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源
“大观园”的原址
第一节 关于原址的争论
在清人说部中，故事的背景常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转移变换。《红楼梦》则不然，全书始终恪守着“地点的同一性”这一原则。[1]主要故事发生在大观园内，而园址何处使得许多红学家为之困惑。这种困惑是由小说本身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最初提到宁国府和荣国府时，说是二府相连，建在金陵，贾雨村对古董商冷子兴就是这样讲的[2]；后来的大观园，则是由两府各划出一部，加上两家后花园，凑在一起，改建而成。[3]秦可卿死时，她丈夫贾蓉的头衔是江宁府江宁县监生。[4]但是，故事的背景又明明是北京或“都城”。元春省亲，全副仪仗，从皇宫到大观园，只花了几个钟头的工夫。[5]一次贾母和儿子怄气，扬言要回南京去。[6]书中关于室内的布置陈设和大观园里花草植被的描写亦令人费解。屋里的炕，糊纸的墙，带纱格子的窗，无疑是北国风光。然而，红梅、桂花、芭蕉、竹子，以及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是难以在北京户外生长的。[7]苛求的尼姑妙玉用“旧年蠲的雨水”泡茶[8]，也不是北京的讲究。1921年俞平伯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对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了漫长的讨论，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为探明“大观园”地点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9]
后来，他们试图用别的方法探讨这个问题。顾颉刚先生通过研究其他文献中有关此书的消息以及作者的生平事迹，把这场讨论引上了正道，只因资料有限，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他首先否定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关于大观园即他的随园旧址的说法。“袁枚生于1716年，与雪芹生岁不远。”顾先生论证道：“他说‘相隔已百余年矣’，可见此老之糊涂！”[10]袁枚把曹的生年弄错了，不能由此断定袁枚所说一切都同样错了。袁枚关于大观园的话，是他看到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的自注以后，才补入《诗话》的，可见袁枚其实只是在复述明义的注。[11]如顾先生当时能看到《绿烟琐窗集》，当不会对袁枚所说全盘否定。
顾先生进一步论证，他在南京和江苏的地方志——《江宁府志》《江南通志》《上元县志》中找不到袁氏随园是曹氏旧业的证据。袁枚于1745年至1748年任江宁知府，1748年又负责监修地方史《江宁府志》。“买（随）园当然在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顾先生说，如随园是曹宅旧业，“岂有不入志之理”？而且他1749年所作的《随园记》中也未提及。因此，顾先生认为，袁枚并不知道随园曾为曹氏所有，“而直等看见了《红楼梦》之后方说大观园即随园”[12]。在地方志和《随园记》中找不到曹氏姓名丝毫不足为怪。南京的曹家早在1728年获罪，虽1735年在北京蒙赦，似乎也好景不长，写上曹氏姓名不能替这些书“锦上添花”。何况，从曹氏离南京到袁枚买随园，此园曾两度易手：先被曹頫的后任隋赫德所占，后又归“吴某”所有。[13]袁枚告退，早得出奇，意在保全，不愿卷入时政。他在《随园记》中也许是故意不提曹氏姓名。不管怎么说，1749年时小说尚未完稿，袁枚怎么会知道他的园子已被作者写入小说？直到他在《诗话》中引用明义关于“大观园”的注解时，他仍然没有读过小说，这有以下事实为证：明义在诗中赞美史湘云和林黛玉两位姑娘，袁枚却想当然地以为“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14]他把明义两首诗中所咏的《红楼梦》中这两位女主人公误认为“某校书”，即“一个高等妓女”。[15]《红楼梦》这个题目来自警幻的同名仙曲[16]，但袁枚对它的象征意义了不知情，竟把“红楼”当作一座内有众多“校书”的妓馆！俞先生指责袁枚关于“大观园”旧址的说法是“荒唐言”[17]，但袁对小说的无知恰可驳倒而不能坐实这一指责。
俞先生赞同顾先生的论点，认为顾已排除了“大观园”位于南京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积极地证明红楼梦之在北京”。他“借作者底生平，参合书中所叙述”来完成这个工作。他的第一个证据是，按他推算，曹霑到北京时才6岁，宝玉在小说中首次出场时已有十一二岁，“则《红楼梦》开场叙事，已在北京”。第二个证据是，王熙凤说她要早生二三十年就可以见到皇帝南巡，而康熙最后一次南巡在1707年，可见小说开始时不会早于1727年，也不会晚于1737年，“以平均计算，大约在1732年左右，曹氏已早北去。”接下去，俞先生又说，“从反面看，却没有确切的保证，可以断定红楼梦是在南方的；袁枚的话是个大谎。”[18]俞先生的结论是：“《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当在北京，却掺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分，所以有很多江南底风光。”[19]
第二节 重新估价袁枚之说
