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
作者：佚名
日本华严宗高僧高辨著，共二卷，集中体现了其对华严思想与禅法实践融合的深刻思考。高辨生活于平安时代后期，师从华严宗名僧，深谙《华严经》义理，同时对禅宗观行法门有着独到体悟，此书便是其会通两宗精髓的代表作。 书中以 “修禅观照” 为核心枢纽，系统阐释了通过禅定观想契入华严 “解脱门” 的路径。高辨认为，华严宗的 “法界缘起” 思想并非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需通过具体的禅修实践加以证悟，而 “观照” 正是连接理与行的关键。他结合《华严经》中 “十玄门”“六相圆融” 等核心义理，详细论述了观照过程中如何体悟空有不二、理事无碍的境界，强调修观者需在念念之间观照诸法实相，最终臻于 “解脱门” 所指向的究竟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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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渊集
金末元初全真道道士长筌子撰。五卷，收入《正统道藏》太玄部。书中收录《至一书》上下各三十六篇，文赋三十一篇。诗词百余首，其《至一书》多引老庄之言，阐述道德重玄之旨，大抵上篇言冥漠幽旷，虚寂自然之道，下篇则言清静无为，治世修身之德。谓大道重玄照旷，谓之混冥，化生品物，应感群情，为天地之父母，万物之灵枢，阴刚之纲纪，「今古无穷而常自然」。又称：「清静无为而天下自正」：清心寡欲，「惊畏防患，是为保身全真尽年之道也」。其文赋多抒写避世隐居，逍遥林泉之闲情逸趣。感叹功名皆梦幻，人间是苦海，不如弃世修真，排斥浮华，荡涤情爱。「内抱虚无，外绝非是，人世顿捐，饱诸玄旨」，又论明心见性，内炼金丹之要。谓达者居尘出尘，在欲无欲，「触目尽皆法界，何方不是禅那」。其说颇似禅僧。全书笔调清雅而苦叹良多，作者盖为金末乱世中弃儒学而遁入玄门者。
临证指南医案
中医临床医案著作。十卷。叶桂于临症时所述,由门人辑成。首刊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1766年华岫云又出其采辑所得,并加分类、校勘再印。清代曾多次刊刻,此后有石印本、铅印本等。1958、1959年上海卫生出版社、科技卫生出版社都曾铅印出版,迄今存版本40余种。其中内科杂病医案八卷、妇科、幼科病案各一卷。共分89门,次第罗列医案,每案先论证,言简意赅,每症之后,由华岫云邀集同行撰写一段文字,提纲挈领,探析病源。体现了叶氏治病辨证细致,善于抓住主证的特点。全书以病症类案。
梁启超
郑振铎著，全书以精炼笔触勾勒梁启超（1873—1929）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早年科举中举、师从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到流亡海外推动思想启蒙，再到晚年投身学术，书中串联梁启超的人生关键节点，揭示其从政治家向学者转型的深层动因，尤其侧重变法失败后“以著述启民智”的抉择。解析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的改良主义主张，如君主立宪、护国战争等实践，批判性探讨其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矛盾角色——既突破传统又囿于时代局限，展现知识分子在剧变中的理想与困境。全书仅两万余字，以短小篇幅提炼梁启超思想精髓，脉络清晰，被读者誉为“近代史入门佳作”。
中国的牛津运动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也许只有辜鸿铭,才会在本世纪初,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团的牛津大学,把清代同光之际的“清流”活动,比作那以前三十年的“牛津运动”,而不顾二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便是这样的一本书。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这本书,按照他的序言所署的日期,初版刊行不不会早于1910年2月。我们仅找到1912年在上海刊行的第二版,封面社明文字依据向德国牧师提供的中文定本,并新增附录两篇。显然,这第二版,是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修改过的所谓定本,其中有些文字是他在民国成立那年添加的,与尉礼贤的德译本相一致。
大事记续编
明王祎撰。七十七卷。系继吕祖谦《大事记》而作，体例全同吕书而将解题附各条之下，不另作一书。俞恂谓本书起自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迄于宋德祐二年(1276)，计一千三百六十五年。传本虽始于汉武帝征和四年，却止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可能抄写时有所遗佚。本书纪年及褒贬，与朱熹的《纲目》有所不同。对史实考订同异，较为认真。而于前人的议论，引述颇多，优劣互见。宋庠《纪年通谱》久无传本，刘羲叟《长历》仅《通鉴目录》用以纪年，且亦已散佚。以上二书本书有所引用，可备参考查核。
御纂孝经集注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