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碎金

作者:徐恒志
法藏碎金

徐恒志居士,1915 年出生,原籍浙江镇海,法名定真,是中国著名的佛教人士。他于 1953 年受心中心密法阿阇黎灌顶位后,开始应邀为上海佛教青年会讲授佛法,多年来在国内各道场、学府宣讲佛法,2007 年 3 月 5 日安详示寂,享年九十二岁。 《法藏碎金》共分为十门,分别是布施门、持戒门、忍辱门、精进门、禅定门、般若门、忆念门、教化门、助道门、修证门,另外还有附录辑录经论一览。该书广录诸大乘经论要义,于佛法信、解、行、证,全始要终,义无不备。正如书中自序所说,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经论卷帙浩瀚,遍读为难,徐恒志将其中义理精要、文句显豁者分为十门进行编集,以便自学,同时也希望能以法供养,让更多人同出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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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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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早的专论兵制的军事著作。南宋孝宗时陈傅良撰。共8卷,约4万字。该书按照朝代顺序,记述自西周到北宋的兵制。对西周的乡遂井田兵农合一制,汉代的京师兵、地方兵,隋、唐的府兵,唐代的骑、禁军,以及兵制的继承、发 展也有所论述。有关历代兵员征集办法,兵役、徭役情况,军功爵赏,兵员数额,军费开支,战争状况等亦有记述。对其中重要内容,还加以评论。如在兵农关系上赞赏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在征调问题上,主张爱惜民力反对征调无度;在统御关系上,强调权限分明,既要保证“强干弱枝”,反对“诸王擅兵”,又要保证将领必要的指挥权,反对“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在练兵问题上,主张号令严明,严加考核,选拔优秀,反对“练习不精”,等等。 该书对北宋兵制的流弊,言之尤详,旨在通过古今兵制对比,以针对南宋将弱兵骄,冗兵充斥,军费浩繁的现实,提供改革兵制的借鉴,以贯彻其兵要少但要至精的主张。《历代兵制》作为论述中国古代兵制的第一部专著,对后世有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值得重视和探讨。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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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法著作。元李杲撰。一卷。杲有《脾胃论》已著录。本书原题朱震亨撰,实为后人误题。成书于定宗三年(1248)。内容以指掌图说明脉象及其主病,对三部九候、五运六气、十二经脉、常脉病脉、脉证治法等脉诀内容,进行解说,分析辨异。以图示脉,颇具特色。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先谦校刊《丹溪全书》本,一九三四年千顷堂书局刊本。

旅舍备要方

旅舍备要方

成书于元祐元年(1086年)。宋代董汲撰,木刻单行本。方书。为旅行者“道途有病,治疗有归”而编,所收“经效奇方”证详而法略,使览之者晓然可用,故名。原书共载医方百余首,于明代失传。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神仙紫雪、小半夏汤、半夏化痰丸等46方,收载有30余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如五灵脂“微炒”,槟榔“烧灰存性”,附子“炮去皮”,白附子、天南星、蝎尾、诃子皮“炮”,腻粉、牵牛子“炒”,麻子、麝香、乳香、朱砂、牛黄、马牙硝“研”,黄连“入生姜同杵,炒令紫色”,豮猪血“腊月内以新瓷罐盛,挂于房东上,阴干为末”等炮制方法。

中国侦探罗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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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侦探:罗师福》是清末侦探小说家南风亭长的侦探小说代表作,也是晚清时期罕见的白话侦探小说,堪称晚清版“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主人公罗师福,名字取“师事福尔摩斯”之意,是诞生于大侦探“霍桑”之前的“东方福尔摩斯”。于宣统元年七月初一(1909年8月16日)至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六(1910年1月16日)连载于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154号,含第一案十三章,第二案九章。此次整理版本乃是当代的首次结集,以目前所见连载版为底本,并从中遴选出50余幅和剧情紧密结合的插图,也让当今读者一品带有绣像的侦探小说。

观自在菩萨随心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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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自在菩萨随心咒经,一卷。唐智通译。永徽四年(六五三)出〔开〕。亦称《多唎心经》。密教经典。属持明密教观世音部经典,说多罗菩萨(多唎)陀罗尼法。唐玄奘亦译有《观世音菩萨随心咒》,集入《咒五首》。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四分比丘尼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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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戒本。传统题作后秦佛陀耶舍译,唐怀素集。一卷。北图有珍33等九十号左右。英、法、俄、日等藏有S.440、P.2310等数十号。传统认为此戒本是怀素在佛陀耶舍所译《四分律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但历代经录无佛陀耶舍译《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之记载。故此戒本或是怀素据《四分律比丘戒本》之体例,从《四分律》关于比丘尼之戒律中集出;或佛陀耶舍翻译,经录失载。戒本把比丘尼应遵守之戒律以条文的形式一一列出,成为中国比丘尼日常生活所依据的规范。敦煌地区尼僧数量颇多,故此类戒本颇受重视。历代大藏经均收,敦煌本保留了较早的形态,可供校勘。S.1167题记谓:“比丘尼 先为师僧父母,后为己身,时诵《尼戒》一卷。龙兴寺僧智照写。”上海图书馆127号题记谓:“子年十一月,比丘潜均写。”北寒100题记谓:“比丘常秘写。”北生22题记谓:“写,戊寅年五月十六日,梁再兴。”S.6637题记谓:“比丘尼灵相戒本。”北辰47题记:“戒意”,显然也是比丘尼的名字。由此可知,敦煌比丘尼所用之戒本大抵为比丘或俗人抄写。或者反映了当时比丘尼的文化层次与在教团中的地位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