吾學古，吾即學古，將兩漢耶？六朝耶？八家耶？請更有以示我，幸附切磋，無嫌諒直。
中有數義，或未經人道抑少經人道，請得分別錄存：
一、詩有格而文無格，詩不可不學古，而文斷不可摸古。人云：文無新舊惟其是，或云：文無今古，又或云：文無難易，夫旣曰文無今古，則非古亦自有是處，雖新舊、難易亦然，此等語言中之無形矛盾，藏在古文大家之順口溜中，而舉世不之覺，誠乃一大諷刺。
二、文不為全有用，唐人不盡為有用之文，亦不為有格之文。此陳義甚高，張彥遠所謂“人不為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是也？[256]即如柳子厚標揭“用學”，亦言：“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
三、言義法即是有格，其弊也偽。在道光朝，如此公言反抗方、姚，在初盛時迎頭一擊，殊不易得。
四、北宋人主正統，南宋人主道統，近人又主文統。掊擊三統，將千年來由司馬光、朱熹，以及歸、方、劉、姚之徒，一舉而肅清之，為文壇別開一境，信是高手，子厚《舜禹之事》一文，即豁清正統論之先鋒。
五、六朝之文不得言衰，此阮芸臺一派持論已如是。
湖南文風
道、咸間，湖南文風鼎盛，約之有三派，互為雄長，主持風會。所謂三派者，一吳南屏[257]主古文，一周荇農[258]主駢文，一王壬秋[259]主漢、魏文，而古文派認為承擔道統，卑視羣流，有張皇四顧、不可一世之概。鄉人屠伯某氏[260]，時猶未掌兵權，僅與郭嵩燾之流徘徊京師，隱收時望，則於道光末年送荇農南歸，倡為調和之說，自樹一幟。今節錄其詞如下：
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261]、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為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262]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煞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為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屈而不得與其列，數百年來，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為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263]
此其中並無一語及柳子厚，而於韓氏，並不視為獨尊而不可易，蓋其所主，似為文運循環之說。六朝之後，駢文久王而生厭，勢必以散文代之，非韓才之足取勝也，蘇氏文起八代之說，於此直無立足餘地，以時無韓氏，文亦自然乘勢而起，韓之於班，亦相師而不相非也。斯文在當時頗有力，略折古文派乖戾披猖之燄。
某於《聖哲畫像記》[264]中，韓、柳並尊，而對張廉卿[265]言：古文陽剛四家，莊子、揚雄、韓、柳是也，司馬反在陰柔之列，其餘三家，為劉向、歐陽修與曾鞏是。又嘗言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古文須有漢賦氣，此意唯姚姫傳知之，惜力有未逮。又謂韓文實從揚、馬得來，馬指司馬相如，非子長也。又云：凡文宜求工切，即古文亦然，班、揚、韓、柳，其組織之工，匠心之密，大抵相同，惟未易以鹵莽求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彼作《歐陽生文集序》[266]，將湖南文士納入桐城派中，吳南屏即大不謂然，舒燾[267]伯魯，年少工為駢文而已，亦強綴於桐城之末，不免為通人所笑。
古文須有漢賦氣，語非泛泛。自方望溪講古文，戒用六朝人藻儷俳語，及漢賦中板重字法，為一般耽空疏者所藉口，而文風日下，某為此語，直針對此輩而發，暗中掊擊望溪，仍自皎哉無疑。湘士中桐城遺毒不深，得此語之力不淺，而己所沾被提倡桐城文之譴責，亦略略減輕。
柳文在曩舉湖南三派中，皆有所沾丐，吳南屏聞人謂其文近柳，頗為色喜，杜仲丹[268]尤昌言學柳不諱。尋柳文在湘，比之別家傳誦較廣，而且有湘西自行雕刻之本子流布。吾初讀柳文，即是永州本，相依至老未脫手，此緣子厚曾官永州十年，猶柳州亦有宋刊紹興版本，除文章光豔外，且本於部民愛戴，勢出自然，毫不足怪云。
道光末造，平湖張金鏞海門督湖南學政，其人宿學高懷，提振風雅，大有文翁[269]入蜀氣象。所有王闓運、嚴咸[270]、向師棣[271]、蔡毓春[272]、鄧輔綸[273]之徒，皆出門下，一時雲蒸霞蔚，勃焉興起，所刊行之試牘，名曰《湘雋小錄》，中無一首八股文字，凡氣度之美，詞翰之高，在各省學政之比較下，幾絶無而廑有，吾少時摩挲不置，惜不見此書已越六十餘年矣。吾憶光緖中葉，侯官張亨嘉燮鈞，繼長湘學政，彼其重視古學，一如海門前任規模，而王景莪[274]、曾熙[275]、鄭沅[276]、熊希齡之徒出，湘風於焉再振。茲二老者，後先輝映，與湖南文風之提高，影響最大，因特珍重著錄如右。
嘗論湖南文風，所由長養而唱導者，有二源焉，一源出於功令，一源出於鄉老。〔此包括山長及私塾老師。〕實則鄉老也者，即自始卵育於功令，而退居大小師資，又無在不受學政指揮，質而言之，一源而已。以云學政，除右舉二張，功養深淳號為絶特者外，吾所親歷而嚮往，有元和江標。標固辭賦之雄，而蒞湘適値甲午、庚子二變之交，[277]於時張皇號召之職志，左為詞章，而右乃洋務。爾時所謂洋務，由考生看來，不啻以吾國古代名墨萌芽，與泰西近今科技成就，兩相交織而成，如湘人魏源所撰《海國圖志》，允為恰合時好之經典著作。丁戊之間，江標發刊《湘學新報》，以舊式雕板線裝成之，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唐才常、[278]楊守仁[279]等之論文居多，而本土白芙堂[280]之天元代數，亦雜厠其間，斯乃新舊交替之活生生標識，不失為劃時代之特殊怪相。由此一轉，即化為革命浪潮，“東方之怪鳥，鳴於東瀛，〔此為梁鼎芬[281]罵湖南學生語，亦包含楊度在內。〕”楊篤生混罵野雞政府、忘八官場之《游學譯篇》，亂流而出，壓倒輿論，於是吳南屏曩日標榜之古文，曹孟其已訾為酸氣太重，上不得臺盤，概與滿洲翎頂，忘八、野雞，同時灰飛煙滅以去，不見形影。時郭嵩燾之《洋務條議》，旣漸為人忘卻，前代古文家韓、柳之名，則絶非青年人所能與知，屈韓申柳，更從何談起？李愛伯讀柳文，覺子厚虎虎如生，此在江左士大夫或然，吾湘了不聞有此。
