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家考略

作者:孙楷第
元曲家考略

孙楷第著。1953年上杂出版社初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再版时著者做了较大篇幅的增补。全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稿(四个部分)。1953年初版著录元曲家48人。1981年增订版共著录元曲家85人。书中所论杂剧家和散曲家兼有。所论曲家多见于《录鬼簿》《太和正音谱》记载,也有仅见于《太平乐府》《阳春白雪》等曲集的。故而书中所论述的不仅有广为人知的元曲家,如“甲稿”中有石君宝、李文蔚、李致远、李好古、张小山、杨景贤等;“乙稿”中有王和卿、王实甫等;“丙稿”中有高文秀、吴昌龄、尚仲贤、罗贯中、周德清、杨梓等;“丁稿”有薛昂夫、马致远、刘唐卿、康进之等;也有许多名声稍僻的曲家,如撖彦举、奥敦周卿、阿里西瑛等。 该论著的研究方法采取从大量古籍中钩稽辑录相关材料,以考证元曲家的家族身世、名姓字号、生平事迹、性情交游等。通过材料的勾连比对发现问题,在曲家事迹、史籍记载等方面查误纠偏,发表己见。该著作广征博引,资料丰富。不仅广泛征引元明曲籍,还引录了大量元明清文人的诗文集、诗话以及史传中的材料,是一部研究元代曲家的重要著作。

孙楷第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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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奥卡姆的威廉著。1408年出版。从极端唯名论立场论述逻辑学。认为科学起源于个别物,但它却说明一般事物,即以一般概念来说明个别事物。把科学分为实在科学和唯理科学两类。实在科学以一般概念代替个别事物,而唯理科学则以一般概念代替别的一般概念和术语。认为逻辑学是一门唯理科学,它研究概念组合的方式方法,逻辑不是指示和代替某一事物,而是一种语言科学和记号系统,词项可以非意指地用为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名称,或者用为它们作为实例的口头或书面词语的名称。当词语非意指地用为词语名称时,它们具有实质指代;当非意指地用以称谓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时,它们是作为简单指代而使用。在推论方面,对析取命题与合取命题的对偶关系作了论述,还提出一些其他命题逻辑的原理和模态命题及其推理的理论。认为归纳法是指具有相似性质的个体以相似方式作用或反作用于相似的情况。着重说明逻辑是概念的概念,记号的记号,它制定一些规则,以确定记号之间的关系,使记号从知识的工具变成知识的客体,从而陷于逻辑形式的推演。

修辞鉴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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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与文论汇编。二卷。元王构撰。上卷论诗,下卷论文,采集宋人诗话、笔记、杂记而成,是元人对宋人诗文评价的辑录之作。王理《序》云:“《修辞鉴衡》之编,所以教为文与诗之术也。”又云:“尚辞者义亏,植意者事逸。义亏竭塞,事逸耗枯,皆不足以达辞辅理,于道则眊矣。”王构辑录宋人诗文评语,意在提供一种写作的“鉴衡”,即意与辞之间的谐调、双美。比如卷一,既引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诗以意为主”说,又引葛立方《韵语阳秋》“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即可见全书主旨之一斑。《修辞鉴衡》的另一价值,即宋人散佚诗话,多赖以保存。如《诗宪》,《蒲氏漫斋录》等。《诗宪》据郭绍虞《宋诗话考》,为南宋时书,作者本山谷、惠洪、范温说诗,明确揭示“夺胎”之法与“蹈袭”、“因袭”、“转易(翻案)”的区别与联系,是宋人诗学中极有价值的理论。《蒲氏漫斋录》关于江西诗派的“点化”一法,也有甚准确的评说。对研究两宋诗学颇有裨益。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说:“最初用修辞这个熟语正名本学的,却是元代王构(肯堂)。”认为王书虽不甚精,但可作修辞专书的滥觞。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则认为《修辞鉴衡》不能视为第一本修辞专书,第一本应是《文则》。

太上说青玄雷令法行因地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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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说青玄雷令法行因地妙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宋元。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此经言雷神温元帅之功德与神威。经文称:温元帅为上天丙丁之精、火帝之神。汉代化身降世,为翊灵将军。该神赤发青面,金甲红袍,掌握风雷,助法救民。唐天宝元年,温元帅奉太上老君之命,持符率领雷兵岳卒平定灾疫,剪除邪妖,保境安民。又称温元帅秘传「号令灵符五岳总印」于世,名曰「青玄地雷」诵奉此经,即可消灾祛病,使生民安泰。经中有颂、咒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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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别集。宋赵蕃著。南宋乾道、淳熙间曾刊其诗,十册,赵汝腾为之序(见方回《桐江集》卷四《跋赵章泉诗》)。然世久不传。《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依旧题厘为《乾道稿》二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后附《宋史·文苑传》本传及刘宰撰《章泉赵先生墓表》。武英殿聚珍本(福建本、广雅书局本)重刊此书,后有孙星华所撰《拾遗》一卷。《两宋名贤小集》卷二二四有《章泉诗集》一卷,选诗三十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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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的记录稿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于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第2卷2、3期合刊上,后收入《梁任公近著》(1924年)第一辑下卷和《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2册。梁启超在演讲中明确将民族与“种族”和“国民”区分开来,定义民族为处于某一特殊“文化枢系”中,与异系接触,产生“对他而自觉为我”意识(即民族意识)的群体,并依据这一定义来阐明“中华民族”的历史。他认为,中国自5万年前便存在人类,这些人类结成不同的部落,随着人口的增加,联系日益紧密,结成大的集团,其中黄河下游的集团,于大禹时代渐生民族意识,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诸夏。梁启超将中国境内人民分为中华族(即汉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六族。演讲的在主体部分即说明中华族与诸族混合,不断壮大,逐渐融合为一个“复杂而巩固之民族”的过程。最后,梁启超从地理、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多方面分析阐述了“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展”的原因。文章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叙述,阐发了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应用近代观点论述中国民族历史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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