俞先生的两个论点都成立不了。首先，俞先生对袁枚的指责缺乏根据，他不知道袁枚只是复述了明义的话。因此，不能排除“大观园”在南京的可能性。其次，俞先生关于曹霑年龄的推算，以许多未经证明的假设为基础，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用以支持他的结论的论据也就没有价值可言。俞先生忘掉了，如果作者真是6岁到北方，他几乎不可能记得多少南京的生活，更不可能把童稚时的经历融入北京“大观园”里的旖旎风光。第三，故事中的许多情节发生在南京，“确切的保证”其实并不少：小说本身提供了这样的证据[20]，脂砚对许多故事的评语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本书前几章提到的曹氏友人敦敏、敦诚和明义的诗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据。[21]说袁枚撒了“大谎”，这个结论似乎未免下得太早。俞先生在推算作者年龄时，为了不致与作者友人诗中提到的南京或“扬州”旧梦相左，作了一些牵强的尝试；俞先生关于作者所记是北京的事情，但掺杂了他对南京的回忆这一结论，也并不更加坚实。
周先生把曹霑的生年断在1724年，则曹家迁到北京时他才4岁。因此，他也只能把故事背景定在北京[22]，他甚至成功地发现“大观园”就在北京内城西北角今北京师范大学附近。[23]为了证明这一定位正确，他摘出了小说中的一些街名，确认它们与北京的街名相同[24]，这种确认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小说真的是曹霑北京生活的写实。但事实却是：作者明确宣布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他的朋友也把小说称作是他的金陵旧“梦”。[25]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部虚构小说来接受，看来也没有理由可以拒绝，那么，作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这一城市的背景放到另一城市之中，也可以把不同的地名列在一起。周先生不应该干的是：在一个地方引用袁枚关于小说的材料时故意删去了其中说到“大观园”的话而不用删节号[26]；而在另一个地方引用袁枚关于“大观园”的陈述时，却又不注明袁文的来源是周在北京图书馆业已发现但其时尚未公开印行的明义诗稿。[27]
“大观园”是不是随园旧址，这个问题虽然很有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和我们的研究有关，但是，同它究竟位于南京还是北京这个问题一比，就显得不太重要了。对后一问题的答案，部分地有赖于对作者生年的推算，部分地要靠来自他友人著作和脂砚评语中的消息。这都是前面几章中已经讨论和解决了的问题。顾、俞、周三先生提出的论点，年代推算有误，材料考证欠妥，架势虽已摆开，要害尚未击中。我们的推算表明，曹霑在南京生活到13岁[28]，小说中的某些故事来自他在南京生活的片段[29]，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是作者在“大观园”中生活的记录，也不意味着随园旧址非它莫属。前面已经说过，曹霑在创作中，有时把一个故事移植到另一个上面，有时把相差几十年的几件事镶嵌为一件事。[30]对“大观园”地点的考证，自应以作者好友提出的证据为根据，不能靠小说中的情节来推论。根据这个理由，我们有必要再度引用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的注：“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31]这部小说是作者亲自送给明义的。明义又是从谁那里得知“大观园”盛衰变迁的消息的呢？当随园老人在《随园诗话》中说大观园是随园故址时，也许可以被怀疑为老糊涂吹法螺，但是，那位亲自把小说送给明义并告诉他该园消息的作者，总不会糊涂到拿自己的不幸去吹嘘吧。何况，作者的好友，如敦敏、敦诚，也多次说《红楼梦》是作者的秦淮旧“梦”，或“废馆颓楼梦旧家”[32]，总不能说他们的话也是错话或假话吧。
第三节 大观园的“蓝本”
曹頫的江宁织造府1728年被他的后任隋赫德接管，这是历史事实。[33]曹寅的著名的“西堂”就在府中，康熙南巡时在此驻跸，成为行宫[34]，它无疑是小说中的“大观园”的蓝本。作者提到此园时，偏偏不说它位于府“西”，而说位于府“后”（第二回）；脂砚在评语中解释道，作者担心哪怕只提个“西”字，也会使“先生”伤心。隋赫德将花园改名“隋园”，从主人的姓。不知此园后来归姓吴的主人后是否继续保留这个名称。袁枚得此园，在1748年，改名“随园”，即“随意憩息之园”，保留了原名的读音，而赋予更合适的含义。[35]袁枚在《随园记》中讲得明明白白，此园曾是江宁织造隋公的产业[36]，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个陈述的真实性。[37]这就使人很难理解，为什么顾、俞二先生知道曹頫和隋赫德是前后任，还要说曹氏花园不是随园故址。
确认“大观园”是随园故址，并不意味着小说中全部故事都发生在南京。作者在13岁以前不像能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南京的旧园，在他的“旧梦”中只起到背景的作用，使他在上面画出了复杂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全景。他甚至把这个背景也纳入他成年后的北京生活这一更为宽广的视野之中。因此，“大观园”里的家具陈设是北方型的，但为了保留这一活生生的背景，花草植被仍是长江流域的。至于小说的大环境，则肯定在“都”中，书中有些街名也和北京相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作者并不考虑时间顺序，有时把相隔几十年的事情融入另一个故事。同样，他也不拘泥于空间关系，把不同的底片重叠起来，使映像产生相融而不相扰的效果。
注释
* * *
[1]这是欧洲古典戏剧创作中的三原则之一，被称为“戏剧中的三一律”。其他两条原则是“时间的同一性”和“情节的同一性”。——译者注
[2]见影京本第二回，页40～41。
[3]见影京本第十六回，页342。
[4]见影京本第十三回，页281。在高本中，“江宁府”作“应天府”，亦指南京。
[5]见影京本第十八回，页384～385。
[6]见影京本第三十三回，页766。