* * *
[1]淩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官安徽寧國府教授。著有《校禮堂文集》、《校禮堂詩集》等。
[2]朱氏：指朱熹。
[3]《唐文粹》：唐代詩文選集，一百卷。姚鉉編。姚鉉（968—1020），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及第。曾官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等。
[4]權文公：權德輿卒諡文，後人稱為權文公。
[5]盧玉川：盧仝。盧仝，自號玉川子。
[6]皮襲美：皮日休，字襲美。
[7]此指《唐文粹》不收韓愈《平淮西碑》碑文，而收段文昌作的碑文而言。
[8]考亭：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故世稱朱熹為考亭。
[9]摯虞（？—311）：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歷秘書監、衛尉卿、光祿勳、太常卿等，遭亂餓死。著有《文章流別志論》等。與作《文心雕龍》的劉勰一樣，為著名文論家。
[10]熸：熄滅。
[11]洛、閩：洛學和閩學的合稱，即程朱理學。北宋程顥、程頤為洛陽人，南宋朱熹曾僑居、講學於福建（閩），因有此稱。
[12]沖遠：孔穎達。孔穎達，字沖遠，冀州衡水人。經學家。著有《〈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等。
[13]叔明（932—1010）：邢昺。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擢九經及第，官禮部尚書。經學家。所撰《〈論語〉注疏》、《〈爾雅〉注疏》、《〈孝經〉注疏》，均收入《十三經注疏》。
[14]儀徵阮氏：指阮元。
[15]惢：疑慮。
[16]枵腹：比喻空疏無學。
[17]枚、馬：漢代著名辭賦家枚乘、司馬相如的並稱。《文心雕龍·詮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播其風，王揚騁其勢。”
[18]庾、徐：庾信和徐陵。
[19]廬陵諸公：指歐陽修等人。歐陽修，吉州永豐人，自稱廬陵人。
[20]骫骳：委靡。此指衰落。
[21]范曄：撰《後漢書》。
[22]沈約：撰《宋書》。
[23]魏收：撰《魏書》。
[24]姚察（533—606）：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在陳代，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等職。在隋代任秘書丞。撰《梁書》、《陳書》，未竟而卒。後由其子姚思廉續成。
[25]彣彣彧彧：文彩盛貌。
[26]詆訶：詆毀；呵責；指責。
[27]傎：古同“顛”。
[28]元道州：元結，曾任道州刺史。
[29]獨孤：獨孤及。
[30]梁：梁肅。
[31]權：權德輿。
[32]安定：指梁肅。梁肅安定人。
[33]毘陵：指獨孤及。獨孤及晚年為常州刺史，常州古稱毘陵。梁肅出獨孤及之門。
[34]元相：指元稹。元稹曾於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即宰相。
[35]李：指李翺。
[36]皇甫：指皇甫湜。
[37]牛相：指牛僧孺。牛僧孺曾為宰相。
[38]沈下賢（？—831稍後）：沈亞之。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815）進士。曾為秘書省正字。卒於郢州司戶參軍任上。
[39]杜牧之：杜牧，字牧之。
[40]皮襲美：皮日休。
[41]陸魯望：陸龜蒙。
[42]羅昭諫：羅隱。
[43]符厚之：符載，字厚之。
[44]李元賓：李觀。李觀，字元賓，貞元八年（792）進士。官太子校書郎。
[45]白傅：白居易。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世稱白傅。
[46]歐陽行周（757—802）：歐陽詹。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792）進士，官國子監四門助教。
[47]李衛公：李德裕。李德裕逝世後被追封為衛國公。
[48]文壇傀儡：指曾國藩。
[49]末流：指桐城派。
[50]君卿：杜佑，字君卿。
[51]儲、茅：儲欣、茅坤。
[52]錢衎石：錢儀吉，字衎石。
[53]劉恭甫（1838—1882）：劉壽曾。劉壽曾，字恭甫，一字芝雲，江蘇儀征人。劉文淇之孫，劉毓崧之子。同治三年、光緒二年兩中副榜貢生。曾受曾國藩之聘，入書局校勘群籍。著有《傳雅堂集》。
[54]齮齕：毀傷；陷害；傾軋。
[55]黃長睿：黃伯思。北宋書法家、書學理論家。
[56]黃蕘圃（1763—1825）：黃丕烈。黃丕烈，字紹武，號蕘圃（夫），又號復翁，江蘇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官主事。
[57]顧千里（1766—1835）：顧廣圻。顧廣圻，字千里，號澗薲，元和人。諸生。工經史、小學、天文、算術、輿地、詩文等。
[58]唐仁壽（1829—1876）：字端甫，號鏡香，浙江海寧人。諸生。師事錢泰吉。究心六書、音韻之學。讎校經史，文字疏訛舛漏者，毛髮差失皆辨之。生平所為書皆未就。好藏書，購書達數萬卷，多秘笈珍本。
[59]錢警石：錢泰吉。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又號深廬，浙江嘉興人。
