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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于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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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明陈于陛撰。此书是陈于陛的读书札记和心得。分立教、应物、恕字、施报、学庸、出处、处事、天意、造物所福、宽严、三才、续经、文字、澄养性情、天道、文章、立达、理数、用人、人心、知几、创业守成、孝庙世宗、余阙、刘文成、武宗、老庄、周公、荀孟、张良、太祖、王阳明、自责责人、曹沫、寇准、宋南渡、温公通鉴、惩创、元史、两汉、七国、贵溪分宜、易传、孝经、王文正、难易、太史公、韩昌黎、申韩、真宗王旦、天文等。本书对明代理学、释道、人物掌故、典章制度、史书编修等皆有所录,有不少是前人论述。本书所载阳明心学的传播、佛教的流行等有很大的史料价值。本书有《宝颜堂秘笈》本,兹据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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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毛姆读书笔记,内容涵盖毛姆有关读书的所有文字和文章。为什么要读书?怎样读书?读什么书?如何通过读书获得乐趣?这些名作家是如何写出这些名作……毛姆都在书中一一娓娓道来。 这也是一部集毛姆阅读、哲思、洞见和评论于一体的传世之作,集结了毛姆的全部读书随笔,包括书与你、书与作家、书与世界、书与我四个部分。不仅有毛姆对诸多名作家与著作的点评、对阅读提出的方法和建议,还有他的自我剖析、生活回忆和文学思考,此外,他列出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十佳小说名录,并分别佐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考,构成了一部分风格简约、让广大读者受益匪浅的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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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周作人著。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1932年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于辅仁大学作了数次关于新文学问题的讲演; 邓恭三做了详细记录,后经讲演者校阅,公开出版。本书共有五讲。第一讲是《关于文学之诸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用处等等。第二讲是《中国文学的变迁》,追溯了中国文学两种潮流的起伏、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公安派及其文学主张、竟陵派等等。第三讲和第四讲是《清代文学的反动》,介绍了八股文的来源、作法及其所激起的反动; 同时还说明了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等。第五讲是《文学革命运动》,内容有“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白话作品的出现——《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所以相同——用白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来自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他说:“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作者探讨新文学源流所得出的结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他脱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西文化撞击而谈新文学的源流,毕竟有其局限性,难以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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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有贪杯习惯的人们的意识中,谁都承认酒这东西有特殊的效用。那些旧式的酸溜溜的先生们,往往把“解愁”和“钩诗”的字样来讴颂酒德。比较有些新知识的人物对于酒的评价却不同了。说上什么“刺激神经”“畅流血液”,“提振精神”一类的考语,似乎也承认酒有兴奋的功用。但我的老友霍桑对于这些见解都是反对的。他说酒精中含着毒素,能够使神经麻木,减弱官觉的性能,总是有报无益。这句话我以为说得太过,也曾跟他辩论过。我认为饮酒若不过量,并不一定有害;但若使酒性太猛,或饮酒过度,那才有流弊可言。幸而霍桑也不是像“在理”的人一般地涓滴不尝的人,所以辩论的结果往往是一笑了之,并不曾面红耳赤过。可是在那天晚上,我经历了这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实,才使我感得霍桑的见解确有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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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金王若虚撰。三卷。若虚有《滹南遗老集》已著录。此编推崇杜甫、白居易与苏轼,反对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主张诗歌创作当“以意为之主,字句为之役”,即以思想内容为主,语言形式为辅。强调“哀乐之真,发乎性情”,即以真情为重,反对“经营过深,雕琢过甚”推崇杜甫、白居易、苏轼,反对黄庭坚“夺胎换骨”, “点铁成金”之说,认为不过是“剽窃之黠者耳”。这些观点都有可取之处。近人丁福保收入所辑《历代诗话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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