[7]元春省亲时，在湖中船游，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校本》，页176）元宵节池水不冻，非南方不可。第三十七回起诗号，宝玉道：“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同上，页835）——译者附言：这是作者在自校本上的补注。
[8]见影京本第四十一回，页948。
[9]参看《研究》，页129～135。
[10]参看《研究》，页135～136，引自顾先生1921年6月24日的信。
[11]参看前文页45。
[12]《研究》，页135～136，引自顾先生1921年6月24日的信。
[13]参看张坚《续同人集》卷一，页1上，《赠袁枚诗序》，载1908年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的《随园三十六种》（The Sui Yuan 36 Works意译）。
[14]见《随园诗话》卷二，页4下；《考证》，页19～20，《新证》，页447引。
[15]“校书”就字面而言是文稿校勘者。唐代著名的诗妓薛涛，曾被韦南康在诗中称为“女校书”。从此，女校书便被用为高等妓女的婉称。
[16]见影京本第五回，页119～120。
[17]参看《研究》，页135。
[18]《研究》，页137～138。
[19]参看《研究》，页139。
[20]参看《红楼探源》所收《高鹗在前八十回中的修改》一文。
[21]参看《红楼探源》页141，关于“西堂产灵芝”；页141～142，关于“西堂与先生”。可参本书页230～232，关于“元春省亲”和“康熙南巡”；第十章，页41～42，关于1727年“树倒猢狲散”的谶语；页44，敦敏关于作者“秦淮旧梦”的诗；页45，明义关于大观园的注；页69～70，敦诚关于作者“扬州旧梦”的诗。
[22]参看《新证》第四章《地点问题》，页133～156。
[23]参看《新证》第四章《地点问题》，页634～636。
[24]参看《新证》第四章《地点问题》，页138～142。
[25]参看前文，页45，页69，页73，页74，页75。
[26]参看《新证》页447。
[27]见《新证》页143和页447的注。
[28]参看前文，页46～47，页56～58。
[29]参看《红楼探源》所收《高鹗在前八十回中的修改》一文。
[30]参看《红楼探源》所收《脂砚斋是谁》一文，页191。
[31]参看前文，页45。
[32]参看前文，页74。
[33]参看前文，页56。
[34]参看《红楼探源》页136。
[35]隋赫德的“隋”和“随意憩息”的“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互通。“随”是地名，在湖北省。隋朝的开国之君登基前曾受封为随公。他在公元581年建立的朝代也就以此为名，但他把“随”改为“隋”，去掉了下边的“走”字偏旁，他认为这样一改能使隋朝江山永固。
[36]见《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页1下。另据陈诒绂《续金陵琐志》之二，页16，在chih-ho街附近还有一个旧随园，主人是明朝焦竑（1540—1620）之子、曾在当地任太守的焦润生，清入关后他在云南被杀。这个旧随园在妓院聚集的钓鱼巷之北，更在曹氏织造府之北。也许袁枚会把“红楼”误认为钓鱼巷中的一座房子，但他绝不可能把焦润生的随园和隋赫德的织造府混为一谈。（陈《续金陵琐志》未见。据陈著《金陵园墅志》卷上，页20：“随园，江宁焦茂慈太守润生园……园址当在东冶亭左右。”——编者注）
现在只要把元春的名字代入这位不知名的“老太妃”，就一通百通了。在作者初稿中，正是元春薨逝，才要求贾府全体成员赴大内偏宫随祭，其中重要成员还须在陵地守丧两三个月，甚至贾敬死了，他们要回家奔丧，还非上奏乞假不可。元春的夭折也说明了她何以再未重游这座专为她营建的大观园，以及府中戏班何以遣散之由。[87]元春册封为妃，才一年多就死了。所以，《红楼梦》曲子里提到了无常的突然来到，而她自制灯谜的谜底则是一束爆竹。[88]
其实，脂砚早已指明，元春将在初游大观园后不久死去。第十八回，元春在离园前说“倘……天恩仍许归省”句下，脂砚评道：
妙极之谶……只有如此现成一语，便是不再之谶。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隐讳，自然之至。
很明显，她的谶语，必与她自己的死而绝非与某一“老太妃”之死有关。正是她的死，使她从此不能再度省亲了。而且，根据小说后文，那位“老太妃”死后多年，元春也没有再到大观园里来过。[89]
作者改写了秦可卿之死的故事，就必须相应地改写元春之死。但原总体设计中有贾府举家外出的情节，关连到后来尤氏姐妹的悲剧。现在既然别无他法使贾家成员在贾敬死时不在府中，作者只好造出一位“老太妃”来顶替初稿中的“贾妃”。这样一改，当然轻而易举，但也引出了一些矛盾，且使某些段落显得牵强。作者在修改时还必须删繁就简，把“老太妃”之死，尽量简化。这种删节，在第五十九回中最刺眼，也许原稿的二分之一被割爱了，其中可能本来包含着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
而且，作者还得写一个“新的”元春之死的故事。当他把那个“老”故事从第五十八和五十九回中删去时，前八十回各回均已完成。这样，新的故事只能放在第八十回以后，元春之死就这样被推到后边去了。
（三）第十二、十三回中故事的删节
脂砚在脂残本第十三回末尾的总评中说，因删去了天香楼[90]即秦可卿自缢的故事共四五张，此回只10张即20页了。现存第十三回在脂京本中占15页半，可见脂残本中每页的字数比脂京本少。[91]这就是说，若把未经删改的第十三回原稿按照脂京本的规格抄录，大约有22页或更多的篇幅。一般人会想，删改后的第十三回一定短得异乎寻常。但在前八十回中，篇幅最短的不是第十三回，而是第十二回，它在脂京本中只占12页半，其中还包括了星星点点约占半页多纸的评语在内。确实，第十二回比15页有半的经过删削的第十三回短得多。