[60]蘇子美：蘇舜欽。
[61]引文有刪節，因原文在本編已別見故。——章士釗原注。
[62]楊大年：楊億。楊億乃北宋西昆體詩歌主要作家。
[63]梁周翰（929—1009）：字元褒，鄭州管城人。後周廣順二年（952）進士，入宋官至翰林學士，與高錫、柳開、范杲等提倡恢復古代淳實文風，開宋代古文運動之先聲，時有“高梁柳范”之稱。著作有《翰苑制草集》。
[64]軻、雄：孟軻、揚雄。
[65]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唐武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撰《唐敬宗實錄》。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上《實錄類》：“《唐敬宗實錄》十卷，唐李讓夷等撰。起長慶四年甲辰即位，止寶曆二年丁未，凡三歲。武宗會昌中，詔史官陳商、鄭亞同修，讓夷監修，書成上之。”
[66]選懦：柔弱怯懦。《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東號子麻奴》：“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67]韓洎：生卒年及字、号不詳。京兆長安人。唐朝宰相韓休裔孫。進士及第。韓溥弟。
[68]韓溥：生卒年不詳。韓洎兄。後周顯德初進士及第。入宋，官庫部員外郎、知華州。
[69]五鳳樓手：五鳳樓，古樓名。唐在洛陽建五鳳樓，玄宗曾在其下聚飲，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帶聲樂參加。梁太祖朱溫即位，重建五鳳樓，去地百丈，高入半空，上有五鳳翹翼。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傳》。後喻文章巨匠為造五鳳樓手。
[70]方植之：方東樹。
[71]管異之：管同。
[72]梅伯言：梅曾亮。
[73]方、劉、梅、管：方東樹、劉開、梅曾亮、管同，皆姚鼐弟子，被稱為姚門四傑。見方寧勝：《劉開傳略》，楊懷志主編：《清代文壇盟主桐城派》，第79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4]夏畦：夏天在田地裏勞動的人。《孟子·滕文公下》：“脅肩諂笑，病於夏畦。”朱熹《集注》：“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
[75]孫僅（969—1017）：蔡州汝陽人，曾官給事中。
[76]景《序》：即張景《序言》。
[77]抱經先生：盧文弨。盧文弨，號抱經。
[78]竹汀先生：錢大昕。錢大昕，號竹汀。
[79]吳騫（1733—1813）：字槎客，號兔牀，浙江海寧人，貢生。
[80]蘇舜欽：字子美。
[81]張文節（？—1028）：張知白。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中進士第。宋真宗末年知亳州，仁宗朝官至宰相，諡文節。
[82]竄士名：給豪士安置個名字。竄，措，安置。
[83]區區：勉強。
[84]苦矉：人已疲困猶張其目。
[85]賦數踦隻：命運不順當。《漢書》卷七十《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踦。”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雁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
[86]梁堅：不詳。《宋史》卷三百三《滕宗諒傳》：“御史梁堅劾奏宗諒……。”是否即此梁堅，存疑。
[87]舅氏：舅父，指宋太尉王旦之侄王質。蘇舜欽母為王旦長女，故稱王質舅。王質（1001—1045），字子野，大名莘人，王祜孫。賜進士及第。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出知蔡州。
[88]決：通“缺”。
[89]旁午：交錯；紛繁。《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顏師古注：“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90]羊、泓：袁羊、韋泓。袁羊：《世說新語·排調》之三十六：“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恢，当作“劉惔”。韋泓：《晉書》卷七十《應詹傳》：“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詹卒，（韋泓）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祭詹終身。”
[91]髭斷反蝟茁：長鬚斷了，留下短的反似蝟毛叢生。
[92]草竊：掠奪；盜竊。《尚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孔傳：“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外。”
[93]丁晉公：丁謂。曾被封為晉國公。
[94]晉公頃起夔漕：指丁謂曾任夔州路轉運使。《宋史》卷二百八十三《丁謂傳》：“還，上茶鹽利害，遂為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為四路，改夔州路。”
[95]尹源（996—1045）：字子漸，河南人，尹洙之兄。官至太常博士。著有《幕中集》等。
[96]尹洙（1001—1047）：字師魯。河南（今河南洛陽市）人。世稱河南先生。曾任太子中允，累遷至右司諫。著有《河南先生文集》。
[97]朱震（1072—1138）：字子發，世稱漢上先生，湖北荊門人。政和五年（1115）進士，曾任縣令、州官，後來官至給事中、翰林學士。朱熹《太極图通書後序》：“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
