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与顾颉刚书中的一节）
这篇文章我非常的爱读，当时即连着看了好几遍。我信这篇文章实在很有刺激性，就是说，很刺激我们从些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尝有人去切实地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又很提醒我们些地方。但这篇文章的功绩，在此时却只是限于这个胎形，看来像是有后文，我们却不能承认其中证求得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讨论的。丁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见过《中国与哲嗣学》的下半篇和这篇，和“科玄之战”的文章。从科玄之战的文章看来（特别是后一篇），可以知道作者思想的坚实分析力，在中国现在实在希有，决非对手方面的人物所能当，而他这一些文章，都给我一个显然的印观，就是丁君在求学问的线路上，很受了Sir Francis Galton，Prof. Karl Pearson一派的影响，而去试着用统计方法于各种事物上，包括着人文科学。这实在是件好事。我们且于丁先生的施用上，仔仔细细看一下子。
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历史同地理的关系，是近代科学上最有兴味的问题，也是最没有解决的问题。布克儿（T·Ruckl）是19世纪用科学知识研究历史的第一个人。照他的学说：凡人类的历史，都是气候、土壤、交通的关系。这种物理派的历史观，在他的《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出版的时候很有势力。到了19世纪末纪，遗传性的研究，渐渐进步，于是注重种族的比注重环境的学者要多。美国的格兰特（Grant）就是极端主张种族论的人，但是他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学的，不足以做遗传性历史论的代表。最近美国学者如伍治（F·A·Woods）用遗传性研究欧洲历史上的人物，贡献很多。他的主张是一国的历史，是种族的根性同偶然发生的首领所造成的。他所著的书，如《皇族与遗传性》（Heredity in Royalty）是近代历史学上的名著。同时研究地理学的人，还是主张文化是气候的产物，不过他们不复如布克儿那们极端，那们简单。汉亭顿（E·Huntington）就是这一派人中最有成绩的。但是无论我们对于种族，环境同偶然产生的首领，这三种势力，偏重在哪一种，总应该承认地理同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广义的地理，包括生在地上的人种。
中国人是最注重籍贯的，所以遇见了一个生人，问了他的尊姓大名，就要问他是哪一省哪一县的人，因为我们脑筋里头觉得“湖北人”、“广东人”、“江苏人”、“山西人”……这种名词，是代表这几省人的特性；知道一个人的籍贯，就知道了他是我们心里头的哪一类。这不但中国人如此，就是欧美的人也是如此。说到了新下台的英相乔冶，不知不觉就想起他是维尔司的人。美国选举总统，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还是生在南几省或是北几省。所以若是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人物，照他们的籍贯，做一个统计，看看一个时代之中，哪一个地方的人，在政治上，社会上最有势力，最有影响，岂不是很有兴味的？
这一种研究，最困难的是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一个人有怎么样的资格，才配做历史人物呢？伍治研究欧洲人物的时候，完全用一种客观的方法。譬如他研究一个时代皇室的人物，就把所有那时代的书籍，细细的读过。凡有提起皇室人物的地方，都抄了出来，做一个详细的统计：看看哪一个最受人称赞或是批评；称赞、批评，又到如何程度；然后决定当时人的总判断，拿来做标准。又如他研究近代有名的科学家，就把他所晓得的名字开了出来，请现代的科学家投票，这两种方法，都是极其费工夫，而且对于中国的历史，不很适用。我为简便起见，暂时用了一个武断的标准：把《二十四史》来做我的下手地方，凡有二十四史上有列传的，都假定他是“历史人物”，假定是我研究的一种单位，然后拿他们的籍贯来计算一时代中哪一个地方，历史人物的数目最多。
