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个国际投资市场上的棉纺织业
（1913—1931年）
1914年欧战爆发后，英国棉货不能续来远东市场。为远东各地的需求所牵引，日、印两国的棉纺织工业遂转向一个新的发展路线：纺业方面，趋向于细支纱的生产；织业方面，则加速机械化过程，其速率且远在纺业之上。欧战结束后，英国虽力图恢复其旧日的销路，惟对于日、印两国这种新趋势则已无力阻遏。日、印两国这种新发展对于中国的影响有二：一为削弱输入棉纱的来势，使中国获得发展机纺工业的机会；一为增厚日本棉工业的资本实力，使日商得以来华大量投资。1914—1931年间中国棉纺织业之发展，就是在这两个主导的潮流之中演进的。
一 欧战与中国棉货市场
1．日、印棉纺织业之新趋向与中国棉纱市场
大战以前，日、印两国的纺业，或为其本国与中国市场的需求所趋，或为生产技术所限，或为其他原因，都是以20支以下的粗纱为主要产品。战后英国退出远东市场，远东细纱的需求遂促使两国纺业都趋向细支纱的生产。譬如日本，1913年的纱产量中有80％是20支以下的粗纱，中上级细纱只占20％。到了1918年，粗纱的成份降至69％，细纱则升至31％。更至1928年，粗纱尚余58％，细纱却占了42％。(1)印度方面，没有详细的数字可查，惟其过细化的趋势，也是众所周知的。(2)
以前我们说过，中国市场上的棉纱需求，向以20支以下的粗纱为主，其洋货供给来源，差不多全部来自日、印两国，少量细纱则由英国供给。战后，日、印两国纱支过细化的趋势，与前此专为中国销路而设厂的情势完全相反，所以中国之输入洋纱，绝不能再如前此之迅速扩张，乃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惟另一方面，英纱退出中国市场，输华日纱的支数分配也有过细化的趋势。例如1916年顷还以16支为最多，1919年顷便以20支为多，1924年顷又以32支和42支为多，至1926年以后则纯以42支为中心了，(3)向细的趋势极为明显。就中国纺业前途言，不论细纱来源为英为日，其为阻压中国细纺业的力量都是一样。
舍细纱而论粗纱，欧战对于中国市场的影响尤为深刻。缘英货退出远东棉布市场以后，远东市场上棉布的遗缺较棉纱尤大。因此，日、印两国机织业的发展遂亦较纺业为尤速。譬如日本，试以1913年为准，则1919年纺锭数只增加了44.5％，纱厂附设织机数却增加83.3％；至1929年，纺锭增加了183.1％，而附设织机却增加了221.6％。(4)又如印度，如以1913—1914年度为准，到了1919—1920年度纺锭减少了0.2％，纱厂附设织机却增加了14.4％；到了1928—1929年度，纺锭只增加29.9％，附设织机却增加了68.3％。(5)如果能把纱厂以外的动力织机数也加入计算，这两国机织业超过机纺业的发展情况，必然还要显著。
日、印两国织业的发展速率超过纺业，也就是说，他们国内机器消纱量之提高速率超过机器产纱量。因此向日为输出而生产的棉纱，今日必自动减低输出，俾留作国内织业原料。(6)这种情形，可以下表证之：
日、印两国棉纱之生产消费及输出量
资料来源：日本见幸田祐道：《本邦襕襕の襕襕的研究》，页209，212；印度见H. L. Day，Indian Tariff Problem in Relation to Industry and Taxation，p. 102。
作者注：*为1918和1919两年平均数。
+为1929年数。
战后日、印两国的织业发展，还未能越过粗质货品的阶段，所以其国内消费最多而输出低减之最甚者，必为粗支棉纱无疑。可是，粗支纱却还是中国市场需求最多的品种。我们以前说过，中国进口洋纱以日、印两国为最大宗，故这两国此种自动降低棉纱输出的形势，必然使中国输入洋纱减少。此可以下表证之：
各部市场上直接进口洋纱量之增减百分率
资料来源：详统计附录第3—4表。
观上表，可知欧战后中国各部市场的输入洋纱，除东北曾有短时期之增加外，无不锐减。所以我们说欧战给予中国纱厂一个发展机会。
2．棉布市场上日货独占地位之确立
就贸易利益言，从四年欧战中获利最厚的国家，首推日本。日本从海外贸易获利最厚的产业部门，首推棉纺织工业。而日本此业获利最大的源泉却在中国。(7)若再追寻日本财阀既获厚利后。因而大事海外投资的目的地，也还是在中国。而日本对华投资中，势力最厚，因而中国受害亦最深的产业部门，却又是棉纺织工业。穷源溯流，我们对于日本棉纺织业如何在中国市场战胜强敌榨取厚利一事，自不能不予以详细的分析。如前所述战后日本棉纱输华是日益低降的，目前的问题自然专在棉布方面。
欧战后之中国进口棉布，本有跌落。下表指示各类棉布的输入状况，除染色、印花两类尚有增进外，其余各类莫不锐减。
进口棉布数量分类表
资料来源：《纺织时报》，No.1345—1350合刊，页5291—5292；1937年1月1日出版。原数为长度码数，今据以计算百分数。