[98]草章：疑为：“章草”。
[99]李懷琳：洛陽人。生卒年不詳，活動於公元七世紀，唐代書法家。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李懷琳，洛陽人，國初時好為偽跡。其《大急就》稱王書，及七賢書假云薛道衡作敘，及竹林敍事，並衛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絕交書》，並懷琳之偽跡也。”
[100]伯英：張芝。張芝，東漢書法家。字伯英，有草聖之稱。
[101]李陽冰：生卒年不詳，約生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唐代書法家。字少溫，京兆人。官至少監。
[102]王虛舟（1668—1739）：王澍。王澍，字若林，號虛舟，江蘇金壇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
[103]陳說之：北宋時閩人，《楚辭》研究學者。黃靈庚：《〈楚辭〉十七卷成書考辯》：“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本大概出現在五代、北宋初期，及至北宋仁宗天聖時期，閩人陳說之將《楚辭章句》十七卷篇次，按照作者時代先後為次重新調整，這便是現存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本的來歷。”見《復旦學報》2008年第3期。
[104]侘傺：失意而神情恍惚的樣子。
[105]修門：楚國郢都的城門。
[106]宋湘（1756—1826）：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官至湖北糧道。
[107]吳榮光（1773—1843）：字伯榮，號荷屋，別號可庵、拜經老人、白雲山人，廣東南海人。嘉慶四年進士。官至湖南巡撫。
[108]張錦芳（約1743—約1796）：字粲夫，又字藥房，號花田。廣東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工書畫，喜金石文字。與黎簡、黃丹書、呂堅號稱“嶺南四家”。
[109]謝蘭生（1760—1831）：字佩士，號澧浦、里甫、理道人，廣東南海人。主廣州粵秀、越華書院和肇慶端溪書院講席，任羊城書院山長。受兩廣總督阮元所聘，任《廣東通志》總纂。
[110]大昭（1744—1813）：錢大昭。錢大昭，字晦之，又字竹廬。江蘇嘉定人。錢大昕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師事其兄，於經、史皆有造詣。著有《〈廣雅〉疏義》、《〈兩漢書〉辨疑》等。
[111]康崑崙：唐代宮廷樂師，西域康國人。生卒年不詳，活動在唐德宗至憲宗時期。善彈琵琶。成名後，向琵琶家段善本學藝。段善本認為康崑崙琵琶技藝太雜，且帶邪聲。要求他十年不近琵琶，徹底忘記過去所學。康崑崙接受要求，十年後才向段善本學習。終成琵琶大師。
[112]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荀子·不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所引與原文有異。
[113]蘇長公：蘇軾。
[114]邯鄲淳之見東阿王：邯鄲淳（132—？），字子叔，潁川人，工文學、書法；東阿王，指曹植，曾封東阿。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乃更衣整儀，與淳評說混元造化，縱談伏羲以來賢聖、名臣、烈士的優劣等。暮歸，淳歎曹植為“天人”。事見《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注引《魏略》。
[115]李鍇之遇梁武帝：李鍇，應為“李諧”。李諧（496—544），頓丘人，東魏（北齊）吏部尚書李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辯。《北史》卷四十三《李諧傳》：“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為使主。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
[116]于于：自得貌。《莊子·應帝王》：“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成玄英疏：“于于，自得之貌。”
[117]欽明文思安安：語出《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118]賓於四門：語出《尚書·舜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孔安國傳：“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119]納於大麓：語出《尚書·舜典》：“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120]潛龍勿用：語見《周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
[121]“體仁足以長人”二句：語見《周易·乾卦》：“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孔穎達疏：“言君子之人，體包仁道，泛愛施生，足以尊長於人也。……言君子能使萬物嘉美集會，足以配合於禮，謂法天之亨也。”
[122]起八代之衰：語見蘇軾《韓文公廟碑》：“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八代”，指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123]禹、稷、顏子：禹，大禹，夏朝建立者。稷，后稷，周部族始祖。顏子，顏淵，孔子弟子。