用这一种方法，有两个大缺点：第一是行业不同的人，混在一块计算。文艺家同将帅，性质虽不相同；照我这种方法，都算是一个单位。第二是程度不同的人，没有区别。绝大的人物，如张江陵、王守仁只算一个人；极小的人物，仅仅够得上有列传的，也要算一个人。所以进一步的研究第一是要分类，第二是要分等。但是分类、分等，都有主观的毛病，而且很费时间的。这一次的研究，只能算一种粗浅的统计。好的统计的人数较多，两种毛病都可以减少。因为无论一个人是甚么事业，二十四史上有了列传，总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对于社会政治，总有一种影响，不妨视为一类，与没有列传的人区别。至于有分等的毛病，只要地方的单位大，也就可以减除，譬如湖北出了一个大人物张江陵，当然同时明史上有传的湖北人，就有许多小人物。以此类推，无论哪一省都是如此。假如拿省替省比，大小人物混在一齐，各省同时吃亏，同时占便宜，虽然不能全公道，也并非全不公道。
第二种困难，是地方单位问题。我们这种研究，是要知道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但是地理包括地文、人文两种。若是以地文为标准，浙江的温处台应该归入福建，不能同浙西在一个单位之内。但是就文化而论，温处台同福建的关系浅，同浙西的关系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要求一个地文、人文相合，而且区域较大的地方来做单位，是不可能的。我再四斟酌，还是拿省来做单位，较为妥当。一来这种单位，不用说明；二来省是一种政治的地理单位，与政治有多少关系；三来现在的省分，虽不能合于科学的地文、人文标准，然而可以算折中于二者之间。
我所谓历史人物，是指历史上有势力的人物而言，所以不论善恶邪正，只要当日他的言行，曾有影响于政治社会的，都一概收入。
这种统计，系各地方人物贡献的比较，所以只能就统一的时代研究，因为分裂的时代，各省自然有各省的首领，无从混合计算。秦以前是封建政治；就是秦代，时间太短，也当然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秦以后共分六期：一前汉，二后汉，三唐，四北宋，五南宋，六明。元朝不但是蒙古人的世界，而且时间不长，政治上有特别的组织，暂时可以置之不论。至于前清，一则清史未成，没有同二十四史一样官书，可以做根据，而且私家著述很多，材料较为丰富，应该提出另行研究。这一次的讨论，只限于上边所举的六代。这六代有列传的人，有六千多人；有簿贯可考的，也有五千七百多人。因为古今地名不同，逐一的考证起来，颇费时日；仅仅对过一遍，错误恐不能免，不过这种错误，对于各省的百分率数目，不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大胆先把现在研究的结果，做成一个表，一张图，发表了出来，希望引起历史学者的兴味，多几个人来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把上边表（见下页——编者）上的数目，详细分析起来，第一件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一时代以内，各省人物的贡献，数目至不平均。即如后汉一代，最多的是河南，百分率在三十七以上，其余广东、贵州、云南、奉天，都是零；江西、湖南、福建、广西，四省都在一以下；山西、江苏、浙江、湖北，都在五以下。然而同一个省分，在六个时代之内一时代的贡献，又与其他时代相距的很远；即如河南在后汉是百分之三十七，到了明不过百分之七，江西在前后汉都在千分之五以下，到了明就有百分之十一以上。这种人物分数的变化，实足以代表文化中心的转移。这又是甚么原因呢？
第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建都的关系。即如后汉，北宋都在河南建都，所以河南的人物最盛，南宋都城在浙江，唐的都城在陕西，所以浙江在南宋，陕西在唐，人物最盛。况且二十四史上的人物，虽不全与政治有关，但是最大的部分是官吏。官吏是从考试得来的，重要的考试，都在都城：离都近的省分，考试先占了便宜，人物也自然容易出头，但是距都城远近，不是人物贡献的惟一原因，又有很明显的证据。即如前汉的都城在陕西，而陕西所出的人物，还抵不上江苏，更不必说山东、河南了。明的都城在直隶，然而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人物，都比它多。无论哪一代，四川比湖北远，而四川六代的平均分数是四，湖北是二；云南、广西都比贵州远，然而有明一代，贵州的人物，不如云南、广西。足见得都城的地位，虽是很有关系，然而决不是人物变迁的惟一原因。大概文化的中心比都城的地位重要。若是都城也是那时代的文化中心，建都的省分，人物自然比他省要多。不然，还是文化中心要紧。