天香楼故事在第十三回初稿中占三分之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故事，非但必须包括秦可卿自缢，还得讲瑞珠、宝珠两个小丫头如何发现她的私情致使她自杀，[92]讲这一事件如何遮盖平息，以及贾珍的妻子尤氏如何悻悻恚怼乃至托辞身体不适拒绝参与儿媳的丧事。而且，秦可卿和她公公贾珍的不正当关系[93]已非一日，早在第七回中，老仆焦大在酒后“骂”街时就揭出了这一丑闻。[94]在事情败露和秦氏自杀之前，作者想必在原稿中写过这一事件。脂砚还暗示了丑事的地点。宁府有一建筑，名叫“逗蜂轩”，脂砚在楼名下面评道：“轩名可思。”[95]
既然删改前的第十三回按照脂京本的格式可望达22页或更多，若说第十二回的文字并未删改，未免短得异乎寻常。[96]秦氏自缢的情节是在她与贾珍关系被人发现后随即发生的，可见后者必与第十三回紧相衔接，即在第十二回中写出，而绝不会出现在数回之前。所以，第十二回篇幅所以如此之短，也是由于作了大删大削，而删削的目的在于避免与经过修改的后回文字相凿枘。
现存的第十二回主要讲了贾瑞调戏王熙凤未遂的故事。王装作多情，却屡设圈套，埋下伏兵，把贾瑞抓了起来，最后要了他的命。这是一个有趣而别致的故事，除了表现王熙凤的狠毒以外，与整个布局中的其他部分没有什么关系，显然像是以独立插曲的面目出现在小说之中。其实，这正是作者揭示全书主题的关键情节之一。贾瑞临死，有道士给他一面名曰“风月宝鉴”的镜子，用反面照，可见一具骷髅立在其中。但贾瑞不听道士警告，照了正面，却见王熙凤在其中微笑招手相邀，便“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当然是在荡荡悠悠之中。[97]风月背后即是败亡，这一主题是这样重要，以至于作者之弟就以镜名作了书名。[98]但用一回书中一名次要人物的游离于其他情节之外的故事来表达全书的主题，似乎有点怪。
然而贾瑞的故事毕竟和秦可卿的故事有其异同之处。这两个人，在初稿中，都因风月之情被对方所害。贾瑞与王熙凤实无所染，秦可卿则真的被卷入了不正当的私情。贾瑞是被王熙凤瞧不起的穷措大，径直落进她的陷阱。秦可卿不然，嫁与巨室，生于安乐，顺从了她公公的引诱。在贾瑞寄灵铁槛寺[99]一段下，脂砚评道：“先安一开路道之人，以备秦氏仙柩有方也。”[100]这一段描写的事情，发生在秦可卿自缢之前。脂砚把这两个牺牲品相提并论，是以他们的共同的命运来说明作为小说主题的同一论点。这样，贾瑞的故事，虽在细节上是游离于总体结构之外的一个孤立的片段，但在思想内容上与随即发生的秦可卿的故事相类通，都直接服从于小说的主题。而“风月宝鉴”正是这种类通的最好的象征。
“宝鉴”有两面：正面反映现实，是一美女的影像，因而是虚妄的；反面反映结果，是死亡的标志，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必然要来到的。风月之情，不管真如可卿，还是幻如贾瑞，最终都归于毁灭。[101]“宝鉴”的寓意，对两者都适用，是对贾瑞和秦可卿这风月场中两种典型的冒险者的当头棒喝。所以棠村认为它意味深长，值得作为全书的标题。倘若第十二回只讲了贾瑞这个在全书中并不特别重要的角色的故事，棠村就不至于认为，这一孤零零的宝鉴故事适宜于用作小说的标题。
迄今提出的问题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小说这一部分初稿中，包含着两个互相平行又互相区别的故事。一是王熙凤设计害死贾瑞；一是贾珍勾引秦氏，家丑泄露。[102]第十二回初稿中所描写的，便是反映了镜子正反两面的两个故事。修改秦可卿之死的情节，导致第十三回初稿截短了三分之一。而修改秦可卿在第十二回中的故事，则使这一回初稿也删掉了大致相等或更多的篇幅。此回于前八十回中篇幅最短，便是明证。
注释
* * *
[1]参看《红楼探源》，页55～58。
[2]参看前文页113～118。
[3]见影京本第一回，页15，正文。
[4]参看《脂京本的构成及其底本》，见《红楼探源》，页40～41。俞平伯先生列出脂戚本与高本回目不同的有9回（第五、八、九、十七、二十五、二十七、三十、六十五、八十）。（见《研究》，页80～81）高本与脂京本相比，第三、十四、四十一、七十四回的回目也不相同；还有一些回的回目有一两个字的小出入，即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五十二、五十六、五十七、六十一、七十三、七十九回。
[5]俞平伯先生列出了脂残本、脂戚本和程乙本中的回目异文。（见《研究》，页264～265。）事实上，那些回目在脂京本中也不同于其他三种抄本。例如，这四种抄本中第八回的回目分别为：
脂残本：薛宝钗小恙梨香院，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脂京本：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脂戚本：拦酒兴李奶母讨厌，扔茶杯贾公子坐嗔
程乙本：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6]脂京本中，第一、二、十三、十七回，起首有诗；第五、六、七、八、二十一、二十三回，回末有联。第一回有两首诗：其一见于脂残本，在棠村序文之后正文之前（见《文存》，页582；《辑评》，页33）。但脂京本没有这首诗。其二在作者自撰的楔子之后（见影京本，页15），各本都保存了这首诗。脂京本第二回的诗，也在序文和正文之间（同上，页34）。脂残本的评语中多了两首诗，分别在第七和第八回之前（见《辑评》，页144，页160）。第十三回的诗也含在脂评中，是由脂砚连同棠村序文一并录下（这一句是作者补在自校本上的；影京本，页240），但未抄入正文。第十三回末尾还有一副对子。第六十四回末尾的联语，脂戚本有（见《校本》，页725），其他各本均无。参看，《红楼探源》页41。
[7]见影京本第十八回，页405；第十九回，页439；第六十九回，页1666。
[8]见影京本第十八回，页178。
[9]关于第十七回诗的作者，著者后在自译稿中有修正。
[10]见影京本，页1799。
[11]上下故事脱榫的各回，已在本书第129～131页附表中列出。请参看该页注a。
[12]关于第四十与四十一回之间的脱节，请参看《红楼探源》页45～46。
[13]俞平伯先生讨论了这一点。请参看《研究》，页2。
[14]在高鹗本中，这一断缺已插入了一些段落，因而被遮盖了。