[124]鏤肝鉥腎：形容刻苦用功。鏤，雕刻。鉥，長針。
[125]深源（？—362）：殷浩。殷浩，字淵源（唐人避諱作深源），陳郡長平人。晉穆帝永和六年（350）為中軍將軍。八年（352）率眾北伐，敗績，被廢為庶人。
[126]崔浩刊史之災：《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郤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
[127]熙寧偽學之禁：指王安石變法時的一些文化專制之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九《神宗·熙寧五年春正月》條：“上曰：‘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定於一。’”卿，指王安石。熙寧為宋神宗年號。
[128]韓退之晚列朝參：韓愈晚年還朝任國子監祭酒，又升任兵部侍郎，後轉吏部侍郎。
[129]莊、屈之荒唐：指《莊子》多用寓言，而屈原作品中又多神話。
[130]嗒然：形容身心俱遺、物我兩忘的神態。
[131]藹如：和藹可親的樣子。韓愈《答李翊書》：“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132]蟬嫣：連續不斷。《漢書》卷八十七上《揚雄傳上》：“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133]的的然：明白，昭著。
[134]“君子深造之以道”句：語見《孟子·離婁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135]孫復（992—1057）：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因居泰山講學，人稱“泰山先生”，石介等師事之。為范仲淹、富弼等舉薦，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著作有《〈春秋〉尊王發微》、《孫明復小集》等。
[136]商寶意（1701—1767）：商盤。商盤，字蒼雨，號寶意，浙江會稽人。雍正八年（1730）進士，初以知縣用，後任雲南元江府知府。隨軍征緬甸，病卒於塗。
[137]畢秋帆（1730—1797）：畢沅。畢沅，字纕蘅，號秋帆，江南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進士。官至陝西巡撫、湖廣總督。
[138]《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139]鄭箋、孔疏：鄭玄箋，孔穎達疏。
[140]《論語·憲問》。
[141]噂沓：冗長拖沓。
[142]或謂笑歐九乃原父，原父名敞，有《公是集》，貢父名攽，有《公非集》。——章士釗原注。
[143]廬陵：歐陽修。
[144]嚴禮堂：應為“徐斐然”。“子才病在貪多務得”等語，在徐斐然的《書隨園文鈔目錄後》。見《國朝二十四家文鈔》之二十四卷首。
[145]文明以止：語出《周易·賁卦·彖傳》“文明以止，人文也。”
[146]其風肆好：語出《詩經·大雅·嵩高》：“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147]辭尙體要：語出《尚書·畢命》：“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孔傳：“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
[148]文從字順：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韩愈全集校注》（五），第2640页。
[149]醇然後肆：韓愈《答李翊書》：“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韩愈全集校注》（三），第1454页。
[150]參之太史以著其潔：語見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151]阮芸臺：阮元，號芸臺。
[152]《咸》、《韶》：堯樂《大咸》與舜樂《大韶》的並稱。後泛指古樂。
[153]淄、澠：淄水和澠水的並稱。皆在今山東省。相傳二水味各不同。比喻性質截然不同的兩種事物。
[154]汪鈍翁：汪琬，號鈍翁。
[155]陸宣公：陸贄。
[156]豪奪兵權者：指曾國藩。
[157]太華：西嶽華山。
[158]少室：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嵩山西。東太室，西少室，相距約七十里，總名嵩山。
[159]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語出《論語·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160]儻：希望。
[161]歸更太孺人之憂：乾隆五十九年（1794），張惠言母姜氏去世，他回家居喪。
[162]魯斯客湖南北：乾隆五十九年，錢伯坰至武昌入湖廣總督畢沅幕。
[163]參差：陰差陽錯。
[164]覢：忽然出現。
[165]役役：奔波。
[166]繇：閒適貌。
[167]攸攸：迅疾貌；急速貌。《周易·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陸德明釋文：“逐逐…… 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
[168]冥冥：高遠貌。《楚辭·九辯》：“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