皇室的籍贯，也是很有关系。“从龙”的固然大半是丰沛子弟，而且他们的子孙，袭了祖宗的余荫，变成功一种世家；故乡的亲戚朋友，又要攀龙附风；皇帝的同乡，自然是很占便宜。江苏在前汉时代，百分率是十一，安徽在明也是十一，都是占了汉高帝、明太祖的光。
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甚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是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功夫去敦诗说礼？到了后世，教育的中心，在重要的书院。书院里的发达，又是靠地方上担负的能力。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也自然越增多。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功中国的文化的中心，与两省的经济史，总有关系。在唐以前，钱塘江同扬子江之间，沿海都是盐塘，同现在江北开盐垦的地方差不多。直等到钱镠筑了海塘，沿海的田地，渐渐的成熟，南北运河一通，丝米都可以出口，江、浙两省才成了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同时这两省所出的人物，也就驾于各省之上。影响于国民经济最大的是战争。元以后北方的退化，明以后四川、江西、福建的衰落，多少都受了兵灾的影响。北方不但遭了兵灾的残破，而且因为水利不兴，旱地的收入，一年少似一年，恐怕也就可以使得经济不振。但是我目前没有精确的研究，可以证明北方农业的退化。
还有一个原因，是“生存优点”的变迁。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但是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在人类方面，全是看社会的习尚为准。假如社会崇尚忠实、诚恳，把社会上最高的位置，给忠实、诚恳的人，这种人自然是优胜，若是社会推重文学、美术，有文学、美术天才的人，就可以得势。中国北方人，是忠实、诚恳的一路，扬子江下游的人，是比较的长于文学，美术。看上列的表，宋以前北方人占优势，宋以后扬子江下游的人占优势。或者是宋以后同宋以前社会的崇尚不同，生存的优点变迁，所以如此。但是细细研究：宋、明两代长江下游的人物，忠实、诚恳的也是很多，宋以前的北方人也很多，长于文学，恐怕这还不是人物贡献南北变迁的重要原因。
据我的研究，最重要的原因，是殖民同避乱。秦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山东、河南。就是两汉，除去了四川、江、浙、长江以南的省分，可算同中国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湖南、广东、江西、福建，都是唐末宋初因为殖民的结果，方才归人中国文化范围之内。贵州、云南、广西到了明，才可以算是中国的领土。东三省一大部分，始终在东胡族手里，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不能有甚么重要的人物。避乱同殖民的性质，本是相同。但是殖民的人，不必一定是中国社会里优秀分子，而东晋同南宋两次渡江，随从南行的，都是当日的士大夫，不肯受外国人统治的；声明文物，自然是在这班人手里。宋以后江苏、浙江的勃兴，大概很受这种避乱人的影响。至于北方受了外族统治，文化一定不能如前。五胡的时代，倡乱的外族，都还是受过中国文化的人居多，所以为害不大。金元两代，北方全是野蛮人的天下，经他们蹂躏以后，一时不容易复原，也是意中的情事。
综论起来，前汉时代，中国的文化，本来在山东、河南，所以这两省出人最多。陕西是建都的关系，江苏是皇室籍贯的关系，所以也比较的发达。其余如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同东三省，都完全没有开化。浙江、安徽、四川占的分数，也是极微，惟有湖北是因为是楚国的旧境，人材较多，可算是南方各省的例外了。后汉情形，同前汉相差不远，不过河南是皇室籍贯同建都两重的关系，特别人多，南方几省，也渐有进步。唐代文化的中心在陕西，北方各省的程度，比两汉较为平均，南几省除去江苏以外，仍旧不大发达。四川、安徽反为退化。北宋时虽因为建部的关系，河南特别出人，然而江、浙、四川、江西、福建，或是因为经济发展，或是因为殖民移民，文化进化，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渐渐要同北几省争衡。南宋北方不在版图以内，自然没有许多人物；文化中心，从此就到了长江下游。江西、福建都表现有史以来未有的盛况。明朝北方因为受了外族的统治，农业又复退化，仍然一蹶不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远出其他各省之上（安徽因为皇室同从龙功臣的籍贯关系，与其他省不同），西南也慢慢的露了头角，与宋以前的中国，然是两个世界了。