[15]见影京本第七十一回，页1707。其中“真事”误抄为“直事”。这一笔误很明显，因为“甄”是“真”的谐音而与“贾”即“假”相反。《辑评》页566未录此条和页1703、1706的两条评语。这一条评语碰巧与“自传”说抵牾。
[16]参看《红楼探源》页139～142。
[17]参看《红楼探源》页135～136。
[18]前两期脂评，在脂京本中以双行小字形式散见于正文中。
[19]在《辑评》中，前二十八回每回平均有15.6页评语，从第三十六至七十二回这五十七回中，每回平均只有2.5页评语，最后八回的评语平均每回4.8页。
[20]参看《红楼探源》页24。
[21]当然，不包括作者根据家庭生活而写的故事以及有诗的各回，如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五、七十八、七十九回。
[22]参看《红楼探源》页57。
[23]脂砚在每条灯谜下的评语指点得很清楚。见影京本第二十二回，页510～511。
[24]见影京本，页513。
[25]其实这次聚会已是阴历正月二十二，“节”早已“过”完。
[26]脂戚本第二十二回最后一大段文字（见《校本》，页227）显系出版者有正书局所添。它与高鹗的程甲本完全相同，只有四个字歧异，意思也未变。参看《校本》，册三，页125。《红楼梦》下，“校记”页11；以及《校本》，册一，页228。
[27]即第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六十三回，六十五至六十六回，六十八至八十七回。参看《辑评》，页8。
[28]在《辑评》页8和影京本《出版说明》第5页中，脂配本被定为“1759年”，但此说不能成立，正如把脂京本和脂残本分别定为“1760年”和“1754年”之不能成立相同。脂配本可能是1759年底本的过录本。
[29]本章完稿时，著者读到俞平伯先生的意见。俞认为，丁本（晋本）中的文字，与其说接近于甲本（残本）和丙本（京本），不如说更接近于1791年本。参看《校本·序言》，页27；又见《红楼探源》所收之《有关高鹗续作的其他问题》，附录三。
[30]参看《新证》，页540；《研究》，页101，注②。
[31]参看《研究》，页86～99。
[32]俞平伯先生每当看到脂戚本有与高本不同的段落，便感到“奇怪”，说它们是后来“插进”的。（见《研究》，页89，页94～96）但俞先生所指的这些段落在脂京本全有。因此，没有理由把它们说成是后来“插进”的。
[33]在《文存》页592～593上录有这段文字。《校本》第一回，页2～3亦已补入。
[34]见《辑评》，页35～36。
[35]诗文见《辑评》，页33～34。在根据脂戚本重印的《校本》中，已将此诗插入正文（见第一回，页1～2）。
[36]见影京本，页135。
[37]见《辑评》，页132。
[38]见影京本，页381～382。
[39]见影京本，页1925。
[40]这种口气其实是由旧时茶馆说书人吸引听众注意的一种技巧，《今古奇观》和《清平山堂话本》中保存着许多这样的形迹。
[41]参看《红楼探源》页47。
著者自校本还有三条补充：1. 脂残本第十四回，页2上，眉批贴身丫头与男人交谈，今无此故事，已删去，此批脂砚在回前总评第一条已回答，可见乃早期原稿中故事。2. 从棠村序文可见回次分合变动。参见脂残本第六回，页16上，抄作回末总评，述及三回之事。3. 脂残本第十三至十六回均有“诗云”二字而无诗。可证原有诗，已删。参见脂残本第十三回，页1—2本书著者眉批。（全文为：“再按此回及以下三回中每回正文之前，均有‘诗云’而皆无诗。第三至五回、第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共七回前亦无诗，但亦无‘诗云’二字。则可知有‘诗云’者原来有诗，过录时因故删去，其故维何？即因原题旧稿《风月宝鉴》之诗，已不适用于改后新稿《石头记》，故只好割爱。即如脂京本中第十三回墨本誊录时亦无诗，但有朱评之底本，则尚保存此五绝，遂补录于第2册目录页后空白处。而第十四至十六回之三诗，则已悉被删去，甚为可惜。如能保存即可推知原稿故事之大概，如由脂京本第十三回之诗，不独可以确定可卿之死因：‘一步行来错’，死状：‘回头已百年’，且知其诗原来为《风月宝鉴》所作，其第三句已点明矣。”——编者补记）。第二条还可参看《红楼探源》页122。——译者注
[42]见《文存》，页601；《研究》页94～96。
[43]见《辑评》，页8。
[44]见《研究》，页95～96。
[45]参看影京本，页3，“出版说明”。
[46]俞平伯先生用整整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参看《研究》，页175～185。
[47]参看《红楼探源》页146～147。
[48]见影京本第十三回，页274～275。
[49]见《辑评》，页214。脂京本中没有这则评语。参看《红楼探源》页146～147。
[50]见影京本第五回，页125。“宿孽总因情”的“情”字，与“秦”谐声。
[51]第十二回也有大改。将在下文讨论。
[52]参看《红楼探源》页146～147；参看《研究》，页178～183。
[53]见影京本，页121。
[54]影京本第五回，页121原文如下：
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物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须要退步抽身早。
“无常”佛家语，意指生命无常，即死。
这一句“望家乡路远山高”引出以下有趣的几点：第一，尽管小说的背景在京城，亦即元春所在处，但曹霑写此曲时，心目中仍认为她远离家乡。由此又引出第二点，证实元春的原型是曹寅的女儿，她嫁给了北京的平郡王讷尔苏，而曹家当时在南京。（参看后文《脂砚斋是谁》，页188）第三，她的死应在1728年曹家迁到北京之前。最后一点，作者心目中明显是把南京的园子作为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参看前文《大观园的原址》，第三节）
© “黄泉”，指冥府。这是一个典故，见《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译者注
[55]见影京本第十八回，页386、页393。又见《红楼梦》页175、页178。已被改动。
[56]在脂京本中，“辨”被误抄为“辦（办）”。见影京本第五回，页113。