[169]惓惓：懇切貌。宋玉《神女賦》：“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昭明文選》卷一九。
[170]北海（678—747）：李邕。李邕，字泰和，廣陵江都人，曾任北海太守，故稱李北海。工書法。
[171]斗筲：指氣度狹小、見識淺陋的小人。
[172]陸祁孫：陸繼輅。
[173]廬陵：歐陽修。
[174]眉山：蘇氏父子。
[175]南豐：曾鞏。
[176]新安：朱熹。朱熹，婺源人，婺源於梁、陳時為新安郡。
[177]震川：歸有光。
[178]荊川：唐順之。
[179]遵巖：王慎中。
[180]劉、王兩文成：明朝的劉基、王守仁。兩人皆諡文成。
[181]朱梅崖：朱仕琇。
[182]彭秋士（1742—1785）：彭績。彭績，字其凝（其疑），號秋士，長洲人。一生布衣，絕意科舉。窮困客死他鄉。著有《秋士先生遺集》。
[183]薛玉堂（1757—1835）：字又州，號畫水，四川蒼溪人，居江蘇無錫。乾隆六十年（1795）進士，官慶陽知府。工詩文，善書法。
[184]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班固《兩都賦序》：“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昭明文選》卷一。
[185]乘韋之先：四張熟牛皮。乘，四；韋，熟牛皮。《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注：“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186]盛子履（1771—1839）：盛大士。盛大士，字子履，號逸雲，又號蘭畦道人，江蘇鎮洋人。嘉慶五年（1800）舉人，官山陽教諭。著有《溪山臥遊錄》等。
[187]褎然：傑出貌。此意為赫然。
[188]有序而有物：即“言有物”、“言有序”。《周易·家人卦》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周易·艮卦》爻辭“六五”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189]不祀：無人奉祀，比喻亡國或絕後。《左傳·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
[190]梅賾：字仲真。東晉汝南人。曾任豫章內史。因獻《古文尚書》而聞名。但學術界懷疑所獻為偽書。
[191]邵子：指邵雍。
[192]《石鼓文》：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現於唐初，共十枚。石鼓文多認為是秦刻，但也有認為是周刻、漢刻、晉刻、北魏刻、宇文周刻的。主宇文周刻說為金人馬定國。《金史》卷一百二十五《馬定國傳》：“《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明代顧炎武於《金石文字記》支援馬定國這種說法。陸繼輅認同顧炎武的說法，主宇文周刻說。見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貴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版。
[193]陋儒編詩不收入：語出韓愈《石鼓歌》。
[194]玉谿生：李商隱。
[195]衛宏：字敬仲，漢光武帝時為議郎。著有《漢儀》四篇、《古文官書》一卷。此處“《官書》”，即《古文官書》。
[196]江、鮑：江淹、鮑照。
[197]李申耆：李兆洛。
[198]屈侃甫（1768—1835）：屈軼。屈軼，字侃庭（一作侃存），一字侃甫。常熟人。貢生，署南匯訓導，改兵馬司副指揮。嗜藏書，室名有“享帚山房”，家藏書盈二萬卷，皆善本。工古文辭，尤習掌故。著有《耆獻答客問》、《永安耆獻狀》、《享帚山房集》等。
[199]《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200]江都：指董仲舒。董仲舒曾為江都相。《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
[201]忮心：猜忌之心。
[202]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見《詩經·邶風·雄雉》。
[203]王逸《楚辭章句》：“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可見，淮南王劉安曾作《離騷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則出自劉安《離騷傳》。關於劉安作《離騷傳》，見《漢書》卷四十四《淮南王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204]夷猶：從容自得。
[205]鬯遂：暢遂。鬯，通“暢”。謂生物生長舒肆旺盛。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六朝順敘，百嘉鬯遂。”
[206]圭瓚：古代的一種玉制酒器，形狀如勺，以圭為柄，用於祭祀。《尚書·文侯之命》：“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207]“說者謂”等句：說者，指劉聲木。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十二：“（朱仕琇）下摹柳州，而筆性滯鈍，能沉著而不能軒翥。”軒翥：飛舉。《楚辭·遠遊》：“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洪興祖《補注》：“《方言》：翥，舉也。楚謂之翥。”
[208]高雨農（1774—1841）：高澍然。高澍然，字雨農，福建光澤人。嘉慶六年（1801）舉人。官至內閣中書。