据汪敬虞同志整理数字，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新三纱厂为申新第九厂，并在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各厂增加纱锭，在第五厂增加布机。(58)至此，申新凡自办9个厂，参加投资2个厂。只就在申新直接控制下的九厂设备而论，凡纱机567，248锭，这就是说，在1915—1931年这十六年内纱机发展将近43倍。
其次，申新从事兼并小厂，这并不表示申新基础特别巩固，更不表示申新可以逃脱敌对势力的侵蚀。申新的发展是带有相当盲目性的。原来申新历年盈利，大部分都在扩充新厂新机上耗费殆尽，旧有各厂的资本力量并不充沛，有些新厂，甚至连机器都是靠欠债订购而来的。因此，申新一面不断地扩充设备，兼并小厂，一面却经常陷在高利贷的拖累之下。前面说，就在大战繁荣期，申新已经向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举借债务了，那就是1917年申新一厂向中日实业会社举债40万日金；1922年又以第一、第二、第四各厂向东亚兴业会社举债350万日金。1929年申新收买英商东方纱厂为第七厂，表面上好像是民族资本吞并帝国主义纱厂，其实申新买得以后，立刻就向汇丰银行进行抵押借款，这笔债务，一直拖到1935年还无力清偿，名为华厂，实际是在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服务。凡此，又说明尽管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猛烈地吞并小厂，但，这从事兼并的民族资本本身仍不免要被帝国主义所蚕食兼并的。
以上所述，可视为1914—1931年间民族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第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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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业》，页147。
(2) D. R. Gandgli, Industrial Evolution of India, London, 1929, 2nd. ed. p. 262.
(3) 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业》，页176。
(4) 根据王子建前引书统计附录，页Ⅰ所载数计算。
(5) 据A. S. 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India，p. 22所载数计算。
(6) 1919年11月1日起，日本且限制20支以下之粗纱出口。见Trade Reports，Pt. I，1919，p. 4。
(7) 日本输华棉布在其棉布总输出中之地位，战前约当60％至80％；1914—1922年间约当50％至70％；1923年后因南洋市场之开拓，输华量遂减，惟1923—1931年间，仍常在40％以上。中国以次日本海外市场之最大者为印度与南洋群岛，然两处合计，不过30％上下。王子建：前引书，统计附录，页LXIV-LXV。
(8) Freda Utley, Lancashire and the Far East, London, 1931, pp. 43-45;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XVII, No.3, Sept. 1928, p. 471.
(9) Freda Utley, op. cit., p. 58; A. F. Lucas,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trol of Competition, London, 1937, p. 156.
(10) Freda Utley, op. cit., p. 52.
(11) B. Bowker, Lancashire under the Hammer.
(12) 王子建：前引书，页11；XIII-XIV。
(13) A. S. Pears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 Manchester, 1929, p. 36.
(14) C. C. Allen,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Control in Japan," Economic Journal, Vol. XLVII, No. 186, June, 1937, pp. 271，281.