[57]“闱”被误抄为“围”。
[58]“三春”通常还指春天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月，但这里是个双关谐语，指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初春”当然是作为第一春的元春了。
[59]“虎”和“兔”是十二地支中的第三和第四的岁属名称。高鹗认为元春死于阴历虎年的最后一个月，兔年的春天已经开始了。见《红楼梦》第九十五回，页1066。
[60]“大梦”指“人生”。“归”自大梦，即“死”。
[61]见影京本第二十二回，页510。
[62]高鹗在续书中写她死时43岁。见《红楼梦》第九十五回，页1066。
[63]（见过宝玉诗的）“一等势利人”以为当时宝玉年龄如此。见影京本第二十三回，页525。其实，书中从未明白讲过宝玉的年龄，他可能比那些人所说的大两三岁。
[64]见影京本，页1238～1240。
[65]见影京本，页1723～1724。
[66]见影京本，页1729～1730。
[67]见影京本，页1731～1732。
[68]见影京本，页1821～1822。
[69]贾珍（chia chen）是宁府的老爷，宝玉的堂兄。勿与宝玉的父亲、荣府的贾政（chia cheng）相混。
[70]见影京本第六十三回，页1518。“殓”，意思是“为死者穿衣”。
[71]见《红楼梦》页762～763；《校本》页767～768。影京本中，缺了包括这段文字在内的两页，见第六十八回，页1642以后。请参看前文第129～131页附表，注g。
[72]见影京本第五十八回，页1369～1370；《校本》，页638；《红楼梦》，页632，已被改动。
[73]见影京本第五十八回，页1287。高本删去此段。
[74]见影京本第五十九回，页1391～1392；又见《校本》，页648～649；《红楼梦》，页642。
[75]参看前文页129～131，附表。前八十回篇幅最短的是第十二回，只有12.5页。
[76]以上两句（“还可指出……无法录入修改后的稿本。”）为英文本所无，是作者补在自校本上的。原文是英文。——译者注
[77]见影京本第五十八回，页1374。清明一般是公历4月4日或5日。
[78]见影京本第六十三回，页1515。
[79]见影京本页1516，页1519。
[80]见影京本页1287。高本中删掉了这句话。
[81]即第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三回，提到她的文字，大多只有寥寥几行。
[82]见影京本，页1371～1372；《红楼梦》，页633～634，其中删掉了“教习等”字样。
[83]见影京本第十六回，页339，第十七至十八回，页379～380；《红楼梦》页155，页172。
[84]见影京本第二十三回，页529～530，第三十回，页704，第四十回，页923～924；《红楼梦》页233，页315，页421。
[85]见影京本第三十六回，页831；《红楼梦》，页375。
[86]见影京本第四十回，页924，页927～928，第五十四回，页1276～1278；《红楼梦》页421，页423，页585～586。
[87]又，第七十七回王夫人要宝玉明年搬出园，此亦表示元妃已死。因宝玉等入园乃元妃之命，若元妃仍在，王夫人此举须待元妃同意也。（这一条注是作者补记在自校本上的。原文是中文。——译者注）
[88]参看前文页199；见《影京本》第二十二回，页510，以及脂砚对灯谜的评语。
[89]见影京本第十八回，页405，墨笔双行评语。
这一段文字和注解，为英文本所无，是作者补充在自校本上的。原文是英文。——译者注
[90]秦可卿自缢处。参见《红楼探源》页146。
[91]脂残本每页12行，每行18字，共216字。见《文存》，页568。
[92]参看《研究》，页179～181，页183。
[93]这种关系在中国被视为乱伦。
[94]见影京本，页177。
[95]见影京本第十三回，页280，墨笔双行评语。
[96]脂京本前二十回的平均篇幅是每回20页，每页10行300字。
[97]见影京本第十二回，页269。
[98]见影京本第一回，页15。参见前文《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背景》，页1，注①；又见《红楼探源》，页98～99。
[99]“铁槛”在佛教原意指生死界限，参见影京本第十五回，页314，脂砚双行评语。
[100]见影京本第十二回，页270，墨笔双行评语。
[101]脂砚对宝鉴的“两面”是这样评论的：“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见影京本第十二回，页268。
[102]家丑泄露一节，在第十三回初稿的前半回中，也许写了，也许没有。
《红楼梦》的一个早期稿本[1]
我们在讨论作者生年和“大观园”旧址时，曾提及明义题咏《红楼梦》人物绝句二十首。[2]明义在自注中提到，曹霑曾亲自送给他这部小说的抄本。[3]我们知道，曹霑1764年2月1日去世时[4]尚未完成对小说的最后修改，可见他送给明义的是某一早期稿本或“简本”。
我们知道，在脂残本第一回楔子末尾是这样写的：“至脂砚斋甲戌（1754）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5]这就是说，小说的原名“石头记”曾一度废置，改用过其他一些名称，[6]至脂砚斋1754年评注此书时始变旧名，从1754年起这八十回本便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行世。但据明义此注，他得自作者的本子却题为《红楼梦》。看来，这一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评语的本子，年代当在1754年之前。
明义注中没有说此稿共有多少回，是否已完成。但他在二十首诗中的最后两首中表明，他读到的小说事实上已经完成。第十九首说：
Do not ask whether the matrimonial affinity with ‘Gold’ (i. e.Pao-ch"ai) or with ‘Jade’ (Tai-yu) would remain.