细细研究上列的表，还有一个要点。在宋以前，不但文化的重心，是正北方，而且文化的分布，很不平均，在两汉的时代，山东、河南两省所产生的人物，总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后汉时河南一省就有百分之三十七。汉以后各省的程度，渐渐平均，出人物的省分渐多，每省占的成分也渐多。在后汉的时代，最多的省分百分率是三十七，最少的省分是零；在明朝最高的是百分之十四，最低的是千分之十五；可见得从前中国人的文化，本来全在黄河下游，以后因为殖民避乱的关系，逐渐把这种文化普及全国。这是我们民族对于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把远东的许多野蛮人，变成功受中国文化的国民。这种事业，比罗马人在西欧洲的功劳还大。但是普及同提高，往往不能同时并进；普及的成绩好，提高的程度就差了。
各省文化逐渐平均，虽然是事实，然而表上所列的百分数，都不完全与事实相符。本篇所说的历史人物，大部分与政治有关系的。自从科举取士以后，要出身于政治界，首先要列名于科举。明朝科举不但举人是各省有各省的定额，就是进士也是南北分界，所以各省出人物的机会，受了科举定额的影响，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当时定科举额子的人，要使得各省人都有出身，虽然文化较盛的省分，额子较多，文化较低的省分，免不了滥竽。我曾拿明代进士题名录来做了两个表：一个是有明一代各省所出的进士的题目，一个是同一时代各省所出鼎甲的数目。进士是有额子限制，鼎甲是完全自由竞争的。所以前者是当日政府对于各省文化所定的一种标准，后者是各省自由竞争所得的成绩。
明代科甲表
拿这两个表来一比较，就知道官定的各省科举额，不足以代表各省的程度。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四省的进士，占百分之四十六；这四省的鼎甲，占百分之七十。可见得若是当时进士没有限制，边远的省分，还要吃亏。又各省进士的数目，同各省人物的数目，竟大致相同。科举额子的影响，可以想见。
唐史外族列传表
国名 人数
高丽 九
百济西部 一
契丹 七
范阳奚族 五
代乙失活部落 五
突厥 四
西域胡 二
株鞨 二
河曲部落 二
哥舒部落 一
热海 一
铁勒部落 一
鲜卑 一
于阗 一
回鹘 一
吐蕃 一
柳城胡 五
胡 一
总数 五〇
《唐书》的宰相世系表，最可研究。统计唐代宰相，为裴、刘、萧、窦、陈、封、杨、高、房、宇文、长孙、杜、李、王、魏、温、戴、侯、岑、张、马、褚、崔、于、柳、韩、来、许、辛、任、卢、上官、乐、孙、姜、陆、赵、阎、郝、郭、武、骞、沈、苏、薛、韦、汪、邢、博、史、宗、格、欧阳、狄、袁、姚、娄、豆卢、周、吉、顾、朱、唐、敬、桓、祝、郑、钟、宋、源、牛、苗、吕、第五、常、乔、关、浑、齐、董、贾、权、皇甫、令狐、段、元、路、舒、白、夏侯、蒋、毕、曹、徐、孔、独孤、乌，同龙居李氏，共为九十八姓。其中竟有十一族，不是汉人！
河南刘氏 匈奴 浑氏 匈奴
独孤氏 匈奴 洛阳长孙 拓拔
代州宇文 拓拔 元氏 拓拔
京兆于氏 曾人拓拔 邺郡源氏 拓拔
昌黎豆卢氏 卑 洛阳窦氏 鲜卑没鹿 回部落
龙层李氏 李陵之后
此外尚有格氏、狄氏两姓，似乎也不是汉族，足见当时经过南北朝人种混杂之后，北方的民族，决不是纯粹的汉人，而且宰相的民族，有百分之十一不是汉人，无怪当时种族的观念很浅，将帅藩镇，往往要用纯粹的外国人了。
是篇之作，动机在三年以前，去岁移居天滓，得借用梁任公先生藏书，始着手统计。今夏科学社开会于南通，曾讲演一次，然其时仅有总表，文字未脱稿也。11月复以英文讲演于北京协和医学校，乃发愤竭两日之力成之。讨论切磋，得益于任公及胡君适之者甚多。抄写核算，则雷君英广贯任其劳。余弟文浩间亦襄助，爰书数语道谢，且以志服官经商者读书作文之不易也。
（原载1923年3月11日《努力周报》第43、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