(15) F. Utley, op. cit., p. 107.
(16) B. H. Ellinger, "Japanese Competition in the Cotton Trad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Pt. II, 1930, p. 196.
(17) G. C. Allen, British Industri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London, 1935, p. 229.
(18)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Trade, Survey of Textile Industries, 1928, pp. 24-26.
(19) B. and H. Ellinger, Japanese Competition in the Cotton Trade, p. 211.
(20) B. and H. Ellinger, op. cit., p. 211; A. F. Lucas: op. cit., pp. 154-168.
(21) A. S. Pearse, Th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 p. 46.
(22) British Economic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1930-1931. Report of Cotton Mission, 1931, p. 19.
(23) C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Effects of Mechanical Changes in the Cotton-Textile Industry 1910-1936,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
(24) "An experiment conducted by Laucashire Cotton Corporation indicated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prevailing in Lancashire, the ordinary Lancashire loom was more economic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fine cloths than the automatic loom; but this conclus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stand for the bulk lines in which foreign competitors have been most successful." G. C. Allen, British Industri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p. 249.
(25) 如1919年会员厂共有环锭3，435，932枚，走锭52，330枚；1924年，环锭5，100，056枚，走锭25，150枚；1929年，环锭6，795，502枚，走锭41，014枚。见王子建：前引书，附表，页Ⅱ-Ⅲ。
(26) J. Ryan，“Machinery Replacement in the Cotton Trade，”Economic Journal，Dec. 1930，p. 578.
(27) G. C. Allen，op. cit.，p. 248.
(28) F. Utley，op. cit.，pp. 195，215-218.
(29) F. Utley，Japan"s Feet of Clay.
(30) F. Utley，Lancashire and the Far East，p. 207，219.
(31) 《棉丝纺绩事情参考书》，昭和六年，下半期。
(32) 王子建：前引书，页11—12。
(33) 樋口弘：《日本对支投襕の研究》，昭和十四年版，页260—261。
(34) 详附录二，“中国纱厂沿革表”。
(35)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页250，252；按方氏所用资料为《中国纱厂一览表》，故实际应为1929年之情形。
(36) C.F.Remer估计日本在华棉纺织业直接投资，1914年7，900，000元；1930年195，653，000元（伪满洲12，331，000元，关内183，322，000元）。每锭投资额Odagiri估为150元；K.Uchida估为100元；Prof. Zenichi Itani估为65元，又每台布机450元；Remer系按每锭100元估算者。见C. F. Remer，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pp. 433，495。
(37) 《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报告》，页19；《国际贸易导报》，VIII，3，pp. 42-43；VI，12，p. 113。
(38) 参看大岛让次：《天津棉花之物资集散事情》，天津，昭和五年，页225—226。
(39) 《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民国二十年九月，页130。
(40) A. S. 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p. 149；聂潞生：《印棉运华联益会之成立及其经过》，见《恒丰周刊》，第80期，民国十五年四月十一日。
(41) 合同见《恒丰周刊》，第81期。
(42) 《恒丰周刊》，第80期。
(43) 徐玉辉：《济南棉业调查报告》，《纺织时报》，第1257—1264期；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111—113，122—123，151。
(44) 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2卷第1期，民国九年十月，页5。
(45) 《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页130。
(46) A. S. Pearse, op. cit., p. 157.
(47)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卷4期，页219。
(48) 滨田峰太郎：前引书，页295。
(49)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卷1期，页63。
(50)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张之洞致总署电一”及“电四”，《张文襄公电稿》，卷24。
(51) “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复沪局马道电”，《李文忠公书·电稿》，卷13。
(52) 千家驹：《中国的内债》。
(53) 《中国银行十九年度营业报告书》。
(54) 原书如此，疑有误。——编者注
(55) 以上各厂对日帝债务关系资料见经济研究所藏“日本大藏省编对支借款一览表”。
(56) C. F. Remer, op. cit., p. 413.
(57) C. F. Remer, op. cit., p. 512.
(58)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国纱厂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