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敏集
作者：杨荣
二十五卷。明杨荣撰。杨荣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县)人。建文进士,初任编修,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召入文渊阁,以多谋能断,为成祖所重,并为之更名杨荣,多次随行北巡,升至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宣宗两朝和英宗初年,都在朝辅政。英宗即位,与杨士奇、杨溥同辅朝政,并称“三杨”。后辞官归里,死于途中。著有《北征集》、《默庵》、《云山小稿》、《静轩》等,此集共二十五卷,其中,诗赋八卷,文二十七卷。为正德年间刻本。前有正德十年(1515)永嘉后学王瓒序。《序》讲述了成书过程,因其《西京类稿》、《玉堂选稿》梓行已久,报藏书坊,毁于回禄,故“今西君偕诸昆季,翻刻以传,总名曰《杨文敏公集》,共二十五卷。”杨荣在明全盛之时,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可谓至荣。因而所作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其诗文多应制之作,称“台阁体”,莫不严正详雅,典当人心。其他诗作,雍容平易,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亦足以震耀一世。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称其“诗亦备极诸体,清远俊丽,趣味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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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钟集
南宋陈埴著。十一卷。凡论语、孟子、六经总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近思杂问、史等各一卷。其体例皆先设问后答之。书名取“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问者如撞钟”(《宋元学案·木钟学案》)之意。在论述心、理和性情的关系时说：“道理只是一个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说者，有就事物上说者。”认为“理”既存在于“心”中，又表现在“千条万目”的“事”上。圣人能“一心而贯万事”达到“统体光明”的“上达境界”(天理)。又说“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心居性、情之间，向里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间而统之”。基本墨守程朱之说。有明弘治十四年(1501)温州重刊本。
琴堂谕俗编
二卷。宋郑玉道(生卒年不详)、彭仲刚(生卒年不详)撰，宋应俊(生卒年不详)辑补，元左祥(生卒年不详)续增补。四人字、号、籍贯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据《宋史·艺文志》所载，可知郑玉道曾撰有《谕俗编》一卷，彭仲刚撰有《谕俗续编》一卷，两书虽相因而作，但各自成书。后其书散佚，应俊辑两家之书合为一编，又作补论，改书名为《琴堂谕俗编》。元人左祥又拾原书之遗，辑《择交游》一篇，增入其书，以尽量恢复其书原貌。其书主要采择经史百家有关伦理纲常及日用故事，旁证曲谕，以示劝戒，故定书名为《谕俗》。文笔流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以家喻户晓。目的以封建伦理纲常劝谕众人，积德行善。但所引皆众书所载，作者发挥己见之处颇少。今有《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范子计然
又称《范子问计然》，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书。《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著录“《范子问计然》15卷”，作者注：“范蠡问，计然答。”《新唐书·艺文志》农家类著录“《范子计然》15卷”，作者注：“范蠡问，计然答。”可见这是同一部书。此书到宋代已佚失。《齐民要术》卷三曾引过《范子计然》，但《汉书》、《隋书》均无著录。清代有马国翰辑本《范子计然》三卷，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清史稿·艺文志》农家类作了著录。另外《清史稿·艺文志》还著录黄奭辑本《范子计然》1卷。
玉君
中篇小说。杨振声著。1925 年由现代社出版。小说描写青年学生玉君与同学杜平夫相恋。玉君的父母不顾玉君心中已有所爱,硬要将她嫁给军阀师长的儿子做续弦,逼得玉君跳海自杀(后遇救脱险)。杜平夫出国留学时,委托林一存多方照顾玉君。林一存为成全玉君与杜平夫的爱情,割舍了自己童年时代与玉君有过的青梅竹马之恋,并严格压抑着自己时时泛起的对玉君的爱。但留学归来的杜平夫却对林一存与玉君之间的纯洁关系,乱加猜疑,妒火烧心,显得虚伪、狭隘、卑琐。小说揭露了家族制度与包办婚姻的弊害,控诉了礼教吃人的残酷性,针砭与否定了以新派面目出现而实则浸透了传统道德的虚伪人格,肯定了道德自我完善的处世态度。作品充满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杨振声主张艺术“要忠于主观”,“把天然艺术化”(《玉君·自序》),《玉君》就是这一创作思想的产物。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评论说: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 ‘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新学伪经考
十四卷。近人康有为(1858－1927)撰。康有为一生勤于着述，主要着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戊戌奏稿》《康南海先生诗集》等。此书大旨谓东汉以后所讲习之经，皆刘歆伪造。因刘歆作过王莽新朝大臣，故斥其学为“新学”。称“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在序中言“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着。”从经学角度看，此书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其考辨失之武断臆测、其论说失之偏激疏误者屡见。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曰：“《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梁启超的批评颇为中肯。然此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是一部辨伪专着，而在于它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古文经学乃儒家正统，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而此书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无疑是对封建统治的大胆挑战，为变法维新解放思想、扫除封建绊脚石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它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理论着作之一。书成后，清朝御史安维峻曾奏请毁禁；封建官绅叶德辉称宁肯让魏忠贤配享孔庙，也不能让康有为扰乱时政，可见其对封建王朝的威胁震慑力量之大。有《蛰云雷斋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单行本，中华书局1959年单行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本。
降三世忿怒明王念诵仪轨
一卷，唐不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