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孪
作者：叶秉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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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轩草
无卷数。明刘士骥(约1617前后在世)撰。刘士骥,字允良,山东禹城人。生卒不详。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 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著有《蟋蟀轩草》。是集为士骥诗文集。集前有李若讷序,称:“允良自言,少年濡首李、王诸家。顾李、王生今日,宜另其肠。”士骥为明文学家李攀龙之乡人,又逢后七子之风独领文坛之时,却不肯从风而靡,不为无见。然集中之诗文,乃作缓之音。是其未能完全摆时世之影响所致。是集收入 《四库全书·存目》。
西藏风俗记
清末民初沈宗元撰。
二京赋
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
史可法遗书
遗书，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操江提督刘孔昭、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人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宏光，史称弘光帝，这是南明一朝的开始。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初，清兵大将多铎分兵南下，势如破竹，直至扬州。史可法镇守扬州，而刘泽清、刘良佐贪生怕死之辈则问讯就率军逃走。 四月十八日，南明降将李成栋率先抵达并包围扬州城，史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十九日清将多铎赶到，送给史可法五封劝降信，史可法未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誓死与扬州城共存亡。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建军高歧凤也率领自己的军营投降，扬州城的实力更加微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写下了五封遗书。
屈原研究
清末民初梁启超(1873—1929)撰。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有《饮冰室合集》已著录。在楚辞研究方面,他首先运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把楚辞作为形象反映生活的纯文学作品,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是书为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学时的讲稿。全书共七节。第一节略考屈原的历史及其游踪。第二节论楚辞产生的背景,略论战国时期楚国华夏文化的组成及楚文化的特点,南北文化的融合,这些是产生楚辞的渊源。第三节分析屈原的思想感情,指出高尚理想与热烈情感之间的矛盾。第四节叙述屈原的政治斗争情况。第五节专论屈原的同情心。第六节讲对同情心刺激最烈者莫如祖国,故屈原终不忍去国,终至自杀。第七节论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评价甚高。有《饮冰室合集》本载第三十九卷,第十四册。
阿吒薄呴付嘱咒
一卷。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