When they were together it was like a spring dream, when they dispersed it was like vanishing smoke.
Having lost its divine spirit the ‘Stone’ (i. e. Pao-yu) has returned to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And even if it could speak it would be all in vain.[7]
“石归山下”一般讲的是葬身之处，但这里无疑在指“青埂峰下”，按照小说第一回的神话故事，这是那块“石头”前世得遇一僧一道之处。在这早期稿本中，“石头”最后又回到了他被神仙携入尘世前的所在。这一结局，在脂砚所评的八十回本中尚未出现。脂砚在评语中也没有提到过“石头”回到仙山的事。[8]这使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早期稿本《红楼梦》有些不同的情节，特别在它的结尾部分。
明义在最后一首诗中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小说的主人公的：
The young girls with rouge-and-powder have gone to unknown destinations;
He should be ashamed［when compared with］the ancient Shih Chi-lun．[9]
最后一句诗提到的石崇（季伦，249—300），拥有名园金谷园，[10]类似于小说中的大观园。他的宠姬绿珠为权贵孙秀所垂涎，石崇拒绝把她交出。当孙秀捏造罪名将石崇下狱时，绿珠以坠楼自尽以殉主人。孙秀闻讯，便将石崇杀了。[11]要是明义这首诗真的有什么言外之意，那就是宝玉后来入狱之由可能比本书第十五章[12]勾勒的复杂得多。也许，诗的最后一句可以另作解释：石崇的宠姬绿珠宁死不离开他的主人，宝玉的侍妾袭人却在主人落难时离开了他，因而本书的主人公在激发婢女的忠诚方面无法与石崇比肩。因为，石崇被捕时，他的姑娘们都依然守在金谷园里，宝玉却眼睁睁地看着“十二钗”中的大多数一一离开了大观园。按照曹霑修改后的安排，小说以宝玉出家为僧告终，但是，甚至脂砚也为没有读到主人公“悬崖撒手”那回文字而表示遗憾，也就是说，作者生前并未完成对全书的修改。但在他赠给明义的稿本中却有“石归山下”的情节，显然，这是在1754年之前的一个短而全的稿本。
从明义的诗中可以推测，还有另外一些故事也在这部早期稿本中占有一席之地。二十首诗中的第一首是一个引子，介绍了即将在大观园中发生的故事，在脂京本第十七、十八回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描写。[13]第二首是总论书中主人公和怡红院里女孩子们的生活。第三首讲纤弱伤感的林黛玉在潇湘馆中的生活，这方面的内容最早出现在小说第二十三回中。第四首写薛宝钗用扇扑蝶，事在第二十七回中。第五首用宝玉送手帕的故事再次描写黛玉还泪，可在第三十四回中找到，但诗中提到的“三尺玉罗”则为小说所无。第六首诗的本事在小说中没有着落，讲某人（大概是宝玉）晚上半醉回家，“错认猧儿唤玉狸”，当时有人在他屋里说笑，他悄然走开，独个儿在灯下消遣。这首诗大概是咏初稿中的某个故事，后来修改时被删掉了。下一首即第七首诗重提宝玉在第五回中的梦游太虚，见到的警幻簿册里的图画，接着写他在第二十三回中赋诗的情节。第八首讲一天晚上只有一位丫头独自呆在怡红院里，宝玉替她梳头。这个故事可在小说第十九回中找到，但这丫头在小说里是麝月，诗中却是小红。第九首的本事比较复杂，讲宝玉把袭人给他的丝汗巾偷偷换给了蒋玉函，事见第二十八回。第十首讲的是第二十六回中的一个插曲，黛玉夜访怡红院，丫头们没认出她的声音，没有让她进去。下一首讲宝玉、黛玉吵嘴和宝玉向她赔不是。第十二首写的是宝玉哄丫头玉钏尝为宝玉单做的羹汤，见第三十五回。下一首写的是第六十三回中宝玉的生日宴会。第十四首讲黛玉的病，这是小说经常提到的内容。第十五首说史湘云爽朗洒脱的性格，“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第十六首讲晴雯的悲剧和宝玉作诔以悼，见第七十八回。第十七首和十八首总结了黛玉在贾府的生活：从第三回幼年初来时和宝玉同处一室，到第二十七回后来成为谶语的葬花诗，终因没有“返魂香”，不能起死回生与宝玉结合。前八十回的《石头记》尚未写到黛玉之死，可证明义得到的本子是一部早年的完稿。[14]
以上十八首和前文讨论过的最后两首自是明义的信笔之作，但他大概从小说中选择了他认为重要的有意义的故事。这组诗以大观园和园中的女孩子们开场，一直写到小说的结局。如将诗的顺序和诗的本事在现行小说中出现的回次各列一表，就会看到两者并不严格相符。因此，如果明义的诗是按照他所见的稿本中的回次来安排顺序的，则这一早年稿本中的故事编排看来并不与脂评《石头记》完全相同，其总的篇幅可能短于作者重新设计后的修改稿。