[209]寶廷（1840—1890）：初名寶賢，字少溪、竹坡、仲獻，號難齋、偶齋。清宗室。同治七年（1868）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內閣學士。
[210]解首：解元。此指鄭孝胥。鄭孝胥於光緒八年（1882）中舉，中福建省鄉試解元。下面的《雜詩》，即出自鄭孝胥《海藏樓雜詩》之七。
[211]高鳳岐（1858—1909）：字嘯桐，號愧室，福建長樂人。光緒八年（1882）舉人，官至梧州知府。工古文詞。
[212]陸爾奎（1862—1935）：字浦先，號煒士，陝西高陵人。光緒十七年（1891）入京，曾在天津北洋學堂、上海南洋公學任教。為老版《辭源》主編，是中國近代第一位辭書編纂家。
[213]蒲梢：古代駿馬名。《史記》卷二十四《樂書》：“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裴駰《集解》引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
[214]駃騠：良馬名。《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駿良駃騠，不實外廏。”
[215]王：指王先謙，他曾編撰《續古文辭類纂》。
[216]絜非仕歷見上部卷十二《弘農令府君石表辭》，可參閱。——章士釗原注。
[217]左、馬：左丘明、司馬遷。
[218]崖岸：矜莊；孤高。曾鞏《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
[219]炳蔚：形容文采鮮明華美。《周易·革卦》：“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220]萬承蒼，字宇光，號孺廬，江西南昌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進士。——章士釗原注。
[221]三獨坐：漢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與尚書令，朝會時坐皆專席，故號“三獨坐”。後泛指高官顯宦。亦省作“三獨”。《晉書·傅玄傳論》：“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台閣生風，貴戚斂手。”
[222]四先生：此指“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士：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里季吳實、甪里先生周術。他們隱居於商山，曾經向漢高祖劉邦諷諫不可廢去太子劉盈。後人用“商山四皓”來泛指有名望的隱士。“四先生”亦指同一時代或地域或師門四位道德文章受人稱許者的合稱。如嘉定四先生、程門四先生、雁蕩四先生等。
[223]高密：指汉代郑玄。郑玄是山东高密人。江藩《汉学师承记·钱大昕》：“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
[224]石城書：指白帝城托孤。石城指白帝城，蜀漢時稱永安。在今四川奉節東。杜甫《虎牙行》：“壁立石城橫塞起。”蕭滌非注：“石城指白帝城，因在山上，故名石城。”《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章武三年（223）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225]惲子居：惲敬。
[226]趙彥偁（1819—1881）：字記樓，號君舉，別號辛庵。江蘇鎮江人。郡增監生。潛心經傳諸子，精天文、數學、書法、金石。青年時代設館教讀。咸豐九年（1859）起在浙江、江西、揚州、江陰等地作幕僚，幫助試官評閱試卷。著作甚多，經亂散失，僅存《學小辨齋筆記》、《辛庵語》、《丹徒碎語》、《三願堂古文僅存》、《三願堂古近體詩》，合稱《積微精舍遺著五種》。
[227]翁瓶廬：翁同龢。翁同龢，號瓶廬居士。
[228]王湘綺：王闿運。
[229]本師：指姚鼐。劉開師從姚鼐。
[230]陳碩士：陳用光。陳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提督福建、浙江學政。著有《太乙舟文集》、《衲被錄》等。
[231]左仲甫（1751—1833）：左輔。左輔，字仲甫，一字蘅友，號杏莊，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官至湖南巡撫。工詩詞古文，著有《念菀齋詩詞古文書牘》五種。
[232]匡、劉：匡衡、劉向。皆西漢學者，兼善文學，常用經義議論政治得失。
[233]莊辛：戰國時楚國大臣。莊辛知道楚國處境危險，諫楚襄王，襄王不聽，莊辛憤而去楚。後秦侵佔楚地，襄王后悔未聽莊辛之言，使人召莊辛回國，並向莊辛問計。莊辛分析當時形勢，認為“亡羊補牢，未為遲。”《戰國策·楚四》詳細記敘了這個故事。
[234]詛楚文字：秦國石刻。內容為秦王祈求天神制克楚兵，復其邊城，故後世稱“詛楚文”。據考證，約為秦惠文王和楚懷王時事。
[235]曾賓谷（1760—1831）：曾燠。曾燠，字庶蕃，一字賓谷。江西南城人。官至貴州巡撫。工詩、駢文、書畫。
[236]柳仲塗：柳開。
[237]拜臺：舊時謂演員於戲演完時由二人戴紗帽、穿紅袍向臺前、臺後作揖致禮。
[238]二典：指《堯典》、《舜典》。
[239]奏記崔大卿：指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柳宗元集》卷三十六。崔大卿指崔儆，此《啓》柳宗元未中博學宏詞時作，求崔儆再撫薦。
[240]矞皇：輝煌；光輝。
[241]婢學夫人：婢女學作夫人，比喻刻意去學，卻總不能像。
[242]青田：劉基，青田人。
[243]文憲：宋濂，諡文憲。
[244]正學：方孝孺。世稱方孝孺“正學先生”。
[245]王、李：王世貞、李攀龍。
[246]歸、唐：歸有光、唐順之。
