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韵会举要
作者：熊忠
韵书。三十卷。元熊忠编撰。书成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撰者生平不详)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黄公绍编撰成一部《古今韵会》,简称《韵会》。此书资料丰富,“上本《说文》,中参籀古,下极隶俗,以至律书方技,乐府方言,经史子集,靡不研究。”同乡熊忠嫌它注释太繁,恐“四方学士不能遍览”,就对该书删繁、举要、补漏、订缺,编成《古今韵会举要》。本书分韵采用了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一百零七韵,每韵中以三十六字母排列字头。根据实际语音，所收字都按 “雅音”重新分韵定名，为把 “东”、“冬”、“锺”重新分为 “公”、“弓”、“雄”三类。入声韵韵尾的界限被打破，三种塞音韵尾常归在同一“字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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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势
一篇。书论。东汉崔瑗撰。瑗(77—142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省)人。官至济北相。工书,尤善章草。师承杜度,并称崔、杜。张芝曾学其笔法。是篇言草书(主要指章草)的产生及特点。
敦煌歌辞总编
歌辞总集。任半塘编著。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三册。本书合敦煌歌辞总集与理论研究于一编,从敦煌所写卷册约二百四十件内,辑录歌辞(连补遗)约三百馀首,附见辞约五十馀首,分为七卷,一卷为《云谣集杂曲子》,二卷至六卷按歌辞体制,由简而繁之发展,分为曲子、普通联章、重句联章、定格联章、长篇联章,各体均占一章。一至六卷总标目为“杂曲”,七卷为“大曲”。每首歌辞(或联章、或大曲套)之前,均有“前载”五项:曲调名或失调名、原题或拟题、首数、原写本编号、作者姓名。理论研究附见于歌辞之前后,重在疏证和阐释。全书卷帙浩繁,收录颇为详备,是编著者在其《敦煌曲校录》基础上的进一步增订和完善之作,是迄今最为完备的敦煌歌辞总集。无可正者,姑付阙如,亦不妄解。对于研究敦煌歌辞及通俗曲调,颇具参考价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瓦釜集
诗集。刘半农著。1926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收录作者1920年至1924年的民歌体诗共21首。前面有开场歌,后面附录“手攀扬柳望情哥”等19首情歌。《瓦釜集》是刘半农运用江阴方言整理的“四句头山歌”,也是“五四”诗坛整理、仿作民歌的第一次尝试。作者说写作《瓦釜集》的目的是要“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这种努力可以说是新诗坛上由文言到白话的改革的继续。《瓦釜集》里的民歌有短歌、劳工的歌、情歌、农歌、悲歌、渔歌、牧歌等等,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反映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的,比如第二首《劳工的歌》,第九首《渔歌》,第十一首《滑稽歌》,真切自然地唱出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苦难,表达了对劳苦大众淳朴乐观、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由衷赞美。这些诗歌不仅仅是表现生活的黑暗痛苦,而且展示苦甜交织的劳动生活,是对现实更深入的发掘。另一类诗歌是表现下层百姓的爱情生活的。这些情歌活泼开朗、生动风趣,把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表现得情趣盎然。如第十九首:“河边浪阿姐你洗格啥衣裳?/你一泊一泊泊出情波万丈长。/我隔仔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一记一记一齐捣勒笃我心浪。”将农家青年的爱情写得如诗如画,真切动人。刘半农《瓦釜集》中的诗歌采用民歌的形式、纯粹的方言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时也运用象征、比喻、起兴、夸张与烘托等民歌常用的表现手法,使诗歌内容形式得到完美的统一。他的诗平易、流畅、风趣、动人。沈从文赞美说:“他的成就是空前……”,而周作人则风趣地评价道:“我只好连连点头说‘好个,好个!’”(《题半农<瓦釜集>》诗)。
李太白诗集注
李白诗注本。清王琦辑注。琦字琢崖,号载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另有《李长吉歌诗汇解》。李白、杜甫均为唐伟大诗人,但后世对其诗集的注释多寡不均。清杭世骏曰:“注杜者,自宋以后已有千家……太白之集历五百年而始有萧、杨二家,又历五百年而始有盐官胡氏孝辕。孝辕亡后,今且百馀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补其阙者。”(《李太白集辑注序》)王琦正是鉴于此种情况,积数十年时力重为编次,参合诸本,汇集杨、萧、胡三家注之长,而纠其错讹疏漏,益以逸篇,厘为三十卷。其前二十五卷略依萧士赟本次第,但删去分类标目及题下所注作者游踪;杂文四卷依郭云鹏本次第,参订以缪曰芑本,并详加注释。别以序志、碑传、赠答、题咏、诗文评、年谱、外纪为附录六卷,而将缪曰芑本的《考异》一卷散入各篇文句之下。该书补刻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续有重刻。校勘方面,善于取资文义及有关旁证,作出精确判断。其注释考证详于典故与地理。王琦自序云:“芟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至于山川古迹之地形、鸟兽草木之名状,尤加详考,不厌繁复,盖将以为多识之助”,故虽知有“绮碎鳞杂”之议,而仍坚持详尽综博,以“搜罗轶典,抉发奥思”。王氏又精通道书佛典,用以注释“才兼仙佛”的李白,正“足以发太白难显之情,而抉三家未窥之妙”(杭世骏《李太白文集序》)。对于前人的见解,王氏能慎重斟酌,去短从长,融入自己的心得,成为新注,总观全书,持论平正,客观可信。是书又名《李太白全集》、《李太白文集辑注》,是当时李白诗文合注最完备的本子,历来得到学术界重视,除王氏自刻者外,有多种翻印本,如《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及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整理本等。今人瞿蜕园、朱金城为李白集作新校注,即以此为底本。
牧令要诀
清壁昌撰。
礼记纂言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