明义的第十二首和第十三首诗，分别写了第三十五回和第六十三回中的两个情节，二者之间有个大的缺口。也就是说，从第三十六到六十二这二十七回中的事情，在明义这二十首诗中都没有涉及。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七回描写了这些仕女们在诗社的主要活动。第三十七回，成立“海棠诗社”，首次集会，探春、宝钗、黛玉和宝玉写了六首《咏白海棠诗》，后来史湘云也入了社。下一回中，还是这几位作者，写了十二首《菊花诗》和三首《螃蟹咏》。第四十五回，黛玉作了一首长诗《秋窗风雨夕》。第四十八回讲香菱立志苦吟和林黛玉教她写诗，香菱终于好不容易写成了三首“咏月”诗。第五十回中有十一位女子和宝玉的长篇联句[15]咏雪，另有四首咏红梅，四首灯谜。下一回继续编灯谜，开场时还有十首《怀古绝句》，每首各隐一物。要作成这些诗并非易事，因为不仅题材和韵脚都是指定的；而且每首诗必须体现其设定作者的个性；还得为小说主角后来的故事埋下伏线。此外，诗的情景也必须在故事的自然发展中出现，不能生拼硬凑。因此，这些诗以及相关的故事，和各回回首的诗、回尾的联一样，都是曹霑在明义读到旧稿后很久才写成的。至于这二十七回中的其他内容，主要是写大观园的日常生活，也有可能是后来增补的。这一早年旧稿虽然包括了小说全部主要故事，但缺乏现在《石头记》八十回本中的细节描写。这些情况说明，明义诗中所以没有涉及第三十六至第六十二回中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只出现在作者的修改稿中，为早年的“简本”所无。这样，在明义的第十二和第十三首诗之间才出现了那一大片断缺。如果我们重温脂砚在第七十一回中那条“假事将尽”的评语，[16]就会知道这二十七回都在“假事”之列，是作者在修改时添进去的。这些事实也有助于证实：小说并非自传，亦非作者家庭生活的实录。
以《石头记》为名的八十回本，是作者重新设计和扩充后的稿本中的已完成部分。在把旧稿的前三分之二扩充后，根据重新设计后的规模，作者想必认为对后三分之一即大约后三十回也有继续扩充和精雕细刻的必要。他的早逝，使他没有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旧稿中尚未改定的文字，如“抄家”和“狱神庙”等五六回文字，[17]在18世纪60年代脂砚为小说继续写评时就散失了。
明义的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进一步证明，曹霑在1754年以前，已经写出了若干种不同的完稿：其中有一部早期定稿被其弟棠村称为《风月宝鉴》。在几种修改稿中，有一部被称为《红楼梦》，即给明义看的那一部。由作者增删五次又由脂砚作评两次的那个稿本，成书于1754年，仍用旧名《石头记》。[18]此后九年，直到逝世，作者仍在对后三分之一的书稿进行修改和扩充，使之与前八十回相称。然而，他为这一巨著追求完美的不懈努力，最后却以尚未改定的旧稿的后三分之一全部迷失而告终！
注释
* * *
[1]此章在作者原稿中列为第四卷《本书探源》的附录。著者回国后，就此专题又写成《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内容有修正补充。——编者注
[2]参看前文，页45，页102～105。
[3]见《绿烟琐窗集》，页107。
[4]见前文页33。
[5]见《红楼探源》所收《脂残本的年代和情况》一文，页32。
[6]楔子的正文中说得很明白，书名《石头记》，先被改为《情僧录》，后被改为《风月宝鉴》等。见影京本第一回，页14～15。
[7]见《绿烟琐窗集》，页111。
明义原诗如下：
莫问金姻与玉缘，
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
总（纵）使能言亦枉然。——译者注
[8]脂砚多次提到，在作者重新设计但尚未完成的稿子中，小说最后一回将出现警幻“情榜”。由此看来，“石头”最后可能将复归原处。但除了“情榜”之外，脂砚没有提到最后一回的任何情节。
[9]见《绿烟琐窗集》，页111。
明义诗原文，“常娥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译者注
[10]参看吴世昌《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G. M. Boynton（包贵思）译，1935年发表于The China Journal of Art and Scicnce（《中国艺术与科学学报》）卷23，号1，页20。（该文已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卷一。——编者注）
[11]见《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附于其父《石苞传》之后。
[12]即本书《后半部书中故事探源》一章。
[13]自此以下的回次，均指影京本。
[14]俞平伯先生也认为明义所见的稿本包括了黛玉之死的故事。他举出了第十九首诗的文字为证，但此诗并未明确提到她的死。参看《校本》“序言”，页30，注㉓。
著者以后在《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一文中修改为：第十一、十二首可能都是咏金钏玉钏之事，第十五首也可能是咏凤姐。参见《红楼探源》页634～635，页637。——编者注
[15]“联句”是一种文字游戏，按照指定的题目和韵脚，第一人作第一句，第二人作第二、三句，第三人作第四、五句，余类推。所有韵脚必须在同一韵部中。据《文心雕龙》（6世纪）卷六，这种游戏形式始于《柏梁联句》。《柏梁联句》被认为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等在柏梁台上所作，但也可能是较晚的作品。
[16]见影京本，页1707。参看，《红楼探源》页140，及前文，页184。
[17]见影京本第二十回，页443～444，朱笔眉批。
[18]参看《红楼探源》，页32～33；见脂残本第一回，页15；《文存》，页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