[247]《左·哀七年》：吳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注：賈逵曰：《周禮》，王令諸侯享祀，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釗案：吳本伯爵，合諸侯廑得用七牢，今魯以百牢見徵，可見吳之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為何如也。——章士釗原注。
[248]劉子玄：劉知幾，著有《史通》。
[249]魏叔子：魏禧。
[250]袁簡齋：袁枚。
[251]李卓吾：李贄，號卓吾。
[252]林西仲：林雲銘。林雲銘，字西仲，福建侯官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官徽州府通判。
[253]過商侯：過珙。過珙，字商侯，清代錫山人，編有《詳訂古文評注全集》等。
[254]魏伯起：魏收，字伯起。著《魏書》。
[255]沈、任：沈約、任昉。
[256]唐張彥遠，字愛賓，河東人，引語出所著《歷代名畫記》。——章士釗原注。
[257]吳南屏：吳敏樹。
[258]周荇農（1814—1884）：周壽昌。周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號自庵等，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由編修累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初罷官居京師，以著述為事，詩文、書、畫，俱負重名。著有《思益堂集》。
[259]王闓運（1833—1916）：字壬秋，一字壬父，號湘綺。
[260]屠伯某氏：指曾國藩。
[261]潘、陸：潘嶽、陸機。
[262]語出韓愈《讀〈墨子〉》。《韓愈全集校注》（五），第2726頁。
[263]見曾國藩：《送周荇農南歸序》。
[264]《聖哲畫像記》：曾國藩作。
[265]張廉卿：張裕釗。張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為“曾（國藩）門四弟子”之一。
[266]《歐陽生文集序》：曾國藩作。歐陽生，指歐陽勳。歐陽勳（1827—1955），字子和，號功甫，湖南湘潭人。諸生。著有《秋聲館遺稿》。
[267]舒燾：字伯魯，湖南漵浦人，官戶部郎中，工詩文，著有《綠綺軒文鈔》。
[268]杜仲丹（1824—1901）：杜貴墀。杜貴墀，字吉階，別號仲丹，巴陵人，舉人。
[269]文翁：《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文翁傳》：“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
[270]嚴咸（1840—1865）：字受安，湖南漵浦人。咸豐七年舉人。河南布政使嚴正基之子。左宗棠督閩浙，嚴咸赴浙，請領一軍為推鋒，被拒。在軍中發狂病，乃歸里，旋自盡。著有《受庵詩鈔》。
[271]向師棣（1835—1865）：字伯常，湖南漵浦人。諸生。官江蘇補用知縣。師事曾國藩，入曾國藩幕府，病卒。工古文辭。著有《涵古樓文鈔》。
[272]蔡毓春：字與循，湖南湘潭人。咸豐六年（1856）貢生。王闓運為其姐夫。
[273]鄧輔綸（1828—1893）：字彌之，湖南武岡人。肄業於長沙城南書院，左宗棠歎為異材。咸豐元年（1851）中鄉試副榜，官浙江道員。與太平軍作戰，被劾免官。
[274]王景莪：應為“王景峨”。王景峨，湖南長沙府益陽縣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以知縣即用。
[275]曾熙（1861—1930）：湖南衡陽人。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緝，號俟園，晚年自號農髯。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官兵部主事兼提學使及弼德院顧問，先後主講衡陽石鼓書院、漢壽龍池書院，任湖南教育會長。工詩文，擅書畫。
[276]鄭沅（？—1940年後）：湖南長沙人，字叔進，號習叟，光緒二十年探花，光緒二十九年（1903）出任四川學政，辛亥革命後曾為總統府秘書，袁世凱稱帝乃以疾力辭。善書法。
[277]江標，吾於乙未之秋，及丁酉之冬，兩次逢場，其人俊俏風流，容觀甚美。標娶汪鳴鑾之妹嗚鳳，有文名，聞有建霞鳴鳳共賞之作印章，鈐於考卷，吾卻未見過。——章士釗原注。清補注：江標（1860—1899），字建霞，號師許。江蘇元和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光緒二十年（1894）任湖南學政。
[278]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號佛塵，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派領袖。戊戌政變後，去日本、南洋集資，回滬後創“自立會”，旋於漢口謀發動自立軍起義，事泄被捕就義。有《唐才常集》。
[279]楊守仁：湖南長沙人。原名毓麟，字篤生。光緒二十四年進士。1902年留學日本，先後與黃興、陳天華等發刊《遊學譯編》。參加組織拒俄義勇隊，組織暗殺團，加入同盟會。後於英國留學期間投海自沉。
[280]白芙堂：指丁取忠等編寫的《白芙堂算學叢書》。丁取忠（1810—1877），字肅存，號果臣，一號雲梧，長沙縣人。近代數學家。曾與學生共同編成數學巨著《白芙堂算學叢書》。
[281]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一字心海、伯烈，號節庵。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曾因彈劾李鴻章，名震朝野。後應張之洞聘，主講廣東廣雅書院和江蘇鐘山書院。1917年參與張勳復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