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禄竹溪记
作者:唐顺之
唐顺之撰。见《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其舅光禄任君治园荆溪,遍植以竹,不植他木,并于竹间作一楼,请顺之作记,因为此文。古来写竹之文不知有多少,而此文堪称绝妙。江南人薪竹而贵奇花石,京师贵奇花石亦贵竹而苦于不能移植,推想之,产竹之地竹贱,产奇花石之海外奇花石必贱,异地方贵,以稀为贵故重价买花、石、竹者,斗富而已,非真好竹者亦非真贵竹者。以此观之,贵竹者与贱竹者都一样不知竹。而任光禄身在砍竹为薪的江南竹乡,治园遍植竹而不植他木,竹无色彩气味,巧怪不如石,妖艳不如花,爱之如此,是无财力致奇花异石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吗?原来有如偃蹇孤特之士的竹是有竹之品格气节的人的精神写照,竹品辉映人品,人见竹因而有自得之乐,于是竹方可以不出江南而贵,这才是真知竹者。顺之为文,哲理深邃,又善于发挥,一个普通题目,也能写出奇绝文字,深刻蕴含,令人玩味。名为记,实议论满篇,且含讥带刺,表现了山水小品议论化并向杂文化过渡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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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
文学理论专著。夏目漱石著。中译本1931年出版,张我等译。全书分5编,共30万字。基本内容如下:首先立足于文学本身特性,从什么是文学内容说起,然后又对文学内容的类别、特质、“数量的变化”、相互关系以及表现手段诸方面,做了层层递进的论述。最后着眼于社会心理,对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集合意识作了颇具特色的分析。关于文学内容的定义,提出了著名的〔F+f〕公式,即认识的要素〔F〕和情绪的要素〔f〕之结合构成了文学的内容。文学内容的基本成分就是简单的感觉要素和情绪的精神状态。还通过文学和科学的比较来说明文学内容的特质,认为文学家对事物采取综合的态度,其目的是创造、是抒情,所要求的是一种幻真、似真、仿真。本书的最后部分,提出了“社会集合意识”这一概念。认为社会集合意识是综合的结果,此种意识可分为3类,其一是模拟的意识,其二是能才的意识,其三是天才的意识。作者指出,社会集合意识受社会状态的暗示而变动,作家们也受到暗示,其创作中心也随之变动,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内容的文学作品。本书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酸甜苦辣咸
散文集。唐鲁孙著。1980年11月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本书除序和后语外,收入《鸡蛋炒饭》、《红豆芸豆·豆腐丝·烂蚕豆》、《蜂糖糕和翡翠烧卖》、《打滷面》等38篇作品。内容都是谈南北口味,东西小吃的烹调与特色,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自号“馋人”的唐鲁孙先生,游遍大江南北,遍尝中华美味,《酸甜苦辣咸》这本书便是他“吃文化”与“吃艺术”之集萃。书中所及大菜小点、御宴街摊,不仅有在行的品评高论,更有精到的烹技描述。作者丰厚的文化底蕴及其殷殷怀旧之情洇显纸面。 民以食为天,吃是文化、是学问、也是艺术。本书对南北口味烹调有极细致的描写,看得你流口水……
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四卷。又称《海忠介公全传》。明李春芳撰。该书为公案小说,记明代清官海瑞(刚峰)断案决狱之事。全书七十一回,每回演述一个故事,而以审案人海瑞贯串各篇。据历史记载,海瑞为官清正刚直,敢于力折权豪,审案也确有公正廉明之称。该书序文中说海瑞“决狱惟明,口碑载道。人莫不喜谈之,时有好事者,以耳目所睹记,即其历官所案,为之传其颠末。”似乎所记都是海瑞事实录,以增加其书影响。简要记述海瑞生平。全书由七十一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能独立成篇,短者至不足百字。连贯起来看,又类似长篇小说。每个故事即一个案例,每一案例由告、诉、情节梗概和海公判组成,有的省略告,有的省略告、诉,但情节和判,每篇必不可少。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周一良撰。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本书收入了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的几乎所有代表性的论文,基本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文章大致按年代顺序编排,上编多写于1949年之前,下编大都写于20世纪70年代后。包括《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论诸葛亮》《论梁武帝及其时代》等一组论文,以及关于官制、礼制、词语的考证文字,均可见作者对魏晋南北朝史多方面的贡献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人心与人生
当代中国文化史家梁漱溟关于探讨人生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21章。主旨在于从文化史角度论述人生哲学,人心的实质与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认为 “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 。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所谓对外一面即: 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既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作者认为自己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3期,第1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2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3期。认为 “古东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均是人类未来文化之一种早熟品; 因为不合时宜就耽误 (阻滞) 了其应有的 (社会) 历史发展,以致印度和中国在近代世界上都陷于失败之境。” 在中国古代,儒墨两大学派是相反的。墨家是实利主义者,只从意识计算眼前利害得失出发,而于如何培养人的性情一面缺乏认识。儒家则于人的性情有深切体认,既不忽视现实生活问题,又能照顾到生命深处。还认为,“儒家始终站在人生立场上,而印度佛家则否定人生”,超越乎人生立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以享受丰厚的净饭王太子,即有室家之乐乃弃家远走者,深有感触于人生问题而必求其解决也。此一大心大愿非生命本性向上奋进不已之表见耶?夫亦曰人类要求彻底认识其自己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指出 “孔孟论调太高,只能期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社会。” 一般说来,在社会生命一面之所谓道德既要在尽伦,而人与人的关系随历史发展和各方情况却不一样,则以适合其时其地的社会要求为准。一时一地社会虽不相同,但从宇宙大生命来看,要求秩序稳定 (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又要求有所前进 (改良乃至革命) 却是同的。当需要稳定时,力求有助于稳定的行事,当需要改革时发动改革,那便合乎时宜,便是道德。
金刚经郢说
金刚经郢说,一卷,清徐发诠次并序,前附考异说略总论及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